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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记忆】票证供应（长篇连载）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07 21:12:00 点击：744 回复：39
【沉重的记忆】票证供应（长篇连载）
1、票证年代（1）
现在的人们可以很自由地持币购买米面油等物品，但是很多年龄大一些的人们仍然还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90年代，粮票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票证，如果需要买米面油，必须出示粮票才成，甚至有人后来把粮票形容为“吃饭的护照”。可以说，粮票的出现、存在以及消失，也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票证年代的一个特殊记忆。
粮票走入家庭，是一个时代的开始；粮票走出家庭，走入收藏家的家中，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如今的孩子们对粮票充满了好奇。
方寸粮票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它蕴藏了许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深厚内涵，容纳了绘画、地理、民俗、历史、度量衡等各门类知识。粮票具有史料和文物价值，它翔实真切地记录了我国的那段历史，是一种实物档案资料。此外，粮票的文化、艺术价值也非常高，六十年代后，各地十分重视图案设计，精心选用本地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工农业建设工程、风土人情为票面图案，且采用多色印刷，从而使粮票有了独特的收藏价值。在这些粮票票面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毛主席语录、农业机械、人物花鸟、火车轮船等图案，还可以欣赏到那些展现新中国丰收的田野、沸腾的矿山、繁忙的海港、茫茫的草原的感人场面。
粮票史话
粮票是如何出现的呢？这还要从1953年谈起。1953年的粮食问题成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薄一波曾说：“建国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年至1952粮食年度为61:39；1952至1953粮食年度为56:44。”到了1953年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加剧了，农产品成为稀缺资源，甚至一度引发粮食危机。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陈云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
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严重威胁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集中精力，深入研究解决粮食购销问题，最后他认为，要解决粮食购销问题，经过权衡利弊，参考英国经验以及战时经验，他向中央建议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案。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当时陈云提出这个想法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强调，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被动。
在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就是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粮票的出现，“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在那个年代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在历史上，如果遇到灾荒年代，国家无法通过统一调配粮食缓解危机。有时连都城的粮食都难以保障，从而造成政权危机。而新中国建立初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粮食需求急剧扩大，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时期。通过统购统销，由国家直接控制农产品资源，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并促进了新生国家政权的稳固。薄一波对此评价说，统购统销制度，“在那种条件下，确实是‘粮食定，天下定’，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物价稳，则国家稳。“后来，我们国家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两次大灾难中所以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与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性作用也是密切相关的。”
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票证，粮票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粮票获取的主要途经，由城镇居民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本等等到指定国有粮店兑换。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由政府计划供粮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从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公斤和市斤并存、混用。面额有半两,很少,、壹两、贰两、伍两、壹斤、贰斤、拾斤，甚至百斤、千斤。
而粮票的票面设计均采取线条装饰图案，粮食发行机关印章均为方形，每套票的票幅规格一样，粮票的上边一般有齿孔。短短38年内，新中国所发行的各类粮票共约5000多种，上万个版本。譬如说，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1955年发行，由国家粮食部印制，面额有伍市斤、肆市斤、叁市斤、壹市斤、半市斤等，票面色彩多样，美观大方。在所有粮票里，面额最大的当属1967年发行的一万斤一张的粮票，而最小的仅有半两。若单从票幅上来看，最大的是1957年国家粮食部发行的“军用定额支票”，四枚票幅一致，均为150毫米×67毫米，竟与信封差不多大小；而最小的则是浙江省发行的10市斤粮票，为8毫米×9毫米，只有指甲盖大小。更为有趣的是，“文革”期间，武汉市某区革委会粮食局曾发行了一种“粮票储蓄存折”，它可以自由存入全国粮票和省市粮票，作用与银行储蓄存折一样。
2、票证年代（2）
在那个年代，粮票堪称是疯狂。居民迁徙必须考虑它，在当年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同样，如果没有粮票，只有钱也等同于没有钱，因为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上世纪50-8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这种情况下，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
在那个年代，国内的各个城市往往上演着这样一幕相似的场景。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每月的固定某几天，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粮票发放到粮店内，粮店再发给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而粮店职工的繁忙和辛苦劲儿也丝毫不亚于现在银行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居民买粮时，首先要求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粮票享有的待遇简直和钞票一样了。
50年代后期，粮票刚刚出现，六七十年代，粮票在那样一个几乎疯狂的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80年代初，粮票的作用同样重要，而且那时候堪称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在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由于稀缺，和其他票证一样，粮票有时被人们在黑市上买卖交易，这在80年代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过，这样的交易被称之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对象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判处管制、劳动教养、有期徒刑等。受此牵连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1985年，情况有了变化，主要是因为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统购改成定购，统销也逐渐转变成人们可以不用粮票的话可以买到议价粮了。1985年北京的粮食口工作人员就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在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此外，国营粮店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议价粮，与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不一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最初，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粮价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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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08 05:42:51
3、票证年代（3）
历史的选择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半公开地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
变化最初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那时，粮票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1983年，在日益依赖外来人口和人才的深圳特区，这种矛盾开始被政府重视。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初期，也是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筑工人和外来人员涌入深圳，粮食定量开始变得不足。外来人口没有深圳的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需用粮票购买的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总体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
