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955年以来一直实行着事实上的一党制，除了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外自民党一直大权在握。不仅如此，日本政治的家族性和世袭性特征也十分明显。这当然是海外反共老少海黄们、国内公知大V们不愿意让老百姓知道的。下面特地转载《日本政坛的“世袭政治”》一文，让网友们有机会了解这个现象。其实，美国的政坛也有这种现象，政治家族的美国【红N代】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川普上台以来的裙带关系网，更加肆无忌惮。因此，在指责中国红二代如何如何是由于【体制问题】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其他体制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体制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一样不符合事实，是一个大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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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为避免因旧病恶化等影响国政的事态将辞去首相一职。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安倍晋三对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说明，并正式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东京股市出现大量抛售，日经平均指数一度下跌超600点对累计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的辞职以示敬意。

“世袭政治”成为二战后日本政坛的一个基本局面，“一门三首相”、 “父子宰相”、“三代为官”诸如此类的现象日本民众也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日本的几大政治家族对于日本政坛以及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些政治家族中被我们中国民众所熟悉的就有安倍家族、福田家族以及河野家族。

日本政坛“父子档”(由上至下:安倍父子、福田父子、河野父子)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是安倍家族中的第三位首相，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祖父佐藤荣作都曾出任过日本首相。岸信介当上首相后，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成为首相秘书官。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前夕病逝。所以，安倍家族差一点就成为“一门四首相”的家族。

安倍家族合影（中间小童为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在2006年首次出任日本首相，后于次年9月宣布辞职。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出任首相一职，并连任至今。1982年，初入政坛的安倍晋三在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父亲安倍晋太郎的手下担任父亲的秘书官一职，并且得到过前首相福田赳夫和竹下登的大力提携。

安倍晋三与父亲安倍晋太郎

去年5月，《风云对话》节目组前往日本，并受邀进入日本首相府对话首相安倍晋三。201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被称为是中日关系的破冰之年。自2013年钓鱼岛事件发酵以来，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无论是在双边经贸还是民间交流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2018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标志着两国关系的破冰。同年，安倍首相访问中国。在采访里他对晓田说，相信更多的两国高层互访还会在未来继续。

父子宰相”福田父子的首相之路

与安倍家族一样叱咤日本政坛的另一个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家族，是福田家族。1980年，71岁的福田赳夫出任日本首相，而在27年后的2007年，他的儿子福田康夫同样以71岁的高龄当选日本首相。福田父子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第一对“父子首相”。

福田康夫与父亲福田赳夫

福田赳夫出任首相时，中国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为首相的福田赳夫是促成这一条约的重要人物之一。40年后的2019年，《风云对话》节目在博鳌采访到了福田赳夫的儿子，日本前首相、博鳌亚洲论坛前任理事长、现任咨询委员会主席福田康夫。

在与晓田的谈话中，福田康夫回忆到四十年前自己曾是父亲福田赳夫的秘书，与父亲一起共事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就任首相之后在治理国家与对华态度和政策方面的理念。福田康夫于2018年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三代为官”河野家族的官场记忆

河野家族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和地位也是可圈可点。日本现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就是河野家族现今在日本政坛活跃的代表人物，他的父亲河野洋平曾任日本副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及众议院议长。河野太郎的爷爷河野一郎曾是日本副总理。

日本前副首相河野洋平

现年56岁的河野太郎是家中的长子，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孝子。河野太郎曾在2002年“割肝救父”，被传为一段佳话。河野太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著名“知华派”外交官。1993年，在河野洋平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期间发表过有名的“河野谈话”，对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表示道歉和反省。虽然河野父子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二人在政治和历史问题上有着十分不同的立场。河野太郎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将他与父亲的观点混淆。

日本是亚洲近代史上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之一，也是政党政治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日本政党最早出现于明治维新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现行政党体制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建立而形成的。日本虽实行多党制，但却长期由自民党一党执政，“民主”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日本政治的独有特征。

