本文摘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二章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
既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做了那么充分的准备，为什么最后没有发生武装叛乱？
这主要得力于中央的战略和上海人民的斗争。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就将这四个人交给了中央警卫局的8341部队，将他们拘留在中南海的一个地下室里，对外面全部封锁了消息。这就使得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无法了解到具体的情况，便于中央采取措施。
当时在全国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中，首先得稳住上海的局面，这就必须得不动一枪一弹地控制住“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
中央对于上海的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叶剑英元帅，对于上海成立工人第二武装早已有所防备，很早就命令许世友将军将最精锐的第六十军的兵力驻防在上海周围地区。各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时候，丁盛接替许世友当了南京军区司令员，但第六十军却仍驻防原地。这无形中给上海的武装叛乱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他们必须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到底是不是六十军的对手。
另外一个就是真要实行武装叛乱，上海人民也是不答应的，他们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在人民中的处境。如果上海人民都反对他们，那他们还怎么“统治”呢？
对于当时的上海，中央知道这是一件比较难于处理的事情，弄不好就会出现武装叛乱，那样就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不利于整个局势。
中央采取的具体措施，一个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将他们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马天水通知到北京“开会”，为了防止这些人动用上海的军队，同时还通知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同去，这就使得上海当时军政方面的主要人物都离开了，对上海失去了控制权，同时也分散了“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的力量，这是第一步。
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是湖北麻城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人正直，在上海时就与“四人帮”的骨干们进行过斗争，到北京后积极拥护中央决定，并与马天水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说起来真有趣。
当时与马天水一同被通知到京的还有江苏、山东、湖北三个省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的通知是很明显的，中央对上海周边的省都进行了相应的控制，一来防止上海有“动向”之后，“四人帮”在这些省的余党响应。二来一旦上海有什么新的情况，周边各省可以对其形成合围之势，防止事态扩张，波及全国。
当中央向这些省、市、大军区的负责人传达粉碎“四人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大家都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唯独马天水，向中央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见见“四人帮”，二是希望中央能对他们（指“四人帮”）宽大处理。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马天水等“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对他们主子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虽然张春桥当时兼任着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但南京军区的军权却并不在他的手里，担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是从小就跟着贺龙出来闹革命的开国中将廖汉生。1954年廖汉生是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1957年接替刘伯承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1960年任北京军区政委。此人办事胆大心细，他被通知到北京的两天后，便独自受命匆匆飞回南京，当天晚上召开了军区各军、师的负责人会议，对上海周边的军队进行了再次仔细的布防，防止上海出现突发事件，以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局势得到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