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创立初期的秘密宗教特征 孟晓峰（香港理工大学） （原文为简体字，发表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社会与基层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2024年6月15日） 摘要：乾隆末年林爽文起义后，清廷追查天地会起源，认定天地会为洪二和尚万提喜所创。案犯还供有很多重要人物，如洪二房、洪三房、洪李桃、李九桃、朱洪德、朱李二姓等，当时均不知所指。实际上，洪二房与会簿中的洪太岁、洪二和尚为同一人，而洪三房、洪李桃、李九桃等则是乾隆末年发遣到新疆的案犯李胄桃。天地会尊奉青莲教十祖吴子祥为洪长房，会内流传的五本、开口不离本等与青莲教前身五盘教有关，故天地会与青莲教为同源异流。天地会吸收了有反清色彩的秘密宗教信条，如朱李二姓、和尚传会、桃字和桃形图符、合同等，部分信条与马朝柱起义有关。天地会师徒递传的形式也出自秘密宗教。林爽文起义时，台湾天地会初显异姓结拜特征。后起义逸犯对传会仪式进行了继承和改造，秘密宗教特征淡化，天地会逐渐转变为以异姓结拜为重要特征的秘密会党。 关键词：天地会；秘密宗教；异姓结拜；李胄桃；青莲教 一、 引言 从清初开始，清廷意识到异姓结拜对政权的危害，顺治末年“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着即正法”。乾隆年间按“谋逆未行”甚至“谋叛罪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惩治逐渐加重。[1]在福建异姓结拜极为盛行。康熙十九年（1680）福建总督姚启圣发布禁结社党告示，内有：“近闻闽省各属多有穷凶巨棍，自称大哥，歃血盟神，结拜兄弟。或一伙有百余人，或一伙有三五百人。”“如敢创立大哥、歃血誓盟、扛帮诈害者，或经访闻，或被告发，不分首从，一体严拿，照新例概置死法。父兄邻右纵容不举，从重治罪。”[2]乾隆五十三年（1788）福康安、鄂辉奏：“台湾民刁俗悍，抢劫成风，结会拜盟，尤为恶习。” [3]粤东的民风也大致如此。 清初至清中叶，秘密宗教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广泛传播。乾隆初年，圆顿教、鸡足山大乘教、罗教等汇聚于江西，互相混杂，遂被统称为“斋教”。[4]因教众多奉三皈五戒、吃斋念佛，民间甚至官府也很难区分教派。无论出于敛财或反清目的，秘密宗教有从江西南传的需要，但在异姓结拜秘密盛行的闽粤，秘密宗教需要改变传教方式。天地会的创立或与这一改变有关。本文根据乾隆嘉庆年间天地会案犯的供词、会簿和官书文件，分析天地会创立初期是否曾存在秘密宗教特征。 二、 洪二房身份辨析 “洪二和尚”，是乾隆末年清廷追查天地会起源时，案犯行义、陈彪等人供出的创会人物。乾隆五十四年（1789），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肆奏报，天地会是由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倡立。[5]乾隆五十四年乾隆给福康安谕令指：“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今据行义供认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6]至嘉庆十一至十六年（1806-1811），江西周达滨、卢盛海、钟高才与姚必英等人结拜三点会时，“设立从前传会的万大哥即洪二和尚牌位” [7],仍对洪二和尚万提喜加以供奉。 蔡少卿、秦宝琦等根据众多官书记载，也认为“洪二和尚”即天地会创始人万提喜。提喜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八九年（1719-1720），逝于乾隆四十四年，福建漳浦县高塘村（今属云霄县东厦乡）人，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弟兄三人，排行第二，中年出家为僧，号“洪二和尚”。初居寅钱寺，后住持高溪村之观音亭。天地会《会簿》中《西鲁序》提到居住福建云霄高溪之“始祖”，当指洪二和尚万提喜。[8]秦宝琦所引《会簿》，即咸丰同治年间粤中会簿抄本。该会簿内的“素珠牌”图旁写有：“飞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生。起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本姓洪，洪花亭是也。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洪太岁。” [9]云霄、高溪、洪花亭等，是提喜在乾隆二十六年的创会之处，故秦宝琦推测此处的始祖为万提喜。素珠本是诵佛经时所用的念珠，所以该图旁的洪太岁应是和尚。故可以推知，洪太岁为始祖洪二和尚万提喜的化名。 天地会案犯还供有“洪二房和尚”。参加过林爽文起义的杨咏、杨轩二犯，供称：“小的们听得严烟说及起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旋又供称天地会根源，起于粤东，有和尚洪二房及朱姓人。”传会林爽文的严烟则供：“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助传会的李姓，实在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作洪二房。”又供：“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总称。” [10] 乾隆皇帝认定天地会起于“洪二和尚”，间接否定了“洪二房和尚”的存在。实际上，“洪二和尚”指提喜俗家行二，而“洪二房和尚”意为“洪二房”仅是创会者之一。倘若乾隆皇帝严旨深究“洪二房和尚”身份，势必引发各省对朱李二姓和“洪长房”以至三房、四房的追查，众官员将疲于应付且结局难料。所以，众官员利用万提喜俗家行二的巧合，以“洪二和尚”即为万提喜且是唯一创会人的结论匆匆奏报乾隆，并不再追查朱李二姓和洪三房。 粤中会簿另记有后五房——吴天成、洪大（太）岁、李识弟、桃必达、林永昭。[11]嘉庆十六年（1811）姚大羔本会簿的《水先成》组诗中，列会内五房，依次为长房吴天成、二房洪大岁、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招。[12]会簿《锦囊传》中，洪太岁亦排名第二。[13]会簿中多记“洪太岁”为洪二房，再据上文所引官书和供词中的创会人信息，可以推知，“洪二和尚”和“洪二房和尚”、“洪太岁”，均指向天地会的始祖——万提喜。 三、 洪三房身份辨析 天地会内存在“洪二房”称谓，隐指创会者不止一人。乾隆末年天地会众多案犯的供词中，有朱李二姓、朱洪竹、朱洪德、朱鼎元、洪三房和尚等创会人物。另外，一些案犯还供出以“桃”为名的重要人物，如洪李桃、李九桃（陶）或朱九桃等。这些朱、李、洪姓或姓名中含“桃”字人物均未归案。乾隆末年的案犯“李胄桃”，又称李桃、李阿桃，以朱李二姓之“李”为姓，又以“桃”为名。通过分析天地会内与“桃”有关的信息和乾隆末年“捎信案”细节，可辨析李胄桃的真实身份。 1）“桃”字和桃形图符 乾隆末年天地会案犯多供有“桃”字，或作为姓、名，或用于重要的隐语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案犯林功裕供，其师林三长称天地会创会时“有个朱洪德，系食仙桃孕生，年约十五、六岁”。