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死，一個不吉利的話題。人只要對生活還存有一絲憧憬，是絕不起這一念的，而這一念終歸要到來，無神論者是接受這個觀點的   。 

  歷史上許多偉人在預知即將離開人世時，為後人刻意留下些什麼，包括言語，行為。這是對自己的人格在身後一個延續，釋迦穆尼臨終前，學生苦問老師身後以誰為師，他說以戒律為師。這短短的幾個字影響了二千多年來佛教歷史，還有很多身為國家重臣的，一生鞠躬盡瘁，而我特意要提及李鴻章，這位晚清大人物臨終時一直擔憂自己被罵作賣國賊，真被他言中了，多少年來我們就是這樣批他的，在晚清這個愚昧的大國里，只有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廢除科舉，送少年出國留學，建水師，辦洋務，開銀行等，不就是他在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了字嗎，他若早死，中國就避災了嗎？是他把國賣了嗎？蔣介石把外蒙古都讓出去了，算不算賣國？現在南海諸多島嶼被小國占了，有誰站出來當回鄭成功呢？

 一念間又想起一人的死，每想到他總是思慮萬千。一個已經似乎被遺忘的人物，除了少數史學家還提到他外，即便是中央高層人物也不會在百忙之際想到他。七十多年前被蔣介石命令就地槍決的，他是瞿秋白先生，自稱是“一介書生”。

 現在已經少有人在關心這段歷史，因為這樣的歷史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商機，人已經進化得很現實，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的歷史是讓人提不起精神的，但他的的確確曾經在這塊土地上存在過，活過，他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真正讀懂人生的典範。我提起他僅僅是希望喚醒國人內心深處尚存的對自身生命的一絲思考，瞿秋白先生的偉大，瞿秋白先生的死是超越於黨派，超越於國家範疇的。

 關於他被捕入獄到刑場就義留下了詳細的資料，包括在獄中寫下的《多餘的話》和周圍人對他細緻的回憶都令人稱奇，我想首要原因他曾是共產黨領袖，其次他的人格是受人尊敬的，包括那些國民黨特務和在押他的36師師長宋希濂，都為他的學問和人品深感欽佩。我們在看待這段歷史時，必須要肯定以下的前提，那就是當時的共產黨組織和四九年建國的共產黨完全是兩種性質的，前者是聽命於蘇俄的共產國際，自身沒有什麼主義的奴才組織，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聲稱已經不是這個隊伍里分子，而是“一介書生”。他厭惡這樣的奴才組織，這不是他人生追求的理想，所以即便是死也不願意掛着這個名分的烈士分子留給後人。國民黨曾經開出很寬鬆的條件來換取他的生命，軍統說只要他願意隱姓埋名，出國考察，為國府在史學上做點事就可以免死。但他的回答是他厭惡三民主義，堅信這個主義不會在中國成功，所以他絕不屈從於三民主義旗下。他求死只是不願意出賣和他曾經奮鬥過的朋友，注意是“朋友”。而不是什麼“同志”。

     瞿秋白先生身為共產黨領袖是他曾經在蘇聯共產國際總部為陳獨秀做過俄語翻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就指派他回國擔任臨時中央常委，瞿秋白認為自己沒有對中國革命作出什麼貢獻，但在他就任期間，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百色起義。後來的歷史證實了，有了這些起義，共產黨才有了自己的武裝，才能在四九年將老蔣趕出了大陸。中國的這段歷史，瞿秋白寫了序言，才有毛澤東後來的洋洋文字。一九三一年，共產國際的米夫帶着他的高徒王明來到上海，將瞿秋白踢出政治局，視為“平民”。每月只發給他17塊錢充作生活費，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他被告知因病不能隨隊長征，留在了瑞金等着被捕，而比他病情更嚴重的徐特立，謝覺哉都走完長徵到了陝北。瞿秋白是被共產黨拋棄的孤兒，他厭惡共產國際這樣清黨做法，他懷疑起這些年來自己奮鬥的作為，尤其在獄中，他開始珍惜起自己的生命，他是熱愛生命的，他對生活充滿着渴望，同時在這之中悟到了生命的價值。

     被告知第二天槍決的消息，瞿秋白要了安眠藥想好好睡上一覺，黎明的絲絲陽光推醒了他。

    據當時執行槍決的特務連連長廖祥光回憶，一早帶瞿秋白先生去中山公園拍照，問他還有遺言否，瞿秋白道：

    “余尚有一詩未錄出。”

    便重返囚室，瞿秋白揮筆寫下絕句。

“1935年6月17日，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署仙境。瞿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秋白絕筆六月十八日”

      據當時的《申報》和宋希濂的回憶，瞿秋白神情自若，緩步來到公園涼亭，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瓮，便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言道：

     “人之公餘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

      隨後緩步走出公園，手持香煙，沿途用俄語吟唱《國際歌》，到達羅漢嶺刑場，選擇一處墳堆上盤足而坐，微笑道：

     “此地甚好！”

    並命儈子手正面開槍，坦然就義。時年才35歲。

     以當時的事態，國民黨雙手沾滿了多少共產黨人的鮮血，但惟獨對待瞿秋白槍決給了他高度的禮遇，對他獄中所寫的文章做了妥善的安排，最後沒給他上腳鐐，沒有像75年的張志新槍決前割了咽喉。沒有別的原因這樣對待已是階下囚的瞿秋白，是他人格的魅力所在。

        擱置起他的政治面目，瞿秋白先生在文學研究方面似乎更加有成，他是將馬克思和他的著作介紹給中國的第一人，同時他翻譯了許多蘇聯文學，他的俄語水平堪比林語堂先生的英語，在上海期間，他和魯迅夫婦來往甚密，魯迅將他視為文學知己，在和瞿秋白先生的飯餘閒談後，魯迅創作出多篇形如匕首的雜文，要知道魯迅的性格是極為自負的，能與他談笑有鴻儒者寥寥無幾。

        瞿秋白為自己的事業奮鬥過，只是不幸在中途倒下了，我們往往是記住最後跑到領獎台的英雄，對中途棄權者不會去濃墨重筆，這就是歷史，即給我們留下過去的真實，又因我們記憶的淺深將真實隱藏起來，使歷史變得有人為色彩而掩蓋了真實。上世紀八十年代，共產黨為瞿秋白對他在歷史上錯誤的評價進行了昭雪，瞿秋白值得共產黨員們去尊重，但同時瞿秋白這樣的歷史人物應該根據他《多餘的話》的原意對他在歷史上重新定位，而不是僅僅劃分在共產黨旗下，因為他已明確聲明他不是共產黨烈士，在他生前沒有看到毛澤東重建的共產黨組織前提下，尊重他的原意，是對他的死最高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