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和信仰在法制社会中的作用
11/23/2004

美国这个国家，从建国开始，政治就没有完全和上帝分开过。尽管宣传政教分离的人士们坚持把政治和宗教分离，但是，上帝却无法真正离开政治。究其原因，并不是上帝不愿意离开，而是美式政治无法离开上帝。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过很久。特别是那个司法案例，有人要求在公立学校的忠诚宣誓中，删除“上帝”的字眼。
杨小凯在其文章中也对上帝进行过赞美。但是，杨小凯是从经济层面，认为，上帝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对于上帝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杨小凯没有说明。

我对上帝在美式政治中的作用是这么看的：
上帝保证了法制社会中，人们的“诚实”。而个体对社会的“诚实”是法制机制得以实现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如果缺少了个体对外部社会的诚实，法制机制将非常难以实践。

在法制社会，无论是在法庭上作证时，婚誓时，签字时，立遗嘱时，还是在总统上任时的宣誓时，很多关键时刻都需要个体发自内心的“诚实”的誓言。不仅如此，无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官员，还是普通职员，一颗诚实而忠於职守的心，是这个社会得以可靠运行的最重要的保证。

那么，个体对於外部社会忠诚而诚实之心是如何保证的呢？

我认为，一个只相信自己，把自己个人当成最高原则的个人，是很难保证他对外部社会的诚实的。试想他进行这样的宣誓：“我以我自己最崇高的意志，自私自利，和对自己的诚实，(我内心只保证对自己说实话，而从来不保证对别人说实话。)来保证我的誓言——我今天说的都是实话。”

这种誓言无论如何，都让人无法感到其可靠性。

相比之下，对於一个信上帝的人，怀着对上帝的敬畏，和最高崇拜，他的誓言将是以对上帝的名义进行宣誓：“我手按圣经，以对上帝的名义宣誓，保证我的誓言——我今天说的都是实话。”
对於一个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来说，这种誓言是绝对可信可靠的。

从这二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有上帝和无上帝的区别，就在于此。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誓言的诚实是靠法律来保证的。如果你做伪证，那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法律中，对伪证罪的惩罚很重。) 但是，伪证罪的覆盖范围很小。很多誓言并不是对记忆的事实进行证实。而是要求从内心对自己将来行为的保证。你如果从内心深处就是对自己誓言的撒谎，那么，伪证罪也无法涵盖这一虚伪的誓言。
例如，陈水扁即便是在总统就职时宣誓忠於中华民国宪法，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伪誓言，那么，法律并无法奈何他。

可见，在法制社会，仅仅用法律来对"诚实"进行保证，是不够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帝，宗教，和信仰这三个词汇的意义是有所区别的。

信上帝的人，是把自己的内心，交给了外部的上帝。而且，是长期一致的。而很多宗教，例如佛教，和其他迷信，却是可以临时抱佛脚的。至於信仰，有的时候却是荒唐的。

让我们设想几个法庭场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1.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基督徒：“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基督徒手按圣经回答，“我以我对主的真诚，保证我说的都是实话。”
对於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主是神圣的。那么，他说的话的确是有保证的。
2.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佛教徒：“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佛教徒烧上几只香，然后磕头如捣蒜。“如来佛在上，菩萨作主，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如果这位佛教徒的确是虔诚的，那么，他的话的确可信。但是，如果他是一名临时抱佛脚的佛教徒，那么，他的话就很难保证完全真实。

3.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禅宗和尚：“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和尚镇静地回答，“真也是空，假也是空，实话也是空，假话也是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4.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名法轮功弟子：“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法轮功弟子坐在地上，平和地说“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当然我们说的都是实话。”法官说，“那我问你，王进东是法轮功弟子吗？”法轮功弟子回答说，“王进东不是法轮功弟子。尽管他做了法轮功的动作，但是，李老师说他不是真修弟子，我们就不承认他是法轮功弟子。”法官问，“你到底是信真善忍，还是信李洪志？”法轮功弟子说，“我们最信李老师。李老师说书上的字有错误，我们全体就一致同意。完全按照李老师的指示把所有书上的文字涂掉，改正。”

5.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毛时代共产党员：“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毛共分子气宇昂扬地说，“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说实话(假话)吗？不过，我今天就是不说。”

6.法官敲一下法棰，问一国民党时代官员：“你能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国民党官员狡猾地说，“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也就是这么认为的了。窃书不算偷，贪污不犯法，只要我不承认，上面有人保护我。”

结论：信仰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诚实”这个概念的理解的不同。对“诚实”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的确对法制社会的构建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