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是个动荡的年代。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都崇尚暴力。
小时候，我读书比较早，我的同班同学多数年龄都比我大，加上我特别喜欢和比我大的孩子一起玩。所以，在我的圈子里，我是最小的一个，身板瘦削，加上我在学 校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同伴做不出作业了、答不上考题了总会找我帮忙，平时也能给同伴出点子，别人也许觉得我蛮机灵的，所以有个“猴子头”的绰号。
那时候，刚经历无政府状态的武斗时期，在社会上，大家都比较野蛮好斗，哪怕是很小的摩擦争执都能成为群体对决的导火索，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的。记得有阵子 大家都喜欢戴军帽，我们多数都是军人子弟，都戴着部队的军帽，常常成为外面其他社会青年抢夺军帽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一伙人也常常会和社会上的其他青少年 团伙打架斗殴。这种社会上的暴力倾向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当时的群体斗殴已经不再是徒手的了，会使用木棒、铁棒、石头砖块、铁波（钢球）、长短刀具、 甚至砂枪（自制的散弹枪）。同伴受伤是家常便饭了。因为我一直都是受大家庇护的对象，常常被分配的任务就是远远地把风，在远处看管“备有武器”，一旦“战 斗”不占上风了，领头的就会让我先跑，总会有人掩护着我。所以，我从没有受过大伤。但社会上常有斗殴致死的事件发生。
我高中毕业下乡以后，才基本和过去的伙伴少了来往。毕竟大家相隔太远了。
我们的头是个留城青年。他们家三兄弟打架都特肯拼命，老爹是个师级干部。大一的时候我遇到他家老二，告诉我老大关在劳教所，也是因为打架打伤了人。我赶紧买 了点吃的用的去看他。他见到我特别开心，觉得我上了大学也没忘了他这么个没出息的大哥。临走时，他告诉我：“我是完了，你现在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了，你要争 口气，好好混出个样子。以后不要再来了，对你影响不好。”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被看成是社会精英了，社会地位蛮高的，加上那个时候的政治，人们的株连意识还是 蛮严重的，我知道他是真心的怕他的劳教犯的身份会连累我的前程。我是含着眼泪走的。这是我最早的、特别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做大哥的责任担当，什么是保 护、爱护自己的同伴、朋友。同时，也认识到法律的力量远比个人的力量大。那时，我17岁。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再没见到过他了。
慢慢的长大了，就开始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靠打架斗狠就能解决的，知道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要学会忍让、学会放弃，要学会尽可能的用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不 愿意放弃的愿望、要求。但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底线原则。一旦底线被突破，也要有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的勇敢和决心，要勇于去承担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必然结 果。

我们的成长、思想都得益于我们那个特殊的成长环境，可我们的下一代，在安稳中长大的儿女，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只有天知道，我只能做到为他们祈祷，尽自己的力为他们挡风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