日本政党政治的缘起

明治维新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量传入日本，为日本政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十九世纪70、80年代,日本有识之士为反抗藩阀专制,扩大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力发动了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 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地方自治，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其目的是要建立立宪民主制国家,史称“自由民权运动”。1873年10月,板坦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组建“幸福安康社”。1874年1月，其成员与从欧洲留学归国的小室信夫、古泽滋等人以“幸福安康社”为基础组建了“爱国公党”，这也是日本政党的雏形，但不久被迫解散。同年4月,板垣、片冈健吉等创立立志社，引发了日本各地结社热潮。1875年 2月，在立志社的呼吁下，日本各地的政治结社联合建立爱国社(1880年3月改名为国会期成同盟)。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参政热情不断高涨，组建政党的愿望也更加迫切。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召开第二次大会，将同盟改名为“大日本有志工会”，明确提出“团结广大人民,结成政党,根据自由主义把政党组织化”，同年12月，制定了《自由党结成盟约》。1881年10月，自由党正式成立，板垣退助任总理（即主席）。1882年4月,大隈重信创立立宪改进党。这两个政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正式出现了组织形态比较完备的政党，也标志着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体系正式形成。

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创立者，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

1889年2月,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史称《明治宪法》。作为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该宪法虽极大保留了天皇的权力，但接受了自由民权运动的部分要求,对于进一步打破封建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政党政治的形成。1884年10月，自由党宣告解散。1890年 1月，大井宪太郎等重组自由党，河野广中等组成大同俱乐部，板垣退助等组成爱国公党。同年9月,三党联合组成立宪自由党，1891年改称自由党。1896年，立宪改进党吸收若干小党改组成进步党。1898年6月,自由党与进步党合并为宪政党，组成以大隈重信为首相、板垣退助为内务大臣的“隈板内阁”，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宪政党执政约4个月,即因旧自由党系和旧进步党系争夺内阁官位而发生分裂。旧自由党系继续使用宪政党的名称；旧进步党系则改称宪政本党，后来又改组为宪政会。经过多次改组，这两个政党分别嬗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两大资产阶级保守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

日本早期的左翼政党组织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1898年，片山潜等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1月改组为带有政党性质的社会主义协会。1906年2月，日本社会党宣告成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发展，社会主义团体不断涌现。这些团体于1920年12月联合组成日本社会主义同盟，随后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26年3月，杉山元治郎等组织了劳动农民党。同年12月，该党分裂为4派：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农民党。这些合法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于1928年参加第一次“普选”，并取得8个议席。经过多次改组,它们于1931年7月合并为全国劳农大众党，1932年7月改称社会大众党。在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逐渐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1922年7月15日,片山潜等领导创建了日本共产党。

1900年，伊藤博文创立立宪政友会，标志着“1900年体制”的形成，即藩阀官僚与政党从斗争到妥协，到有条件地合作的体制。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年）。同年12月，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瓦解，桂太郎第三次出任首相，建立第三次桂内阁。其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了广大民众群体参与推翻第三次桂内阁的第一次护宪运动（大正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标志着政党与藩阀合作的1900年体制的崩溃，也开启了所谓的“大正民主”时代。“大正民主”指以大正时期为中心，日本出现的新思潮兴盛、社会运动活跃、政党政治发展等现象。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4年到1932年间，以议会为基础的政党内阁延续了7代，当时被称为“宪政之常道”。1932年5月15日，日海军少壮军人发动法西斯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遭到暗杀，5月26日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日本战前政党内阁时代结束。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维护法西斯独裁统治，通过所谓“新政治体制”，解散一切政党，成立以“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为宗旨的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标志着日本战前政党政治的结束。

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占领日本，在国内外反法西斯和民主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日本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化改革。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战前和战时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纷纷着手重建和组建政党。至1945年末，相机建立和重建了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日本协同党和日本共产党。其中，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等几经分化改组,至1954年11月,形成两个主要的保守党，即民主党和自由党。1947年5月3日,日本开始实施新宪法(《日本国宪法》),确立了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规定政府由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开启了建立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基础上的战后政党政治。与战前政党政治相比，战后政党政治虽在政党组织、派系政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已经是天壤之别。从政治体制上看，国家统治权的归属、依据及统治权的行使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为突出。从政党功能上看，战前政党在组织形态、政治主张等方面与与藩阀、元老、军部等统治势力具有密切联系，其主要功能在于协助维持帝国体制。战后的政党，则真正承担起了聚合和代表民意的功能，体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从社会基础看，战后的政治改革和解散财阀、土地改革等一系列举措重塑了日本社会结构，战后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

