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955年以來一直實行着事實上的一黨制，除了極為短暫的一段時間之外自民黨一直大權在握。不僅如此，日本政治的家族性和世襲性特徵也十分明顯。這當然是海外反共老少海黃們、國內公知大V們不願意讓老百姓知道的。下面特地轉載《日本政壇的“世襲政治”》一文，讓網友們有機會了解這個現象。其實，美國的政壇也有這種現象，政治家族的美國【紅N代】也同樣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川普上台以來的裙帶關係網，更加肆無忌憚。因此，在指責中國紅二代如何如何是由於【體制問題】的時候，請不要忘記其他體制下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體制決定論】和【市場決定論】一樣不符合事實，是一個大忽悠。

*****************************************************************************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為避免因舊病惡化等影響國政的事態將辭去首相一職。在當天下午的記者會上，安倍晉三對自己的身體情況進行說明，並正式宣布辭去首相職務。當天，東京股市出現大量拋售，日經平均指數一度下跌超600點對累計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的辭職以示敬意。

“世襲政治”成為二戰後日本政壇的一個基本局面，“一門三首相”、 “父子宰相”、“三代為官”諸如此類的現象日本民眾也早已是見怪不怪了。日本的幾大政治家族對於日本政壇以及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這些政治家族中被我們中國民眾所熟悉的就有安倍家族、福田家族以及河野家族。

日本政壇“父子檔”(由上至下:安倍父子、福田父子、河野父子)

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是安倍家族中的第三位首相，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外叔祖父佐藤榮作都曾出任過日本首相。岸信介當上首相後，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成為首相秘書官。1991年，安倍晉太郎在即將出任首相前夕病逝。所以，安倍家族差一點就成為“一門四首相”的家族。

安倍家族合影（中間小童為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在2006年首次出任日本首相，後於次年9月宣布辭職。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出任首相一職，並連任至今。1982年，初入政壇的安倍晉三在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父親安倍晉太郎的手下擔任父親的秘書官一職，並且得到過前首相福田赳夫和竹下登的大力提攜。

安倍晉三與父親安倍晉太郎

去年5月，《風雲對話》節目組前往日本，並受邀進入日本首相府對話首相安倍晉三。201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也被稱為是中日關係的破冰之年。自2013年釣魚島事件發酵以來，中日關係一度陷入僵局，無論是在雙邊經貿還是民間交流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衝擊。2018年，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日本，標誌着兩國關係的破冰。同年，安倍首相訪問中國。在採訪里他對曉田說，相信更多的兩國高層互訪還會在未來繼續。

父子宰相”福田父子的首相之路

與安倍家族一樣叱咤日本政壇的另一個為中國民眾所熟悉的家族，是福田家族。1980年，71歲的福田赳夫出任日本首相，而在27年後的2007年，他的兒子福田康夫同樣以71歲的高齡當選日本首相。福田父子成為日本戰後歷史上第一對“父子首相”。

福田康夫與父親福田赳夫

福田赳夫出任首相時，中國與日本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作為首相的福田赳夫是促成這一條約的重要人物之一。40年後的2019年，《風雲對話》節目在博鰲採訪到了福田赳夫的兒子，日本前首相、博鰲亞洲論壇前任理事長、現任諮詢委員會主席福田康夫。

在與曉田的談話中，福田康夫回憶到四十年前自己曾是父親福田赳夫的秘書，與父親一起共事的經歷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他就任首相之後在治理國家與對華態度和政策方面的理念。福田康夫於2018年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三代為官”河野家族的官場記憶

河野家族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和地位也是可圈可點。日本現任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就是河野家族現今在日本政壇活躍的代表人物，他的父親河野洋平曾任日本副首相、內閣官房長官及眾議院議長。河野太郎的爺爺河野一郎曾是日本副總理。

日本前副首相河野洋平

現年56歲的河野太郎是家中的長子，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孝子。河野太郎曾在2002年“割肝救父”，被傳為一段佳話。河野太郎的父親河野洋平是著名“知華派”外交官。1993年，在河野洋平擔任內閣官房長官期間發表過有名的“河野談話”，對二戰期間日軍強征“慰安婦”表示道歉和反省。雖然河野父子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二人在政治和歷史問題上有着十分不同的立場。河野太郎多次公開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將他與父親的觀點混淆。

日本是亞洲近代史上最早出現政黨的國家之一，也是政黨政治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日本政黨最早出現於明治維新後的自由民權運動時期，現行政黨體制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以天皇為象徵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國家建立而形成的。日本雖實行多黨制，但卻長期由自民黨一黨執政，“民主”的表象之下潛藏着日本政治的獨有特徵。

