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原先生近日写了一篇2万字的长文，阐明中国至今没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下面我就把他的阐释和我的解释并列对比如下，供有兴趣的读者们参考。他的阐释用“刘松原”标记；我的解释用“戎小捷”标记。他的原文一共有100个项目，我保留他原来的项目符号，以便于读者查阅他的原文。

在正式点评刘松原的长文之前，我先阐释一下我的基本观点，或基本的理论出发点。我认为：

    历史上的所有人类文明，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靠可变化发展的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组织起来的。不同点在于，有的文明主要是靠行政指挥的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如东亚；有的文明主要是靠市场交换的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如欧美；还有的文明主要是靠理念说服的手段来组织分工协作，如中东、南亚。由此造成世界上三大文明类型——行政文明、市场文明、教俗文明。三大文明类型并非先后产生，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产生，此起彼落，竞相发展。

使用任何一种手段来组织全社会的分工协作，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不同的分工协作手段有着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准则，从而极易导致不同类型文明之间产生误解，引发冲突。

下面我就从上述基本理论出发，来点评刘松原的文章。

刘松原：

1、为什么中国至今尚未现代化？主要原因是中国人头脑中深蒂固的天朝情结。本文将回溯中国近代史，阐释这一论断。

戎小捷：

刘所阐述的现代化，根据其上下文，其实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现代化。我认为，和西方的市场文明不同，中国是一个行政文明。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制度至今尚未民主化、现代化？主要原因是中国人还没有发现适合行政文明的政治民主化道路或模式。

刘松原：

2、 本文所说的中国近代史，指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今（二〇二四年）中国的历史，相当于其它史学类著述所称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总和。

3、 中国的称谓、疆域、人口组成在历史上不断变迁。为叙述方便，本文所说的近代中国，一八四〇年至一九一一年指大清国，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指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后指中国大陆。

4、 本文频繁使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两个概念。文化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多重含义。本文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中的文化一词，指最广义的文化，即人类社会活动创造的所有成果的总和。

5、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在与现代社会不兼容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艰难摸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本文评判中国近代人物、事件、现象等以是否有益于中国现代化为考量。

戎小捷：

准确地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在与现代市场文明不兼容的传统行政文化的基础上，艰难摸索行政文明现代化道路的历史。

刘松原：

6、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古代史的延续，在解析中国近代史之前需要对古代中国做一个简单回顾。同时，近代中国深受近代世界影响、制约、左右，在解析中国近代史之前需要对近代世界做一个粗浅鸟瞰。

8、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在本文中称为古代中国。无论以上述哪个标准界定中国历史，古代中国都是一个农业社会，其主要特征包括：

• 小农经济，即以自耕农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农业经济。

• 皇权专制，君权天授，包括商周的王权和秦以降的皇权。

• 依附皇权，但自成利益体系的官僚集团。

• 祖先崇拜，宗法制度。

• 儒表法里，独尊一术。理性入世意识形态为主流。

• 政府垄断主要手工业和商业，如盐、铁、官窑、铸币、朝贡等。

• 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如筑长城修运河。

• 周期性暴力皇权更替。皇朝内部权力继承以家天下为正统，宫廷政变频繁。

戎小捷：

古代中国是一个用行政指挥的方式组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古代西方则不同，主要是一个用市场交换的方式组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如古希腊。虽然同是小农经济和手工作坊，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希腊是彼此交换产品的初级市场经济。

刘松原：

9、 古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同政治集团争夺统治权的矛盾，即打天下；以及夺取统治权后朝廷与其治下臣民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即坐江山。

10、 古代中国不存在阶级，不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古代中国大部分社会成员除了受官府统治、受宗族羁绊之外，不存在对他人的人身依附，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外不存在其它主从关系。社会成员之间有阶层差异，但财富和地位可以流转，不构成固化的阶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生动写照。所谓中国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周及以前是奴隶社会，秦及以降是封建社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套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编造而来，不符合中国史实。至于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两码事，此处不展开。

戎小捷：

古代中国主要是行政文明所人为化分的贵贱不同的社会等级；古代西方主要是市场文明自发产生的贫富不同的社会阶级。

刘松原：

11、 古代中国不存在农民起义。所谓的农民起义，其发动领导者并非农民，其诉求并非为农民谋求利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大小小所谓的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成功或不成功的打江山。农民起义一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塑造阶级斗争史观编造而来，不能解释中国史实。例如，刘邦朱元璋算不算农民起义？如果算，何以他们得天下之后建立的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王朝？如果不算，为什么陈胜吴广和红巾军算农民起义而他们不算？

戎小捷：

起义的性质不应以领导者的身份来化分，而应以参加起义的主要成员的身份来划分。如，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是农民起义；尽管领导这两个起义的都是知识分子。

