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42期题为：谈谈言论自由。他跟台湾主持人黄智贤谈到言论自由，他大言不惭地声称：“西方经常用言论自由来攻击中国，而我特别喜欢和西方学者讨论、辩论言论自由。我经常问他们，你们讲的言论自由到底指什么？他们一般这样回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对他们说，你这个言论自由肯定比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要少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社会，英文叫‘politically correct’，讲什么话都要考虑它是不是‘政治正确’。在一个‘政治正确’社会，怎么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定有很多禁忌。”

张的这段说辞把言论自由庸俗化。我们日常因为人际关系的礼貌性而不讲别人不愿意听的话，在他看来就说明我们没有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对言论自由的合理解释可以随便在维基上查到：“言论自由（英语：Freedom of speech），是一种基本人权，指公民可以按照个人意愿的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权利，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政府“事前”的审查及限制，也无需担心受到政府或他人报复。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它通常被理解为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当中包括以任何方式寻找、接收及发放传递资讯或者思想的行为。言论自由的权利在任何国家通常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发表诽谤中伤、猥亵、威胁伤人、煽动仇恨或者侵犯版权等言论或者资讯的一系列涉嫌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都被禁止，而表达意见时也需要注意时间、地点和礼仪。一些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国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甚至逾越了人权法案的红线。”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言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确认言论自由的基石重要性，也一方面突显其脆弱需受保障的面向。《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人权法》中亦确认言论自由为一项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指“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第19条亦指出，这些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行使时必须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确保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不受影响。”

所以说，“政治正确”不是言论自由的主流问题，如果你的言论涉及到种族歧视，你未必受到法律追究，因为你未必犯法，政府也保护你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你是政治人物，你会受到媒体的讨伐。这种“政治正确”总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治不正确可以畅行无阻，那么你有可能是纳粹主义的攻击对象，也有可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攻击对象，或者总有人不知不觉受到别人攻击。因此，不能简单说“政治正确”不好。中国是一个不讲究人权的国家，只有共产党可以自以为永远政治正确，但是人人都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比如就业时可能受到年龄性别婚姻地域歧视。因此，追求政治正确没有什么不好，具体什么是正确的可以讨论。但政治正确不等于言论不自由，像张维为误导电视观众，实际是一种政治欺骗。

当然，西方言论自由并不比中国要少很多很多，恰恰相反，西方公民和媒体言论非常自由。而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绝对没有言论自由。比如斯诺顿揭露美国棱镜计划的书可以在美国发行。在中国，女青年董琼瑶泼墨习近平画像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最近似乎被放出来，人彻底没精神了。美国媒体跟总统可以互相说对方说谎，不管谁说谎，反正他们都有言论自由，总统无法把媒体禁言或者把记者抓起来。中国可以，并且也经常这样做。习近平时代对言论自由的打压造成荒诞不经的现象。比如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铜锣湾书店原计划出版有关习近平情史与情人等私生活内幕的书。英国《卫报》指神秘书籍名为《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Xi and His Six Women），主要叙述习近平婚前和一名女电视主播之间的关系。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这本书应该没有什么价值，谁对习近平的六个女人感兴趣？估计有很多内容是胡编的。可是，愚蠢的邓小平搞了一国两制，结果中央政府并不能直接到香港抓罪犯，就算真的罪犯人在香港也不能直接抓。那么为了一本捕风捉影的书，国安部门兴师动众让香港的五个人失踪，可见共产党多么惧怕言论自由。

另有一个荒唐的事，中国到挪威训练的滑雪队员“发威” 命令挪威图书馆下架敏感书籍，图书馆经理麦尔肯告诉《特隆赫姆报》：“目前已有三个人要求我们将那本关于法轮功的书下架。 此外，也有其他人对我们架上的另外三本书提出类似的要求。他们表示，如果中国滑雪队成员被发现阅读这类书籍的话，他们可能被送进位于中国的劳动营或监狱。 ” 试想西方人到中国要求图书馆下架共产党书籍，滑稽不滑稽？

学者张雪忠的遭遇最好体现了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残酷压制。

2013年5月，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首先在网络公开一份中国官方的“七不讲”的内部材料的内容。其后得到其他学者和教授的证实。“七不讲”是中共中央在2013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令，确定七个领域为禁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随后“七不讲”成为网络禁词，张的新浪微博再次被删号。

2013年6月，张雪忠在网络发表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后几天，张被学校领导约谈警告。相反，他告诫学校领导，自己被解聘会给学校形象带来长期的危害。同年8月份张被停止授课资格。2013年12月9日，张雪忠被校方正式免职。张雪忠被学校开除后，自称中国官方又施压张雪忠挂靠的律所，迫使他离开，又没有其他律所聘用张雪忠。2019年4月4日，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以张雪忠几年没有被律所聘用为由，注销他的律师执业证。

共产党藐视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就会藐视其他任何人权。今天一篇文章很好诠释了共产党独裁的威力。“冯仑被退休：退休金8千 广场舞大妈看不起”，在“2019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上，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表示自己已到60岁，一天有一个组织告诉他，“你必须来办手续，你退休了！”冯仑纳闷，“我一个民营企业，怎么被退休呢？”并且是：“他强迫你退休，非得退！” 冯仑说，自己一想，退了也行，也许有人给发工资，就好奇地问给多少钱呢？被告知一个月退休工资8千块钱。

