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和梅毒
瓦斯弹
《文选》中有这么一句，“以鸿渐之翼，困於燕雀”，瓦爷猜想鸿渐一定就是大才了。方鸿渐被拉去做题为《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讲演，开篇明义就说科学和宗教在中国呆不住，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长存不灭，没等他来得及展开叙述就被校长拽下去了。瓦爷对这番见识佩服得五体投地，真可谓思想深刻，论述精辟，今儿斗胆把方学问家的意思在这里给大家说说清楚，讲讲明白。
鸦片是舶来品，在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奥德休斯》中就有描述了，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也是在同一时期诞生的，这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石之一。在近代，物质一元论伴随着战火，同鸦片一道，进入中国。不管什么主义什么党，不管闭关锁国还是改革开放，鸦片烟是被禁了，可唯物主义却留了下来，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崇尚唯物，那是讲科学，有进取心，如果全体人民唯物，那么这个民族就像吸鸦片上了瘾差不多。一开始只是被官方强制的，除了辩证唯物，其他一切都是反动，后来就都变成是自觉自愿的了，既然是科学，是真理，维护起来当然信心满满，反过来就是愚昧幼稚，肤浅无知，被视作是不可理喻。
按马列的唯物主义的说法，世界是纯物质，人的灵魂也是可以用物质来解释的，而物质又是不灭的，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转化而已。按照这个科学理论得出的结果就是，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只有物质是真的，把物质抽象化了就是利益，人类文明的一切就是利益的争夺和分配，理解了这一层，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就深刻了。
既然资本家是以剥削其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为职业目标，而其他职业就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全体人民的生活目标就是想办法干的比别人少，拿得比别人多。混得好了就使劲儿地作威作福，混得不好就只能怪自己失败，有一天转运了，更会变本加厉，对盖兹这样的异常举动，不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阴谋就是思想极端，犯了毛病。
如果没有来世，在有生之年，不图个物质享受还图个啥？假文凭，假难民，假身份，假奶粉，假包子，假清官，假爱国，假民主，只要能换取利益，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情景和吸了鸦片的感觉差不多。
同样国人对对外关系，国际事务的理解，也都唯物了，深刻了。如果有人敢指责中国是暴发户，立即反驳道：“虚伪，你们才是唯利是图的老祖宗呢。今天我们有了钱了，你们就心里不平衡，嫉妒了，怕被我们超过。”
全民唯物带来的全民尽贪，就是中华民族的鸦片烟。
梅毒也是舶来的洋货，叔本华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就是杨梅疮，这话讲的精辟。欧洲众多民族长年互相角逐，形成的民族主义文化其实就是梅毒。民族主义原本是一个可以增加民族延续和生存机会的文化机制，有了它不至于很容易被外族同化和消灭，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就是附在文明身上的一种病毒，一旦发作，就会伤及人类自身和人类带来的文明，说它是梅毒一点不为过。
欧洲人在历史上梅毒已经发作过很多次了，每发一次，就是对文明的一次破坏，然后就打点滴，修养一段时间，等好了伤疤，就忘了伤痛，再潇洒纵欲，兴奋一阵，再发一次病。。。
欧洲以外的民族最早染上这个病的是日本，由于日本民族相对较小，被欧洲才搞了没几下就染上了，实在也算享过福的。当年，鲁迅，杨度，孙文之流亲眼目睹日本得病的症状，艳羡不已，发誓也要让中国人享受享受，这就有了三民主义和五四运动。不过梅毒在日本身上狠狠地发作了一回，几乎丧命，这就是后来的二战的战败。
中国体型够大，免疫能力够强，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没有被国外回来的反华势力发动起来，直到有一天，日本把中国这么狠狠地搞了一下，弄得至今还念念不忘，这才染上了这么一点点。梅毒的症状直至当今盛世，才开始显现。这就是新两个凡是，“凡是说中国好，外国孬，就要拥护；凡是说中国孬，外国好，就要反对。其他一概不论。”
不过就瓦爷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症状还算是轻微的，如果放在当年的日本， 911就是国定节日了，中法就已经开战了，那个乱说话的小姑娘基本就死于枪下了。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是个民主国家，国民的意愿很容易化作政府的行动，中国就不行，民族主义只是当政者的统治工具，绝不能反过来威胁到政府的权威和控制的。这样看，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倒是即相生又相克了。
中国已经染上了民族主义之毒是无疑的，只是还从未有机会尝过梅毒之苦，还未有机会体验民族主义之祸而已。当有人指责中国人搞极端民族主义时，立即也会有反驳，“瞧瞧你自己，满脸的疮疤，还好意思说我。”
古人早有总结，“习秦阿房之造天，不知京洛之有制；识函谷之可关，不知王者之无外。”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是扬弃，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最终的结果是拿来了鸦片和梅毒，扬弃了民主和人权。方鸿渐的认识其实就是钱钟书的认识，在30年代就预见了这个结果，学问之大能不让人敬佩么？
07.12.2008 于南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