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女士9月6日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题目是《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我认真读了以后，颇为感慨，忍不住提笔写下此文。这里，我对蔡霞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不作讨论，只想换一个视角，返身观照一下蔡霞，以及和蔡霞非常相似的许许多多海内外仁人志士们身上的一些共同的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对我们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蔡霞这篇长文中所提到的一件事，原文照录如下：

2008年，习近平成为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我在那里任教。在次年的一次教职工会议上，中央党校的二号领导传达了习近平对教师们的一项威胁：“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意思是拿着政府的工资却私底下批评其制度。习近平的荒谬观念——是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纳税人养着国家——令我感到愤怒，我在座位上反唇相讥。我大声说：“共产党吃谁的饭？共产党吃人民的饭，天天砸他们的锅。”没有人举报我，我的教师同事们同意我的看法。（引文完） 

上述这件事，揭示出蔡霞两个重要的性格特征：1、刚正不阿，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2、急躁冲动，不深思熟虑就凭情绪而采取行动。作为一个个人，这两个性格特征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视之为难得的优点，大家一般说来也都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和这样的人做朋友。但若作为一个想在中国推进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那么，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特征就变成了明显的性格弱点。即拿这件事情来说，虽然我不反对蔡霞的观点，但我确实难以同意蔡霞的做法，因为这使我们丧失了一次改革的机会，至少是丧失了一次为改革上书的机会。设想，如果蔡霞仔细琢磨一下，发现习近平只是反对砸共产党的锅，而并没有反对修共产党的锅、补共产党的锅，那么。她是否可以这么说：“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不砸共产党的锅，更应该为共产党补锅、修锅。我已经设想好了几个具体的补锅、修锅的方案，过几天就交上来，请领导审阅，看看哪个方案更可行一些？”这样是不是皆大欢喜？领导至少不生气，而蔡霞则名正言顺地争得了一次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上书当时的党校一把手、后来的党中央一把手的机会。再退一步说，即使不说上书提改革建议的机会，只就事论事地和对方讨论到底是谁养活谁 ，我们也可以让步妥协，针对他的共产党养活人民的意识，而提出我们的“共产党和人民相互养活”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双方是不是都可以接受？从这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本点出发，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其他更重要的问题；而不宜像蔡霞这样，一下子就把对话的大门关死了。

况且，对话的大门、上书的机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是一个行政系统（政府）在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几千年来，任何想在中国进行改革、任何想在中国干出一番事业的知识分子，其首要的条件、也是极其难于达到的条件，就是想办法结识某个高官，然后耐心地向他推销自己的一套理论、或一套治国的方案，从而达到救国、或造福天下百姓的目的。我在这里不去讨论知识分子该不该选择这个路径，我只想指出，这个路径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所有知识分子们都不得不共同采用的路径，无论其所主张的改革最终是失败还是成功。

我们继续来看蔡霞。蔡霞无疑是一个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有着一颗报效国家的拳拳赤子之心。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又是一个红二代，同时又是中央党校的著名教授，和那些到中央党校来学习的各个地方的高官和部门的高官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基本的信任基础。也就是说，在长达十几年的任教时间里，蔡霞始终具备着中国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直接平等地向各个地方的高官和部门的高官推介自己或自己朋友的改革设想和方案。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无数仁人志士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机遇了。但非常可惜，蔡霞刚正性格和急躁的脾气，使她把这么好的条件都浪费掉了，把许多重大的改革机遇也拒之身外了。

再举一个出现在课堂教学中的机遇。有一次，一位地方行政高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公开在课堂上表示（大意）：“所谓农民呀，都是一些刁民！”作为教师、且十分刚正的蔡霞听了，自然极其气愤，于是她立即回击，反诘道：“请问在座的各位，谁的祖上不是农民？！”不知道读者看到蔡霞的质问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特别解气、特别想为蔡霞鼓掌？是不是特别憎恨那个地方高官？但请你们冷静下来听我说：这其实是蔡霞又一次错误的做法，她又一次把绝佳的改革机遇拒之门外了。须知，地方高官是不愿、或不敢和中央的高官说实话的，但在党校的课堂上，他们多少敢说出自己的一些心里话。如果我是蔡霞，我决不会浪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会和蔼地问这个地方高官，“我是一名教师，对社会上的具体情况不如你们清楚。你能否说详细一些，哪些具体事例表明农民就是刁民？他们刁在哪里？”在这个地方高官说完他的理由以后，我则会尽量微笑着说：“我也听到一些反面的观点，听到许多农民说，许多干部的心都太黑了。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这对立的两方面说法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双方各自的理由都是什么？”然后再引导课堂里其他所有的地方高官一起来分析中国整个行政系统的弊端，以及这个弊端是如何把好干部“逼黑”、把好农民“逼刁”的。最后再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甚至可以进一步和几位地方高官商定好改革的试点计划（几十个学生中，总会有个把好官的，或总会有几个因没有门路而愿意冒险改革以往上爬的）。须知，地方高官就是土皇帝，他们是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搞一些结构上的局部改革的，何况还有中央党校教授的支持，失败了他们也有说词；成功了则很可能升官。比如蔡霞可以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大胆尝试，成功了，政绩算你的；失败了，出事了，你们就甩锅，我来背。”但很可惜，这么好的历史机遇，蔡霞由于性格上的特点、或说弱点，而没能抓住，仅用一句愤怒的反诘，就把和地方高官们合作的大门关死了。

