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女士9月6日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萬字長文，題目是《習近平的弱點——狂妄與偏執如何威脅中國的未來》。我認真讀了以後，頗為感慨，忍不住提筆寫下此文。這裡，我對蔡霞文章中的基本觀點不作討論，只想換一個視角，返身觀照一下蔡霞，以及和蔡霞非常相似的許許多多海內外仁人志士們身上的一些共同的弱點，以及這些弱點對我們中國政治改革進程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在進入正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下蔡霞這篇長文中所提到的一件事，原文照錄如下：

2008年，習近平成為中央黨校校長，當時我在那裡任教。在次年的一次教職工會議上，中央黨校的二號領導傳達了習近平對教師們的一項威脅：“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意思是拿着政府的工資卻私底下批評其制度。習近平的荒謬觀念——是共產黨而不是中國納稅人養着國家——令我感到憤怒，我在座位上反唇相譏。我大聲說：“共產黨吃誰的飯？共產黨吃人民的飯，天天砸他們的鍋。”沒有人舉報我，我的教師同事們同意我的看法。（引文完） 

上述這件事，揭示出蔡霞兩個重要的性格特徵：1、剛正不阿，眼裡容不得一粒沙子。2、急躁衝動，不深思熟慮就憑情緒而採取行動。作為一個個人，這兩個性格特徵無可厚非，甚至可以視之為難得的優點，大家一般說來也都願意與這樣的人交往，和這樣的人做朋友。但若作為一個想在中國推進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那麼，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特徵就變成了明顯的性格弱點。即拿這件事情來說，雖然我不反對蔡霞的觀點，但我確實難以同意蔡霞的做法，因為這使我們喪失了一次改革的機會，至少是喪失了一次為改革上書的機會。設想，如果蔡霞仔細琢磨一下，發現習近平只是反對砸共產黨的鍋，而並沒有反對修共產黨的鍋、補共產黨的鍋，那麼。她是否可以這麼說：“我們不應僅僅滿足於不砸共產黨的鍋，更應該為共產黨補鍋、修鍋。我已經設想好了幾個具體的補鍋、修鍋的方案，過幾天就交上來，請領導審閱，看看哪個方案更可行一些？”這樣是不是皆大歡喜？領導至少不生氣，而蔡霞則名正言順地爭得了一次為中國的政治改革上書當時的黨校一把手、後來的黨中央一把手的機會。再退一步說，即使不說上書提改革建議的機會，只就事論事地和對方討論到底是誰養活誰 ，我們也可以讓步妥協，針對他的共產黨養活人民的意識，而提出我們的“共產黨和人民相互養活”的看法，這樣的觀點雙方是不是都可以接受？從這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基本點出發，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其他更重要的問題；而不宜像蔡霞這樣，一下子就把對話的大門關死了。

況且，對話的大門、上書的機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至關重要。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中國是一個行政系統（政府）在社會中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國家。幾千年來，任何想在中國進行改革、任何想在中國干出一番事業的知識分子，其首要的條件、也是極其難於達到的條件，就是想辦法結識某個高官，然後耐心地向他推銷自己的一套理論、或一套治國的方案，從而達到救國、或造福天下百姓的目的。我在這裡不去討論知識分子該不該選擇這個路徑，我只想指出，這個路徑是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所有知識分子們都不得不共同採用的路徑，無論其所主張的改革最終是失敗還是成功。

我們繼續來看蔡霞。蔡霞無疑是一個思維敏捷、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有着一顆報效國家的拳拳赤子之心。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又是一個紅二代，同時又是中央黨校的著名教授，和那些到中央黨校來學習的各個地方的高官和部門的高官們之間，有着天然的、基本的信任基礎。也就是說，在長達十幾年的任教時間裡，蔡霞始終具備着中國其他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都夢寐以求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直接平等地向各個地方的高官和部門的高官推介自己或自己朋友的改革設想和方案。甚至可以說，這就是無數仁人志士們所能得到的最好機遇了。但非常可惜，蔡霞剛正性格和急躁的脾氣，使她把這麼好的條件都浪費掉了，把許多重大的改革機遇也拒之身外了。

