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薄熙來到孫政才,中國政局的波瀾起伏至少說明兩點: 第一,這麼多年,清除政敵仍然是習王的頭號任務。從薄熙來那兒,開始啟用了“貪腐”這把大棒,先在溫相協助下,搬掉薄西王;第二棒落在胡錦濤的大秘令計劃身上,搬倒了胡的直接接班,現在再打到孫政孫政才身上,斷絕了一切幹部自我奮鬥的路子。 完全可以推斷,只因沒機會或沒到火候,否則相李克強這樣的77級團派一定是下一個靶子,對於這樣的人生活在身邊,就跟當年老毛痛恨共黨中的正規或留洋的學生黨一樣,遲早要動手。先天不足的工農兵學員團伙的內心從來就不自信,極度的虛弱,這樣的結果只能是眾叛親離,帶動經濟的滑坡與社會的倒退。 第二,孫的最大錯誤是”消除薄王餘毒不力“。這種批判”餘毒“論,還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餘毒。重慶在所謂兩屆落馬政治局委員的領導下,經濟發展,城市建設一直是全國的火車頭,多少年未變。本來”白貓黑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重慶開創的模式本應成為新一輪經濟發展的樣板,卻因為功高蓋主,反而成了習王的階下囚。只要還有一點正義感,想為百姓干點實事的幹部,就不可能昧着良心去肅清什麼薄西王餘毒。這也是誰主政重慶,都會被下馬的原因。 如果說薄熙來事件人們還一時不能清醒問題的內在原因,那麼到令計劃時情形已經清楚。再通過郭文貴對公公腐敗家族史的揭露,再到孫政才的違反”政治紀律“,在重要權力交接關口被突然拿下的令人震驚的事實,大概除了習王公公幫,應該不會再有人懷疑這所謂”反腐防腐“運動的實質。 這種認識對習王統治的正當性將是致命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