刘松原：

12、 古代中国数千年间农耕技术、手工业技术和商业水平一直在缓慢发展，其晚期手工业和商业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文化入侵，古代中国不可能自发地进入近代工商社会，即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就不可能孕育出近代工业，没有近代工业，就不可能诞生近代工商社会。非常遗憾，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要素：公理体系和科学实验。所以，古代中国晚期并非处于近代工商社会前夜。

戎小捷：

古代中国确实不可能自发地进入近代工商社会，即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行政型文明，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市场型的文明。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自然科学，也有了近代工业，但也并不能因此就变成资本主义。

刘松原：

13、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基本要素呢？

一、与贸易和航海发达的古希腊和近代西欧相比，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缺乏孕育自然科学的需求。

二、与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新月沃土文明相比，位处东亚的古代中国受地理位置限制，缺乏与其它高度文明碰撞砥砺的机遇。

三、古代中国大一统王朝统治者一方面诱惑士人阶层读书做官，一方面兴文字狱对士人阶层恐吓钳制，培育诺诺之辈，淘汰谔谔之士， 窒息了思维创新。

戎小捷：

根本原因确实是行政文明缺乏对自然科学的需求。行政文明最需要的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因此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异常发达。

刘松原：

14、 古代中国是东亚文明中心。数千年间生活在区域文明中心的中国人累积了天朝意识，即中国是天下文明中心，中国朝贡体系之外皆未开化之蛮夷之地。在古代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地理范围内，在古代中国人所能记忆的历史长河中，天朝上国观念从未被撼动，因而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里，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

戎小捷：

行政文明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里，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至于天朝上国观念，最迟在八国联军之后已经荡然无存了。

刘松原：

17、 近代西方文化令西方率先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其主要特征是：自然科学衍生工业生产带来远远超过农业社会的财富，市场经济维系工业生产持续扩张，民主政治维系市场经济稳定运行。

戎小捷：

其实，远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已经进入工商社会了。迦太基等也是。

刘松原：

18、 近代以来，一方面西方国家内部不断进步，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进步为其带来压倒性军事优势，使其在相互争夺霸权之外，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实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征服了美洲、非洲、大洋洲、南亚、东南亚等几乎整个世界之后，只剩下东亚儒学文化圈等少数地区仍然幸存。

但是，大清国对遥远的西方在近几百年间的崛起几乎一无所知，对相对于西方中国已经沦落为贫国弱国的事实几乎毫无察觉，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西方为蛮夷之地， 不屑与西方通商，不惧与西方开战。

不过，在全球侵略扩张连连得手的西方眼里，鼎盛期的中国不过是一个尚未进入近代文明的古老帝国，外强中干。作为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已经工业化、要求自由通商的西方和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拒绝自由通商的中国注定一战。

戎小捷：

准确地说，是市场文明的西方，和行政文明的东方，由于利益的冲突和价值观的不同，注定一战。

刘松原：

20、 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战败，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大英帝国为维持其鸦片贸易利益对大清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是，英国的战争诉求不仅仅是保护鸦片贸易，其更重要的诉求是自由通商。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近代工商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碰撞，是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

戎小捷：

准确地说，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近代工商文明与传统行政文明碰撞，是近代西方市场文化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挑战。

刘松原：

21、 把鸦片战争的失败推诿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并没有找到失败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昏庸瞒顸，应对失据是事实。但是，处在古代中国巅峰期的清政府与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相比，并没有更腐败更无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仍然处于农耕经济的中国与实现了工业化的英国相比，发展阶段悬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落后。

戎小捷：

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晚期的清政府与早期的清政府比，已经腐败不堪。虽然仍然处于农耕经济的中国与初步实现了工业经济的英国相比，发展阶段悬殊，但假若鸦片战争发生在康乾时期，则大体量非工业化的行政文明未必会输给小体量的工业化市场文明。

刘松原:

22、 鸦片战争中英国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但是，这次外族入侵与古代中国的外族入侵截然不同。历史上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入侵中原，如五胡乱华、辽夏金元、满清入关，随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融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次的入侵者不仅具有军事优势，而且携带着更先进的文明，不仅没有被中国传统文化同化，反而将其重创，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戎小捷:

我们中华文明属于一种典型的行政文明，而先后军事征服过我们的那些北方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也都属于行政文明，完全属于同一种文明类型。区别仅仅在于，我们中华民族是用行政的手段来组织农业生产，而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用行政的手段来组织牧业生产。因此，北方来的游牧民族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同时也愿意借鉴、吸纳我们中华地区原有的一套行政管理制度和相应的一套儒家思想，以便其更有效地来治理他们所新占领的广大地区。由此一来，中华文明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以后,文化不仅没有中断或灭绝；反而，少数游牧民族统治时间一长，往往被人数众多的汉民族所同化，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而西方文明是市场文明,不可能被行政文明的中国所同化；同样，庞大的中国行政文明，也不可能被西方同化。这就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本质。