再舉一個出現在課堂教學中的機遇。有一次，一位地方行政高官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公開在課堂上表示（大意）：“所謂農民呀，都是一些刁民！”作為教師、且十分剛正的蔡霞聽了，自然極其氣憤，於是她立即回擊，反詰道：“請問在座的各位，誰的祖上不是農民？！”不知道讀者看到蔡霞的質問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是不是特別解氣、特別想為蔡霞鼓掌？是不是特別憎恨那個地方高官？但請你們冷靜下來聽我說：這其實是蔡霞又一次錯誤的做法，她又一次把絕佳的改革機遇拒之門外了。須知，地方高官是不願、或不敢和中央的高官說實話的，但在黨校的課堂上，他們多少敢說出自己的一些心裡話。如果我是蔡霞，我決不會浪費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會和藹地問這個地方高官，“我是一名教師，對社會上的具體情況不如你們清楚。你能否說詳細一些，哪些具體事例表明農民就是刁民？他們刁在哪裡？”在這個地方高官說完他的理由以後，我則會儘量微笑着說：“我也聽到一些反面的觀點，聽到許多農民說，許多幹部的心都太黑了。我們來一起探討一下，這對立的兩方面說法到底是怎麼產生的？雙方各自的理由都是什麼？”然後再引導課堂里其他所有的地方高官一起來分析中國整個行政系統的弊端，以及這個弊端是如何把好幹部“逼黑”、把好農民“逼刁”的。最後再和大家一起來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案，甚至可以進一步和幾位地方高官商定好改革的試點計劃（幾十個學生中，總會有個把好官的，或總會有幾個因沒有門路而願意冒險改革以往上爬的）。須知，地方高官就是土皇帝，他們是可以在自己的地盤上搞一些結構上的局部改革的，何況還有中央黨校教授的支持，失敗了他們也有說詞；成功了則很可能升官。比如蔡霞可以這樣對他們說，“你們大膽嘗試，成功了，政績算你的；失敗了，出事了，你們就甩鍋，我來背。”但很可惜，這麼好的歷史機遇，蔡霞由於性格上的特點、或說弱點，而沒能抓住，僅用一句憤怒的反詰，就把和地方高官們合作的大門關死了。

據蔡霞自己透露，在長達15年的任教生涯中，她總共培訓了數千名的中共高幹。我們可以合理設想，在這數千名高幹中，屬於地方行政一把手的，即使按10%計算，也高達數百人；而在這數百人之中，還存有理想、存有抱負的一把手，即使按10%計算，也高達數十人。也就是說，蔡霞有着數十次的機遇，可以通過某個地方行政高官來推行、試點自己的某個改革方案，或向這些高官推薦自己某個朋友的局部的政治改革方案。可惜。這幾十次的改革機遇都浪費掉了！（這裡順便說一句，當年在我聽說了中央黨校有蔡霞這樣的人之後，曾想盡辦法尋找她的聯繫方式，以求通過她向某個地方高官推銷我自己的幾個具體改革設想。可惜，還沒等我聯繫上她，她就退休了，讓人惋惜不已。）

蔡霞為什麼對多達幾十次的歷史機遇熟視無睹？我能想出來的解釋是：蔡霞過於剛正，她不屑與那些地方的貪官污吏們進行合作，這從她對那位學員的義憤填膺中即可看出。其次，她太急躁，不屑於為那些小打小鬧的局部改革費神耗力，而只願意投身中央層面的改革，這從她積極投身江澤民時期有關“三個代表”理論的構建就可以看出。