       在战后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粉墨登场，但真正位于日本政党政治舞台中心的不外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政党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新政党。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后期，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之间已经显露出对立端倪。随着冷战的开启，美国将日本纳入其全球体系之内并逐步改变对日政策，由着力打击日本保守势力转变为对其扶植，使日本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政党逐渐确立了在日本政治体制中的优势地位。战后最初的10年中，日本虽在表面上实现了多党轮流执政，但保守政党在历次大选中均占据绝对优势。为利用保守党的矛盾重夺执政地位，1955年10月，社会党左、右两派重新统一成立日本社会党。为与社会党革新势力抗衡，同年11月，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此后直至1993年，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均占据半数以上议席并维系了长达38年之久的一党长期统治。期间，社会党成为最大在野党，与自民党在众议院长期对峙，形成了代表保守主义的自民党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长期分居第一与第二大党地位，“自民党万年执政，社会党万年在野”的相对固定局面。这种自民党长期执政并占支配地位下的两大政党、两种政治力量对立与竞争（“保革对立”）的政党结构模式，被称为“五五体制”。二十世纪60年代日本公明党的成立，标志着中道政党（宣称政治主张不偏向左右任何一方）的出现，揭开了在野党多党化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虽然名义上是第二大党，但与自民党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在国会中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一半（在众议院自民党始终占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议席，而社会党不足三分之一），并没有任何上台执政的机会。因此，“五五体制”表面上看是自民党、社会党并立的“两大政党制”，实质上却是自民党占绝对优势的“一党制”，因此也有学者称其为自民党的一党优势政党制。

1955年11月，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图为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

20世纪80年代，自民党、社会党两强对立的局势开始出现松动。自民党丑闻不断，竹下登的里库路特事件和宇野宗佑的桃色丑闻使自民党形象受到重创；而1987年中曾根内阁强推的国铁分割民营化运动，又使社会党赖以生存的工会元气大伤，种种问题为55年体制崩溃埋下的种子。长期以来，日本众议院选举实行中选区制（一个选区选举2到6席），即单计非转让式投票制。在这一制度下，不同选区议员人数与人口规模存在严重失衡，农村选区议员人数远多于城市选区。自民党借此基本上赢得了农村地区选区的大多数议席，在野党的扩张及多党化趋势被局限在城市地区。客观上有助于维持自民党的一党独大地位。民众和在野党对中选举区制度和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结构性腐败日益不满，对自民党形成强大的政治改革压力。自民党内关于政改方案的分歧，则将长期积累的党内矛盾进一步放大，导致派系力量失衡和党的分裂,多位自民党议员脱党自立新党或者加入新成立的政党，力量进一步衰弱。198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失去了“半壁江山”即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迈出了崩溃的第一步。1993年7月的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虽仍是第一大党，但议席并未过半，失去了绝对多数优势。同年8月，日本新党（1992年5月由自民党分离成立）领袖细川护熙击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出任首相，组成了“非自民非共产”八党联合内阁，进而结束了自民党长达38年单独执政的政治局面，日本政党政治从此进入多党重组时期（1989—1998年），即“平成战国时代”。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的推进（日本于1994年开始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区并立制的选举制度），不仅进一步动摇了自民党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引发了朝野政党势力频繁重组。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首相7次易人，内阁9次改组。日本民众抛弃了自民党，但非自民党的细川护熙、羽田孜和村山内阁更令其大失所望。村山不堪国务之重负，主动将首相之位“禅让”给桥本龙太郎，使得自民党在“五五体制”瓦解两年半后重新掌握了执政的主导权，确立了新的“一党优先制”，即以自民党为核心实现多党联合执政，但已无法获得稳定多数。

在此期间，日本政党政治格局出现了若干重大变化。一是传统大党社会党急剧衰落，虽于1994年组成了村山内阁，但只是昙花一现，1996年改组为社会民主党后在日本政坛沦为边缘。二是民主党（1996年成立，1998年改组）一再壮大，成为日本政坛第二大政党。三是公明党成为左右日本政坛的“关键少数”。1998年，民主党、民主改革联合、新党友爱、民政党四党改组为新民主党，并在同年7月的参议院定期选举中巩固了其第一在野党的地位，成为“两大政党政治之一翼”，走上了不断扩大和飞越发展之路，开启了平成政治的两党竞争时期（1998—2012年）。这一时期，日本两大政党化发展趋势明显，自民党与民主党展开激烈竞争，且两党之间先后两次实现政权交替。2007年参议院定期选举中，民主党一跃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结束了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参议院第一大党的历史。2009年8月，在日本处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节，民主党乘民众对自民党多年统治普遍不满的东风，在众议院选举中毫无悬念地成了第一大党，不仅单独获得了过半数议席，而且一举赢得了众议院的“绝对稳定多数”的地位，建立了以民主党为主导，国民新党、社民党组成的新的联合政权。日本民众一度对此欢呼雀跃，认为终于终结了日本政坛数十年来不变的自民党的一党独大状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轮替。然而，民主党并未能承担其民众对其的期待，在3年多的时间内，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接连组阁，却都难逃高开低走的厄运，执政能力偏弱的缺陷暴露无遗，日本政坛又埋下了变动的种子。