刘松原:

23、 鸦片战争为中国历史进程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因素：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西方。

与此同时，传统的皇朝更替依惯性仍然继续。中国近代史上，实现现代化性质的事件和皇朝更替性质的事件交叉纠缠，扑朔迷离。

24、 欲实现现代化，首先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承认中国需要学习借鉴西方。这既是理性的认知，也是一个文明自信且有生命力的标志。否则，中国仍然是天朝上国，何需什么现代化，何谈实现现代化？不幸的是，这个看似一目了然的浅显道理，时隔一百八十余年，至今尚未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不承认落后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切身利害。中国统治者不愿意承认中国落后这个事实。如果坦承中国已经落后，则应当放弃皇权专制，改行西方宪政民主，统治者将失去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政权，从而失去权力带来的财富。

二是心理因素。对数千年间浸淫在天朝意识中的中国人来说，意识到祖宗之法不可取很困难，承认祖宗之法不可效很屈辱。即便已经落后，中国人仍然想当然以天朝上国的视角俯视世界。

这两个原因互为因果，共振增幅。不承认落后，是中国至今仍然落后的根本原因。

戎小捷: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已经承认器物层面的落后了，否则不会有洋务运动。至迟,中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们在甲午战争之后也已经承认政治制度落后了,否则不会有戊戌变法和清廷晚期的新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之所以一直未能成功，原因在于：照搬西方市场文明的民主模式总是失败，而自身行政文明的民主模式，要么是因战乱来不及找，要么是一直未能找到。

刘松原：

25、 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军事落后和经济落后已经暴露无遗，如何处理名义上的天朝上国和事实上的贫穷落后之间的落差呢？为此，中国统治者挖空心思为天朝意识注入新解：虽然我们在形而下，即看得见摸得着的军事上经济上屈居劣势，但是，我们在形而上，即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制度上思想文化上仍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仍然拥有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特色，仍然领先全世界。

晚清政府如此宣扬，民国政府如此宣扬，共和国政府亦如此宣传。

如此一来，在古代中国尚且某种程度上属实的天朝意识被扭曲为在近代中国睁着眼说瞎话的天朝情结。依天朝情结，倡导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被斥为全盘西化、数典忘祖、汉奸洋奴卖国贼等。

尽管自欺欺人的天朝情结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伪，众多国人至今仍奉以为真，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格外艰难曲折。

戎小捷：

当代中国，至迟在文革以后，当局也承认政治制度落后了，邓小平因此才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可惜，找不到路在何方。

刘松原：

26、 天朝情结与民族主义有重迭，但程度不同。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民族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并非理性产物。多数国家借助民族主义增进社会凝聚力，但仅仅把民族主义控制在民族自豪感水平上，不会以民族主义构建国策，伤害国本。天朝情结不同，近代中国历届政府事实上均不同程度地以天朝情结构建国策，抵制现代化。天朝情结是伤害国本的民族主义。

27、 从一八四〇年代到一九一〇年代，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挫折，部分中国精英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天朝情结的虚妄和危害。

28、 第一步：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国人意识到洋人船坚炮利。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中国技不如人，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开启了正视世界、学习西方的第一个篇章，撕开了天朝上国迷思的第一道口子。

29、 第二步：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国人意识到洋人不只是军事领先，而且在工业上领先。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尽管尚有体用之辨，但承认西学可与中学并列，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先河，撕开了天朝上国迷思的第二道口子。

30、 第三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成效卓著的泱泱大国败给了明治维新后君主立宪的蕞尔小国。光绪、康有为、梁启超等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需要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着手戊戌变法，撕开了天朝上国迷思的第三道口子。

31、 第四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意识到中国政治制度落后，先后组建兴中会同盟会等，倡导三民主义、诉诸共和革命。经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取代了在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帝制，取得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撕开了天朝上国迷思的第四道口子。

需着重指出：中华民国建立时，袁世凯与孙中山南北议和、拟出《清室优待条件》，隆裕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等一系列妥协是政制和平演变、政权和平移交的明智之举，减少了社会动荡，减轻了社会成本。

32、 第五步：十九世纪下半叶郭嵩焘提出开放民营工商业。二十世纪初张謇等主张实业救国。与洋务运动官办实业不同，实业救国主张民办实业，即市场经济。清末发轫、民初迅速成长的民办实业标志着近代市场经济在小农经济土壤上萌芽，撕开了天朝上国迷思的第五道口子。