赖阿力供：“有本会头人洪李桃，年四十多岁，俗家住漳浦县榕树脚，向在漳州龙溪县东门外福连寺做和尚，该犯亦未曾见面。”林阿俊则称：“梁阿步勾引入会时，告以头人系李九陶，是平和县小溪乡人。另有洪李桃是和尚，原籍住址亦与赖阿恩所供相符。”[14]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建同安县人陈苏老与苏叶等改立靝𪒉会（天地会）。陈苏老供：“闻得广东石城县高溪寺也有天地会，为首的系洪三房，姓朱名红竹，又名九桃。本年四月间，在本省深青地方遇见两个长发大袖和尚，在路谈说，故此听闻。那和尚口音象是广东人，至洪三房即朱九桃，小的并不认识等语。”“晋江等县匪徒，复行纠聚，供出洪三房，姓朱名洪竹，又名九桃，在广东石城县高溪寺立会”。[15] 天地会内常用“李桃”二字。林爽文之师严烟供：“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林功裕另供有诗句“三千结拜李桃红”。[16]乾隆五十六年（1792）郭世勋奏称：“（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内，詹清真私向詹含辉告知，令其入会，声言首先传会之人系李、桃、红三姓”。[17]另姚本会簿有《二九底》诗句“结万和同李桃洪，顺天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四七底》诗句“三姓结万李桃洪”。[18]姚本会簿还记有洪四房名为“桃必达”。 桃形图符也见于很多天地会文件中。乾隆五十七年陈苏老案的图印中有二桃形图符且旁有靝𪒉（天地）二字。[19]陈苏老案逸犯陈周全于乾隆六十年（1796）台湾起义时，“又刻木印，四角刻‘竖仰攻济’四字，中为桃形，桃中刻小‘朱’字。” [20]起义军告示内有“大盟主朱”、“天运乙卯年三月十六日给”字样。[21]查嘉庆九年（1804）有案犯以“天俯令”代替“天地会”，即以“俯”字代“地”，以“令”代字形相近的“会”。[22]既有“俯”为“地”，则“仰”字应为“天”，又“功（攻）”字与“地”形近、“济”音近“旗”，故“竖仰功济”意为“竖天地旗”。所以，陈周全案中的含“朱”字的桃形图符、“竖功仰济”暗记、“大盟主朱”等，意为天地会尊奉朱九桃。 捎信案中李胄桃所绘天地会号纸和书信内共有三个桃形图符，桃内均有“洪”字。[23]另有嘉庆年间周达滨花帖、姚本会簿中，也有绘法相近的桃形图符。[24]各桃形图符形式见图1。  （1） （2） （3） （4） （5） 图1 天地会文件中的桃形图符[25] 以上桃形图符的桃尖向下，桃内多有文字（洪、朱等），上部桃梗部位绘有桃叶并多为裂开。桃内有“洪”“朱”，寓意为洪字或朱姓人物由桃孕出，这与杨咏供词中十五六岁的朱洪德“食仙桃孕生”含义大致相同。 天地会案犯供词中的“李九陶（桃）”另有出处，为李开化（花） 的异名。雍正五年（1727）翟斌如拒捕夺犯案（山西白莲教案）中，有官员呈报：“缘翟斌如素习堪舆星卜，妄言惑众；纠同周三、张凤锦等，拜陕西潘道人名凤池为师，并捏称潘道人欲辅佐李开化，即李九桃，在陕举事。” [26] 姚本会簿《翳鼓诗》中有“今年李白桃正红，花开结子遭夜雨”。“盘问房屋”问答辞中，有“左边桃，右边李。桃李开花复明时”一句。[27]这两处不仅桃李并称，还嵌有“李开花”之名。粤中会簿内有以“桃李剑”为题的神话故事，所载科仪中亦用“桃李剑”。[28] 天地会内的这些含“桃”信息，尤其是天地会内的“李开花”及“李（九）桃”，实际上均源于民间“李开花”传说，有鲜明的反清色彩。 2）詹清真两案中的“李胄桃”谜案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拟天地会许阿协等情折》中，孙士毅详细奏报了粤东五案。第四案有九犯，“詹清真、吕番他、吕阿吉、吕烟、吕叙、李掇六犯，系诏安人吕河勾引。吕河之师即许阿协案内传授林功裕之林三长。又已允入会未经结拜者，系李阿被、李阿桃、吕阿满三犯”。詹清真等六人“应照凶恶棍徒从重改发伊犁”，而李阿桃等，“闻拿紧急，尚未结拜，即与已经入会无殊”。[29] 乾隆五十六年（1791），詹清真与李胄桃（即粤东五案中的李阿桃）再次涉案，即“詹清真于新疆配所托刘照魁捎递密信案”，本文简称为“捎信案”。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报：“有饶平县天地会案内遣犯詹清真等托带家信，该犯未允。詹清真随给与纸条两张，声言到粤时给伊家属看过，必有重谢。该犯图利，一并带上。……詹清真系在喀什噶尔认识，（刘照魁）并无入过天地会之事，所给纸条，妄因误听詹清真之言，持作送信凭据，希冀多得谢银。纸条上话语，因素不识字，故未向詹清真问明属实等供。”刘照魁后遇李胄桃，“亦将其家信托其一并携带”。“据刘照魁供，这纸条两个，实系詹清真付给，及核对笔迹，与李桃所寄家信相同，是否李桃书给抑系詹清真给与，现在行文喀什噶尔查讯。” [30]号纸由李胄桃所书，且如詹清真所说“纸条内暗号，广东各处俱知底里，广东人入会者甚多。” [31]后刘照魁在陕西渭南被捕获，随即捎信案发。 李胄桃交给詹清真的两张天地会号纸，上写“结万扶明李桃洪顺天”“顺天服明合同”或“顺天服明合和同”字样，见图2。其书信中另有带桃形图符的“服明合同”，见图1（3）。
图2 捎信案中查获的天地会号纸[32] 捎信案中李胄桃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李胄桃所写号纸文字中含“李桃”，又绘有桃形图符。其姓名还嵌于严烟供出的天地会根由诗“三姓结万李桃红”。 第二， 出自李胄桃的号纸和家信，可令八卦教刘照魁冒死捎带。詹清真初托捎家信时，刘照魁本不同意，但詹清真将李胄桃书写的号纸交予刘，且称送至广东后将重金酬付，刘随即同意。刘照魁又遇李胄桃托捎信，此次刘亦应允。刘照魁为陕西渭南人，足迹北至新疆，南至云南广西广东，东至山东，见多识广且颇有银两，又受东震掌教王子重重托为复兴八卦教奔走。若仅凭詹清真、李胄桃空许谢银，似刘照魁不会冒死捎带。由此可推知李胄桃身份极不寻常，其号纸书信可作为重要信物。 第三， 李胄桃供称素不识字及未见过刘照魁。捎信案发后，新疆喀什噶尔大臣明亮又奏：“惟李阿桃即李桃供称素不识字，因进城买茶叶，遇见詹清真，说有山东来的人还往广东探亲去，问我可带家信，我即令詹清真代写寄去，并未见信内写的话语，亦未面见过刘照魁。” [33]此供显然与稍早时詹清真和刘照魁的供述矛盾，虽不可信，但能使李胄桃与号纸脱离干系。由此亦可见李胄桃的狡展之处。 第四， 李胄桃与“洪李桃”“李九桃”名字相近但未受严查。乾隆五十三年乾隆谕：“所有孙士毅查出洪、朱二姓僧人，即非正犯，亦不可留于内地，将来拟以发遣伊犁为奴，以绝根株而杜煽惑。” [34]洪、朱二姓僧人，指洪郎、洪科、朱立嵩三人，已查实为无辜，但为“绝根株”竟拟发遣伊犁。粤东五案中，洪李桃和李九陶（桃）已被供作头人。李胄桃已允入天地会，又几与头人同名，此情节远比三僧为甚，更应“绝根株而杜煽惑”，却仅配喀什噶尔。孙士毅对李胄桃从轻处置，与常例不符。 3）李胄桃身份分析 李胄桃的两张号纸内容大致相同（见图2）。查粤东五案中饶平许阿协供有“顺天行道合和同”[35]，此句正对应号纸中的“顺天服明合和同”。号纸中的二桃形图符笔画畅顺且一致，似经常练习后所绘。李胄桃书信中另有天地会凭记“服明合同”，见图1（2），亦有桃形图符及三圈三点。故可推知，此三处桃形图符均是名为“服明合同”的合同图式。八卦教有著名的“十字合同”信条，而八卦教王子重此时与李胄桃同在配所喀什噶尔。大约李胄桃与王子重已有联络，在吸收了八卦教信条后，将天地会内“合和同”改为“合同”二字，并绘制了服明合同。 