但即使是中央層面的改革，蔡霞的政治、急躁，也使她錯過了重大的歷史機遇。現在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2018年那個轟動全國甚至轟動全世界的取消任期制的修憲事件。毫無疑問，蔡霞是堅決反對取消任期制的，我想，絕大多數關心中國政治改革的人（包括我在內），也是反對取消任期制的。但如果我們冷靜下來，認真想一想，這其實也是一個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歷史機遇。就算習近平像蔡霞所推斷的那樣，他要終身執政，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和他達成某種妥協，利用他想長期執政的願望，和他達成某種有利於中國長期政治改革的交易呢？比如，當中央黨校的領導們特別告誡蔡霞不要對取消任期制發表任何公開反對意見的時候，蔡霞和她的朋友們似應該好好商量一下，也乘機提出自己的建議，比如可以委婉地向上頭表明：“我們可以不發表任何反對意見，但也希望習近平在延長的任期內進行一些最基本的政治改革（例如，總書記可否改為三五人自薦競聘，再由各省部級一把手們投票選出？或把省部級一把手的任免權分割開來，由中央和有關地方或部門共同享有？或把全國整個法院系統都改為異地交叉領導、異地交叉審案？等等。注意，這些方案本身對習近平自己沒有任何損害，比如省部級一把手們目前大多是他提拔的，推舉總書記自然會選他。）若能挑選、試行這些政治改革中的某些方案，則我們不僅不會提出任何反對取消任期制的意見，恰恰相反，我們還會大力讚揚他取消任期制的主張，為他辯護，就說他是因為搞這些政治改革需要時間。”這樣，既給足了習近平面子，又實際推動了政治改革，何樂而不為？可惜，當時體制內外那麼多的仁人志士，沒有一個人提出這樣的妥協方案，我們聽到的只是一片譴責的聲音。當然，即使是上述那些對習近平自身幾乎沒有任何傷害的政治改革，他接受的可能性恐怕也不是很大，但這畢竟也是一次寶貴的歷史機遇啊。可惜，當時的蔡霞太過於剛正了，也太急躁了，對黨校領導的告誡，她的直接反應只能是義憤填膺，而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個歷史機遇。她在私下談話中憤怒指責習近平，直接斥之為黑幫老大。雖然自己的情緒得到了暫時的宣泄，但一次很可能絕佳的歷史機遇也和我們擦肩而過了。

其實，不僅僅是蔡霞因為她自己性格上的弱點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機遇，現當代歷史中也有太多的仁人志士們由於同樣的弱點——剛正、急躁——而使中國錯過了一次又一次政治改革的歷史機遇。比如戊戌變法中的光緒和譚嗣同們，太急躁了，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就發布了上百條的改革“聖旨”；而在變法遇到慈禧和老臣們的阻撓時，又太剛正了，不會也不願與萬惡的慈禧們妥協，轉而試圖採取兵變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結果徹底斷送了中國第一次的改革機遇。再比如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競選中，宋教仁遇刺，本來是有可能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的，但孫中山們太急躁也太剛正了，既不能等待漫長的法律程序，更不願和萬惡的袁世凱們搞什麼妥協，於是就只有搞二次武裝革命一條路了，中國再次失去了一次漸進改革的歷史機遇。又比如1989年的“六四”期間，一度掌握了某種主動權的剛正而急躁的學生們、老師們、知識精英們，既不懂、更不會與看上去似乎虛弱實際上依然強大的當局搞妥協，結果使中國又一次喪失了第三次改革的歷史機遇。當然，我的意思絕不是說，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六四學運的失敗原因全是因為不會妥協和急於求成。當然不是的，事情不會如此簡單。失敗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而不懂妥協、急於求成只是那眾多失敗因素之一。但這個因素確實把本來就不高的成功概率，進一步大大降低了，這不能不令人惋惜。