33、 第六步：民国建立后，现代化成效未达预期。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张伯苓、陶行知等推行教育救国。近代文化先行者们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在军事上、工业上、政治体制上、政治制度上、经济制度上学习西方，而且需要思想启蒙，在文化上学习西方，从而撕开了天朝上国迷思的最后一道口子。

戎小捷：

刘松原上面的这些阐述，实际上正说明中国已经不在迷恋天朝上国的观念了。上面这段论述，实际上否认了他自己的第25条阐明的观点。

刘松原：

38、 需要申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落后的。古代中国几千年间开发出来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艺精湛的手工业、时有创新的商业、郡县制、科举制、诸子百家、礼义廉耻、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琴棋书画、众多文艺作品、众多技术发明等等，都曾经是先进的。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是近代中国人未能与时俱进造成的，没有理由抱怨当年并非总是落后的老祖宗。

39、 另一个需要申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相比，近代以来落后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毫无可取之处。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集中体现在皇权专制、小农经济和科学缺位。在某些领域，如在群体层次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凝聚能力、教化能力、动员能力、公序良俗等等；在个体层次上，中国人的勤劳智慧，进取向上，注重家庭，注重教育等等，在当代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优秀素质。

40、 中华民国成立、清末民初民营工商业跃进、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救国，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贤们已经摸索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即建立民主宪政，发展市场经济，汲取先进文化。由于这一路径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兼容，未能在短期内被中国社会广泛接纳。

戎小捷：

确实，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朝野人士，都曾经认为中国应该搞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并在辛亥革命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可惜，由于文明类型不同，西方的民主模式和中国的行政文明不兼容，因此遭到了惨败。

刘松原：

41、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间成立国会，实行总统选举，实行多党制，颁布宪法，建立起民主政体架构。但是囿于帝制遗患，当时政坛上革命、暴动、暗杀、复辟、政变等轮番上演，政局长期动荡。

即便如此，与动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比，民主政体架构的诞生和存在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进步。若认可民主制度，保持民主政体架构存在，假以时日民主初级阶段的弊端势将逐步改进。这一期许，数十年后在台湾得到实证。

戎小捷：

民主政体架构确实有无与伦比的历史进步性。但不同的文明类型，各有适合自身的独特民主政体架构（具体模式详后）。前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下的多数知识精英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此乃中国至今无法实现民主政体架构的重要原因之一。

又：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裔社会，体量均很小，大陆无法模仿。

刘松原：

45、 为什么苏联能做到把中国的现代化课题偷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课题呢？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中国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士人阶层已经意识到，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内容陈旧，不足以抵挡西学东渐。为救国救民，他们不得不借助西方思想武库寻求富国强兵的工具。

可是，当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战胜国，第一次以胜利者身份走上世界舞台时，西方列强却试图把不公平的《巴黎和约》强加给中国，触发五四运动。此举令相当大一部分中国士人对接受西方主流思想十分抵触。

恰逢此时，马列主义经由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其来自西方又全面批判西方主流社会的双重属性迎合了中国士人阶层既需要西方思想武器又需要贬斥西方社会的心理需求。

第二个原因：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相似性。例如：

• 暴力革命与打天下

•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与帝王

• 无产阶级专政与法家

• 列宁主义政党与帮会

• 阶级斗争与杀富济贫

• 计划经济与官办经济

• 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世界

• 社会发展规律与君权天授

等等，不一而足。

二者的高度相似性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容易被理解、接受、传播，不需要额外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启蒙。

而近代西方主流社会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军队国家化等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不存在，欲在中国得到理解、接受、传播需要全社会海量知识储备和持续思想启蒙。马列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性，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相似性，再加上马列主义涂着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近代斑斓色彩，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普及程度相当低的中国颇具迷惑性，吸引了众多知识储备和启蒙程度不足的中国人，包括抱着救国救民理念的志士仁人和抱着“杀到东京去夺了皇帝那个鸟位”想法的草莽人士。

戎小捷：

上面这一段论述基本符合事实。一句话，马克思针对西方市场文明的弊端，开出了一个行政药方，这自然会得到中国行政文明中人的认可。如果马克思开出的是一个宗教药方，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将决不会是俄国人和中国人。

刘松原：

46、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欧相对落后的德国，其创建人对当时正在西欧北美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陌生疏离，其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是对民主的反动。

列宁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比德国更落后的俄国，其抛弃巴黎公社模式、建立列宁主义政党的独裁统治模式更是从马克思主义倒退。

戎小捷：

马克思是针对欧洲当时由于市场系统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而开出的药方。虽然开出的药方有误，但这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刘松原：