号纸中“结万扶明李桃洪顺天”之前七字，对应严烟供出的天地会根由“三姓结万李桃红”。桃形图符内有“洪”字，显然指“洪”由桃孕生。也就是说，李胄桃亲书嵌有其姓名的根由文字，亲绘桃形图符，明指其“孕”出天地会之“洪”。若以李胄桃“已允入会未结拜”地位，已入会的詹清真（监生之子）应视李胄桃书写含“李桃洪（红）”号纸和桃形图符为僭越之举。恰恰相反，詹清真冒死保存此号纸。若李胄桃以天地会创会人自居，且詹清真亦视李胄桃为创会人之一，则号纸的特别之处就可解释了。 伍拉纳奏：“且严烟在部所供，‘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升天朱李洪’诗句，得自陈彪口传，其中藏有姓名，应唯该犯是问。……朱李桃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实在不知真假。” [36]伍拉纳将诗句所藏姓名，解为李少敏、朱鼎元、桃元、马九龙等。除李少敏确为案犯外，朱、桃、马被认定为远省之人而无法归案。实际上“李桃”或“李桃红”更可能是诗句中隐藏的姓名，而供词中的头人洪李桃或李九陶（桃）以及案犯李胄桃，最接近根由诗中的“李桃”。 乾隆五十三年供词中的“洪李桃”年约四十多岁，乾隆五十六年李胄桃之父李锡和妻父吕瓒均已龙钟。[37]由此推测，李胄桃当时大约四十至五十岁。按供词中乾隆二十六年有十五六岁的朱姓少年创会，此少年在近三十年后与洪李桃和李胄桃的年龄大致相符。 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限的混淆以及僧人与秘密宗教结社的关系作如下揭示：“中州僧人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丘）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38]也就是说，洪李桃很可能“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在粤东五案中李胄桃以俗家“为民”被捕获后，同案中人不敢如实作供，故其“洪李桃（或李九桃）”的身份得以隐藏。 “朱振兴”之名出现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伍拉纳奏折中，与乾隆三十五年的福建巡抚温福奏折中的“平和县人朱姓”为同一人。[39]案犯蔡乌强曾供称，他曾受邀欲从诏安往平和与朱振兴拜把，显然此时平和县确有人化名朱振兴，只是当时除李阿闵（李少敏）外众犯不知其真实身份和姓名。笔者推测，乾隆三十三年提喜利用本名赵宋的赵明德“复宋”起义失败后改变策略，拾起秘密宗教的“朱李二姓”信条惑众起事。李阿闵已于乾隆二十七年拜提喜为师入天地会，其李姓可用，故有平和县家资富足的“朱振兴”与李阿闵拟共同起事，以应“朱李二姓”。后福建巡抚崔应阶奏称：“（李阿闵）捏造朱姓，实无其人。据平和县解送两朱振兴，俱系安分良民。” [40]平和朱振兴未被捕获，可知朱姓非其本姓，此人很可能就是乾隆五十三年的平和李九陶（桃）。 天地会案犯曾供出朱李二姓、天地会传自广东、洪二房和尚与朱姓同起、洪三房和尚、“此会传自漳浦平和”、朱洪竹或朱洪德、朱鼎元等为创会人、十五六岁少年创会、头人洪李桃和尚或李九陶（桃），以及陈苏老所供的洪三房即朱洪竹、朱九桃，等等。这类供词均非混供，且揭示出一个事实，即乾隆二十六年时万提喜曾携十五、六岁少年创会，该少年后被称作“洪三房”。洪三房为李姓，传为福建平和县人。因年幼受万提喜指使，并常称兼朱、李二姓，以附会民间传说或秘密宗教信条。其真名不详，但常用化名，多以朱、李或洪为姓，以桃为名。乾隆五十三年之前，洪三房以“李九陶（桃）”身份在平和县秘密传会。后在广东饶平被捕获，以“李阿桃”之名与詹清真同案发配至喀什噶尔，改称李胄桃。捎信案后，洪三房尚在的信息传到广东、福建，陈苏老借此创“靝𪒉会”，谣称“朱九桃欲在广东起事”。李胄桃、朱鼎元、朱洪德、李阿桃、朱九桃、李九陶（桃），甚至洪李桃和李少敏（李阿闵）案中的朱振兴，均可能是洪三房的化名。 至于李胄桃的洪三房身份终未暴露的原因，一方面，天地会内会规严明，会众钻刀立誓，故无人指认。另一方面，即使孙士毅等知晓李胄桃为头人甚至创会人之一，亦不敢与富有反叛意识的天地会对抗，重则激发民变。再者，当时福建广东同时追查天地会起源，且孙士毅已奏报广东非天地会起源之地。若严讯后李阿桃的创会人身份属实，势必出现天地会在广东已传会近三十年的推论，主政广东多年的孙士毅等功不抵过，恐有罢官之虞。 四、 洪长房——化名吴天成的吴子祥 前文论证了洪二房、洪三房实有其人，依常理，其上应有洪长房。姚本会簿以吴天成为长房。粤中会簿的“洪门堂上历代宗亲”所附“后五祖”之首为吴天成，而五房堂号依次为青莲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太堂、宏（洪）化堂，吴天成属“青莲堂”。[41]施列格会簿中的五个马贩以“吴天成”为首。[42]嘉庆十一年（1806）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上，万提喜大哥名字之前列有“吴天成、李色弟、方大洪、张元通、林永招五房大哥”名目。[43]嘉庆十二年（1807），案犯颜超称，“广东石城县丁山脚下，有洪启胜、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帝、李色开已纠多人欲行谋反”。 [44]田林本会簿以吴天成为“三房”。[45]由这些信息可以推知，“吴天成”是嘉庆之后天地会内传说中的始祖之一，多称长房，且可能与“青莲”有关。 乾隆末年案犯严烟供称：“天地会名目因人生以天地为本，不过是敬天地的意思。”[46]陈彪为提喜的重要门徒，所以严烟收到的陈彪所传信息尚属可信，但仍可能出现讹误。实际上，与严烟有关的天地会盟词及杨咏供词中的“后溪庙、凤花亭”，本应为创会地点“高溪庙”“洪（红）花亭”，故所谓“人生以天地为本”恐非陈彪的原文。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对“本”字有解释：“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 [47]“天地人”，正是“五本”中的前三本。姚本会簿所载票布中有五字——“本天地人神” [48]，意为除天地人外，神亦为“本”，而“人神”恰与“人生”音近。故“人生以天地为本”对应的应是“本天地人神”。 姚本会簿载有七首组诗，诗名分别是天本、地本、人本、神本、身本、祖本、洪本，并称“天、地、人、神、祖就是五本”。[49]因祖本诗和洪本诗与前五首诗的内容重复，再查田林本和粤中会簿有以“天地人神手”为名的五首诗，故会内以“本”为名的组诗应为五首，分别对应“天地人神身（或手）”。因身（手）无法与“天地人神”并称，故身（手）应另有出处。 在天地会初创的乾隆中后期，吴子祥在江西传播大乘教（又称五盘教）。吴子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编造大乘、大戒经忏及斋单，并用盘装果供神，名为“斋盘”，立有天、地、人、神、圣五等名色，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之义。[50]不过，“五盘”之名并非吴子祥首创，乾隆二十一年（1756）鸡足山大乘教内也有“五盘”，称东西南北中。[51]明末刊印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将“彼岸”按等级分为“云盘”、“圣盘”、“天盘”、“人盘”、“地盘”，亦为“五盘”。