日本政黨政治的緣起

明治維新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大量傳入日本，為日本政黨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十九世紀70、80年代,日本有識之士為反抗藩閥專制,擴大民眾的自由民主權力發動了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 要求制定憲法，開設國會，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地方自治，減輕地稅，修改不平等條約等，其目的是要建立立憲民主制國家,史稱“自由民權運動”。1873年10月,板坦退助、後藤象二郎等人組建“幸福安康社”。1874年1月，其成員與從歐洲留學歸國的小室信夫、古澤滋等人以“幸福安康社”為基礎組建了“愛國公黨”，這也是日本政黨的雛形，但不久被迫解散。同年4月,板垣、片岡健吉等創立立志社，引發了日本各地結社熱潮。1875年 2月，在立志社的呼籲下，日本各地的政治結社聯合建立愛國社(1880年3月改名為國會期成同盟)。隨着自由民權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日本中小資產階級的參政熱情不斷高漲，組建政黨的願望也更加迫切。1880年11月，國會期成同盟召開第二次大會，將同盟改名為“大日本有志工會”，明確提出“團結廣大人民,結成政黨,根據自由主義把政黨組織化”，同年12月，制定了《自由黨結成盟約》。1881年10月，自由黨正式成立，板垣退助任總理（即主席）。1882年4月,大隈重信創立立憲改進黨。這兩個政黨的成立，標誌着日本正式出現了組織形態比較完備的政黨，也標誌着二戰前日本兩大政黨體系正式形成。

板垣退助（1837—1919），日本第一個政黨自由黨的創立者，明治維新的功臣之一。

1889年2月,明治政府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史稱《明治憲法》。作為亞洲第一部資產階級民主憲法，該憲法雖極大保留了天皇的權力，但接受了自由民權運動的部分要求,對於進一步打破封建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客觀上促進了政黨政治的形成。1884年10月，自由黨宣告解散。1890年 1月，大井憲太郎等重組自由黨，河野廣中等組成大同俱樂部，板垣退助等組成愛國公黨。同年9月,三黨聯合組成立憲自由黨，1891年改稱自由黨。1896年，立憲改進黨吸收若干小黨改組成進步黨。1898年6月,自由黨與進步黨合併為憲政黨，組成以大隈重信為首相、板垣退助為內務大臣的“隈板內閣”，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內閣。憲政黨執政約4個月,即因舊自由黨系和舊進步黨系爭奪內閣官位而發生分裂。舊自由黨系繼續使用憲政黨的名稱；舊進步黨系則改稱憲政本黨，後來又改組為憲政會。經過多次改組，這兩個政黨分別嬗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的兩大資產階級保守黨──立憲政友會和立憲民政黨。

日本早期的左翼政黨組織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現的。1898年，片山潛等人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會，1900年1月改組為帶有政黨性質的社會主義協會。1906年2月，日本社會黨宣告成立。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日本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發展，社會主義團體不斷湧現。這些團體於1920年12月聯合組成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隨後出現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1926年3月，杉山元治郎等組織了勞動農民黨。同年12月，該黨分裂為4派：勞動農民黨、日本勞農黨、社會民眾黨和日本農民黨。這些合法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於1928年參加第一次“普選”，並取得8個議席。經過多次改組,它們於1931年7月合併為全國勞農大眾黨，1932年7月改稱社會大眾黨。在日本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逐漸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出現了無產階級政黨。1922年7月15日,片山潛等領導創建了日本共產黨。

1900年，伊藤博文創立立憲政友會，標誌着“1900年體制”的形成，即藩閥官僚與政黨從鬥爭到妥協，到有條件地合作的體制。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6年）。同年12月，第二次西園寺內閣瓦解，桂太郎第三次出任首相，建立第三次桂內閣。其一系列倒行逆施，引發了廣大民眾群體參與推翻第三次桂內閣的第一次護憲運動（大正政變）。第一次護憲運動，標誌着政黨與藩閥合作的1900年體制的崩潰，也開啟了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大正民主”指以大正時期為中心，日本出現的新思潮興盛、社會運動活躍、政黨政治發展等現象。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4年到1932年間，以議會為基礎的政黨內閣延續了7代，當時被稱為“憲政之常道”。1932年5月15日，日海軍少壯軍人發動法西斯政變，史稱“五・一五事件”，首相犬養毅遭到暗殺，5月26日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日本戰前政黨內閣時代結束。1940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了維護法西斯獨裁統治，通過所謂“新政治體制”，解散一切政黨，成立以“實踐翼贊大政的臣道”為宗旨的法西斯組織大政翼贊會，標誌着日本戰前政黨政治的結束。

