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沈元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期间，沈元刻苦研读，几无片刻休息。 沈元亦曾关心时事。1956年，他在图书馆看到刊载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文报纸，遂将其主要内容译出并与同学议论。由于秘密报告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是信史，且斯大林的错误有其制度根源，沈元因此被当作极右学生批判。至1957年反右运动时，沈元被划为“右派份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期间落下肝病。[1][2] 1961年，沈元“摘帽”之后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后即闭门读书，不问时事，潜心研究历史。[1] 1962年，沈元的研究论文被推荐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主任刘导生。刘导生又推介给历史学家、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所副所长黎澍。[3]黎澍和其他历史学家看过这些论文后皆感震惊，同声赞叹其为难遇之才。 震动史学界的第一篇沈元作品是《〈急就篇〉研究》，由《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在数篇沈作中选出在该刊发表，是从汉代蒙学课本中探求当时社会心态、研究出汉代社会状况。黎澍并将当时处在街道居委会管下的沈元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领导的思想史组[注 1]。其后，沈元又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属于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署名“张玉楼”），受到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部主任何匡赏识[4]，使得两文均被《人民日报》转载，前者得摘要一万字[5]，后者则系全文。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复旦大学教授、经学家周予同更表示：“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3] 然而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出名是白专压倒红专，副部长周扬遂指示学部调查，以贬抑“沈元道路”。然而丁守和对《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爱不忍弃，便只得建议沈元用笔名发表。即便如此，仍有联名信寄到毛泽东处，指责黎澍“吹捧右派”，直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而中宣部也指示“注意影响”，不让沈元再发文章为止。[3][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