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释仁道 作者 于栋轩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其大作《论语别裁》中写道： ““仁”是什么？ 中国古代“仁”字就是这样写：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 “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 有你、我、他，就有社会. 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 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是文字上的解释。” 问题是，这种‘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的解释，根本就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事，当然也无法说明一定是‘美’的结果。即使是两个人从相爱到结婚，最终的结果也不一定会完美。 更何况，这种解释根本就与‘择不处仁，焉得知？’毫不相干。有没有智慧，不仅与两个人之间，没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智慧。就是与一群人在一起，也未必就一定拥有值得肯定的智慧。 南怀瑾大师在文章中写道： “择不处仁，焉得知？ 照三家村学究的解释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假使不住在仁里的当中，这个人就不算有智慧的聪明人.”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大家都是笨蛋！对于这种解释，……现在依照我们新三家村学究的解释，“里仁为美”意思是我们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要以仁为标准，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学问到了真善美的境界.“择不处仁”的意思是我们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处在仁的境界，不算是智慧的成就，……” 问题是，既然前面提到，‘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个‘仁’根本就毫无独特之处。当然南怀瑾先生所谓的‘仁的标准’与‘仁的境界’，也很难随便体现在‘人与人之间’。 因为‘仁’的标准，在孔子看来，除了颜回以外。包括子贡、子路等高材生，都没有达到‘仁’的标准。不必说是普通人之间，即使是孔门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之间，也遑论‘仁的境界’。 所以，‘人与人之间’，根本就无法说明，一定存在着‘仁’的道德修养。而达到了‘处在仁的境界’，有了高度的智慧，与有没有成就，似乎也不存在什么必然关系。孔子讲的是，没有‘仁’的修养，根本就是无知者，而不是说没有‘智慧的成就’。 因为‘仁’字，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被误导了。所以南怀瑾大师，才会做出这种解释。因为许慎不是悟道者，以普通人的思想意识，去揣摩悟道者的智慧结晶，难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问题。 古人造字以一划分天地，上面加一划就是古之‘上’字；下面加一划，就是古之‘下’字。‘仁’字就是，‘单立人’与‘上’字的组合。按照字意讲，就是，立足于形而上道者为仁。 形而上道指的是，脱离于有形有相的形而下的，一切无形无相的事物。那么这个东西与‘仁’有什么关系？因为一切物质享受都会激发人类的‘贪嗔痴’三毒的欲望，‘仁’就是立足于抛弃物质享受的道德修养。 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讲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普通人之所以会作奸犯科、贪赃枉法，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的着眼点放在‘金钱名利’等形而下，有形有相的事物之中。 立足于‘仁’的修行者的着眼点在，脱离了形而下的物质享受，没有了对金钱名利的追求，当然不会不择手段地以，作奸犯科、贪赃枉法等不当方式，为自己的贪得无厌图谋不轨。 形而上道的修养，可以开发人类智慧，是悟道者固有的共同认知。释迦牟尼佛以打破‘贪嗔痴’三毒，为悟道的基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仁’，同样有着驱除各种贪念的作用。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这句话也说明了，以形而上者诠释‘仁’的正确性。同理，以‘两个人’，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事’做注解，反而会有相互残杀等‘恶’的问题发生。根本就不足以说明，‘仁’何以能够达到‘无恶’这种修养程度。 本来，人类都与释迦牟尼佛一样，具有无上的本性智慧与神通。因为贪嗔痴三毒无明屏蔽了人类的本性，以至于人类的本性智慧无从显现。所以，孔子以‘焉得知’来说明，‘仁’具有可以开启人类的无上智慧的作用。 子贡的才智无与伦比，将各国菁英如同婴儿般，玩弄於股掌之间为所欲为。按照现代人以智商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大概可以达到三百的程度。所以，子贡会高傲地扬言，他可以像跨越丘陵一样，超越当时的所有各国菁英。 如此狂放不羁、桀骜不驯的子贡，在面对孔子时，却以‘日、月’来形容孔子的高不可攀。面对陈子禽的问题，子贡以无知来告诫自己的同学。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感受，聪明如子贡者不会在孔子逝後，以华而不实、子虚乌有的东西忽悠自己的同学。 《论语·公冶长》一篇中，记述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贡在这里所说的内容就是，孔子所教授的普通知识，他可以完全弄懂；至于形而上道学文，对子贡来说，简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认定的智商，根本就无法用以衡量孔子所拥有的无上智慧。 