[52] 与其他“五盘”相比，吴子祥所传的“五盘”在时间和地域上与天地会最为接近，故五本——“天地人神身（手）”应出自五盘教的“天地人神圣”五盘，但“圣”字讹转为“身”或“手”。吴子祥之徒李凌魁，在嘉庆六年（1801）“忆及《恩本经》内有阴阳语句，遂另立阳盘、阴盘名目，暗藏天地会之意”。李凌魁出自五盘教，必知晓五盘指“天地人神圣”，故所谓“阳盘”和“阴盘”，指五盘中的前两盘，即“天盘”和“地盘”，而非出自《恩本经》中的阴阳语句。 乾隆五十三年的福康安奏折中称:“臣等到台湾后，屡将天地会根由讯问贼犯，仅知取烟吃茶俱用三指，说话不离本字等暗号，不能备悉其详。” [53]这是案犯首次供出天地会内的“开口不离本”暗号，且出自严烟、林爽文一脉的天地会。也就是说，乾隆末年官员所知悉的天地会根由与本字暗号，均由严烟转传，进而说明严烟知晓有关天地会起源的很多秘密。由严烟转传的“开口不离本”与名目出自“人生以天地为本”，可知会名“天地”出自“本”，即“天地人神身（手）”五本中的前二本。 由吴子祥等所倡的五盘教，是“奉行三皈五戒,吃长斋,修炼九节玄功,传教者以《礼本》开示信众的宗教”。[54]《礼本》也称《开示真经》或《敬神礼本》。另吴子祥著有《恩本》。因“五本”与“五盘”同源，故天地会内的“开口不离本”也可解为开口不离“礼本”或“恩本”。 如果早期的天地会仿五盘教，则会众必对教首吴子祥有所纪念。洪二房为万提喜和尚，洪三房李胄桃也以“洪李桃”和尚身份传会，所以被奉为洪长房的“吴天成”也应为和尚。吴子祥奉三皈五戒、吃斋，三皈为奉佛法僧，以民众的世俗视角，可将吴子祥视同为僧。三人同列五房，说明洪长房的活动年代亦为乾隆中后期，且声望地位不低于提喜。吴子祥在江西汇合圆顿大乘教、姚门教（罗教）、黄天教等，曾编有《恩本》、《大乘》、《大戒》，后世青莲教奉其为十祖。吴子祥出生于康熙年间，约乾隆四十九年身故，与提喜的活动年代相近。又洪长房属天地会内的青莲堂，亦可知长房与青莲教有关。嘉庆十一年江西天地会吴文春等结会时所藏符箓，内容以会内暗号为主，但记有“黄廷臣、吴子祥善字号”[55]，可知吴子祥在天地会内的特殊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天地会引入五盘教（青莲教的前身）吴子祥所奉五盘“天地人神圣”，后改称五本——“天地会神圣”。不过在传播时，“圣”字转为音近的“身”或“手”字。五本又衍生出天地会之“天地”会名。天地会还将五盘教开口诵《礼本》或《恩本》的特征，转为“开口不离本”暗号。以目前的案犯供词、官书等史料分析，“洪长房”吴子祥并未传天地会，仅是天地会内遥奉其为长房“吴天成”。 五、 早期天地会的秘密宗教元素 嘉庆十六年（1811）姚本会簿中，有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征西鲁，火烧少林寺，五祖出少林寺等情节。咸同年间粤中会簿，记有庚辛碑（达宗公和尚塔），会场陈设有袈裟、钵盂、素珠等，且西鲁故事中有少林寺、五祖及达摩。[56]总体来看，天地会引入的佛教元素并不多。 嘉庆七年（1802）广东新会县郑嗣韬、林道经等结会案内，记有：“至期齐集，郑嗣韬用木斗一个，斗内插五色纸旗五面，上写日月清风令五字。又插剑二口，剪刀、尺各一把，铜镜一面，置放桌上。并用黄纸开写，众兄弟沐浴，拜请天地日月，各人以洪为姓，患难相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等字，歃血拜讫。郑嗣韬持刀在手，口称：忠心义气剑前过，不忠不义刀下亡。……并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作为日后相逢暗号。不序年齿，共推郑嗣韬为大哥，焚化盟词，饮酒各散。”在嘉庆十一年福建南平添弟会案中，“郑兴名搭起神桌，写万和尚牌位，中放米斗，七星灯，并剪刀、镜尺、铁尺、尖刀，及五色布各物，令入会之人从刀下钻过，立誓相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并私给李文力旧会簿一本。” [57]这两例是官书记载的天地会内道教色彩浓厚的入会仪式。姚本会簿内除载有以五色旗、剪刀、秤、尺、镜、桃、剑等道教器物为名的杂诗外，还有《关圣对》[58]。“关圣”出自“关圣帝君”，指关羽为道教神祇。姚本会簿、粤中会簿等还载有出自关羽经典故事的《五本诗》。《天本诗》“天本团圆，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体皆同”，可用“桃园三结义”故事来解。《地本诗》中的“身头露脚”，可解为披甲上阵的赤兔马。其他诗多描写关羽和赤兔马，例如《人本诗》中“个个无粮草，待等一主人”出自“走麦城”故事，《神本诗》中的“神是红面臣，魏马带吾身”，指关羽受曹操赐赤兔马，《手本诗》中“手本在掌中，四海一般同。正欲开来看，又怕一阵风”则指关羽在户外秉烛“夜读春秋”。[59]粤中会簿绘有会场陈设图，关羽画像居中。陈设图的右上角为一道教图符，出自关羽的“温酒斩华雄”故事。[60]此会簿另有关帝庙图式，上书“敕封真武关帝圣君” [61]，即咸丰同治年间的天地会仍以关羽为道教神祇。会场陈设图还绘有米斗、剪刀、镜尺、桃李剑等道教科仪器物。另诗句和图画中多有道教八仙。[62]总之，嘉庆至同治年间天地会内有较多的道教元素，主要体现在关羽崇拜、八仙信仰和会场内的道教器物。 雍正年间曾出现一些异姓结拜特征的秘密会党，如父母会、子龙会等。与天地会创立大致同一时期，秘密宗教的分支也有称“会”，如乾隆初年鸡足山大乘教东传到江苏时，妖僧时济变名为“三官会”，约乾隆三十三年又有地方会首传“龙华会”。所以，天地会称“会”未必与异姓结拜有关。实际上，在早于天地会创立的时期，秘密宗教已经盛行，天地会有条件吸收很多秘密宗教元素。[63] 1）五盘教：“五本”，“开口不离本”，“天地”会名，奉吴子祥为长房 前文指天地会的“五本”出自五盘教（青莲教的前身），又将五盘教的“天地人神圣”五盘，转为“天地人神身（手）”五本，又衍生出会名“天地”和“开口不离本”暗号。嘉庆十六年之前，天地会已奉青莲教十祖吴子祥（化名吴天成）为长房。 天地会在创立初期深受五盘教的影响，后五盘教演变为青莲教，天地会则演变为秘密会党。故天地会与青莲教实为同源异流。 2）马朝柱起义：天运年号，朱李二姓，四川起会，和尚传会，四十八点 自乾隆十二年（1747）起，籍隶蕲州、移居江南霍山的马朝柱便与白云庵僧正修密谋纠众起义。他们用“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竹），系明后裔“同李开花在西洋”，“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作号召，采取歃血结盟、吞符形式组织群众，“每次拜盟，拿出双刀摆上，说是祭刀，磕了头、吃鸡血酒，又吃符水”，并“以发辫外圈蓄发为记”。马朝柱还铸上刻“太朝军令”铜印一颗，散发写有“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等字样的印文、“逆词”、札符等。在密谋酝酿过程中，马朝柱先后纠集和尚多人，十七年（1755）初发动起义，旋即失败。马朝柱兔逃，潜匿江南鄱阳湖等地，不知所终。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间，江西崇义县钟体刚等结拜天地会时，设立“祖师马朝柱牌位”。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在广西东兰州搜获天地会重要骨干姚大羔转传的会簿上面，也提到马朝柱名字。