安倍晋三，自民党总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日本第1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战后最年轻且任期最长的首相。

然而，自民党的“一强”，远非表面上那么简单。一方面，就选民基础而言，自民党的“一强”仅源自两成左右全体选民的支持。从国会众参两院的势力对比来看，自民党众议院势力之强已达该党执政史上的最高水平，其在参议院的势力也一度恢复单独控制过半数议席。但与自民党强大的国会力量形成反差的是其选民支持基础之弱。就众议院选举绝对得票率而言，2012年以来，自民党实际上只得到两成左右全体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从日本政党政治格局来看，自民党的“一强”不仅源于自身的强大，也得益于对手的羸弱及与公明党结成的巩固联盟。多年来，自民党始终保持稳定，基本没有出现过分裂重组，稳居第一大党之位。公明党则基本保持着众议院第四大党和参议院第三大党的地位。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始终保持稳固，连续3次大选控制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稳定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反观在野党阵营，除日本共产党外，各政党不仅处于相对弱势低位，而且一直不断分裂重组，无法克服分裂状态、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可以说，自民党的“一强”，既具脆弱性又具强韧性，虽在选民支持基础上存有危机，但与民主党、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相比，仍“家底”雄厚，非其他政党所能及；通过与公明党结成稳固执政联盟进而深化选举合作形成选举联盟，使其“一强”优势更具强韧性。从目前日本政党政治格局来看，建立在与公明党结成稳定执政联盟和选举联盟基础上的自民党“一强”优势，或将长期延续。

日本政党政治中独特的“派系政治”

长期以来,日本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是,最大的自民党内部存在数个大小不一的派别,俗称“派系”，又称“派阀”。派系是自民党内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其深深根植于日本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土壤之中，与自民党共生共存。历史上，自民党虽然多次尝试解散派系，但最后却都不了了之。派系联合已经成为自民党的生存形式。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甚至认为，“自民党是由数个派阀构成的联合体”。可以说，自民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派系盛衰与聚散离合的历史,就是一部无休止的派系抗争史。作为日本的第一大党，自民党其固有的派系政治对整个日本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各派系意识形态、代表的利益和政策主张不尽相同,常在党内进行激烈的争斗,其激烈程度不亚于自民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斗争。

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为自民党。两党的历史背景、利益政策取向各异,且合并是在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下仓促达成,使自民党在成立之初就存在着以两大党派若干实力人物为核心的派系，据说有11个之多。1956年的总裁选举是自民党派系政治发展的起点。在不同候选人展开激烈争斗的同时，自民党内各派系也由此进行分化重组。正是通过此次选举,自民党内的派系打破了原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旧有框架,重新确立了自民党的派系体系,形成了岸、佐藤（荣作）、池田（勇人）、大野、石井（光次郎）、河野（一郎）、三木·松村以及石桥（湛三）等八大派系，又称“八大师团”，这也是自民党派系发展的源始。此后，自民党总裁基本上是在派系领袖之间选举产生或协商决定。正如日本学者本泽二郎指出，“保守合并拉开了派系世纪的帷幕。”二十世纪70年代，自民党的8个派系，演变为福田派、田中派、大平派、中曾根派、三木派等5大派系，以及椎名派、水田派、石井派等3个小派系。当前，自民党的派系主要有清和政策研究会（细田派）、平成研究会（竹下派）、宏池会（岸田派）、为公会（麻生派）、志帅会（二阶派）、近未来政治研究会（石原派）、水月会（石破派）等。

派系是在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中，潜在的集团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其根源在于日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家”的观念。日本人常把自己工作的地方称作“我家的”，这一说法就源于 “家”的基本含义。日本社会的“家”具有三大特点，即:家长的权威性，家庭的优先性和相对忽视血缘性。家族更看重的是家庭成员为家族的兴亡做出了多大贡献，而不是血缘关系。派系作为集团的一种，兼有集团和家庭的特征，如成员对派系的忠诚，派系内部年功序列及纵式等级结构，派首与成员的亲子、恩庇关系等，其产生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出现了“藩阀”政治。在当时日本政府的内部，同藩出身者之间彼此关系密切，他们努力保护、照顾本藩的利益，不断将本藩出身者吸收进政府，试图扩大本藩出身者的势力，形成“藩阀”。派系政治与“藩阀”政治表现虽不尽相同，但均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和垄断性。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派系伴随着政党的产生一同出现于政党内部。爱国社成立后，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成员出身地区的多样化，就形成了地方性的派系。此后，政党内的派系由地方性派系逐渐向以“地理以外的因素”为基础的新型派系转化。战后自民党的派系活动，基本延续了战前政党派系的活动方式，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演化。就政治制度因素而言，自民党的总裁公选制、长期实行的中选举区制及其独特的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客观上也有利于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延续和发展。