那麼，追根溯源，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又是什麼呢？如果僅僅是蔡霞一個人剛正、急躁，那我們可以歸結為她個人性格的原因，但如果是歷史上許許多多的仁人志士都剛正急躁，都不知道和諸如慈禧、袁世凱那樣的邪惡的人妥協，那麼顯然，這就是我們文化上的問題了。仔細想一下，我們文化上似乎確實存在這個弱點。比如我們的文化，總把士大夫們分成剛正的君子和邪惡的小人。對君子是極力讚揚，對小人是極力譴責。當小人在朝廷上受寵、執掌大權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從來不告訴君子們如何適度地進行妥協、如何和小人們進行必要的合作，以使朝政得到些許的改革、至少能夠維持正常的運轉。恰恰相反，我們的文化只告訴我們要剛正不阿，決不能同小人們同流合污，所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甚至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士人們都更追求的是青史留名，對小人們則努力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甚至極端至宋孝孺，寧肯十族被滅，也絕不向“罪大惡極”的朱棣低頭，更談不上妥協合作了。這也許就是為什麼現、當代中國的政治改革路途如此艱難、為什麼無數仁人志士努力了110多年總不成功的、我們文化上的原因吧？

但問題又來了，為什麼我們中國會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決不退讓、毫不妥協的文化呢？西方、例如英國的政治改革中，面對邪惡的國王約翰，那些貴族們已經占領了倫敦、已經具有了談判的優勢，為什麼他們依然和約翰相互妥協、相互讓步呢？他們這種文化從哪裡來的？難道是天生的嗎？顯然不是。西方、尤其是英國，他們的讓步、妥協文化，顯然是和西方的、尤其是英國的根深蒂固的市場經濟傳統有關。在市場上，人們都要討價還價，都要相互妥協、退讓，這樣才能成交，才能完成商品交換，否則只能兩敗俱傷。在商品交換中，完成交換，就是雙贏；未能完成交換，就是雙敗；總之不會有一贏一敗的現象。而商家為了出售商品，往往會對顧客恭維、獻媚，即使這個顧客是個刁民也在所不惜。正是西方這種根深蒂固的市場傳統，滋養出了懂得妥協也擅長妥協的文化。反觀我們中國，具有幾千年的行政傳統。在行政官場上，沒有平等的交換，只有下級對上級命令的不允許討價還價的絕對服從。因此，自然就不會滋養出妥協的文化、也不會允許妥協文化的存在。在戰爭時期，我把你打敗了，天下就是我的；你把我打敗了，天下就是你的。在和平時期的官場上，你爬上去了，我就輸了；我爬上去了，你就輸了。總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一方失敗、一方勝利的情形，而很少有雙贏的局面。這，恐怕就是我們中國缺少妥協文化、我們的蔡霞們缺少妥協精神的根本原因吧？

那話說回來，我們這些試圖推進中國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們，在中國的這種文化氛圍中背負着沉重的毫不妥協的基因，現在應該怎麼做呢？還是那句簡單的話，學習、學習、再學習！既然我們可以很早就學習到如何製造槍炮的科學知識，也可以在不久前學習到管理現代企業的方法，那麼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學不到西方市場經濟中那種善於妥協、懂得讓步的精神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市場經濟的思維方式已經通過互聯網傳遍全球的條件下，我們可以通過學習，用自己有意識的理性思維，來戰勝我們身上所具有的“毫不妥協”的文化遺傳基因帶來的本能衝動。記得一位仁人志士曾在獄中說過：“我沒有敵人。”其實，我們是有敵人的，這個敵人就是深藏在我們身中的不會妥協讓步、不會互利雙贏的頑固的行政文化基因。我們必須認識這個行政本能，克服這個基因缺陷。是的，這非常非常難，對蔡霞來說很難，對所有的仁人志士來說都很難。但我們生為中國人，只能如此，別無它途。讓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嘗試，一起脫胎換骨吧。如此，中國這隻古老而疲憊的美麗鳳凰，才能通過這場涅槃而浴火重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