……根据马朝柱采用歃血结盟聚众的组织形式，借用天地会拥戴的精神领袖即朱明后裔朱洪竹幼主和李开花名义发动群众，制造散发“反清复明”的札符、“逆词”和令旗，使用“天运”年号，以及以特殊的发辫作为联络印记等充满天地会色彩的特点，根据某些天地会组织把马朝柱当作祖师加以供奉，天地会会簿将他的名字作为兄弟问答联络暗号的事实，可以肯定，马朝柱是天地会内之人，他领导的反清斗争，属于天地会起义。[64] 马朝柱大约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1）前后。他在部分群众中被神化成“知道过去未来”的“异人”，说“马朝柱甚有法术，本事又好”，“他还有把遮天伞、掌天扇，撑起来能腾云驾雾”。二十岁时，曾梦神告知，前往“万山九龙洞”取得兵书、宝剑。他在酝酿起义时，甚至编出幼主朱洪锦、李开花等“在四川峨嵋山西洋寨”的舆论。……把上述有关马朝柱起义的记载，同严烟、陈彪供词相对照，严烟所说的在万提喜传布天地会之前的另一位天地会首领马九龙，不是别人，正是马朝柱。[65] 马朝柱起义在前，后期创立的天地会有机会利用马朝柱起义中以下信条。 第一， 天运年号。学者赵世瑜查证，天运年号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而马朝柱利用白莲教起事，所发诏书上署天运纪年，是作为反清标记的最早实例。嘉庆十九年（1814）南安府崇义县的钟体刚案、道光八年（1828）赣州黄百幅案等，也用天运年号。[66]严烟供出的马九龙故事，与马朝柱起义情节多有吻合，故林爽文起义使用天运年号，应受其师严烟的影响。 第二， 朱李二姓及四川起会。马朝柱所奉朱洪锦、李开花，对应严烟供词中的朱李二姓。天地会又在朱李二姓基础上，仿异姓结拜之三姓——刘关张，将共姓“洪”加入，成为“李朱洪”三姓。 雍正至乾隆初年，广东广西湖北等省以李梅为首的起义中也有朱李二姓。案中有“乃称交趾有李九葵聚集六十万兵马十月里就到广西年号归化札付从李九葵领来又供有一人生辰八字俱是壬寅今年八岁现在交趾山西陕西福建广西各省都有札付又供台湾朱一贵之子朱三太子在交趾小西天已出到巫山有几十万人。” [67]此处朱三太子和李九葵似为同一人。又“妄言有李姓王当从西来，称罗平年号”。秦宝琦引用学者柯毓贤的考证，认为罗平信仰实出自《五公经》，且受明教的影响。[68]而《五公经》在明清秘密宗教内也每多习用，如明清之际，福建闽县等地多有无为教活动，据《榕城纪闻》称：“（顺治）乙未十二年，无为教兴，有《五公经》，言图谶变乱之事，从之者众。”又如乾隆年间，官府在传播罗教案内的吴慕周家所藏经书内，检出“邪教逆经”《五公尊经》抄本一本、《护道榜文》抄本一本、《红炉接续》抄本一本，中多“悸逆语句”。 [69]吴慕周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的江西，其姓名显然与吴三桂及其逆号“周”有关，且与马朝柱起义中吴承云冒吴三桂子孙的做法相似。所以，李梅起义和马朝柱起义中同用朱李二姓，后者可能对前者有信条的承继关系，源头仍未离秘密宗教。不过因为严烟知晓马朝柱起义故事，所以天地会内的朱李二姓，应视为出自马朝柱起义。 朱洪锦和李开花在峨眉山西洋寨起事，则讹转为严烟供词中的“至李姓、朱姓起会，传说在四川”，乾隆五十八年（1793）范七簿子中的“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以及姚本会簿中的“君王房在四川边”。[70]虽不知马朝柱、僧正修所倡秘密宗教派别，但李开花出自峨眉山西洋寨的信条大约与鸡足山大乘教张保太的再传弟子刘奇有关，因四川刘奇案内有称“李开花是皇帝”。[71] 第三， 和尚传会和四十八点。天地会内“和尚传会”传说的源头较多，马朝柱起义是其中之一。严烟在交代天地会根由时说：“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陈彪供称：“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实在不知真假。” [72] 马朝柱起义首先发生在蕲黄四十八寨之旗座——罗田天堂寨。会簿中往往有“四十八点”一说，例如姚本会簿内记有万云龙墓碑上刻十六字：“首识长林诗，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墓向荅”，四十八点为记。” [73]即十六字每字加三点水，成四十八点水。此与严烟供词中的“四十八个和尚传教”相合。而“四十八”之数，应出自马朝柱所在“蕲黄四十八寨”。 天地会案犯和会簿内多提及和尚，例如洪二（房）和尚万提喜、头人洪李桃和尚或洪三房和尚、严烟供词中的“分投传教”的和尚四十八人，以及会簿中的少林寺五祖。万提喜以及马朝柱起义中的僧正修、张保太之徒时济和尚等，则是真实存在的传会（教）和尚。乾隆朝有律法规定，僧人只能在四十岁以上收一个徒弟为僧，而万提喜等和尚收徒多人，且徒众多为俗家，他们显然非传统佛教僧人。这些和尚都应是民间对念佛吃斋、奉三皈五戒之人的附会，而不是在乾隆年间领取度牒的和尚。[74] 3） 黄天教：三角符，“参太洪化”，复宋 乾隆二十八年(1763)，方观承在河北黄天教碧云寺发现有“逆词”，另有缴获三角符三张，其中暗含“大王朱相、朱王复照、日月天下”等字；又有“先天敕札”一张，内称“走肖传于朱家，朱家传于木子” 等语，其与旬踌印文词意隐显虽有不同，而狂悖妖妄实无异致，臣等查旬踌印文其标题指称普明遗留，而辞中狂吠，屡涉吴逆，事中康熙年间。[75]“吴逆”即康熙十三年（1673）三藩叛乱时的吴三桂。“大王朱相”等十二字，原字上有雨字头，下有山字底。三张三角符对应十二字，即一个三角符对应四字。嘉庆十三年（1808）广西天地会案内出现带雨字头及三点水的“参太洪化”四字,嘉庆十七年（1812）云南天地会案内有穴字头“参太洪化”。[76]道光二十八年（1848）田林本会簿内也有雨字头和带三点水“参太洪化”。 [77]咸同年间粤中会簿的会场陈设图正中，绘一个三角符，符下有“参太洪化”四字，原字有雨字头和有三点水。[78]显然，天地会的三角符和“参太洪化”四字与黄天教有关。至于“参太洪化”的含义，胡珠生推测与朱三太子，和“洪化”年号有关。[79] 秦宝琦认为，提喜在创立天地会之后，最初还没有明确的反清口号，以致一度曾以“复宋”相号召。但是，宋代距离当时毕竟已远，号召力不大，所以又把“复宋”改为“复明”，又“卢茂又虑无辞惑众，捏出赵良明姓名为宋代后裔”。[80]乾隆五十四年伍拉纳奏折中，记有“赵明德本名赵宋，于二十八年拜陈彪为师，带见提喜改名入会。”[81]无论赵良明还是原名赵宋的赵明德，姓名内均藏“复宋”和“复明”意图，这与黄天教“先天敕札”中的“走肖传于朱家”呼应。 黄天教有分支圆顿教，罗祖大乘教与圆顿教结合称圆顿大乘教。黄天教与罗教又结合为处州无为教，后转为姚门教。圆顿大乘教与吴子祥姚门教结合改称大乘教。[82]江西吴子祥是黄天教的重要承继者，故天地会内的黄天教信条，大约与吴子祥有关。 4） 八卦教信条：“合同”；白莲教信条：桃字和桃形图符 刘平认为，合同是秘密教门中人上天见无生老母的凭证，一般用布、纸等物做成，有的记熟内容后就烧掉，有的则秘密保存。有些教首为了遮人耳目，有意造作隐语合同。乾隆年间，收元教系统的荣华会、收缘会内广泛流传着这样一段灵文合同：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这四句诗也叫“十字合同”，暗指周、李、胡、张四姓。有些教门还依《龙华经》、《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的内容，“编造合同暗号”，如乾嘉时期陕西、甘肃一带的悄悄会，教首王化周、祁全必传徒时，“二人上坐，众人跪听。