54、 二战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退潮，形成世界相对和平的时期，也形成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最好的时期，是中国在解决了存亡问题之后继续实现现代化的最佳契机。

当时国内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组相互抗衡的军事政治势力，和平民主建国是可能选项。可惜蒋介石和毛泽东只有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情结，没有致力中国现代化的理念情怀，导致国共内战，中国坐失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良机。

戎小捷：

不仅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具有打天下坐江山的帝王情结，整个共产党整体和国民党整体，甚至整个中华民族，都具有这个情结。注意，帝王情结不是天朝上国情结。

刘松原：

56、 抗战胜利，内战结束，国人期待一个解除了内忧外患的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面临的课题与一八四〇年晚清政权面临的课题一样：是学习借鉴西方实现现代化，还是固守天朝情结拒绝现代化。毛泽东作出了与晚清政府同样的选择，并借助布尔什维克主义强制推行之，于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间，即通常所说的中共建政前三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堕入倒退阶段。

57、 倒退的主要标志是闭关锁国。

鸦片战争前中国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再次闭关锁国。前后闭关锁国的原因同出一辙：维护政权稳定。结果殊途同归：失去发展机遇。

• 五十年代初，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被社会主义阵营成员苏联和朝鲜拖入朝鲜战争，导致对西方闭关锁国。

• 五十年代末，中苏产生分歧，引发苏联撤回援华专家和中苏论战，导致中国对苏联东欧闭关锁国。继而中苏边境武装对峙，发生珍宝岛和铁列克提边境武装冲突。

戎小捷：

此次前30年的闭关锁国，无论是对欧美还是对苏联，都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而是对方要封锁我们。

刘松原：

58、 政治倒退的主要标志是由宪政民主理念倒退回皇权专制。

截止一九四九年，中国虽然不曾施行过行之有效的宪政民主，但始于晚清的宪政民主理念一直不曾缺席。北京政府时期，一直保留民主政体架构。国民政府时期，形式上完成了由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转换。

中共否定宪政民主，宣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之下，中共领导一切。中共党内，全党服从中央。而在中央，领袖有最终拍板权，且实行终身制，还被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套文字游戏弯弯绕了一大圈，就是为了掩饰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官方羞于承认的事实：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即皇权专制。

戎小捷：

和皇权还是有区别的。皇帝是世袭的，而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实际上并非世袭，党章和宪法中也均没有规定世袭制度。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光取消世袭制是不够的，真正需要大力改革的其实是郡县制。

刘松原：

59、 经济倒退的主要标志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旗号下，取缔市场经济，倒退回官办经济。

60、 文化倒退的主要标志是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为皇权服务。

61、 社会倒退的主要标志是从近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倒退回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逆社会发展方向而动。

戎小捷：

如果以西方的宪政民主作为预定的目标，则上述现象确是一种倒退。但如果以行政文明自身的民主模式为预定目标，则上述现象就不是一种倒退。本质上是一种还没有找到正确民主模式之前的一种迷茫中的徘徊、一种犹豫不决中的反复不定。

刘松原：

62、 一些为中共辩护者认为，中共建政前三十年间取得了伟大成就，比如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等等。

不错，中共建政前三十年间确实也有一些成就。除了上述的两弹一星和工矿企业之外，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在延续民国以来的妇女解放、普及中小学教育、传染病防治、交通网络整备等方面亦有进步。此外，一九七二年中美外交破冰虽然没有改变闭关锁国走势，但总算对外开启了一道小小的门缝。

但是，这些成就与同期全世界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相比相形见绌。

二战后，由于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以及科技进步，人类社会发生了继工业革命之后第二次飞跃发展。与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同期，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同步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其中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籍此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失去了这次与全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

戎小捷：

前30 年，中国确实失去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但不是由于闭关锁国，而是由于错误、僵硬的意识形态所致。

刘松原：

63、 闭关锁国带来全面倒退，理所当然一再遭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抵制，包括：

•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遭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昭等至少五十五万名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抵制。

•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遭到彭德怀等中共党内部分干部抵制。

•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遭到刘少奇等中共党内部分干部抵制。

64、 面对各阶层不间断的抵制，中共以阶级斗争为名，先后发动了数十个政治运动，罗织反革命分子、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四不清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工贼、内奸、五一六分子等五花八门的罪名，整肃了数以亿计质疑闭关锁国路线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社会精英、中共干部。

戎小捷：

无论是57年，还是59年、62年、无论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的高层，他们抵制的都不是闭关锁国。部分知识分子是想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部分党内高层是想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恢复单干。

刘松原：

65、 发动数十个政治运动强制推行闭关锁国路线仍然不果，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伙同林彪周恩来等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