戰後日本政黨政治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占領日本，在國內外反法西斯和民主進步力量的推動下，日本進行了資產階級民主化改革。為在新的議會政治中掌握主導權，戰前和戰時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紛紛着手重建和組建政黨。至1945年末，相機建立和重建了日本社會黨、日本自由黨、日本進步黨、日本協同黨和日本共產黨。其中，自由黨、進步黨、協同黨等幾經分化改組,至1954年11月,形成兩個主要的保守黨，即民主黨和自由黨。1947年5月3日,日本開始實施新憲法(《日本國憲法》),確立了以天皇為象徵的資產階級議會制，規定政府由在國會中占有多數席位的政黨組織，開啟了建立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基礎上的戰後政黨政治。與戰前政黨政治相比，戰後政黨政治雖在政黨組織、派系政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延續性，但已經是天壤之別。從政治體制上看，國家統治權的歸屬、依據及統治權的行使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為突出。從政黨功能上看，戰前政黨在組織形態、政治主張等方面與與藩閥、元老、軍部等統治勢力具有密切聯繫，其主要功能在於協助維持帝國體制。戰後的政黨，則真正承擔起了聚合和代表民意的功能，體現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從社會基礎看，戰後的政治改革和解散財閥、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舉措重塑了日本社會結構，戰後政黨政治的形成與發展建立在全新的社會基礎之上。

       在戰後民主改革的過程中，儘管各種政治勢力紛紛粉墨登場，但真正位於日本政黨政治舞台中心的不外乎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保守政黨和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革新政黨。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後期，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之間已經顯露出對立端倪。隨着冷戰的開啟，美國將日本納入其全球體系之內並逐步改變對日政策，由着力打擊日本保守勢力轉變為對其扶植，使日本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深刻變化，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保守政黨逐漸確立了在日本政治體制中的優勢地位。戰後最初的10年中，日本雖在表面上實現了多黨輪流執政，但保守政黨在歷次大選中均占據絕對優勢。為利用保守黨的矛盾重奪執政地位，1955年10月，社會黨左、右兩派重新統一成立日本社會黨。為與社會黨革新勢力抗衡，同年11月，民主黨與自由黨合併成立自由民主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此後直至1993年，自民黨在歷次大選中均占據半數以上議席並維繫了長達38年之久的一黨長期統治。期間，社會黨成為最大在野黨，與自民黨在眾議院長期對峙，形成了代表保守主義的自民黨與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長期分居第一與第二大黨地位，“自民黨萬年執政，社會黨萬年在野”的相對固定局面。這種自民黨長期執政並占支配地位下的兩大政黨、兩種政治力量對立與競爭（“保革對立”）的政黨結構模式，被稱為“五五體制”。二十世紀60年代日本公明黨的成立，標誌着中道政黨（宣稱政治主張不偏向左右任何一方）的出現，揭開了在野黨多黨化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黨雖然名義上是第二大黨，但與自民黨的力量對比十分懸殊，在國會中的議席只有自民黨的一半（在眾議院自民黨始終占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議席，而社會黨不足三分之一），並沒有任何上台執政的機會。因此，“五五體制”表面上看是自民黨、社會黨並立的“兩大政黨制”，實質上卻是自民黨占絕對優勢的“一黨制”，因此也有學者稱其為自民黨的一黨優勢政黨制。