子贡以他自己所拥有的高智商，与孔子相比较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发自内心的感受，孔子是不可超越的存在。是以，子贡才会死心蹋地的对孔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子贡以其亲历的切实感受，发现了自己与孔子的悟道智慧，两者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层次东西。悟道者与凡夫俗子，存在着天渊之别的巨大差距，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西方，人类文化只有一种。就是最基本、最肤浅，人人都可以弄得懂的，形而下学文化。在释迦牟尼佛所创造的古代佛教，与古代中国文化中，却存在着另外一种无法言传，只可以神会的形而上道文化。 《易经》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作。利用易经，袁天罡与李淳风可以把两千年后的现代的，高科技战争描写的淋漓尽致。他们对飞机、潜水艇以及原子弹的描述，他们如同亲临此景。 《论语·为政》篇记述的，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所问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孔子经常会对一些高材生，传授与显示有关易经方面的知识，与孔子本人所表现的精准无讹的预见能力。是以，子张才会有此一问。孔子以‘百世可知’，道尽了悟道者强大的预知能力。 利用孔子总结的《易经》系辞、说卦等十翼提示的推演方式，唐代的袁天罡、李淳风二人能够在《推背图》中也毫不含糊地详细预测到，跨越两千年间的中国历代的变迁史，包括近代科学对二次世界大战的作用与影响。 按理说，以这种预测方式，中国人早在孔子时代，就可以推理与发明出，飞机与潜水艇等高科技产品了。因为发明出这种高科技产品，未必会给中国人带来物质享受的幸福。 胡适先生吹捧的西方文化的科学文明，带给人类的却是大规模的血腥杀戮。 如果中国人发明出这些高科技产品，在惨绝人寰的奴隶制度的血腥统治下，欧洲国家强食弱肉的野蛮杀戮中，人类世界恐怕在两千年前就被高科技产品血洗过无数次了。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被西方人的炮舰轰得蒙头转向。不知所以地把中国文化糟蹋得一无是处。把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看成是，精神文明的胡适先生，根本就是在自以为是地胡说八道。 《孔子家语·好生》记述得是，道德修养高的人具有天眼通的事实： “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 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古代君子所具有的能力，在四周封闭的室内，具有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事物的能力。因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在论语中都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论述。 在《列子·仲尼》里，记述了商太宰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欤？”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 有人认为，这段文章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与耶稣。因为在孔子与列御寇时代，耶稣还没有出生。所以，孔子口中的圣人与耶稣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现代人的见缝插针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 因为将耶稣参合其中，然后把《列子》定为伪书，这种解释太过牵强附会。即使是作假，身为作者的人也不会傻到，拿出迟了五百多年的历史人物，让孔子看成是已经出现的圣人来大肆赞美，闹出关公战秦琼的无知笑话。 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孔子同时期的佛教不可能在孔子时期就传入中国。而宋朝之后，儒家思想几乎被朱熹等人彻底扭曲，很少有悟道者。对于，悟道者的各种神通也几乎是毫不知情，将《列子》视为伪书也就在所难免了。 到了现代，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充分地肯定佛教的科学性，无疑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超科学的认知能力。可见，佛教根本就不需要以作假这种下流手段，来提升他的名望。 所以，没有人会吃饱了撑的做以伪书骗人，这种画蛇添足的傻事。既然释迦牟尼佛可以看到，地球高悬在天空的事实。那么，智慧超人的孔子能够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说法的情形，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稀奇事。 因为列子喜欢搜集一些有关各种神通的资料。所以，将商太宰与孔子的对话，没有参入自己的感受，如实地记录下来。虽然是当事人商太宰亲耳所闻，孔子对其问题的回答，却报以不敢相信的态度。 因为商太宰不相信，孔子所说的‘释迦牟尼佛’是，超越三皇五帝与三王等人的第一位大圣人。所以，才会认为孔子孔子在骗他。这件事的确是非常离奇，孔子周游列国之时，连楚国都没有去，当然不会跨越蛮荒进入印度。 在《论语·阳货》篇中写道：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孔子不会根据道听途说去评论一个人的能力。那么孔子凭什么认定，释迦牟尼佛是大圣人？答案很简单，就是孔子如释迦牟尼佛一样，具有天眼通与他心通。所以，孔子会告诉子路道德修养能够达到，在四周封闭的密室之内，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事物，才算是拥有了真正的自卫手段。 如果没有达到天眼通这种程度，普通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人类会具有这种惊世骇俗的能力。