所以马云之流故作姿态，仿佛是自愿退的，没有什么可信的。说起万通公司，我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我在法国博士毕业不久，在法国一家公司工作，住的楼里来了几个访问学者，有中科院广州化学所的。他说他的老师是什么广东外国专家局局长，如果我要在国内找工作，他可以帮忙介绍。真帮了，夏天我也回去了，在北京打电话，他说帮我找到万通公司，工资二十万一年，要我到广州再靠他。当时二十万一年算是富豪吧。电话也不很清晰，万通是什么公司？什么靠啊？我没认真，就没去。后来明白，他是说“CALL”，可是我在法国那么多年，对这种土话不敏感。横竖我错过了最佳回国时光。人可以自主选择的最佳时机并不是很多。俱往矣，我心淡然。

话说回来，共产党这样为了自己的极权，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力，跟亡国大清实在是难兄难弟。说到底，现代成功的国家，都是那些公民的个人能力自由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强迫一个民企总裁退休，跟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有几步之遥？毛若成功了邓何必要改革开放？中国一方面把民企捆绑起来，一方面在贸易战中败退而开放外资，这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总之，张维为谈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混淆是非，我也不必逐条反驳。让我们看看言论自由的内涵与意义吧。有关内容摘自维基。

言论自由的保护包括对不同政见者

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如果没有人的自由，就没有科学、法律及政治上的进步。密尔在1859年发表《论自由》一书，该书成为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经典。密尔认为，真理驱逐谎言，因此无论自由表达对或错的意见，都不应该害怕；真理不是恒定或固定的，而会随时间转变。密尔还指出，很多我们曾经相信是正确的事已变成错误的事情，因此意见不应该因明显的错误而禁止。密尔亦认为，自由讨论是必需的，以防止被“既定意见的沈睡”（the deep slumber of a decided opinion）所制服；讨论能带动起真相，从思考错误的意见重新确认真实的观点。(密尔这些观点我有时也想说啊，没想到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此可见辩论的意义，也是通才教育的意义，辩论促使人接触新知识。通才教育，可以说对政经史哲等等全面了解，容易接近真理)。

英国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在自己所著的伏尔泰传记中以“我虽然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来阐释伏尔泰的信念。这句话虽然不是伏尔泰本人所述，但经常被人引用来描述言论自由的原则。在20世纪，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那么你也应该相信那些你不喜欢的意见应享有自由。希特勒和戈培尔也支持言论自由，不过只限于那些他所喜欢的言论，斯大林也一样。你支持言论自由，就意味着你支持那些你所憎恶的言论享有自由。” (这一点，习近平跟希特勒斯大林完全一样，他喜欢张维为的言论自由)。

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言论自由的概念与政治争论和民主密切相关。在民主国家，政府对大部分文字和言论都不加控制。因此，民主国家往往出现对议题持不同甚至相反观点和意见的多种声音。民主制度依赖于有文化、有知识的公民，他们掌握信息，因此能最充份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批评不明智或专制的政府官员或政策。民主制度有赖于人们能够最广泛地接触到未经审查的观念、观点和信息。

通过举行集会向外界表明支持言论自由的立场

支持言论自由和民主之间联系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他认为，民主的概念就是人民的自治。对于民主制度的运作，选民的知情是必需的，而为了使选民有适当的知识和资讯，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必须没有任何限制。米克尔约翰指出，如果当权者能透过隐瞒信息和扼杀批评意见来操纵选民，民主的根本理想将不再真实。

世界银行集团的“全球治理指标”计划表明，言论自由和随之带来的问责制对一个国家的管治水平有显著的影响。

言论自由的限制

美国极端宗派威斯特布路浸信会的成员由于经常发表仇恨言论，已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及英国。

根据自由论坛组织，法律制度和社会大众也会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局限，特别是当言论自由与其他价值或权利冲突时。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不是绝对的，不能被用作发表暴力、诽谤、侮辱或淫秽言行的理由。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在面临高度威胁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禁止可能会激起暴力、损害他人名誉、推翻合宪政府或鼓动淫荡行为的言论。民主国家一般也禁止煽动种族或民族仇恨的言论。可以按照“伤害原则”或“犯罪原则”来限制言论自由，例如禁止发放色情或煽动仇恨的言论及信息。限制言论自由可通过法律制裁或社会的反对，或两者兼有。而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是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公开表达意见也不会被完全压制。

在美国，法院借由累积许多言论自由的案例，发展出一套规则，称之为双阶理论（The Two Level Theory），以决定哪些言论受法律保护。这理论认为“淫荡、猥亵性言论、粗俗言论、诽谤性言论、侮辱或挑衅性言论，并未涉及任何思想及意见之表达，而无任何社会价值，即使可能为社会带来利益，其利益也明显小于限制这些言论所欲维持之社会秩序及道德规范”。此外，行政中立与发言人制度，也常被视为必要的限制言论自由。

1/5/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