当时深圳市领导认为，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不利于生产、流通，也不利于群众生活。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消息传出后，曾有深圳市民认为，“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深圳市领导下令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深圳经验影响了全国。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在粮票谢幕之前，更早开始销声匿迹的是各类商品票证。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各类商品开始供应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证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就北京而言，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应证。1987年，北京市停用侨汇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并于第二年开始停用肉票，蛋票、肥皂票、居民购货证等等。在全国来看，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到了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
新时代，新角色
粮票推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并没有淹没在尘埃，而是转而进入了收藏业，成为了收藏者的新宠。粮票虽然失去了使用价值，却被一些人用于收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集粮票市场。辽宁省1955年发行的第一套粮票，2004年市价超过1500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集粮票协会，民间还不定期出版《中华粮刊》、《粮票》等集藏刊物。由于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经年累月的岁月侵蚀，更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文物日渐稀少，珍品迭出，长期为海内外收藏爱好者所瞩目。
（选自中国文化网）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09 07:26:58
4、辛酸的往事（1）
这是一段辛酸的往事。
75岁的李长生老人，在年轻时候曾经参与过社会治安管理工作。据李长生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天津一名擅长工笔画的工人，妻子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她的粮份，两口子只好吃一人份口粮。情急之中，他耍小聪明打了一个歪主意：画粮票。于是，他向同事借来一个面额5市斤的天津市地方粮票，施展全身解数，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一张粮票。当天晚上，他怀着忐忑而兴奋的心情跑到家门口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借着店内灯光昏暗，拿着画好的“粮票”，准备和老婆饱餐一顿。
谁料想，当年人们对粮票的敏感程度，不亚于如今人们对于假钞的敏感度，更何况饭店收款员整天摆弄粮票，只要粮票一上手，便知真假。结果，这名工人才子不但饭没有吃上，还被当场扭送到派出所。不久，他被宣判为“伪造粮票罪”，被判刑5年。据说在其他省市，犯下“伪造粮票罪”的人还不止一个。
因为一张粮票而犯罪，这在今天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今天，对于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能见到的物品；对于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的影子，但早已经没有印象了；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而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的价值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更重要，在六七十年代物质贫乏的历史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命。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票。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10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二三角钱。
粮票和票证制度的兴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产物。
1950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5、辛酸的往事（2）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甚至在湖南，还曾经有过“香干子票”。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的东西，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
“看到现在商店里的自行车和手表泛滥成灾，像是卖玩具似的，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北京通州东阁雅舍小区的梁大爷在回忆粮票往事时感慨颇多，他说，“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机关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常常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粮票从人们的生活走进博物馆，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刘先生还记得，在他的生活中粮票带来的一段小插曲。1979年6月，住在北方的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南方旅游一圈儿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因为，实行粮票的年代，河北省粮票只限于在河北省内使用，跨省便作废。所以，走出河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顾客主食吃的。
刘先生与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旅行结婚，一晃十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3市斤河北省粮票、2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2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10个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回返。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省着吃，勉强回到了北京。
刘先生回忆说，那时候，到外地出门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一律用当地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所以，出门起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精打细算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不是在外挨饿，就是铺张浪费。因为，对于百姓居家过日子，全国粮票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粮票基本上都有所盈余。
当时，富余的粮票是可以用来兑换鸡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的，比如说，十斤粮票换一斤鸡蛋，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当时市民张建华家中厨房里用的一个多层塑料三角架，就是用200斤粮票换的。
其实早在1985年，中国政府就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物资慢慢丰富起来，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粮票，可选择”；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吃饭时，不再用“全国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
直到20世纪后半叶至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依然是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1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油的消耗量是半斤，肉的消耗量是一斤，吃上一顿的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但那时候，老百姓的餐桌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终于在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终于在这一年“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摘自李桂杰：《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0 14:04:12
6、北京的票证供应
粮票——这个伴随了我们三十年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收藏品，被放进了纪念册里。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天灾人祸，出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都为吃饭发愁，一些地区甚至饿死了人。
记的1960年，当我走进中学时，老师让我们登记粮食定量。按照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确定每人每月的粮食分配数量。当时十三、四岁的男孩子，一般的定量是每月不到二十市斤（十公斤）。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粗粮（即玉米面），三分之一是细粮（即大米、白面），因此就需要用“粗粮票”、“面票”和“米票”来区分（见附件照片）。另外，对食用油、白糖、肉、鸡蛋、牛奶、肥皂等副食和日用品，也要定量供应。
在北方，如果你想吃上一次鱼，或者嗑上一把瓜子儿、花生，只能等到春节来临的时候。即使是“人人有份”，也要排起长龙，耐心等待，凭本供应。对于买到手的几条冷冻带鱼和抄得发黑的花生、瓜子，人们绝对没有挑毛病的闲心，只会当作宝贝似的收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前来拜年的客人。
如果你要出差去外地，不仅需要准备钱，更重要的是准备粮票。由于全国各省的粮票都不相同，并且不能流通，所以到外地去时，必须用本地粮票兑换“全国通用粮票”（见照片）。这种“全国通用粮票”，简直就是“硬通货”和“外汇”，仅用本地粗粮票是不能换到的，需要搭配米票、面票和油票，才能换到，而且还需要单位开证明！
可以这样说，在粮食极度缺乏的日子里，最可宝贵的是粮票，第二才是钱。你可以用粮票换到钱，但却很难用钱买到粮票。
