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大多數人都聽說過信陽餓死人的事情，也聽說過60年代餓死人的過程中曾希聖、吳芝圃、張仲良、李井泉這些地方大員在這場大饑荒中的作用。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造成這場悲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反瞞產私分】把群眾手中的糧食剝奪出去，而【千斤田】和【反瞞產私分】正是由【要吃糧，找紫陽】的著名【改革派】、【開明派】明星，至今還有人繼續神話的趙紫陽【發明】的。

這才能解釋為什麼趙紫陽這位老牌政客能在文革以前見風使舵，從一個地委書記步步升官直至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常委的；趙又在文革中繼續發揮他的投機才能，在10屆中央委員會中成為中央委員，在改開中又迎合鄧小平的口味，一躍成為政治局常委，之後更在1987年使用【背後捅刀子】的卑鄙手段搞掉胡耀邦之後，成為黨的總書記。只是趙在此之後，利令智昏地公開跟鄧小平攤牌賭博，最後輸的丟了自己的褲子。。。

除去一些人塗在趙紫陽臉上的油彩，揭開他的【改革】、【開明】面紗，還趙紫陽見風使舵、奉承拍馬的政客本色，還歷史一個公平，使後代免受鮑彤等人的忽悠，下面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趙紫陽的窗口。

天舒：大饑荒中反瞞產的來龍去脈

一、“反瞞產”是信陽地區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

對於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大批死人的原因，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看完中央工作組調查報告後他批示是因為“壞人當權”。在召集各級中央局負責人的會議上毛澤東對信陽事件定性說：“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着共產黨招牌的國民党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他進而推論全國到處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隨後，.中央肯定：“性質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錯誤，打着我們的招牌，進行大規模的最殘 酷的連續半年之久的階級報復。在一九六二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承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卻沒有真實交代“人禍”的具體內容；毛澤東說發生問題各級都有責任，也迴避中各級幹部和他自己究竟在哪些問題上負什麼樣的責任。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會議上決定按照1958年的標準，在全國徵購糧食1150億斤，1150億斤的徵購糧便成為了全國性大饑荒的根源。全國農民人均留有糧在1959年和1960年己急劇減少，從1957年的250斤減少到174斤。1959年糧食減產11%，徵購數卻增加了14.7%。為了完成徵購任務，相當一部分省、地區、縣、公社的各級黨組織按照毛澤東“反瞞產私分”的批示，級級相逼，用專政的手段強行從農民手中搜颳走的基本生活口糧。

實際上，從信陽事件看， “反瞞產”是大批死人的主要原因，因為殘酷的反瞞產運動，讓信陽農村無糧應對饑荒，加劇了天災對人的危害。全國也基本如此。

二、趙紫陽的報告是“反瞞產”運動的導火索

1955年年底毛澤東主持兩次省委書記會議，商議定出了《農業四十條發展綱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內，依靠農業集體組織，興修水利和採取各種增產措施，把糧食畝產提高到“四五八”目標——黃河以北地區畝產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長江以南達到800斤。

不少省委書記為了表示自己能幹，有作為，就謀劃着提前實現，其中最突出的是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和主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趙紫陽，他們在1957年就上報中央說廣東轄區內部的潮汕某縣已經平均畝產過了1000斤，叫做“千斤縣”，這個假典型材料經過書記處（編者：鄧小平為總書記）未加任何稽核而認可，並作為已經核實的材料上報毛澤東。在1957年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表揚了陶鑄趙紫陽諸人的能幹：“有規劃比沒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緊，‘四、五、八’就有危險，抓緊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細作吃飯，我國將來要是世界上最高產國家，現在已擁有潮汕千斤縣。‘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還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第238頁）。

本來毛澤東組織擬定的《四十條綱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實現四五八目標，但是陶鑄和趙紫陽一年就搞出來一個千斤縣，可見他們是多麼的能幹，毛澤東是多麼的保守啊！

