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用人之道。

毛泽东治理国家所用的人，很多是是工农出身。 著名的有陈永贵这样在大寨苦干实干的农民，纺织战线的劳动模范，吴桂贤。

早年革命造反时，有一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颇能反映毛泽东的用人之道。其文中，对于农村中的“痞子”运动极尽歌颂。说是给“土豪劣绅”戴帽游街等暴力行动，是好得很。“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毛泽东打江山就靠的这些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嗨，居然成功了。毛泽东因此更相信自己的干部路线是对的。要依靠那些底层的人。

一九五八毛泽东提出他的一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还不算，毛泽东还指示要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毛泽东认为，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将帮助工农大老粗干部打掉自卑感，鼓舞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大炼钢铁的小钢炉，文革中大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自然是这一口号积极实践。

毛泽东还有有一句名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老人家也是这样实践的。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还要占领上次建筑，不仅风靡一时，而是成为了制度，直到他老人家的逝世。

那时候大老粗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开会了，头一个句就是“我是个大老粗”，令很多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肃然起敬。因为那是革命的标志，是正确的象征。（也是说错了话可以豁免的免死牌。）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毛泽东高看贫农阶级的一个明证。有人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对红卫兵瞎胡闹的惩罚，也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国家就业状况严峻。我认为，毛泽东倡导上山下乡是因为他认为贫农阶级（最聪明），可以教育好那些不懂事的娃娃，所以“很有必要”。

其实，知青去农村并非始于文革。１９５５年，毛泽东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时候还没有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已经认为知识分子到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为什么？因为那里有贫下中农。下乡上山运动一直延续到毛泽东逝世。文革后期，就业并不是很难，当时在农村招工也极其普遍，可是上山下乡还是照常。可见和就业无关。况且大学招生都要有两年的工农实践。说明毛泽东认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确实“很有必要”， 因为他老人家认为贫农最聪明。

文革的后期，全国各级领导岗位都有“大老粗”。那时革委会的三结合，要比现在美国的多元化还要激进。美国的多元化是要政治正确，表明他们不歧视某些人（陪衬而已）。而当年的结合大老粗，是要大老粗掌舵，掌旗抓纲。因为工人阶级最正确（毛的认识）。看来毛泽东要贫农和工人掌权，不仅是因为要给他们以政治地位，而是认为他们确实“行”。

有朋友称呼毛泽东的用人路线为“痞子治国”。也许在战争年代还行，打天下要靠勇气，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平年代的治理国家，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些甚少学习思考的工农们能不能驱驾和平衡各种矛盾，就很难说了。他们有的是满腔热情，说不好听些就是容易冲动和敢于冒险。当年大炼钢铁，也是工农式的冲动和蛮干。假如当年各级领导岗位上都是些学者型的领导，小钢炉大概不会有，至少小钢炉会少很多，也不会给后来反对他的人留下话柄。

毛泽东的用人之道好像没有被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所传承。到了习近平，他的用人之道还是不大清晰，不过习近平大体还是以用知识分子为重点。看看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组成，似乎没有工农，有的是知识分子，那个什么帝师王先生。特别是最近传言刘鹤要当副总理，习近平经常带着刘鹤去访问出差什么的的。还曾说过刘鹤对他很重要。

所谓的顶层设计，那就是要由上层的（有知识的）人物，来安排国家的政策和方向，来安排下层工农们的命运。 也不是说一定会对工农不好不利，只是说不相信下层的`“人民会创造历史”。

有人说习近平和毛泽东有些象，至少在用人方面似乎不那么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