记得一次，母亲发现我生病发高烧，情急之下把刚刚领来的粮票塞进一本杂志中。等我们从医院回来，她却怎么也想不起粮票的去处了。这可是全家一个月的粮票啊！没有了粮票，食堂不能去，饭馆里的主食也不能买。也许您会说，不吃粮食没关系，多吃副食一样能活，还能减肥呢！可是，那个年代，没有粮食，也就没有多少副食可以买到。
当时的北京还算不错，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确实太贵了，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我家一个月没有粮票，除了靠亲戚、朋友接济一些外，就只能吃“高级点心”了。我和弟弟正在长身体，每天只能吃几块点心，那段日子怎么过来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不过，却记得后来我们找到了夹在杂志中的粮票，全家人喜出望外，从食堂里买回了许多“久违”了的米饭和馒头，一直吃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为止。
在那个年代里，对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来说，所谓“粮食关系”是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的。如果你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工作，除了需要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见附件），否则，你就无法吃饭。可见，粮食的短缺和实行粮票制度，对于人才的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那时，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他们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如果不够吃，只能另想办法。一些农民用自己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些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
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 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见附件）。当年，人们想买这些短缺商品，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看到现在商店里的自行车和手表泛滥成灾，像是卖玩具似的，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
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机关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更让人不安的是，近些年来，农民或是种不起地、或是无地可种，纷纷弃农经商和进城务工，使农业生产力水平下降。这样下去，是否又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呢？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年代增加了一倍，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又能靠谁来养活呢？
小小的粮票，蕴藏着许多故事，又时时提醒着我们：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好中国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把过去的老粮票放在镜框里，挂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以此来警示自己，教育后代。
附件：
北京的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
面票（可以买白面粉）
米票（可以买大米）
油票（可以买食用油）
全国粮票（全国通用）
地方粮票（只能在发行的省市用）
布票（可以买布料、衣服）
转移粮食关系证明
工业券（可以买手表、自行车）
买手表的发票（攒够买表的10张券需要一年）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0 17:33:22
7、第二货币——粮票
因为一张粮票而犯罪，这在今天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今天，对于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能见到的物品；对于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的影子，但早已经没有印象了；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而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的价值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更重要，在六七十年代物质贫乏的历史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命。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票。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10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
粮票和票证制度的兴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产物。
1950年，新成立的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当年还有一些特殊的“粮票”——购买短缺工业品（如手表、自行车）的“工业券”和购买布料、衣服的“布票”，甚至在湖南，还曾经有过“香干子票”。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的东西，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
“看到现在商店里的自行车和手表泛滥成灾，像是卖玩具似的，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北京通州东阁雅舍小区的梁大爷在回忆粮票往事时感慨颇多，他说，“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机关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常常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粮票从人们的生活走进博物馆，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刘先生还记得，在他的生活中粮票带来的一段小插曲。1979年6月，住在北方的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南方旅游一圈儿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因为，实行粮票的年代，河北省粮票只限于在河北省内使用，跨省便作废。所以，走出河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顾客主食吃的。
刘先生与妻子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旅行结婚，一晃10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3市斤河北省粮票、2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2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10个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回返。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省着吃，勉强回到了北京。
刘先生回忆说，那时候，到外地出门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用当地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所以，出门起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精打细算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不是在外挨饿，就是铺张浪费。因为，对于百姓居家过日子，全国粮票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粮票基本上都有所盈余。
当时，富余的粮票是可以用来兑换鸡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的，比如说，十斤粮票换一斤鸡蛋，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当时市民张建华家中厨房里用的一个多层塑料三角架，就是用200斤粮票换的。
其实早在1985年，中国政府就规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可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很多时候，变化来得急促又没有声息。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物资慢慢丰富起来，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开始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某某吃食不要粮票，可选择”；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吃饭时，不再用“全国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等等。
直到20世纪后半叶至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依然是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1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油的消耗量是半斤，肉的消耗量是一斤，吃上一顿的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但那时候，老百姓的餐桌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终于在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终于在这一年“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2 08:25:42
8、粮票丢了之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粮票十分金贵。那时，市场上什么食品也买不到，蔬菜也很奇缺，人们全靠粮本上那点定量维持，所以老有一种饥饿感。好些人得了浮肿病，按规定医生可给浮肿病人开一小包“糠麸饼”，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我那时正在团市委机关小工厂劳动，在机关食堂就餐，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在食堂。每月，食堂按每个人的定量发给内部油印粮票。我那时由于体力劳动，特别能吃，有一次我放开肚子一顿就吃了五个大馒头，照这样吃下去，几天就会把定量吃完，所以，必须精打细算，有计划地、有克制地吃。每次离开食堂时，都觉得意犹未尽，心有余而票不足，只好一步一回头地离去。奇怪的是那年的粮食特别好吃，就连用“蒸量法”蒸出的玉米面窝头也是又暄、又软、香甜可口，至今记忆犹新。上大夜班时，每晚发给一个用代食品做的窝头，吃在嘴里像锯末一样，就这谁也没扔过，都吃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借谁二两粮票，都会铭记在心，念念不忘；谁要是丢二两粮票就会心疼的要命。但是，我却把一个月的粮票全丢光了，连一两也没剩下。