据蔡霞自己透露，在长达15年的任教生涯中，她总共培训了数千名的中共高干。我们可以合理设想，在这数千名高干中，属于地方行政一把手的，即使按10%计算，也高达数百人；而在这数百人之中，还存有理想、存有抱负的一把手，即使按10%计算，也高达数十人。也就是说，蔡霞有着数十次的机遇，可以通过某个地方行政高官来推行、试点自己的某个改革方案，或向这些高官推荐自己某个朋友的局部的政治改革方案。可惜。这几十次的改革机遇都浪费掉了！（这里顺便说一句，当年在我听说了中央党校有蔡霞这样的人之后，曾想尽办法寻找她的联系方式，以求通过她向某个地方高官推销我自己的几个具体改革设想。可惜，还没等我联系上她，她就退休了，让人惋惜不已。）

蔡霞为什么对多达几十次的历史机遇熟视无睹？我能想出来的解释是：蔡霞过于刚正，她不屑与那些地方的贪官污吏们进行合作，这从她对那位学员的义愤填膺中即可看出。其次，她太急躁，不屑于为那些小打小闹的局部改革费神耗力，而只愿意投身中央层面的改革，这从她积极投身江泽民时期有关“三个代表”理论的构建就可以看出。

但即使是中央层面的改革，蔡霞的政治、急躁，也使她错过了重大的历史机遇。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2018年那个轰动全国甚至轰动全世界的取消任期制的修宪事件。毫无疑问，蔡霞是坚决反对取消任期制的，我想，绝大多数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人（包括我在内），也是反对取消任期制的。但如果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想一想，这其实也是一个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就算习近平像蔡霞所推断的那样，他要终身执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他达成某种妥协，利用他想长期执政的愿望，和他达成某种有利于中国长期政治改革的交易呢？比如，当中央党校的领导们特别告诫蔡霞不要对取消任期制发表任何公开反对意见的时候，蔡霞和她的朋友们似应该好好商量一下，也乘机提出自己的建议，比如可以委婉地向上头表明：“我们可以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但也希望习近平在延长的任期内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政治改革（例如，总书记可否改为三五人自荐竞聘，再由各省部级一把手们投票选出？或把省部级一把手的任免权分割开来，由中央和有关地方或部门共同享有？或把全国整个法院系统都改为异地交叉领导、异地交叉审案？等等。注意，这些方案本身对习近平自己没有任何损害，比如省部级一把手们目前大多是他提拔的，推举总书记自然会选他。）若能挑选、试行这些政治改革中的某些方案，则我们不仅不会提出任何反对取消任期制的意见，恰恰相反，我们还会大力赞扬他取消任期制的主张，为他辩护，就说他是因为搞这些政治改革需要时间。”这样，既给足了习近平面子，又实际推动了政治改革，何乐而不为？可惜，当时体制内外那么多的仁人志士，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妥协方案，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片谴责的声音。当然，即使是上述那些对习近平自身几乎没有任何伤害的政治改革，他接受的可能性恐怕也不是很大，但这毕竟也是一次宝贵的历史机遇啊。可惜，当时的蔡霞太过于刚正了，也太急躁了，对党校领导的告诫，她的直接反应只能是义愤填膺，而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历史机遇。她在私下谈话中愤怒指责习近平，直接斥之为黑帮老大。虽然自己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宣泄，但一次很可能绝佳的历史机遇也和我们擦肩而过了。