均于黑夜灭灯，口授三字合同，一系握手为手合同，一系伸舌、卷舌为口合同，一系指心为心合同。凡素不相识之人，见此合同暗号，即是同会。” [83] 刘平文中的收元教，在乾隆五十年左右改名为八卦教。[84]合同为一种凭证，用后焚化或秘密保存。“十字合同”由拆字谜语组成，“三字合同”则含手诀和伸舌卷舌等暗号。这三种合同的共同点是隐秘。如前文所述，李胄桃家信和号纸中还有另一种合同——服明合同，以带“洪”字的桃形图符、三圈和三点为特征。显然，天地会虽借用了秘密宗教的“合同”一词，但其形式转化为特殊的桃形图符。天地会内大量出现的桃字和桃形图符，尤其是供词中的头人李九陶（桃），又源自白莲教李九桃（李开花的异名），详见前文。 六、 早期天地会与秘密宗教、异姓结拜组织的模糊界限 关于天地会的性质问题，学界通常认为天地会由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例如庄吉发先生曾提出，“天地会就是异姓结拜组织及地方性械斗规模的扩大”。不过，庄吉发的学生杨文耀在硕士论文中，对天地会的性质提出了疑问。 至于天地会的性质，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为自陶成章以来，将会党定性为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团体已成定论，难以撼动。 ……最初，清高宗是把天地会当作秘密宗教来看待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六日，清高宗谕闽浙总督李侍尧等，谓：朕恭阅世宗宪皇帝实录，从前江西有传布邪教之案，曾令巡抚裴率（原字带“彳”）度查办……但该省毗连闽粤，现在闽省台湾林爽文纠众滋事一案，即系因天地会邪教名色，煽惑勾结，以致酿成巨案。现据两广督臣查奏，粤东即有入其教者。江西与闽省接壤，或由此等邪教辗转流播，私相传习，亦未可定。 ……“北省则有八卦、大乘诸教；南省则有添弟、边钱等会，名目虽疏，总根于白莲教耳”，还是把天地会与秘密宗教混为一谈。……惩治结汇树党早有专条，如果不是因为天地会与秘密宗教确有相似之处，皇帝和大臣们是不会如此蒙混一气的。 ……庄吉发师认为秘密宗教借教义信仰，师徒辗转传授，以建立纵向的统属关系；而秘密会党的成员则模拟家族血缘制的兄弟关系，彼此以兄弟相称，并借盟誓规章互相约束，以维持横向的散漫关系。 不过，就传播方式而言，会、教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适用于天地会，因为从提喜开始，天地会的传会方式和秘密宗教一样，是师徒相传的。[85] 杨文耀的基本观点，就是天地会与秘密宗教有时难以区分。若天地会仿《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则会众异姓结拜时不需拜师。《水浒传》、《说唐》、《台湾外记》中的异姓结拜也是如此。明末福建的“万姓集团”、康熙年间姚启圣告示中提及的漳州社党、雍正年间的父母会等，是真实存在的异姓结拜组织，亦无拜师情节。所以，天地会内师徒递传的形式，应承继自秘密宗教。 乾隆二十六年（1761）初创时，会众以提喜和尚为师。乾隆三十二年（1767）,提喜的徒弟卢茂欲纠众造反，“一共十人，拜神结盟。以卢茂颇有智量，共推卢茂为大哥，何哲第二，林咸第三，余俱照年次为弟兄，同饮香灰酒齐心。”[86]若按天地会创立初期以师徒递传，卢茂的此次结盟无拜师情节，故不应是结拜天地会，而是典型的异姓结拜。卢茂起义时参加者达三百人，但未讯出天地会名色，原因应是卢茂并没有广泛公开其天地会身份。何哲、林咸等十人是否加入天地会也无确切记载。 乾隆三十五年（1770）蔡乌强供，“李呵闵来小的厝里密向小的说，平和县有个姓朱的，家资富足，邀小的到平和去和他拜把。……李阿闵复来小的店里说，那姓朱的要谋取大事，叫他纠人入伙，先抢村庄富户，再行举事。……李阿闵原说那姓朱的是明朝后裔。” [87]此处的“拜把”，显然是异姓结拜，但蔡乌强并未前往平和与朱振兴拜把。其下众犯仅称“入伙”，未称拜把。乾隆四十七年（1782）陈彪起意传会，其族叔陈曲及李摘、严烟等入伙[88]，很难想象陈彪与新入会的族叔以兄弟相称，所以此次结会仍是师徒递传，且入伙是入会之意，并非异姓结拜。 乾隆五十三年（1788）粤东五案中是否存在异姓结拜，仍需商榷。五案审结后，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查例载闽省民人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照凶恶棍徒例，发极边烟瘴充军等语。” [89]此奏说明孙士毅在判案时引“结会树党”例，并未引焚表结拜弟兄例。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大清律时，便将一般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同“结会树党、阴作记认”这种较成熟的会党加以区别，但结会树党罪行较轻。清律载：“闽省民人除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以绞候，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90]第一案中林功裕供出入会过程：“六月二十四日，林三长叫小的到他书房，用桌子供设香炉，把剑两把义〔叉〕插地下，叫小的由剑下走过，发誓若触破事机，死在刀剑之下。”林功裕还供有“兄弟结拜共姓洪”。[91]故第一案内的天地会有一定的异姓结拜特征。其余四案无兄弟结拜的供述，且孙士毅奏折内未提异姓结拜，更未提罪行极重的焚表结拜。 对嘉庆四年、五年、十年的天地会案犯，闽浙官员仍“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侯。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等语。”案内仍无异姓结拜字样。 [92] 不过，林爽文这支天地会内有异姓结拜特征。台湾林爽文起义前后，提喜的再传弟子严烟对林爽文等人说：“凡要入这会，须设立香案，在刀剑下鸣誓。遇有事情，同教之人大家出力，公同帮助。” 严烟又供，“凡传会，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立簿。” [93]林爽文“时常听说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集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94]林爽文起义的首领蒋挺供：“我等虽受官职，不论大小，俱称林爽文为大哥。见他时……并无向他跪拜的。”福康安奏：“林爽文见党羽附和日众，自称盟主，伪号顺天，贼伙内称林爽文为大哥，彼此相称为兄弟。”[95]而林爽文起义后起获的天地会盟书誓词，有“今因广东省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明主传宗，今夜插（歃）血拜盟，结为同胞兄弟，永无二心。今将同盟姓名开列于左。本原异姓缔结，同洪生不共父，义胜同胞共乳，似管、鲍之忠，刘、关、张为义。” [96]此誓词中，有凤花亭高溪庵、结为同胞兄弟字样，是林爽文所入的天地会内存在异姓结拜的确凿证据。 林爽文起义时，乾隆五十二年（1787）张妈求在福建漳浦结会响应，“盖有顺天将军字样伪印”，案内未载异姓结拜情节，后按谋叛定罪。