记得那天早晨一上班，刚把一个月的内部粮票领到手装在上衣兜里，衣服挂在车间墙上。一上午光顾干活，也没注意谁去摸过我的兜。中午开饭时一摸衣兜，坏了！粮票全丢了，连一两也没留下。我又回到车间，把地下、操作台上、机器旁全找了个遍，连影儿都没有。是谁偷去了呢？我又回到食堂观望，只见和我一个车间干活的几个工人，个个吃得满头大汗。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断了我一个月的粮呢？我站在那里发呆。管理员见我迟迟不买饭就说：“你到底买不买？不买我就关窗户了。”我说：“我把刚发的粮票全丢了。”管理员说：“你再好好找一找，让别人拿上就全吃掉了，我当然不能再给你发一份。”我说：“找过了，哪里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也没办法，你跟人们借吧！”一个月的粮票到哪里去借？谁有那么多粮票借给我？经我再三要求，管理员想出了一个很人道的办法，即他借给我一个月的粮票，说定分三个月扣清。就是说，我今后三个月，每月只能吃到定量的三分之二。我听了喜出望外，非常感激。就这样，我勒紧裤带坚持了三个月，才算把欠债还清。从此，再发了粮票，我都把它放在贴身的小兜里，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作者王一倚）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2 12:54:25
9、粮票的故事
今天，对于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能见到的物品；
对于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的影子，但早已经没有印象了；
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
而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的价值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更重要，在六七十年代物质贫乏的历史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命。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票。
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
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粮站里，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
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10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二三角钱。
粮票和票证制度的兴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产物。
1953年，开始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关闭粮食市场，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
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
一位先生聊道：
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老粮食人”了。为什么说他们是“粮食人”呢。因为，他们两代人都在粮食部门里工作。爷爷一直干到离休，最后在单位居住直至去世。
爸爸呢，现在还在国家粮食储备库里工作。我们可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粮食世家”了。
爷爷在世的时候几乎是一直同我们居住在一起的，他老人家平时没什么爱好，退居二线后，就喜欢平时同一些老人们下下象棋，还经常同我讲述他的一生故事，而这些古色古香的故事里，讲得最多的还数腾粮食工作和有关粮食的成长和粮食的计划供应之类故事了。
爷爷讲，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国家由于粮食产量很低，所生产出来的粮食远远不够全国的广大农民、工人们食用，为了调节和控制国家的粮食需求以及市场供应状况，国家实行对粮食以及油料计划供应和分配。
所以那时候，包括我爸爸在内部曾经历过的粮食的粮票和粮券分配和供应发放。
爷爷讲：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很难吃饱肚子。除军队之外，任何城乡居民实行每人每月，按年龄和工种发放粮票，凭粮票到粮站购买粮食。
爷爷讲，那时候，全国每人都实行国家统一标准的粮食供应计划。我们家虽说工作以及生活在粮站，却是不可能额外吃到计划外的粮食的，爷爷当时就掌管粮食计划供应大权，但他却丝毫不敢搞特权
。就连当时有许多亲戚处在饥荒地区，哭求爷爷能为他们搞点计划粮食，用于度荒充饥，爷爷宁可从我们家当时所供应的计划粮食中，拿出点粮票，让他带回去，到所在的地区粮站购买。
爷爷讲，那时的粮票有两种。一种是全国通用粮票，一种是各省、市自行发布的粮票。
全国通用粮票在全国范围内，无论什么省市区都能凭此票购买到粮食，还有一种省间范围内购粮的省市粮票，只用于省间范围的购买粮票。
当时，国家曾立法、立规，明文规定，所有粮食收购及供应权在国家掌管之中，任何个人和集体无权进行粮食买卖，否则，当投机倒把严厉惩处。
粮票呢，不得以商品交易形式在市场和民间买卖，谁违规了，谁将受到严惩的。
国家实行统购、统销，这样有利于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和调控。粮食作为国家的国计民生加以重视。
关于粮票的故事，既是爷爷常讲的“老掉牙”的故事，但它又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和过去。它足以说明我们的国家在那种特殊岁月，所采用的特殊方式、方法，对稳定国家大局以及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的一种必要的手段措施。
一位先生聊道：
记得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每人每月的粮食都凭粮票定量供应，对每户人家来讲，粮票是十分珍贵的。
很长一段时间，每斤大米的价格是1角3分七，必须凭1斤粮票才能从粮店买到。
到饭店买馒头包子，同样要付粮票，每只半两或一两。
如果没有粮票，大米只能偷偷地到黑市上购买，既要承担被人发现、抓住的风险，价格又比粮店高许多倍。
须知，那时人们的月收入很低，常买黑市高价粮吃是没法过日子的。
谁家要是不慎丢失了粮票，那是不得了的事，其严重性绝不会比如今谁口袋中鼓鼓的钱包被小偷偷去。
那年月，我正上中小学，也算喜欢干家务活，每次上粮店买大米时，口袋中的粮票如同宝贝一样放得好好的，生怕一不当心丢了，岂不要了命？
如同人分三六九等，当时的粮票也分等级，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地方粮票，只能在本地使用；另一种是全国通用粮票，可在全国各地使用。
单位中谁要出差外省，就必须想办法调换些全国粮票，否则到了外省每日三餐的问题就不好解决了。肚子瘪，能出好“差”吗？
今年春节，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粮票的小故事：有一年到老家奉化农村过年，没什么好带的，把一年积攒下来的三四十斤粮票全带上了。
当时油水少，人的饭量都大，用这些粮票买来平价大米，才到正月初三就吃完了，父亲带着家人就赶快结束拜年返回金华。
作者：怀旧隐士 时间：2014-06-12 16:17:35
20世纪50年代末，某些地方的恶官酷吏利用上级工作的一些失误，背着上级为非作歹、草菅人命，酿成了大量饿死人的惨案。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河南出现的“信阳事件”。党中央发现了这些严重问题后，果断地采取措施，严肃惩办这些恶官酷吏，为民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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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4 15:48:22
10、粮票和饥饿
说到粮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恐怕不知其为何物。然而，在建国以后的40多年中，粮票曾是人们每天须臾不可分离的“饭碗”、“命根子”；粮票，在经历过那个年代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粮票为1955年～1993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伴随粮食定量供应在流通领域粮食及粮食制品买卖的票证。粮票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购粮凭证。
粮票的票面额一般是１市斤、３市斤、５市斤、１０市斤、１市两和２市两。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餐馆里吃一碗米粉是一角二分钱，二两粮票；一根油条是七分钱，一两粮票，少了哪一样都不行。
记的1960年，当我走进中学时，老师让我们登记粮食定量。按照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确定每人每月的粮食分配数量。当时十三、四岁的男孩子，一般的定量是每月不到二十市斤（十公斤）。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粗粮（即玉米面），三分之一是细粮（即大米、白面），因此就需要用“粗粮票”、“面票”和“米票”来区分另外，对食用油、白糖、肉、鸡蛋、牛奶、肥皂等副食和日用品，也要定量供应。
自1953年起，内地百姓须凭票购买粮食，直至1993年止。
我于1951年出生在北京。和那个时代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小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的口粮很少，粮票和肉票就成了命根子。
记得那时候，我有时会去粮店帮忙领粮票。那时，每家都按照严格的配给制度领取口粮和肉。我记得家里一个月才能领半斤肉票，平均到人头上，每人每天连一两肉都吃不到，顿顿都是杂粮，所谓的菜就是用盐水煮一下。那时家里有个小窍门，可以暂时缓解一下难关。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小的合作社，合作社的女售货员和我家人是朋友。她有时会偷偷地通知我们，下班的时候去店里一趟。有时过去后，女售货员就会卖给我们一些没有一点肉的大骨头。这种大骨头在当时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买回家后，父母把骨头洗净敲开，用里面的骨髓熬白菜汤，这可是那时难得的美味。
1971年，我插队去了内蒙古牧区，暂时告别了粮票。可能因为牧区人口少，并且以肉食为主，不用粮票。但是每个月的口粮仍然定量用粮本领取。1975年我去西安上大学，再次接触到粮票。我记得那个时候，粮食仍然很紧张，发下来的粮票中粗粮居多。
每个学生都很珍视粮票，领到粮票第一时间就把它换成饭票，生怕丢了。基本上，每个月的粮票刚够用，女同学胃口小，可能会攒下一些粮票。那个时候，向同学借几斤粮票，是很重的人情。
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科研单位上班，粮食关系落到了海淀区的一家粮店，从此过上了按月领粮票的生活。1986年前后，粮食窘困的情况有所好转，那个时候副食渐渐多了起来，比如一些豆制品，家家开始有了积攒下的粮票。如果有朋友出差到北京，我就会用攒下来的粮票和他换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可以换鸡蛋等食品和商品，在紧缺的时候，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好几块钱。那时，商店里有议价粮出售了，不过价格较高，我们只是偶尔买一些荞麦等杂粮，来调剂生活。