1955年11月，民主黨和自由黨合併成立自由民主黨，圖為自由民主黨成立大會。

20世紀80年代，自民黨、社會黨兩強對立的局勢開始出現鬆動。自民黨醜聞不斷，竹下登的里庫路特事件和宇野宗佑的桃色醜聞使自民黨形象受到重創；而1987年中曾根內閣強推的國鐵分割民營化運動，又使社會黨賴以生存的工會元氣大傷，種種問題為55年體制崩潰埋下的種子。長期以來，日本眾議院選舉實行中選區制（一個選區選舉2到6席），即單計非轉讓式投票制。在這一制度下，不同選區議員人數與人口規模存在嚴重失衡，農村選區議員人數遠多於城市選區。自民黨藉此基本上贏得了農村地區選區的大多數議席，在野黨的擴張及多黨化趨勢被局限在城市地區。客觀上有助於維持自民黨的一黨獨大地位。民眾和在野黨對中選舉區制度和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結構性腐敗日益不滿，對自民黨形成強大的政治改革壓力。自民黨內關於政改方案的分歧，則將長期積累的黨內矛盾進一步放大，導致派系力量失衡和黨的分裂,多位自民黨議員脫黨自立新黨或者加入新成立的政黨，力量進一步衰弱。1989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失去了“半壁江山”即參議院的多數席位，邁出了崩潰的第一步。1993年7月的眾議院大選中，自民黨雖仍是第一大黨，但議席並未過半，失去了絕對多數優勢。同年8月，日本新黨（1992年5月由自民黨分離成立）領袖細川護熙擊敗自民黨總裁河野洋平出任首相，組成了“非自民非共產”八黨聯合內閣，進而結束了自民黨長達38年單獨執政的政治局面，日本政黨政治從此進入多黨重組時期（1989—1998年），即“平成戰國時代”。以選舉制度為核心的政治改革的推進（日本於1994年開始實行小選區比例代表區並立制的選舉制度），不僅進一步動搖了自民黨的絕對優勢地位，而且引發了朝野政黨勢力頻繁重組。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首相7次易人，內閣9次改組。日本民眾拋棄了自民黨，但非自民黨的細川護熙、羽田孜和村山內閣更令其大失所望。村山不堪國務之重負，主動將首相之位“禪讓”給橋本龍太郎，使得自民黨在“五五體制”瓦解兩年半後重新掌握了執政的主導權，確立了新的“一黨優先制”，即以自民黨為核心實現多黨聯合執政，但已無法獲得穩定多數。

在此期間，日本政黨政治格局出現了若乾重大變化。一是傳統大黨社會黨急劇衰落，雖於1994年組成了村山內閣，但只是曇花一現，1996年改組為社會民主黨後在日本政壇淪為邊緣。二是民主黨（1996年成立，1998年改組）一再壯大，成為日本政壇第二大政黨。三是公明黨成為左右日本政壇的“關鍵少數”。1998年，民主黨、民主改革聯合、新黨友愛、民政黨四黨改組為新民主黨，並在同年7月的參議院定期選舉中鞏固了其第一在野黨的地位，成為“兩大政黨政治之一翼”，走上了不斷擴大和飛越發展之路，開啟了平成政治的兩黨競爭時期（1998—2012年）。這一時期，日本兩大政黨化發展趨勢明顯，自民黨與民主黨展開激烈競爭，且兩黨之間先後兩次實現政權交替。2007年參議院定期選舉中，民主黨一躍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結束了自民黨自1955年成立以來參議院第一大黨的歷史。2009年8月，在日本處於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節，民主黨乘民眾對自民黨多年統治普遍不滿的東風，在眾議院選舉中毫無懸念地成了第一大黨，不僅單獨獲得了過半數議席，而且一舉贏得了眾議院的“絕對穩定多數”的地位，建立了以民主黨為主導，國民新黨、社民黨組成的新的聯合政權。日本民眾一度對此歡呼雀躍，認為終於終結了日本政壇數十年來不變的自民黨的一黨獨大狀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政黨輪替。然而，民主黨並未能承擔其民眾對其的期待，在3年多的時間內，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接連組閣，卻都難逃高開低走的厄運，執政能力偏弱的缺陷暴露無遺，日本政壇又埋下了變動的種子。

安倍晉三，自民黨總裁、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日本第1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戰後最年輕且任期最長的首相。

然而，自民黨的“一強”，遠非表面上那麼簡單。一方面，就選民基礎而言，自民黨的“一強”僅源自兩成左右全體選民的支持。從國會眾參兩院的勢力對比來看，自民黨眾議院勢力之強已達該黨執政史上的最高水平，其在參議院的勢力也一度恢復單獨控制過半數議席。但與自民黨強大的國會力量形成反差的是其選民支持基礎之弱。就眾議院選舉絕對得票率而言，2012年以來，自民黨實際上只得到兩成左右全體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從日本政黨政治格局來看，自民黨的“一強”不僅源於自身的強大，也得益於對手的羸弱及與公明黨結成的鞏固聯盟。多年來，自民黨始終保持穩定，基本沒有出現過分裂重組，穩居第一大黨之位。公明黨則基本保持着眾議院第四大黨和參議院第三大黨的地位。自公兩黨執政聯盟始終保持穩固，連續3次大選控制眾議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穩定控制參議院過半數議席。反觀在野黨陣營，除日本共產黨外，各政黨不僅處於相對弱勢低位，而且一直不斷分裂重組，無法克服分裂狀態、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可以說，自民黨的“一強”，既具脆弱性又具強韌性，雖在選民支持基礎上存有危機，但與民主黨、立憲民主黨等在野黨相比，仍“家底”雄厚，非其他政黨所能及；通過與公明黨結成穩固執政聯盟進而深化選舉合作形成選舉聯盟，使其“一強”優勢更具強韌性。從目前日本政黨政治格局來看，建立在與公明黨結成穩定執政聯盟和選舉聯盟基礎上的自民黨“一強”優勢，或將長期延續。