其实，不仅仅是蔡霞因为她自己性格上的弱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机遇，现当代历史中也有太多的仁人志士们由于同样的弱点——刚正、急躁——而使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比如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和谭嗣同们，太急躁了，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发布了上百条的改革“圣旨”；而在变法遇到慈禧和老臣们的阻挠时，又太刚正了，不会也不愿与万恶的慈禧们妥协，转而试图采取兵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彻底断送了中国第一次的改革机遇。再比如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竞选中，宋教仁遇刺，本来是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但孙中山们太急躁也太刚正了，既不能等待漫长的法律程序，更不愿和万恶的袁世凯们搞什么妥协，于是就只有搞二次武装革命一条路了，中国再次失去了一次渐进改革的历史机遇。又比如1989年的“六四”期间，一度掌握了某种主动权的刚正而急躁的学生们、老师们、知识精英们，既不懂、更不会与看上去似乎虚弱实际上依然强大的当局搞妥协，结果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第三次改革的历史机遇。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六四学运的失败原因全是因为不会妥协和急于求成。当然不是的，事情不会如此简单。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不懂妥协、急于求成只是那众多失败因素之一。但这个因素确实把本来就不高的成功概率，进一步大大降低了，这不能不令人惋惜。

那么，追根溯源，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仅仅是蔡霞一个人刚正、急躁，那我们可以归结为她个人性格的原因，但如果是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都刚正急躁，都不知道和诸如慈禧、袁世凯那样的邪恶的人妥协，那么显然，这就是我们文化上的问题了。仔细想一下，我们文化上似乎确实存在这个弱点。比如我们的文化，总把士大夫们分成刚正的君子和邪恶的小人。对君子是极力赞扬，对小人是极力谴责。当小人在朝廷上受宠、执掌大权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从来不告诉君子们如何适度地进行妥协、如何和小人们进行必要的合作，以使朝政得到些许的改革、至少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恰恰相反，我们的文化只告诉我们要刚正不阿，决不能同小人们同流合污，所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甚至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人们都更追求的是青史留名，对小人们则努力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极端至宋孝孺，宁肯十族被灭，也绝不向“罪大恶极”的朱棣低头，更谈不上妥协合作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现、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路途如此艰难、为什么无数仁人志士努力了110多年总不成功的、我们文化上的原因吧？

但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会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决不退让、毫不妥协的文化呢？西方、例如英国的政治改革中，面对邪恶的国王约翰，那些贵族们已经占领了伦敦、已经具有了谈判的优势，为什么他们依然和约翰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呢？他们这种文化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天生的吗？显然不是。西方、尤其是英国，他们的让步、妥协文化，显然是和西方的、尤其是英国的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传统有关。在市场上，人们都要讨价还价，都要相互妥协、退让，这样才能成交，才能完成商品交换，否则只能两败俱伤。在商品交换中，完成交换，就是双赢；未能完成交换，就是双败；总之不会有一赢一败的现象。而商家为了出售商品，往往会对顾客恭维、献媚，即使这个顾客是个刁民也在所不惜。正是西方这种根深蒂固的市场传统，滋养出了懂得妥协也擅长妥协的文化。反观我们中国，具有几千年的行政传统。在行政官场上，没有平等的交换，只有下级对上级命令的不允许讨价还价的绝对服从。因此，自然就不会滋养出妥协的文化、也不会允许妥协文化的存在。在战争时期，我把你打败了，天下就是我的；你把我打败了，天下就是你的。在和平时期的官场上，你爬上去了，我就输了；我爬上去了，你就输了。总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一方失败、一方胜利的情形，而很少有双赢的局面。这，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缺少妥协文化、我们的蔡霞们缺少妥协精神的根本原因吧？

那话说回来，我们这些试图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们，在中国的这种文化氛围中背负着沉重的毫不妥协的基因，现在应该怎么做呢？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学习、学习、再学习！既然我们可以很早就学习到如何制造枪炮的科学知识，也可以在不久前学习到管理现代企业的方法，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学不到西方市场经济中那种善于妥协、懂得让步的精神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已经通过互联网传遍全球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用自己有意识的理性思维，来战胜我们身上所具有的“毫不妥协”的文化遗传基因带来的本能冲动。记得一位仁人志士曾在狱中说过：“我没有敌人。”其实，我们是有敌人的，这个敌人就是深藏在我们身中的不会妥协让步、不会互利双赢的顽固的行政文化基因。我们必须认识这个行政本能，克服这个基因缺陷。是的，这非常非常难，对蔡霞来说很难，对所有的仁人志士来说都很难。但我们生为中国人，只能如此，别无它途。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尝试，一起脱胎换骨吧。如此，中国这只古老而疲惫的美丽凤凰，才能通过这场涅槃而浴火重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