1984年，政府发出通知要取消布票。此前，买布做衣服也是受限制的，一人一年能领一次布票，大约合10余尺布。布票取消的消息传出来后，很有意思的是，老百姓都将信将疑。社会上并没有出现用积存的布票抢购布匹的举动，大家都在担心政策会不会反复。这可能是长期谨慎过日子留下的习惯，大家很珍惜手中的票证，生怕万一政策又变回配给制，布票不够用。直到政策推行了一年后，大家才真的相信，布票的确取消了。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5 10:49:13
11、母亲的珍贵遗产——10斤粮票（1）
真是应了“红颜薄命”的说法，妈妈终生受苦。
我的外祖父家是上中农，不管怎样，肚子是能吃个差不多的。他们并没有因我父亲家道衰落而悔婚，而是如约将我的妈妈嫁到了我父
亲家。
妈妈新婚后，独自守候在那已经落败贫苦的婆家，常常饿着肚子。妈妈后来多次对我说，她经常在夜晚偷偷哭鼻子，叹息自己的命如此
之苦，嫁到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里。
她结婚前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模样，新婚后丈夫又出门
在外，那时妈妈确实指望不上父亲的关怀与照顾。
好在妈妈做人胆小谨慎，又贤惠宽厚，出嫁前与娘家嫂子关系不错，每次回娘家，她的大嫂子——我的大舅妈总给她烙两张饼子让她
带回婆家，饥饿时填充那辘辘饥肠。
妈妈也尽心回报我的大舅妈，那就是施展自己的一手好女红，给
我的大舅妈纺线、织布、做针线，讨我大舅妈的欢心。
我的老家曾被日本鬼子占领，妈妈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和其他女人一样从不敢轻易出门，万一要出门，就用锅底的黑灰，将自
己的脸抹得脏里吧唧，以躲避禽兽不如的日本兵。
妈妈曾说过她的一次历险。那天她独自在家，突然听到大门外传来日本鬼子特有的皮靴声，逃出大门显然是来不及了，妈妈拿起随时
随地准备好的小包袱，起身躲到了后院的磨坊里。
吓得不知所措的妈妈，在磨坊里浑身发抖，只听得那皮靴声越来越近，一直响到我家的上房，也就是紧挨磨坊的房子，鬼子如果在上房里找不到人，自然会找到上房后面的磨坊来，一想到这个结果妈妈
感到恐惧极了，后来就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妈妈醒了过来，耳边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她一
步一探小心翼翼走回前院，却没有见到任何人，家里也没有被人翻动过的迹象。
后来才知道，那天进到院子里的是我们的一个本家，他拣了一双日本鬼子丢弃的破皮靴，穿上到处臭显摆，结果将妈妈吓了个半死。
妈妈提心吊胆地生活在侵略者的统治下，还常年饿肚子，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我的父亲将她带离老家。
解放两年后，妈妈被父亲接来固原，日子比起在老家是强多了。但后来的数年中，多子女，多劳累，使妈妈没有机会休息养生，不久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低标准瓜菜代”时期。
父亲所在的单位曾一度停工关门，到固原一个叫做“后磨河”的
地方开荒种地去了。
开荒期间，父亲单位有一位姓王的青年职工突然发生剧烈的腹痛，父亲拉着架子车步行十三公里将他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肠梗
阻，说必须尽快做手术解救病人的生命。
可医院血库中却空空如也，动员本单位职工献血吧，大家都还在十几公里之外的开荒工地上，派人去叫往返也得五六个小时。
再说人人都饿得面黄肌瘦双腿浮肿，谁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献血，结果父亲便眼睁睁看着那位职工死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死者的年
轻妻子抱着幼子哭得死去活来。
发生了这件事后，妈妈更加操心父亲的健康了，她经常从我们全家人的嘴里克扣下一点粮食烙成饼子，补贴我父亲的生活，因为他毕
竟在从事着强体力劳动。
父亲便常在深夜时偷偷溜回家，拿到饼子之后再连夜赶回工地。有一段时间不见父亲回来，母亲放心不下就步行几十里路将饼子给父
亲送去。
托别人带吗？据妈妈说，即便是平时最老实最忠诚的人也靠不
住，因为人们已经饥饿到顾不得礼义廉耻的地步了。
每周给我父亲送去几个饼子，家里剩下的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每到吃饭时间，妈妈用舀饭勺子给每个孩子分两勺稀糊糊，几个孩子趴
在锅台边，眼巴巴地瞅着锅里不走，等待有可能的第二轮分配。
妈妈于心不忍，只好再给每个孩子添一点，我们“满足”地端着
自己的碗离开了锅台，却从没有想过妈妈给自己留了多少糊糊。
妈妈饿得浮肿，曾昏倒在大街上被人扶回家来。为了喂养她可怜的几个孩子，夏收后她带着我大弟去田里捡麦穗，有一次还被一伙农民追上来用扁担和棍子打了一顿。
那时，我常跟妈妈去居委会开会，听上级领导在会上讲：“最近阶级敌人又造谣生事，说什么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大家说，我们的粮食够不够吃”？会场上饥饿的人们便有气无力地呼应说：“够吃。”
主持会的人看见还有人不表态，就指明了问，你们那个角落，怎么不说话，够不够吃？于是被逼得无可回避的人们便只好也说：“够
吃。”
这时，主持会的人就说：“那好，现在我们来介绍增量法，即如
何用一斤米做出八斤米饭来……”
既然粮食够吃，谁还有必要去研究什么增量法呢？
最饥饿的年代过去了，妈妈的体质还是没有缓过劲来，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身体极度虚弱。大概还有严重的缺钙，经常浑身抽筋，
父亲数次找来中医给妈妈针灸。
后来，一个原因不明的急腹痛就成了压倒我妈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妈妈的忌日是五月三十一号，它和孩子们最快乐的“六、一儿童
节”紧连在一起，所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
五月三十号那天，我们兴奋的等着过“六、一儿童节”，但妈妈
却被抬进了固原县医院。
被抬走时正是中午放学时间，我刚进家门就见父亲送出诊的大夫走出去。没等我放下书包，妈妈就将我叫到身边叮咛我说：“妈有病了，要去医院。你请几天假在家看着重阳（我小弟），要听话，不要
惹你老子生气，你知道你老子脾气不好，小心他打你。”
妈妈满脸的虚汗和喘息的语调使我异常惊愕，我傻呆呆的，没有问一句妈妈的痛苦，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妈妈的话，只是惊恐而机械地
答应着妈妈的叮咛。
但心里却有一种莫名其妙而又非常可怕的预感，我的妈妈此一去将不会再回来了。这预感像一只巨手紧紧攥紧了我的心房，让我恐惧
得发抖，这预感让我这从来就不信迷信的人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作者：碧薇萍 时间：2014-06-16 09:07:17
现在的人们可以很自由地持币购买米面油等物品，但是很多年龄大一些的人们仍然还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90年代，粮票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票证，如果需要买米面油，必须出示粮票才成，甚至有人后来把粮票形容为“吃饭的护照”。可以说，粮票的出现、存在以及消失，也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票证年代的一个特殊记忆。
粮票走入家庭，是一个时代的开始；粮票走出家庭，走入收藏家的家中，又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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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6 21:16:08
12、母亲的珍贵遗产——10斤粮票（2）
妈妈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我一岁的小弟在我的怀里声嘶力竭地
哭闹着，他拼命舞动着小手向外挣扎，想让我把他抱到屋外去。
我抱着他满地转来转去，百般哄慰也哄不住，最后我自己也哭了起来。小弟直哭到满身是汗精疲力竭才沉沉睡去，而我却在恐惧的心
理中祈祷那可怕的预感不要被证实。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下午，我将小弟托给邻居阿姨照看，约了妈妈
的一个要好姐妹郑娘娘一起去医院。
刚走到城关二小门前，看见父亲的同事刘怀义叔叔迎面走来。他
拦住我们对我说：“你先回去吧，待会儿你爹领你们一起去看你妈。”
郑娘娘问：“她妈情况咋样？”
刘叔叔摇摇头说：“人已经……”
那可怕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我当即在街上放声大哭。等我与郑娘娘一同哭着走进家门时，见我家已经挤了一屋子人，父亲木然地坐
在凳子上不住地叹气，屋里满地都是父亲扔下的烟头。
据父亲说，妈妈断气前，还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哪！可不能让我
死啊，我的六个孩子会把我哭回来的……
在医院后面那旧城墙上挖出来的，权且作太平间的窑洞里，我抚摸着妈妈冰凉的身体，预感到我的求学希望，将会做了妈妈的陪葬。
我的所有在课外阅读中建立起来的美丽理想，我的不做平凡女孩
的高远目标，一切的一切，都将被无情的狂风吹得无影无踪。
当时这是与失去母亲一样让我痛断肝肠的事，我的泪无声地流着，流着……
妈妈呀，我还要继续用优秀的成绩为你增添骄傲，让你与邻居说话时底气更足呢，我还要给你唱歌，给你跳舞，给你讲秦香莲自学武艺自己报仇的故事呢，我还准备挣钱让你过好日子呢，可你怎么什么
都不等了，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我悲愤地问苍天：为何偏在儿童节前夕，让死神带走六个儿童的
共同母亲？
六月一日那天，全世界的儿童都在欢庆自己的节日，我们却在给
妈妈下葬。
那是一个沉沉的阴天，妈妈的灵车顺着东关街向东门外的“冀鲁
豫坟地”进发。
沿途看见不少孩子带着鲜艳的红领巾，而我，本该也和他们一样
穿着新衣服戴着红领巾。
但此时作为妈妈长女的我却穿着白孝衣，带着白孝帽，连鞋上都蒙着白布，与作为长子的大弟用肩膀套着妈妈灵车上的拉绳，向着墓
地沉重地走着。
我哭得泪眼模糊，早已不辨方向，只是机械地走着，走着……老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好像是为我们六个可怜的孩子
洒一掬同情的眼泪。
到墓地时雨更大了，并且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们冒雨挥动着铁锹为妈妈打墓坑，雨水和湿土使他们两腿上都是泥
浆。
实在不能再深挖了，妈妈的棺木便被草草埋进墓坑中，当一锨锨湿溜溜的黄土带着砰砰的响声盖在棺木上并且逐渐将它淹没时，雨水
却神使鬼差地渐下渐停了。
父亲拿出买来的锅盔，将它们掰成碎块。打墓的叔叔们每人象征性地吃了一块，算是招待过他们了，在粮票极为缺乏的年代，父亲只
能做到这样了。
环视周围的坟墓大多都没有墓碑，而妈妈的墓碑也只是一块城墙
上拆下来的旧城砖。
当所有的人都转身往回走时，我朝着那座新坟凄厉地叫了一声
“妈——”，便又一次恸哭起来，大妹也朝坟堆扑过去，叔叔们当即将我们拉住并扯着我们转向回家的方向。
那时，我相信今生面对任何人的死亡都不会让我如此撕心裂肺
了。
妈妈感到自己不行了时，对我父亲说出，她偷偷存下的十斤粮票放在我家房梁上边……要知道，那不是吃不完剩余下来的，那是从我们全家的嘴里克扣下来的，是准备留到万不得已时候用的，是我家全
部的不动产。
那也是妈妈的主心骨啊，有了它，妈妈感到安全，感到踏实，所
以临终的妈妈，什么都可以不嘱托，但这几斤粮票她可不能不嘱托我的父亲。
其实，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不瞒她的长女，那粮票的事情，她也是告诉过我的。如果她不对父亲交待这一后事，我也会对父亲说的。
可能她怕我忘了对父亲说吧，所以在她临咽气前，将此事对父亲
做了专门的交待。
半生挨饿的妈妈呀，临死总算是为我们全家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
——十斤粮票。
可怜的妈妈啊，你怎么会想到，你去世多年后，我们已经不使用那可恶的粮票了，我们现在做饭时再也用不着用秤盘秤来秤去了，我们吃饭时，想吃几碗饭就吃几碗啊！再也不用怕吃了
今天没有明天了……
埋葬了妈妈后，父亲果然宣布不让我读书了。我停学回家做家务，但还是首尾不能相顾。顾了看小弟弟，就顾不得做饭；顾了做饭又顾
不上看小弟弟。
于是，紧随我的命运，大妹妹又被父亲决定停学，让她帮助我看小弟弟和做饭。
虽然我停学时，痛苦得犹如被别人把心撕成了碎片，但毕竟我知