千斤縣這樣的政績工程，不是那麼容易讓人信服的，畢竟共產黨高官中間職業農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計跟毛澤東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額外做些說服教育工作。陶鑄自己就親自出馬在《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文章《駁“糧食增產有限論”》，可能陶鑄的觀點在廣東省委內部還有異議，很快，趙紫陽就給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時的回應，並在當年的《紅旗》雜誌第六期上發表署名文章《從化四日——給廣東省委的一封信》，說“密植一定能夠增產，密植不會帶來倒伏危險，密植後出現的突出問題是勞動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頁）還在文中推廣他所總結的廣東先進農業經驗——複式插秧法，每一個坐在書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讓水稻產量短期內提高十倍，高產又不能讓一粒稻穀長成十粒那麼大（這個方面造假有困難），那麼剩下來的方法就是讓水稻植株多出十倍來（這個可以通過輟秧來人為地實現）。可以說，趙紫陽不僅通過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個政績工程樣板的認定，而且從理論上解決了高產的難題，從而為1958年各地高產衛星設計出了一律遵循的製造原理。

這個通過八大書記處稽核的“千斤縣”假典型，給各個省委書記以強烈的刺激，各省爭先恐後搞“千斤縣”典型。四川的李井泉在新昌縣搞“千斤縣”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縣搞千斤縣典型。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趙的典型更有說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自己親自擔任孝感千斤縣的指揮長，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是副指揮長，還邀請華中農學院的白教授作為顧問，在孝感北門立了一塊千斤縣的大牌子。這樣，到了水稻收割季節各種各樣的高產衛星就出來了。

問題是，衛星放出來了，糧食全是虛假的。1958年本身是個豐收年，各地完成了國家的徵收指標是沒有問題的，有的地方還超額完成了。1959年浮誇繼續，自然災害也開始來臨。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會議上決定按照1958年的標準，在全國徵購糧食1150億斤，1150億斤的徵購糧便成為了全國性大饑荒的根源。

中央的決策，是根據浮誇來的。浮誇的各級領導幹部，不能跟中央說沒有糧食是因為浮誇所致，就必須說出其他的原因來，作為浮誇的始作俑者，趙紫陽再一次站出來了。

趙紫陽1959年2月19日給中央寫信揭露廣東有瞞產私分 問題，說：自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輿論的中心，雷南縣一九五八年晚稻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為糧食問題着急的毛澤東於1959年2月22日批示了趙紫陽的信：“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範圍內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

毛澤東相信了趙紫陽，準備3月份上海開會統籌解決瞞產私分問題 。

三、鄭州會議毛澤東肯定瞞產私分是對的，沒有部署“反瞞產”運動

在上海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提前召開了鄭州會議。

1959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河南召開鄭州會議。在鄭州會議上，經過了調查研究的毛澤東自己給自己戴上富農路線的帽子，肯定五億農民瞞產私分是對的。他指出：“凡是瞞產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調、三提款。”，  “一個是瞞產私分，一個是勞動力外逃，一個是麿洋工，一個是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蔔，晚上吃好的，我很贊成，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制，河南分配給農民30％，瞞產私分15％，共45％，否則就過不了生活，這是保衛他們的神聖權利，極為正確。”。

毛澤東既然在會議上肯定了瞞產私分是對的，反瞞產就應該立即停止，而且，毛澤東的講話也應該迅速傳達全國，讓全國農民知道在瞞產問題上，毛澤東是支持農民的。毛澤東1959年2月22日給趙紫陽報告的批示自然失效，各級官員們不應該執行這個批示，而應該按照2月27日毛澤東的講話執行。

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應該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重新下達禁止反瞞產的文件，而且應該收回毛澤東對趙紫陽報告的批示。但書記處顯然是沒有做這些工作的。

四、毛澤東鄭州會議講話並沒有阻止一些省的反瞞產私分的腳步

1959年1150億公斤糧食徵購任務的完成，是帶有血汗的，其中相當一部分徵購糧是各省、地區、縣、公社的各級黨組織按照毛澤東1959年2月22日“反瞞產私分”的批示，級級相逼，用專政的手段強行從農民手中搜颳走的基本生活口糧。

廣東沒有被鄭州會議擋住反對瞞產私分的腳步，在搶奪農民糧食的時候，手中拿的就是毛澤東在22日寫在趙紫陽報告上的批示。

河南也一樣。鄭州會議就在河南召開的。1959年2月在河南開的會議，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是知道會議精神的，但為了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大力部署反瞞產，從農民手中搶奪糧食，導致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大批死人，成為屠殺河南人民的儈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