孔子既然能够提出来，并且希望子路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一定具有并能够显示出，令子路深信不疑的实际能力。 否则，怎么会在喜欢刨根问底、刚直不阿的子路面前，以其本人都不具备的能力，来忽悠自己的弟子？ 亲爱的读者诸君，我们千万别被歇斯底里地肆意谩骂孔子的，现代白痴们所误导，人云亦云地认为孔子不过是一个迂腐的废物教书匠。比起孔子的能力，鄙视孔子的现代专家学者们屁都不如。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言行，孔子可以历历在目。所以能够把佛教的作用，以其固有的为政以德的政治眼光，说出了佛教对政治的强大影响力。这种评价即使是拥护佛教的教徒们，也没能够将佛教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诠释得如此透彻与深刻。 否则，胡适先生也不会‘理直气壮’、自欺欺人地说出，‘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这句话来。 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两千多年前，没有显微镜的古代，就能够看到水中有细菌的事实。‘一口清净水，有八万四千虫。’的神通，实在不是现代人的所谓的智商可以衡量得了的； 在古代印度的传说中，大地是由乌龟、大象与方桌架构起来的。释迦牟尼佛首开先河，以‘上下虚空，不可思议。’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道出了地球悬在虚空的事实。 然而，这种无上智慧，所看到的事实。却被后世的印度人认为是，不着边际地胡说八道。佛教这种蕴含着，人类无上智慧结晶的伟大宗教，结果被后世无知的印度人彻底抹杀了。 无独有偶，像无知的印度人一样，无知的部分中国的专家学者们，同样以丧心病狂、数典灭祖的心态，在崇洋媚外者的全盘西化的口号下，歇斯底里地打倒了，可以开启无上智慧的孔门学文。 在印度式微的佛教，能够在儒家立国的神州圣地大放异彩，当然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教育息息相关。同时与在《列子》中，孔子对释迦牟尼佛的肯定，也使中国人深信不疑佛教神通的科学性。 网上【凤凰佛教综合】一篇题为：《爱因斯坦最神秘预言：科学的终极归宿是佛教》的文章写道： “爱因斯坦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 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每一次的科学新发现都能够验证她的观点，这就是佛教。”……“佛学这种直觉的智慧，是一切真正的科学动力。世界上如果有什么真正的宗教的话，那就是佛教。”” 问题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能够拥有如此惊人的高度智慧？这是现代科学依然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弄不清楚这个问题，现代人永远也无法达到拥有‘佛学这种直觉的智慧’的程度。 而孔子早就给我们找到了，‘这种直觉的智慧’的来源问题。‘择不处仁，焉得知。’这句话中的‘仁’的修养；佛教的‘打破无明窠臼’；以及老子的《道德经》的‘无为’。 人类的无上智慧只能从上述三家，殊途同归的修行方法中获取。之所以说是，‘殊途同归’。因为这三家的修行方式，都是彻底抛弃有形有相的物质享受，进入到无形无相的形而上道的，精神领域的修养之中。所以，儒释道三家才能够以其高度智慧，建立其殊途同归的不同教义。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述了：子贡作卫国的宰相的时候，带着车队去探望原宪。看到原宪贫困潦倒的样子，问其是否生病。原宪答道：“吾闻之，无财者为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为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羞惭，不怿而去。 这段文章揭示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强调的道德修养，是舍生成仁、杀身取义的高度修养。修行者的修养惟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才能够具备真正的预知能力。 集外交、政治、经济于一身、聪明过人的子贡，并没有脱离物质享受的诱惑，所以对形而上道的理解能力则相去甚远。可见，唯利是图的西方文化，永远也无法理解形而上道的修养，对开启人类无上智慧的强大作用。 原因无他，凡是执迷于贪图享乐的名利观的人，都会被贪嗔痴三毒无明屏蔽了本性智慧。所以不会具备无上智慧所具有的各种神通，自然无法预见到数千年的未来的真正的远见卓识，建立一套不朽的道德修养体系。 另外，由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圣人；而宣化上人在解释金刚经的时候，就提到孔子与颜回是菩萨。从儒家与佛教这两种不同的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人类文明是没有任何冲突的终极文明。 中国的儒家与佛教不仅没有冲突，而且可以相辅相成，佛教反而能够在儒家立国的中国。正像释迦牟尼佛所预见得‘佛教将大兴于震旦（中国）’那样，如鱼得水般得到充分的发扬光大。 而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只能说明，西方文化不仅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类文明，互相残杀的野蛮兽性反而是无处不在。冲突的双方，至少有一个是如假包换、名符其实的强食弱肉者的野蛮透顶的禽兽文化。 亨廷顿把西方人习以为常的，争权夺利的血腥杀戮，野蛮兽性的侵略战争，美其名为文明冲突的一派胡言。实在是在亵渎人类‘文明’这个至高无上、充满正义的美丽字汇。 编后，谨分别以七律与七绝概括本文所述大意。 《德育神通》 道德教育仁义行，智慧无穷蕴其中；莫道腐迂诬先贤，鄙夫孰解圣者情。 明心可见下虚空，肉眼孰识细菌虫；俗子无知谓撞骗，式微佛教冤难清。 《狗屎文明》 文明冲突美其名，野蛮兽性现此中；战争侵略尽杀戮，弱者何时梦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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