道这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
而大妹妹却没有这样理智，她听说不让她上学了，竟发疯般的背起书包嚎哭着朝学校跑去，院子里的大妈大婶们拉都拉不住。那情形，
我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至今都认为那是人世间最凄惨的场景之一。
后来我又辗转迂回到林业中学上学，到师范学校上学，到函授大学进修等等，但大妹却终生未再踏进过学校的大门。现在，已经五十
来岁的大妹，每提起当初不让她上学的事，都会泪流满面……
从我们家庭的命运来说，厄运从母亲的去世即开始了。父亲中年丧妻，将要独自养育六个子女；我们是幼年丧母，像一群出壳不久的
雏鸡，已经失去母亲温暖翅膀的遮护。
先是我的四妹和三妹被叔叔接走，接到我们的老家，由我的婶婶
养育，后来又把我的小弟送回老家，将三妹和四妹换了回来，总之，一家人多年痛分两处。
文革中父亲又被群专，对我一家更是雪上加霜。父亲失去了自由，无法得知自己的子女有没有饭吃；我们漂泊在社会上，不知该到何处
去寻求庇护。
几十年后，当我与女儿谈起这些时，她一言拍板说：“文革是不
人道的”。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但对我却振聋发聩。
但对于妈妈个人来讲，从某种角度上说，她好运气，没有活到文革，也就没有了受辱的机会，也就不会因丈夫被群专而痛苦，也就不
会因后来的一切一切而心碎。
生活啊，你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待着我呢？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7 05:10:39
13、难忘的年代
1959到1961年的三年也是我这辈子很难忘的时代,那几年也是最艰苦的日子。
我作为上海户口，每月有轻体力劳动的口粮标准，大约每月有三十几斤，儿子女儿正在发育阶段，非常能吃，而无锡乡下的那半个家，却是严重缺粮。
无锡本来是鱼米之乡，但在那个年代，也出现了大量的浮肿病人，因浮肿而死亡的人不算饿死，算是病故，所以苏南地区没有人饿死。
幸好我家有一半人口是有定粮的，互相匀一下倒也过去了，她们没有得浮肿病。
那几年，在上海，粮食供应中有７０％是面粉，但这种面粉很不好吃，有人说是加拿大来的霉面粉，上海人很不习惯吃面粉，更不习惯吃这种面粉，但是没有一家舍得放弃购买。
除了粮食不够以外，其他供应也非常缺乏，蔬菜是老卷心菜皮，油每月四两，肉每十天二两，但不保证。
火柴，香烟，肥皂，草纸，煤球，豆腐都凭票供应，要非常节省才勉强够用。
每年发布票两尺六寸，要三个人才够做一条裤子．这几年，人人皆知都饿廋了，直到１９６２年才逐渐好转．
文革中，我是一个工人，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是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中，受到迫害的太多了。
他们大多数是善良的人，他们有教师，演员，原来的老板，有些老板也很可怜，开一家小小的店，居然也当资本家来斗。
由于我是老工人，常有人要我忆苦思甜，一辈子最苦的时候是两次，一次是日本鬼子占了上海，另一次就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当然，后一次是不能说的，只能和大家忆日本人时代的苦。
孩子没饭吃，都退学了。我刚记事时是1958年，我们村轰轰烈烈地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全村吃食堂，在原来的牛棚里，粗略打扫一下，地面垫上一层黄土，就成了全村人的餐厅。
饭桌、板凳及碗筷自带，吃饭时间看太阳，早晨日出高杆，中午日头正南，晚上太阳落山。
司务长敲响一块半截铁轨，当当脆响，全村男女老少齐聚餐厅，工作人员按各家人口、大人小孩比例分饭。但是明文规定，吃不饱不补，吃剩下的不准带走。
那年我3岁，见人一多就害怕，不敢吃饭。等大人吃完都下地了，我在家饿得直哭。
大我两岁的三哥，就带我找西临娘，给她饭票，她再找司务长，悄悄给我一份饭。我现在仍记得，那饭真香。(当时大娘在食堂工作，今年初过世，98岁)
1959年，取消集体用餐，各家凭票领饭回家吃，那时我大姐在南孝义上完小。
我在食堂领了三个窝头，是她一天的口粮。回家的路上，我把每个窝头肯一小口，对我姐说：“窝头蒸时太挤，粘去一小块。”大姐知道我饿，含着泪，什么都没说。年底，食堂停办。
以后多年里，我们家人口多，兄弟四人都是长身体的时候，粮食一直不够吃，糠菜半年粮。
大姐是莱芜一中九年级一班的学生，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就因为口粮问题，高中肄业。随即大哥也从完小退学，回家挣工分。
最可怜的是二哥，他考上莱芜一中，每天三个窝头成了家中最大负担，父母无奈，最后决定，学不能上了。
我至今不能忘记二哥从学校回家，同父母吵，哭闹，父亲无奈地摇头，母亲含泪叹气，二哥无助的眼神。最后他退学去修铁路，因为那里管饭。半截子高中生，成为二哥终生遗憾。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7 10:56:38
14、困难时期北京的票证供应（1）
前些天在家翻找老照片时，无意间还找出了许多十多年前的北京市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还有一本“北京市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
看着这些粮票和粮食供应证，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一幕幕的展现在脑海中。
联想到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股冲动让我把听到的、看到的和经历过的都记录下来。
自1958年的“大跃进”后，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的空前大饥荒。
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的北京市民，每人按月发放粮票。
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
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
代乳粉票和婴儿粮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
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只好用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
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市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
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但品种不限。
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
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7 17:06:49
15、困难时期北京的票证供应（2）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
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
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
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国庆、十一、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无包装，自备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的，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但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儿品种不多。
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
同年国庆，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
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花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等约18处）。
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
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够打补丁用。
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
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
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的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
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运动鞋、……各类箱包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那几年，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
居住在北京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
要说的太多了，先写到这吧。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欢迎拍砖！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8 05:45:45
16、没票寸步难行（1）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发行的票证和购粮证，其中最小单位的粮
票才半两(25克)。
1993年5月10日，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第一天，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
粮票的启用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各种粮食票证便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正式开始。
那是一个回忆起来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没票寸步难行，成为那个时代留下的最鲜明烙印。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
从事了42年粮食工作的袁恩昭，在上海市粮油票鉴赏录中翻了很久，找出一张拇指大小的粮票。
“两钱半”，袁恩昭说，这是上海最小面值的粮票，在全国也很罕见。它只是为方便市民买一根油条时使用。
在这个鉴赏录中，收集了大到2000公斤，小到半两、两钱半的小面额粮票。还有糖票、布票、肉票、家禽票等数十个品种。
2008年1月10日，这位66岁的退休干部说，“那个年代没有票，一个人寸步难行”。1955年开始发行的粮票，在计划经济年代是起到过作用的，能保证物质匮乏时期，人们“虽吃不饱，但饿不死”。
但是，市场经济改革使得粮票退出了流通。
继广东在1992年4月全面放开粮价之后，1993年1月1日，浙江也取消粮票，紧接着，三四个月后，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北京也宣布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取消粮票。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供应紧张，上海粮票最小面额“两钱半”
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的袁恩昭认为，粮油票在那个年代功不可没。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的粮食工作会议都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袁恩昭说，那时，要自力更生吃饭，必须勒紧裤腰带。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所有人，只能统购统销，定点定额供给。