日本政黨政治中獨特的“派系政治”

長期以來,日本政黨制度的一大特色是,最大的自民黨內部存在數個大小不一的派別,俗稱“派系”，又稱“派閥”。派系是自民黨內最為重要的政治組織,其深深根植於日本特定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制度土壤之中，與自民黨共生共存。歷史上，自民黨雖然多次嘗試解散派系，但最後卻都不了了之。派系聯合已經成為自民黨的生存形式。日本學者升味准之輔甚至認為，“自民黨是由數個派閥構成的聯合體”。可以說，自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派系盛衰與聚散離合的歷史,就是一部無休止的派系抗爭史。作為日本的第一大黨，自民黨其固有的派系政治對整個日本政壇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各派系意識形態、代表的利益和政策主張不盡相同,常在黨內進行激烈的爭鬥,其激烈程度不亞於自民黨與在野黨之間的鬥爭。

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為自民黨。兩黨的歷史背景、利益政策取向各異,且合併是在迫於國內外的壓力下倉促達成,使自民黨在成立之初就存在着以兩大黨派若干實力人物為核心的派系，據說有11個之多。1956年的總裁選舉是自民黨派系政治發展的起點。在不同候選人展開激烈爭鬥的同時，自民黨內各派系也由此進行分化重組。正是通過此次選舉,自民黨內的派系打破了原自由黨和民主黨的舊有框架,重新確立了自民黨的派系體系,形成了岸、佐藤（榮作）、池田（勇人）、大野、石井（光次郎）、河野（一郎）、三木·松村以及石橋（湛三）等八大派系，又稱“八大師團”，這也是自民黨派系發展的源始。此後，自民黨總裁基本上是在派系領袖之間選舉產生或協商決定。正如日本學者本澤二郎指出，“保守合併拉開了派系世紀的帷幕。”二十世紀70年代，自民黨的8個派系，演變為福田派、田中派、大平派、中曾根派、三木派等5大派系，以及椎名派、水田派、石井派等3個小派系。當前，自民黨的派系主要有清和政策研究會（細田派）、平成研究會（竹下派）、宏池會（岸田派）、為公會（麻生派）、志帥會（二階派）、近未來政治研究會（石原派）、水月會（石破派）等。

派系是在集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日本社會中，潛在的集團意識是根深蒂固的，其根源在於日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家”的觀念。日本人常把自己工作的地方稱作“我家的”，這一說法就源於 “家”的基本含義。日本社會的“家”具有三大特點，即:家長的權威性，家庭的優先性和相對忽視血緣性。家族更看重的是家庭成員為家族的興亡做出了多大貢獻，而不是血緣關係。派系作為集團的一種，兼有集團和家庭的特徵，如成員對派系的忠誠，派系內部年功序列及縱式等級結構，派首與成員的親子、恩庇關係等，其產生也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明治維新後，日本就出現了“藩閥”政治。在當時日本政府的內部，同藩出身者之間彼此關係密切，他們努力保護、照顧本藩的利益，不斷將本藩出身者吸收進政府，試圖擴大本藩出身者的勢力，形成“藩閥”。派系政治與“藩閥”政治表現雖不盡相同，但均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和壟斷性。自由民權運動時期,派系伴隨着政黨的產生一同出現於政黨內部。愛國社成立後，隨着組織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成員出身地區的多樣化，就形成了地方性的派系。此後，政黨內的派系由地方性派系逐漸向以“地理以外的因素”為基礎的新型派系轉化。戰後自民黨的派系活動，基本延續了戰前政黨派系的活動方式，並隨着時代的發展進一步演化。就政治制度因素而言，自民黨的總裁公選制、長期實行的中選舉區制及其獨特的一黨獨大的政黨制度，客觀上也有利於自民黨派系政治的延續和發展。