戎小捷：

若仅从表面观察，文革确实荒唐到了可笑的地步。但我们若从秦制建立2000多年来的漫长中国历史来考察，同时结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的那个著名对话来考察，则你就会发现其有内在的必然逻辑。文革是共产党或毛泽东为了跳出“周期律”的历史顽疾而进行的一次尝试。虽然这是一次鲁莽的、失败的尝试，但也是一次真诚的、大胆的尝试。当然，毋庸置疑，文革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无论如何，不能把文革的目的归为要推行闭关锁国。其次，也不能把林彪和周恩来算作文革发动者。

刘松原：

66、 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中共建政前三十年会陷入倒退？

直接原因：中共对现代化认知错误。

中共以为现代化仅仅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对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一无所知，其对现代化的认知水平远不及清末民初。声称搞现代化，却敌视支撑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犹如只引进汽车却拒绝接受交通规则，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翻车。

深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

中共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自力更生、土法炼钢、大干苦干、艰苦奋斗、亦工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基于小农经济的思维，无可避免地在经济建设上频惹祸端。而平息祸端的方式除了祭出皇权镇压，束手无策。由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倒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昭然若揭。

戎小捷：

其实，中共不仅仅是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它也想找出一条克服官僚主义、克服腐败顽疾、彻底跳出朝代循环周期律的新路。57年曾想通过党外人士来监督共产党，没想到知识分子要的是多党制。66年想通过造反派来纯洁共产党，结果是造反派之间打得不亦乐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也都曾尝试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显然，我们首先应该建立行政文明的民主模式，之后，那些和旧模式相适应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自然会被淘汰。

刘松原：

68、 至于说中共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天方夜谭。中国从来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中国从来不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谓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国公众既没有权力任命其管理层，决定其经营方针，也没有资格从中分取红利。没有管理权和分红资格，中国公众如何拥有这些生产资料？事实上，这些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与古代中国政府官办的手工业和商业机构没有本质区别，与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官办企业即中共所称的官僚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高度社会福利，那么，中国公民享有的社会福利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配称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只有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干部职工享有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占人口大于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旧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一党专制、个人独裁、从而令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试问，中国历朝历代哪个不是在帝王及其党羽的统治下集中力量办大事？

戎小捷：

无论是过去周朝的分封制，还是后来秦朝的郡县制，抑或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其本质都是行政系统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已，都属于行政型文明。区别只在于行政系统中的集权度有所不同。中国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其政治体制确实和秦制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本人实际上也承认这一点。

刘松原：

72、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启动改革开放，扭转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倒退，重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可以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抗日战争胜利媲美的现代化里程碑。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充分、政治现代化改革阙如，改革开放没有促成中国现代化。

戎小捷：

如果撇开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则经济上的现代化已经基本实现。

刘松原：

75、 中共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体现了一党专制的优越性，这一断言不成立。

纵向看，如果一党专制带来经济高速增长，那么中共建政前三十年一党专制的强度更甚于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有出现经济高速增长？横向看，如果一党专制带来经济高速增长，那么朝鲜一党专制的强度更甚于中国，为什么朝鲜没有出现经济高速增长？

戎小捷：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朝鲜的发展速度，远胜于韩国。我这里不是在赞扬朝鲜，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如果调理得好，其实各有所长。朝鲜现在一团糟，根本原因是他们也没有找到适合行政文明的民主模式。

刘松原：

76、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松动了中共一党专制，经济高速增长才成为可能。

改革部分恢复了市场经济，允许私有经济存在，解除了计划经济对劳动者、经营者的束缚，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才有了用武之地。

开放摈弃了闭关锁国，换取了国际资本和技术流入，以及国际市场对中国开放，中国才有可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或称第一桶金。

改革开放提出废除国家领导人终身制，使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预期政治环境将有利于经济发展，换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支撑中国经济大半壁江山。

一言以蔽之，打开国门引进市场经济带来经济高速增长。

戎小捷：

实际上，不打开国门，也可以在国内推行市场经济。当然，这样的话，经济增长无疑不会有这么高的速度。

刘松原：

77、 但是，经济高速成长毕竟是在中共执政期间取得的。为什么一党专制下中国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增长呢？

回顾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几乎所有发达或曾一度发达的经济体都有一个在民主制度确立之前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南美诸国、台湾、韩国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例外是因为这些国家形成时已经沿袭了英国的民主制度。

一个经济体由农业社会步入工商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到处是市场空白，加之低工资福利、低劳动保护、低环境保护等低成本优势，无限商机暂时掩盖了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苛求，民主制度暂不构成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戎小捷：

刘的这一段论述，实际上是肯定了行政系统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有其正面的历史作用。