粮票在上海的诞生始于1955年。此后，上海发行了粮票、饲料票、油票、副食品票、日用品票等200多种票证。其中，粮票票面面额从两钱半到1.4万斤等共计46个票面，为全国之首。
袁恩昭当时负责粮票的发放工作，上海由于人口最多，粮票发行量也最多。另外粮票比较小，用的是防伪的特殊纸张。
上海最小面额“两钱半”的粮票当时在全国出名。出差到上海的人无不为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折服。
袁恩昭记得，上海人原来吃早点，有“四大金刚”一说。烧饼、油条、稀饭、豆浆。往往一个成年男子的早点是两个烧饼加一根油条。为了使那一根油条不找零，就发明了“两钱半”的粮票。
除了粮票外，当时的粮食局还负责发放糖票、蛋糕票、家禽票、肉票、鱼票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多数市民每人每月限购2两油，改革开放后，逐渐涨到每月半斤到一市斤。
“最早发行的粮油票，现在很难找到。”袁恩昭说，在那个年代，人们每个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不到月末就能把粮油票回笼到粮店里。
粮食部门收回粮油票后，工人将收上来的粮票一张张贴到报纸上，然后用毛笔一行行划掉，再拿到印厂销毁。
在1993年以前，上海粮食局有1300人负责给全市居民发放每月的粮票。每到每月的20号以后，下个月的粮票由他们送到社区里。当月的粮票若用不完则过期作废。
袁恩昭说，上海人比较精明，常会有节余的粮票。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粮店才答应帮忙代为储存粮票。
除了上海粮票外，还有一种全国通用的粮票，人们称之为“满天飞”。拿着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各地出差，并且不会过期作废。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8 16:35:42
17、没票寸步难行（2）
粮食定额计划供给，市民害怕外地来亲戚
据袁恩昭介绍，当时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购粮本，上面写着家里有多少人，定量多少。然后按计划发放粮票。然后居民再拿着粮票购买粮食。
“购粮时粮本和粮票一起使用”，袁恩昭说，粮店的人对照粮本上的定量卖给居民粮食，如果超过定量，就是有粮票也不能卖。
袁恩昭回忆，那时，上海人很害怕有外地亲戚来。一般的职工定额是29斤大米，自己有时都不够吃，假如再多一个人，不到月末就会断炊。
据上海市退休职工林纾说，当时他的每月定量是35斤大米，比一般的职工多，但是到26号，家里常常就没大米吃了，要靠一些粗粮掺着吃。
林纾说，那时有外地亲戚到上海，他太太会交代自备粮食，或带着全国粮票。“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大家对粮食情况很了解。”袁恩昭说，当时按照不同的工种，粮食的供应也不一样，大学生以及特殊工种要高一些。
袁恩昭认为，当时的定点定量供应其实是让人们“吃不饱，但饿不死”，那个时期，国家要保证所有人都能维持基本生命。这项工作在当时很不容易。
提起使用粮票的年代，袁恩昭这位长期给上海市民供应粮食的老处长觉得心酸，“你知道吗？上海市民吃了数十年的陈粮。”据介绍，在1993年粮食放开之前，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市场的标准有四个字“推陈储新”。
每年把新米储存起来，将快要放置3年的陈粮推到市场上供应。袁恩昭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国家的损失，多储备些口粮，“因为粮食存储三年就不能再食用了。”
那时，上海居民吃粮都是由定点的粮店供应，供应什么米就只能吃什么米。
袁恩昭说，上海人喜欢吃粳米，这种大米蒸出来软，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无法保证粳米的供应，每人每月只能供应3斤，其他则是长条状的线米。
有一次，一位新任的上海市副市长专门到粮食局商量，能否多供应些粳米。但是协调多次，也无法满足。
“不是我们不供应，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弄到。”袁恩昭说，他们考虑着将粳米储备着，能保证春节的时候给每人提供6斤粳米过年。
林纾说，那时粮食提前吃完，可以等到26号去粮店提前买，这叫寅吃卯粮，以后逐月地提前买，慢慢节余出来亏空。
袁恩昭记得，对于提前购粮的居民，粮店的职工就会上门调查。“粮店的人指着鼻子问，你为何多买粮食，有没有把粮食倒卖给别人？”
在当时，倒卖粮食是违法的。袁恩昭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国家部门的负责人见自己单位的粮票有节余，就把多余的粮票拿到市场上想换点猪肉改善职工的伙食。结果被抓，受了处分。
定点粮店控制居民流动，粮票管理严过户籍
在使用粮票的年代，商品粮是个火热的词。农村人进城，如果转了粮食关系。吃上了商品粮，则意味着“鲤鱼跃龙门”，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袁恩昭说，商品粮定点供应，其实也有很多苦涩。当时很多上海的老人反映，希望粮店能帮忙送一下粮食。
因为每月近30斤粮食要到指定的粮店领取，不是指定的粮店，就算开在家门口，也不能在那里买粮。
很多定点粮店都不会离居民家很近。为了购粮，一些居民往往要坐公交车，背着粮食回家。后来，粮食局规定，只要是五保孤寡老人，他们可以送粮到家。
袁恩昭介绍，一个粮店限制了所有在它那里买粮的居民。谁家有几口人，吃多少大米，定点粮店一清二楚。离开了这个粮店，居民到外面则无法吃饭。
“粮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袁恩昭说，现在的人们体会不到，定点粮店可以控制居民流动，“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
计划经济年代，上海市控制人口办公室主要由粮食局和公安局组成，袁恩昭说，上海市每年进人都有计划，如果没有向粮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户口转到上海，也是没有商品粮证的。
袁恩昭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上海市铁路局招进来100名外地火车司机，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吃饭成了问题，铁路局的领导先找到粮食局，造好了粮食计划，才去公安部门申请了户籍。
这位曾经的粮食供应处处长说，那时，他可以出入上海任何一个部门。不管是保密单位还是重要机关，他都可以去过问对方的粮油情况。
家庭主妇用粮票换鸡蛋，粮食局工商局追查
改革开放后，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国家一直在平衡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粮食差价。
袁恩昭举例说，1991年前后，为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当时国家的稻谷收购价是1元钱，而市场上大米的价格仅是0.6元。中间的差价由国家承担。
在此前后，上海前前后后分26次逐步放开粮食市场。
“粮食放开后，上海市民竖起大拇指，说生活水平提高了，购粮方便贵点也无所谓”，袁恩昭说，但是也有人担心，假如以后出现供应紧张的时候怎么办。
他记得，有几次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谣言。粮食局的运粮卡车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从外地紧急调粮进沪，平息了市场的恐慌。
“粮食涉及到千家万户，放开粮价只能小步走，可不敢走大步。”袁恩昭说，经过他们数十次谨小慎微的调整，在1993年4月1日正式取消了粮票。
其实，在上海市民的心目中，粮票退出舞台要比这个时间早。林纾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不大使用粮票了。
袁恩昭记得，当时一些家庭主妇用粮票跟郊区的农民换鸡蛋。粮食局同工商局一起去查，抓了十几名用鸡蛋换粮票的农村妇女。但是最后无法定罪，还是把人放了。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19 16:54:53
18、没票寸步难行（3）
粮价放开，便利店电话送米到家
粮价放开后，上海市粮食局成立了良友集团，主要负责粮食市场及供应。由袁恩昭牵头，上海市成立了近500家良友便利店。
“现在居民购粮，一个电话就能把大米送到家里。”袁恩昭说，还有些粮店会上门登记各家吃粮食的情况，到快吃完的时候，会主动上门把粮食送到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一位领导给《解放日报》记者出了个题目，为何以前每人每月能吃29斤大米，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反而大米吃的少了，有些人每月吃十斤都不到？
记者们找到袁恩昭，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时每天上海市要消耗“一艘万吨轮”的粮食。但这不仅仅是主粮，还包括饲养家禽、生猪，养鱼的粮食。“现在人们吃肉，吃油多了，这些都是粮食的转化物。所以不是粮食吃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
而且，粮食放开后，上海市粮食局供应的粮食的标准，由原来的“推陈储新”变成“推新处陈”。
由于市场供应充足，粮食局不再担心市民们的口粮问题，每年都向市场供应新米。粮库中储存的大米超过三年，则正常地转为饲料或工业用粮。
袁恩昭说，经过了粮食市场化改革，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粮油票从此进入博物馆。
转变的萌芽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
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
朱光荣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不然你到地方就买不到粮食，有可能挨饿”。
他说，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
粮票最先用于换购副食等食物，但很快它有了新的用途。
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
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
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
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朱光荣说，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
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
1987年，西安话剧院根据社会普遍现象创作的小品《换大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受到普遍欢迎。一夜之间，小品演员郭达走红全国。越来越多红高粱腔调的“换大米”吆喝声，响彻城市上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而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场变革其实早已发生。
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20 15:52:42
19、没票寸步难行（4）
1993年粮票取消：政府资金拮据粮食收购打白条
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取消粮油票第一天，北京市朝阳区西石门粮店和往日一样平静。
1993年，粮票被取消了。
计划经济时代渐行渐远，并不等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帆风顺。1992年市场经济目标甫一确立，人们就发现大量的非市场力量以更加强大的手段进入了经济生活。