由派系聯合而成的自民黨，在實際政治運作中，也是以派係為基礎進行的。雖然派系屬於黨內的非正式組織，但實際上每個派系都有一套完整的組織機構和人員班子，有加入和退出的組織手續,經常開展各種活動。自民黨的派系都是由自民黨所屬的內閣成員、國會議員和黨的核心幹部所組成，派系政治的存在對自民黨的政策決定具有深刻的影響。從規模上看，自民黨派系規模大小不等,多者上百人,少則幾人、十幾人。據日本政治學家研究，派系的最佳規模是20-50人左右。規模過大，容易出現分裂；規模過小，則無法滿足“競選自民黨總裁必須有20名以上的議員推薦”的條件，不能競選總裁就只能寄人籬下、仰人鼻息。從組織上看，派系人物都有自己的“個人後援會”，每個派系也都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單位，有自己正式的組織名稱,內部都設有分管總務、資金、政策、宣傳等的部門。按慣例,各派系每周定期開一次由本派議員出席的總會。一般開總會的前天或當天上午，派系的核心人物和少數幹部將先召開一次核心會議。核心會議是決定派系方針的重要場所，核心會議決定方針後再向總會說明。各派系所設立的事務總長,是派系的重要人物，不僅負責派系內部的總務，而且負責與其他派系的協調工作。因此，派系在自民黨內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在實際運作中儼然是一派一黨，也就是所謂的“黨內有黨”。

自民黨派系政治有着約定俗成的政治規則。一是政治協商，自民黨的派系政治是最典型的協商政治，總裁的產生、決策等都是不同派系之間相互妥協的結果。二是尊崇德望。派系的興衰存亡往往取決於派系首領一人政治威望的高低、政治能量的大小及在黨內地位的升降, 因此各派系首領大多在本派系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派系也是根據其名字來命名。派系成員的榮辱升遷，則首先取決於首領對他們的信賴、賞識和重用程度，其次還要根據其在本派中地位高低來“論資排輩”。而這種地位的高低是通過當選議員的次數、參加派系的時間長短,對派系所做貢獻的大小,為派系籌集政治資金的多少,以及在黨內和社會上尤其是財界的影響力大小等來體現的。派內資深的成員在職位晉升方面占有明顯優勢,而資歷淺的成員則只能排隊等候晉升的機遇。三是維護全黨利益,將矛盾限於黨內。自民黨內各派十分清楚，只有確保自民黨這個統一組織的存在，他們才能在國會中取得對在野黨的優勢,才能擁有取得黨和政府要職的機會。1993年自民黨政權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最大派系竹下派的分裂。

一方面，自民黨的派系政治在推動黨內民主,在黨內實現“模擬政權交替”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自民黨注入了活力。派系政治在自民黨內形成了制約平衡機制,黨需要尊重作為其組成部分派系的意見,對內部進行統一、調和，使派系與總裁之間,派系與派系之間相互牽制。而“派系均衡”原則，既照顧了各個派系的利益,又最大限度地確保了自民黨政策的順利執行,保證了自民黨統治地位的穩固。在保持自民黨一黨優勢地位的前提下，通過黨內不同派系的權力交替,自民黨實現了執政理念和政策取向的轉換，既維護了自民黨的長期統治，又可以藉此應對在野黨的批判,緩解民眾的不滿。

另一方面，派系政治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自民黨的凝聚力，削弱其與其他政黨的競爭能力。派系政治的金權化、密室化、一派獨霸等弊端，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將對自民黨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甚至使其最終走向分裂,失去獨大的地位。自民黨在平成政治的中後期一度喪失主導地位，某種程度而言正是派系政治造成的惡果。

參考資料：

1、張伯玉：《日本自民黨“一強”優勢的延續及其原因分析》，載《當代世界》2019年第11期

2、楊翔宇：《從廢墟到泡沫？——從歷史的角度淺談日本政治“55年體制”的始末》，原載鳳鳴史苑

3、徐萬勝：《論日本平成時代政黨政治：改革、競爭與獨大》，載《日本學刊》2019年第2期

4、吳懷中：《試析日本政黨政治的三大結構性問題》，載《當代世界》2018年第10期

5、楊繪榮：《論日本自民黨的“派系政治”》，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6、楊增國：《當代日本選舉制度改革與政黨體系變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

7、陳麗平：《論日本政黨政治的產生》，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8、張伯玉：《日本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7月

9、【日】村井良太：《政黨政治發展的歷史——從“大正民主”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載“走進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