起义失败后不久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台湾发生谢志张标复兴天地会案，参加过林爽文起义的陈信传授结会形式。案犯张标供：“陈信借在我家暂住，我见他衣包内有天地会誓章一纸。我问他天地会如何结法，他说要排设香案，在神前宰鸡歃血钻刀，对天立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立誓毕，将誓章在神前焚化，吃了血酒，会内的人相见，用左手伸三指朝天做暗号。”众犯“宰鸡歃血钻刀”，立誓后焚化誓章，其后“推张标做大哥”。此案审结后，官员奏：“查例载：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聚至二十人以上，为首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等语。” [97]可知此案中结会与异姓结拜在同一仪式中完成，后以焚表结拜弟兄例严惩。逸犯黄江珠乾隆五十六年在福建龙溪结天地会，逸犯陈苏老乾隆五十七年在泉州立“靝𪒉会”[98]，逸犯陈光爱在乾隆六十年（1795）台湾凤山结天地会。陈光爱案中，“至期陈光爱等各带入会各犯均至乌山后僻处，设立香案，排列牲醴香烛。各犯至埔，均呼陈光爱为大哥，拜天立誓，歃血饮酒而散。” [99]逸犯陈周全参加陈苏老起义失败后，于乾隆六十年在台湾彰化传会并起义。自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起，官书中大量出现以异姓结拜为鲜明特征的天地会组织，此后天地会逐渐转变为影响巨大的秘密会党。 七、 结语 天地会在创会初期有若干秘密宗教特征。 1） 天地会吸收了同期五盘教的信条，但转“五盘”为“五本”，并创“开口不离本”口诀。五盘教在道光时期发展为青莲教并奉吴子祥为“十祖”，而天地会则奉吴子祥为洪长房吴天成。“天地”二字出自五本之天本和地本。天地会与青莲教的关系为同源异流。 2） “洪二房和尚”与“洪二和尚”、“洪太岁”均指万提喜，是天地会的实际创会人。提喜并非传统佛教僧人，大约信奉某秘密宗教。 3） 白莲教的“李九桃”（李开花的异名）信条，在天地会内转为桃字和桃形图符。又基于八卦教的“十字合同”，李胄桃制定了带桃形图符的服明合同图式。李胄桃在十五六岁时随万提喜同创天地会，会内称“洪三房和尚”。 4） 天地会继承了马朝柱所奉某秘密宗教的多个信条，例如朱李二姓、和尚传会、天运年号等。天地会的三角符和雨字头的“参太洪化”四字则出自黄天教。 目前还无法确认早期天地会是否继承了秘密宗教内的经卷或弥勒、无生老母信仰，会内是否诵经、持三皈五戒、吃斋。天地会自乾隆二十六年创立后的二三十年内，是一个教义不清、异姓结拜特征不明显的秘密组织。至林爽文起义时，天地会已显现异姓结拜特征。起义失败后，逸犯四出传会，入会和异姓结拜在同一仪式中完成的实例众多。随着秘密宗教特征逐渐淡化，天地会在嘉庆之后转变为一个异姓结拜特征鲜明的秘密会党。
[1] 秦宝琦：《中国洪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2页。 [2] 邓孔昭：《从康熙前期福建会党活动的几条史料谈天地会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 1期，第96-98页。 [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以下该刊简称《天地会》，并标明卷数。 [4] 周育民：《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07-113页。 [5] 《天地会》（七），第523-525页。 [6]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1321。 [7] 《天地会》（六），第301，308，310，314，318，326，343页。 [8] 秦宝琦：《中国洪门史》，第88页。 [9]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图像第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44页。 [10] 《天地会》（一），第64、66，97、112页。 [11]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源流第五，第7页。 [12] 《天地会》（一），第5页。下文简称姚大羔本会簿为“姚本会簿”。 [13] 秦宝琦：《中国洪门史》，第766页。 [14] 《天地会》（一），第85-87页。 [15] 《天地会》（五），第455-456页。 [16] 《天地会》（一），第112、87页。 [17] 《天地会》（五），第420页。 [18] 《天地会》（一），第8页。 [19] 《天地会》（五），第452页。 [20] 清·姚莹：《东槎纪略》卷5。 [21] 《天地会》（六），第11页。 [22] 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3] 《天地会》（五），第413页。 [24] 《天地会》（六），前附页；《天地会》（一），第10页。 [25] 图1中，（1）是陈苏老案中的天地会图记，见《天地会》（五），第452页。（2）是捎信案中李胄桃书信内的服明合同，见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3）是捎信案中李胄桃写给詹清真的号纸，见《天地会》（五），第413页。（4）是姚本会簿中的吉凶书信字号图记，见《天地会》（一），第10页。（5）是嘉庆十一年江西周达斌等所立花贴中的图符，见《天地会》（六）前附页。 对比江西天地会吴文春案中的符箓，周达滨花帖桃形图符中间的草字，应该是含“洪”的合体字。另天地会（六）所载陈周全起义军告示复印件，印章不清晰，无法辨认桃形图符，故未列出。 [26] 中国人民大学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6页。 [27] 《天地会》（一），第21，16页。 [28]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源流第五，第8页。 [29] 《天地会》（一），第120-122页。 [30] 《天地会》（五），第406、407、413页。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明亮奏折。 [32] 《天地会》（五），第413、452 页。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明亮奏折。 [34] 《天地会》（一），第101页。 [35] 《天地会》（一），第70页。 [36] 《天地会》（七），第525页。 [37] 《天地会》（五），第417页。 [38] 陈宝良：《明代的秘密社会与天地会的渊源》，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 [39] 《天地会》（七），第525页。 [40]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854。 [41]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碑亭第二，第1页；图像第一，第3-5页。 [42] 施列格著，薛澄清译：《天地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1页。 [43] 《天地会》（一），第61页。 [44] 《天地会》（七），第208页。 [45] 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第491页。 [46] 《天地会》（一），第111页。 [47] 《春秋繁露》 卷6。 [48] 《天地会》（一），第31页。 [49] 《天地会》（一），第9页。 [50] 秦宝琦：《清代青莲教源流考》，《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5页。 [51] 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52] 车锡伦：《中国宝卷漫录四种》，《文献》1998年第2期，第163-185页。 [53] 《天地会》（一），第96页。 [54] 王见川：《青莲教道脉源流新论——兼谈九祖“黄德辉”》，《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0-26页。 [55] 《天地会》（六）前附页。 [56]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图像第一，第12，20，24页；卷2源流第五，第1-7页；卷1碑亭第二，第4页。 [57] 《天地会》（六），第433，438，187-188页。 [58] 《天地会》（一），第6，18页。 [59] 《天地会》（一），第9页。由于姚本会簿的《五本诗》内容有重复，所以本文所引的部分诗句出自粤中会簿和贵县修志局会簿。 [60]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会场陈设图内的洪门图符位于右上角，似道教图符。符内有汉字“䜌”、“马”、“长”，为关羽（云长）斩华雄后“鸾铃响处，马到中军”的场景。图符外廓似草写的“追风”二字，追风即赤兔马。民间的合体字“biang”中，有“月”和“刂”，指关羽的青龙偃月刀。 [61]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碑亭第二，第4页。 [62]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图像第一，第27-31页。 [63] 学者王大为注意到嘉道时期天地会融入了秘密宗教元素，但未列举实例。参见王大为著，刘平译：《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2-139页。 [64]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9页。 [65]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159-160页。 [66] 赵世瑜：《“天运”纪年的利用及其本相，兼论明清以来民间教门日常形态》，《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 [67] 《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73之一。 [68] 秦宝琦：《天地会根由神话解读的新思路——评荷兰学者田海著<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清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52-156页。 [69] 刘平：《明清“邪教”传教手段剖析》，《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67-75页。 [70] 《天地会》（一），第112页。《天地会》（七），第328页。《天地会》（一），第8页。 [71]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271。 [72] 《天地会》（一），第97页；《天地会》（七），第525页。 [73] 《天地会》（一），第12页。 [74] 学者赫治清认为万提喜是似佛非佛的香花僧。参见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131页。 [75] 曹新宇：《明清民间教门的地方化: 鲜为人知的黄天道历史》，《清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5页。 [76] 《天地会》（七），第209，427页。 [77] 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第496页。 [78]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 [79] 胡珠生：《吴三桂疑案辩析——兼论天地会中的吴三桂因素》，《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3-23页。“洪化”年号为吴三桂之孙所用。 [80] 秦宝琦：《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伍拉纳、徐嗣曾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奏折被发现》，《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第92-100页。 [81]《天地会》（七），第524页。 [82] 秦宝琦：《清代青莲教源头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0页。 [83] 刘平：《清代教门中的“禁忌”现象述略》，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shs/362764.shtml， 2011年10月23 日。 [84] 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50-55页。 [85] 杨文耀：《清代民间异姓结拜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4年，第252-255页。 [86] 《天地会》（七），第528-529页。 [87] 《天地会》（七），第536页。 [88] 《天地会》（七），第524页。 [89] 《天地会》（一），第121页。 [90] 秦宝琦，孟超：《清代惩处秘密会党律例的制定与实施》，《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9-118页。 [91] 《天地会》（一），第87，86页。 [92] 《天地会》（五），第140，143，147，149页。 [93] 《天地会》（一），第111，97页. [94] 秦宝琦：《中国洪门史》，第103页。 [95] 《天地会》（四），第347，353页。 [96] 《天地会》（一），第161页。 [97] 《天地会》（五），第366，382-383，378-379页。 [98] 《天地会》（五），第452页。案中的天地会图印中有“顺国源分”四字，“据供顺国二字原系仿照林爽文伪号，只说从台湾根源分来”。 [99] 《天地会》（六），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