刘松原：

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需要民主制度维持公正的市场秩序。这时，能够民主转型的经济体能够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进化为发达国家；不能民主转型的经济体市场失序，堕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历经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一九七六年伊朗的人均 GDP 达到当时世界平均的五倍，远超中等收入水平，但由于未能民主化，二〇二三年其人均 GDP 仅为该年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

戎小捷：

历史事实是，教俗文明的伊朗因为没有找到适合教俗文明的民主模式，反而照搬了行政文明的一些东西和市场文明的许多东西，结果彻底失败。

刘松原：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根本原因是未能实现民主转型，国进民退政策导致外资逃离，民营经济萎缩，市场秩序混乱。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国外经济去风险等因素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戎小捷：

根本原因是，中国的邓、江、胡等，包括赵紫阳和胡耀邦，也包括一大批的海内外知识分子，在中国需要、而且可以推进政治改革的窗口期，都没有找到适合行政文明的民主模式，因此才导致了这一系列的后续问题。

刘松原：

78、 改革开放带来最大的弊病是官场腐败加剧，并由此衍生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溃败，如黑社会、黄赌毒、拐卖人口等等。

导致官场腐败加剧的原因是政治现代化缺失，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制衡。

中共不承认官场腐败加剧的原因是政治现代化缺失，试图仅仅以自身反腐应对，结果反腐流于清除政敌的工具，腐败愈演愈烈。

戎小捷：

是的，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正确的、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于是执政党只好又捡起起了传统的老办法来反腐、来整肃党。

刘松原：

81、 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其执政期间否定文革，部分纠正闭关锁国路线，借重胡耀邦平反中共建政前三十年间的冤假错案，开启经济高速增长，是其任内亮点。但是，纠正闭关锁国路线不彻底，废黜政治改革方面更为前瞻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镇压六四民主运动，是其任内败笔。

82、 江泽民执政初期，曾一度叫停改革开放，后被迫重启改革开放，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史无前例地依约定和平移交政权（尽管还保留了一个留任军委主席两年的尾巴），以及朱镕基主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其任内亮点。但是，政治改革不作为，镇压法轮功，是其任内败笔。

83、 胡锦涛执政期间开创经济高速增长十年黄金期，保持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废除农业税和盲流遣送法等苛政，并不留尾巴地按时依约定和平移交政权，是其任内亮点。但是，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治改革却得不到呼应，逮捕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是其任内败笔。

84、 由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期间拒绝政治现代化改革，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并持续为镇压辩解，导致一批在文革期间形成价值观，抵触改革开放的政客得以进入政坛高层。

85、 习近平是抵触改革开放的政客代表，其执政以来主要在做三件事。

一、借反贪剪除政治对手，集中权力，修宪恢复终身制。

二、不忘初心，试图从改革倒退，回归中共建政前三十年。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试图从开放倒退，挑战现存世界秩序。

不仅没有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重大挑战，反而触发了西方的警觉和集结，导致中国失去享用了三十多年的、近代以来最宽松的外部环境。

戎小捷：

邓、江、胡的所有败笔，我们知识分子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我们没能及时给共产党提供一个非西方的、适合中国行政文明的民主方案。我们的民主理念，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水平上——照搬西方。

至于外交方面，现在的中美交恶，中西交恶，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没有跳出陈旧的意识形态窠臼。

刘松原：

86、 现政权内政倒退受阻是因为无视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已经由农业社会进化到工商社会初级阶段。与小农经济时代不同，工商社会初级阶段非国有经济体量庞大，官方已经没有能力再次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重新控制所有人的饭碗，从而控制所有人的行为。此外，工商社会初级阶段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中共不敢也做不到再次闭关锁国与外部经济脱钩。

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二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已经由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世代构成。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贫穷落后、与世隔绝，易受马列主义之类的话语术愚弄。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教育的两代人与父祖辈相比，接受了正规教育，接触到了普世价值，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度生活相对富裕自由的世代。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不会放弃已经改善的生活方式。虽然社会顶层仍由文革世代盘踞，但是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各行各业，已经由亿万改革开放世代形成中坚力量。他们偶而出彩，但通常默默且有效地抵制着倒退。

戎小捷：

只要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则现在的一切都具有可逆的风险。

刘松原：

87、 现政权外交倒退受阻是误以为东升西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值不断攀升，西方相应的比值则不断下降，被中共当局解读为东升西降。

戎小捷：

如果西方不能改革他们那些明显已经出现众多问题的现存民主模式，则“西降”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始终不能找到适合自身的民主模式，则“东升”决无可能。