粮票取消了，但农民遭到新的“白条”的束缚；市场正名了，但经济遭到新的权力的操纵。
经济学家魏杰当年有一个著名论断：1993年出现“通货膨胀”，实质上是“通货腐败”。大量“官倒”炒房地产、炒股票、炒期货，是比“物资倒爷”破坏性更大的“货币倒爷”。
“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是1993年的一个历史隐喻。作为全面迈进市场经济的第一年，各种组织似乎都还更习惯于用旧的控制农民的方式去控制新的社会。
“马家军旋风”因此一度辉煌至极；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也因此一度被查禁，他被指责为“仍以农民的观点看待大城市里发生的一切”。
当然，新时代前进的步伐更不可阻挡。1993年，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家长制”色彩过浓倒台了；国家行政人员也开始脱离乡土气息，换上公务员衣装；走得更远的人则在迈向国际社会，尽管北京人在纽约的生活很没落，尽管中国人在蒙特卡洛的申奥很失败……
1993年，新旧时代交替的痕迹特别明显。
当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代表委员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
告别粮票，从1992年4月1日就开始了，当时国家同时提高粮食的定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基本上实现了购销同价，在此基础上，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取消粮票。
1955年出现的粮票，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1993年市场经济目标刚刚确立，以至于经济形势在接续1992年的兴奋时出现了通货膨胀。
到1993年岁末，市场粮价直线上升，由南至北，迅速升温，优质米的价格普遍上涨1.1-2.0元／公斤，普通大米价格也上涨0.8-1.0元／公斤，其他粮食的价格也相应上涨。
这种特殊的民生背景，恰逢1993年对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的特殊纪念。历史记忆与怀旧情绪一起发酵，酝酿、膨胀成了一种在前进中甩不开的复杂社会心理。
粮票取消了，“白条”出现了
1993年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912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为什么粮价还会上涨呢？
“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时国内贸易部经济研究中心孟黎加刊文分析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92年粮食收购期间大量的“白条”，让粮农辛苦了一年后收入无法兑现，导致粮农种粮售粮的积极性下降。
比定价低让农民感受更深的是“打白条”。1993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再“吃粮票”的代表委员中，就有不少人提出“农业危机”的说法，说农民有许多苦衷。
因为1992年下半年来的6个月中，大量资金拮据的地方政府给农民“打白条”，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不满情绪。全国两会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于3月19日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
国务院明文规定，农民负担的费用每年必须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
但《人民日报》却发现：益阳地区的农民1992年人均纯收入为646元，调查结果表明，农民负担人均为62.96元，占收入的9.75%，超过农民当年纯收入增长幅度的5.4个百分点。
“这是怎样一个不等式！”《人民日报》呼吁“站在农民的角度想问题”，并分析说“打白条”现象的重要原因是“集资摊派繁多”。
例如，宁乡县东湖塘乡1992年建中心小学共投资90多万元，其中60多万元贷款和利息全部摊派到农民头上，人均50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6%。
当时，“人民的事业人民办”成为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政府部门和干部常常拿它做理由向农民收钱、派工；农民则抱怨说：“办不尽用之于民的事，收不完取之于民的钱。”
站在农民的立场看问题，让粮票退出历史的方式并不光彩，因为取代粮票的一度是对农民更加苛刻的“白条”。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惨痛教训。
“白条”欠了钱，钱又贬了值
给农民“打白条”，是因为政策性的收粮资金不够，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目标后，全国上上下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冒出了无数个“新摊子”、“新项目”。银行里的钱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
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7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31%左右。这其中，大量政策性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被转移或拆借。
据26个省市统计，从1992年初到1993年春，农村向县以上城市工业部门流出资金额高达524亿元。但是，到了农副产品收购旺季，资金却不能及时回笼，这是“打白条”现象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打白条”现象的背后，又是整个宏观经济的通胀格局。
北京市5月10日宣布取消粮票后5天，国家即上调银行利率1.19个百分点，显示中央对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强烈警惕。
手拎“菜篮子”的城市居民发现，高档进口家电一夜间上涨了千余元，国产洗衣机和其他家电价格也以20%、30%的涨幅往上蹿。
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一季度上涨了15.7%。在“打白条”欠农民钱的同时，老百姓又感觉到手里的钱贬了值。
进入6月，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越来越严重。江泽民总书记6月2日在讲话中的用词是“萌芽状态”，15日改称“矛盾和问题”，19日则进一步强调“突出矛盾和问题”。
朱镕基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职。银行开始把发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
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
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作者：人世之修 时间：2014-06-20 17:28:06
@鬼蜮幽魂
没有票证好？对不对？
民国好像没有哪一年不闹饥荒的，人家也没票证，这也好得很，对不对？
民国人均寿命才30-40岁，真的是天堂呢（能早上天堂，这就是福利，是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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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精溢谁求精 时间：2014-06-20 17:58:32
回复第19楼，@鬼蜮幽魂
9、粮票的故事
今天，对于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能见到的物品；
对于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的影子，但早已经没有印象了；
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
而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的价值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更重要，在六七十年代物质贫乏的历史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命。
一提起粮票，家住老北京城南已到花甲之年的王先生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他说，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2两粮票、7分钱；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8分钱；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1角4分钱；一个面包4两粮票、1角7分钱。到商店买点心、饼干，统统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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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粮食产量低，是粮食都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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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鬼蜮幽魂 时间：2014-06-21 06:24:53
20、煤票的回忆
提起煤票，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大都不熟悉,但在多年前，煤票家家户户都离不了。
七十年代初期，虽在矿区居住，每天能看到堆积如山的煤炭，但家家生活用煤，必须在附近的小煤窑购买。记得上中学时，一到星期天，早上要和父亲一起去五里远的小煤窑去买煤，七毛五买五十斤能装满一对小筐，一块四买一百斤能装满一对大筐，父亲担一百斤，我担五十斤，一路跟在父亲后面直赶。那时，家庭一般体力活就是担水，但离家很近，平时练下只会右肩担，不会换左肩担，走一段路就得休息一会，父亲则是左右肩换着担，经常是父亲比我早回家半个来小时。一担煤担回家后，累的满身是汗疲惫不堪，特别是肩膀压的映着血痕，虽然无奈但还是很庆幸，因为每次叫苦时，父亲总会说“你够幸福的了，老家你们的堂妹，虽然是女孩，天天肩不离担，山上山下跑，哪有这么平的路了”。
七十年代中期，学会骑自行车后，开始在星期天去矿上矸山上捡煤块，捡满一袋后用自行车戴回家。由于捡的人多，加之要经过很多矿车道，为此经常出事，不是被山上落下的矸石砸着就是让矿车压着，甚至有为此搭上性命的。时间长了，矿工家庭用煤问题，引起了矿上的重视，由于汽车很少，且一般用来跑长途，为了解决工人家庭用煤，矿上专门成立了“马车”队，每户一年解决四吨家庭生活煤。排队登记后送煤到家户。毕竟是城市，开始每当送煤的“马车”送到排房头较大一块空地时，小孩们都围着马和车看稀罕，常常影响往煤池里卸煤.....。
七十年代后期，汽车逐步多了后，取代了“马车”，矿工用煤开始发煤票，自己解决运输问题，那时司机（驾驶员）和医生一样成了热门职业，通过熟人才能找到车拉煤，关系近的给司机两盒烟，关系远的给点辛苦费，总之，不在为生活用煤肩挑人拉辛苦奔波了。后来城乡居民也开始发煤票，这样家家用煤就有了保障。随着发展，特别是煤炭紧张的几年，由于“双轨制”煤票也成了抢手货，专门有人打价格差“捣腾”煤票，家里用不完的煤票也就送给人了。
八十年代，随着煤气的普及，家家用上了一点就着、干净又方便的煤气，从此不在为煤而“忙乎”了。煤票和其他票据一样成“旧物”了。（阳泉 王忠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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