由派系联合而成的自民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是以派系为基础进行的。虽然派系属于党内的非正式组织，但实际上每个派系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班子，有加入和退出的组织手续,经常开展各种活动。自民党的派系都是由自民党所属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党的核心干部所组成，派系政治的存在对自民党的政策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规模上看，自民党派系规模大小不等,多者上百人,少则几人、十几人。据日本政治学家研究，派系的最佳规模是20-50人左右。规模过大，容易出现分裂；规模过小，则无法满足“竞选自民党总裁必须有20名以上的议员推荐”的条件，不能竞选总裁就只能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从组织上看，派系人物都有自己的“个人后援会”，每个派系也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单位，有自己正式的组织名称,内部都设有分管总务、资金、政策、宣传等的部门。按惯例,各派系每周定期开一次由本派议员出席的总会。一般开总会的前天或当天上午，派系的核心人物和少数干部将先召开一次核心会议。核心会议是决定派系方针的重要场所，核心会议决定方针后再向总会说明。各派系所设立的事务总长,是派系的重要人物，不仅负责派系内部的总务，而且负责与其他派系的协调工作。因此，派系在自民党内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在实际运作中俨然是一派一党，也就是所谓的“党内有党”。

自民党派系政治有着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一是政治协商，自民党的派系政治是最典型的协商政治，总裁的产生、决策等都是不同派系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二是尊崇德望。派系的兴衰存亡往往取决于派系首领一人政治威望的高低、政治能量的大小及在党内地位的升降, 因此各派系首领大多在本派系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派系也是根据其名字来命名。派系成员的荣辱升迁，则首先取决于首领对他们的信赖、赏识和重用程度，其次还要根据其在本派中地位高低来“论资排辈”。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通过当选议员的次数、参加派系的时间长短,对派系所做贡献的大小,为派系筹集政治资金的多少,以及在党内和社会上尤其是财界的影响力大小等来体现的。派内资深的成员在职位晋升方面占有明显优势,而资历浅的成员则只能排队等候晋升的机遇。三是维护全党利益,将矛盾限于党内。自民党内各派十分清楚，只有确保自民党这个统一组织的存在，他们才能在国会中取得对在野党的优势,才能拥有取得党和政府要职的机会。1993年自民党政权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最大派系竹下派的分裂。

一方面，自民党的派系政治在推动党内民主,在党内实现“模拟政权交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自民党注入了活力。派系政治在自民党内形成了制约平衡机制,党需要尊重作为其组成部分派系的意见,对内部进行统一、调和，使派系与总裁之间,派系与派系之间相互牵制。而“派系均衡”原则，既照顾了各个派系的利益,又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自民党政策的顺利执行,保证了自民党统治地位的稳固。在保持自民党一党优势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党内不同派系的权力交替,自民党实现了执政理念和政策取向的转换，既维护了自民党的长期统治，又可以借此应对在野党的批判,缓解民众的不满。

另一方面，派系政治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自民党的凝聚力，削弱其与其他政党的竞争能力。派系政治的金权化、密室化、一派独霸等弊端，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对自民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使其最终走向分裂,失去独大的地位。自民党在平成政治的中后期一度丧失主导地位，某种程度而言正是派系政治造成的恶果。

参考资料：

1、张伯玉：《日本自民党“一强”优势的延续及其原因分析》，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11期

2、杨翔宇：《从废墟到泡沫？——从历史的角度浅谈日本政治“55年体制”的始末》，原载凤鸣史苑

3、徐万胜：《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改革、竞争与独大》，载《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

4、吴怀中：《试析日本政党政治的三大结构性问题》，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10期

5、杨绘荣：《论日本自民党的“派系政治”》，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6、杨增国：《当代日本选举制度改革与政党体系变迁》，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7、陈丽平：《论日本政党政治的产生》，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8、张伯玉：《日本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7月

9、【日】村井良太：《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从“大正民主”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载“走进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