刘松原：

88、 本次现代化进程倒退，已经并将持续引发经济灾难，置中国于中等收入陷阱。

不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每一次阶段性进步总是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痛定思痛而来。

• 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痛定思痛睁开眼睛看世界。

•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痛定思痛兴办洋务。

• 甲午战败，痛定思痛变法、共和革命。

• 辛丑国耻，催生清末新政、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 民初政坛混乱，催生新文化运动。

• 三面红旗和文革溃败，痛定思痛改革开放。

所以，本次现代化进程倒退势将再次唤醒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促进中国现代化更上层楼。

戎小捷：

确实，已经有人，包括我自己，已经跳出西方宪政民主的固有模式，开始提出适合行政文明的、适合中国的独特民主模式。例如“两权分解，三方共享”的民主模式。

刘松原：

92、 中国近代史提示：什么时候天朝情结某种程度地被抑制，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中国现代化进程就前进一步；什么时候天朝情结当道，拒绝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中国现代化进程就遭受挫折。不革除天朝情结，无论主张什么主义，无论如何更换领袖政党政权，中国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戎小捷：

我再重复一遍，天朝情节，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减弱，在甲午战争之后已经荡然无存。

刘松原：

93、中国现代化进程迟缓是因为体量庞大，现代化意识渗透整个社会需要更长时间。同等条件下，体积较大的冰块儿融化较慢。

戎小捷：

刘的这个观点，需要加上一句。即：必须找到适合行政文明的民主模式，否则，缓慢的融化也不可能。

刘松原：

94、 没有民主就一定不能实现现代化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实现现代化时不可以殊途同归吗？

迄今为止的历史显示，遍布世界大大小小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曾试图以五花八门的主义取代民主，实现没有民主的现代化，没有一例成功。原因无它：实现现代化，依赖工商业持续扩张；工商业持续扩张，依赖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依赖民主制度维系。

戎小捷：

确实，没有实现适合自身文明特点的民主模式，则经济的现代化不能持久。

刘松原：

95、 中国民主化最可能的路径是成本最低的台湾和平演变模式

中国民主化最可能借鉴台湾民主化路径，不仅因为海峡两岸文化背景相似，更因为中国现代化取得的进展主要来自和平演变，而革命和暴力等方式收效甚微。

戎小捷：

中国的民主化，照搬任何人都不行。不能照搬俄罗斯，也不能参照台湾和新加坡，更不能照搬欧美。我们必须自己找到新路！当然，毋庸置疑，是和平的新路。

刘松原：

97、 虽然西方在现代化方面曾经领先全球，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超越。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民主改革，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在均贫富、社会治安、衣食住行便利等方面超越了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颇具启示意义。

戎小捷：

同意。

刘松原：

98、 西方左派批判现存社会，寻求更公正的社会，是引导社会进步的力量。西方右派守护现存价值，以免社会变化过激翻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二者制衡，维系社会平稳发展。

戎小捷：

同意。

刘松原：

西方左派中部分人士缺乏切中西方社会时弊的真知灼见，拿不出可以与建制派抗衡的理论和主张，只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安慰，只能从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比西方更缺乏公正的国家寻求寄托。苏联时期，他们曾赞扬并寄希望于苏联。苏联解体了，他们转而赞扬并寄希望于中国。这部分西方左派既不可能中肯地批判西方社会，也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助益。

戎小捷：

同样，中国右派中部分人士缺乏切中中国社会时弊的真知灼见，拿不出可以与建制派抗衡的理论和主张，只能从西方自由主义中寻求安慰，只能从西方国家寻求寄托。这部分中国右派既不可能中肯地批判中国社会，也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助益。

刘松原：

99、 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共性大于个性，并不存在什么特殊性。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过内战和政变，法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过暴力和复辟，美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过奴隶制，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有过军国主义。世界上一些先前阔、但现代化进程滞后的文明如今所处的困境也和中国类似，如伊斯兰、俄罗斯。

戎小捷：

中国无疑有着最大的特殊性。体量最大，无人可比。行政占优的历史最长，同样无人可比。

刘松原：

100、 笔者不是史学工作者，在引用史料和使用专业术语时外行之处可以想见。但笔者相信，这些缺陷不影响本文整体立论。

欢迎对本文拍砖或斧正，尤其欢迎整体否定本文且能自洽的大作。毕竟，个人见解正确与否无足轻重，中国现代化路在何方兹事体大。

戎小捷：

虽然我压根就不同意刘松原的整体立论，但我对刘松原充满真诚的敬意！谢谢刘松原的努力探索。我也愿意和刘松原一起，进一步探讨中国行政文明的民主现代化之路。

最后申明一下，我认为，中国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应该走一条类似“两权分解，三方共享”的道路。（详见我的有关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