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愚見，晉商崛起於唐宋以降的中華道統被金元摧殘殆盡的文化廢墟之上，活躍於一個政治日趨保守的時代、一個政府全面控制社會而全社會已沙漠化的時代、一個統治者靠愚民且自愚而維持其統治的時代、一個私有財產尚處於灰色地帶的時代。他們以關帝崇拜為信仰，地緣聯結為紐帶，一整套成文的制度與不成文的習慣為規範成就了遍布全國乃至於東亞、西亞、南洋、俄蒙等地的商業與金融網絡。正是他們為中國東北、內蒙、西北疆土的開拓提供了金融與商業的支持，並為奠定今日中國的版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那個政府信任缺失的時代，他們承擔了中央銀行的職能。他們在傳統極權政治視野的盲區中創造出一個文化奇蹟，他們凝聚成五百年來中國文化漫漫長夜中的一顆明星，雖然不能照整個天空，但仍使我們感到希望，雖然它最終隕落了，但仍給我們以信心，那就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人創造經濟奇蹟的信心。歐基里德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地球’，我們可以說，只要製造出寬容的環境，中國的民營企業也可以進入世界五百強，中國也可以創造出世界名牌。

    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說儒教無法與資本主義相容，此外弗蘭西斯(福山的《信任》中說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傳統使得人之間無法建立信任關係，因而中國無法出現世界級的大企業。而晉商的成功恰恰用事實證明了儒教倫理可以與資本主義精神相容、中國也可以產生世界級的大企業，因此那些一味以毀滅傳統文化作為中國現代化先決條件的所謂專家學者思想家最好閉嘴以免貽誤世人。對晉商而言他們賴以生存的宗教就是關帝崇拜，有人以為晉商對關帝的崇拜是一種迷信，到處修建關帝廟和各種祭祀儀式是在浪費財富，他們根本不明白這種信仰與新教和資本主義的相互作用類似，流布天下的晉商信用正是通過崇寧殿中裊裊的香煙而火盡薪傳，這是我們這個信奉唯物論的時代所無法理解的，所以我們也無法理解自己的困境。是啊，“如果你連神都不信，你還相信誰，我們又憑什麼相信你”②；晉商出名的簡陋其實是清教徒精神的最佳體現；徽商消亡後留下了京劇，而晉商留下的是各地的會館兼關帝廟、祭祀關帝的戲樓、他們的深宅大院、由於他們而興起的城市、還有那至今無法企及的企業組織和規模的歷史記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關帝崇拜就不可能有晉商持久的繁榮，這正是今日的港台與海外華人對關帝崇拜仍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人以為對關帝的崇拜僅僅是儒教的一種世俗化形式，但從關帝在儒、釋（包括藏傳佛教）、道中的地位而言，可以說關帝崇拜是中國宗教發展中三教歸一的結晶。與儒家的倫理規範相比，關公以其神跡為超血緣組織提供了行為規範，而且其先天的入世精神保證可以成為社會組織的精神依託③，一如基督教之於歐美、伊斯蘭教之於阿拉伯一樣。它是中國社會在唐代以後由於宗族力量受皇權為代表的全能政府擠壓而式微後產生的新型社會整合力量。與意識形態化的國家宗教----儒教、斷絕塵緣的隱士文化----道教、以及六根清靜的出世宗教----佛教相比，關帝崇拜是一神論的、實體性崇拜的、入世的、具有社會動員能力的宗教。因此，我們容易理解從深宮到民間、從綠林好漢到坐賈行商多以關公信仰為旗幟。從社會演化角度看這是中國本土宗教現代化的表現，而宗教的現代化是一個文明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伊斯蘭世界的反覆動盪就與其宗教信仰尚未經過現代性改造有直接關係，而中國的現代化也必須在本土宗教的現代化基礎之上才能完成。不要希望在一盤散沙之上建立現代文明，也不要希望在傳統宗法制下建立現代文明，更不要希望在一個強勢政府的羽翼下建立現代文明。只有一個包含有現代性的宗教才可能培育健全的民間組織，否則我們永遠難逃“一放就亂，一統就死”的宿命，也改變不了“一個中國人是龍，兩個中國人是蟲”的世界形象。企業只能是：一大就垮、一遠就瞎、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永遠做不大、做不強。

    晉商發源於關公的故鄉與徽商發源於朱子的故鄉，以及晉商與徽商間迥然不同的組織形式、文化特徵和命運決不是偶然的現象，這不過又一次證明了‘精神創造經濟奇蹟’（法蘭西院士阿蘭(佩雷菲特語）的論斷，而不是什麼明中葉的開中法使晉商發跡的政策決定論（可惜靠政策仍是我們許多企業生存的不二法門）；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官商勾結致富論；以及一面說山西人多地少所以需要外出謀生、但另一面又說山西物產豐富所以需要向外推銷、同時山西是交通要道和全國地理中心等等的地理決定論；更非靠李自成遺金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推動力論；和高利貸盤剝維持壟斷利潤的剝削致富論。所有這些歪理斜說或一孔之見不過是以己之心妄揣古人的小人之見、以今人的坐標衡量先人的現代偏執、以及五階段進化論、歷史規律必然論等等影響下的前現代迷狂。

     晉商由於實行了股份制與總經理負責制使得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從而擺脫了家族企業代際傳承中的根本缺陷，而這種缺陷直到今天仍是許多華人企業的命門，鼎鼎大名的美國王安公司也毀在這一步上，國內的大企業不也普遍面臨着‘某某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嗎？晉商最早實行了頂身入股的制度，而現在世界上也僅是微軟等企業才開始實行了類似的員工持股制度。這是尊重員工的制度，使員工與企業共存亡的制度。我們現在每日價高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拿出來的不過是末位淘汰（與各地五七年的右派指標、歷次嚴打指標何其相似），結果是人人自危；所謂提前退休、買斷工齡以減員增效不過是變相剝奪職工權益的當代說辭。

    正是晉商的一整套信仰與制度保證其企業壽命相當長。如太谷曹氏共歷24世；祁縣喬家近二百年；榆次常家大院的修建就歷時二百多年，這些數字側面說明晉商的悠久歷史。而現在我國企業的平均壽命為8 年，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2.9年，而日本企業的平均壽命是10年，美國企業是40年，世界五百強約45年。雖然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這種簡單的比較有失之於武斷之嫌。但就是把今天的企業打入十倍的水分也不及晉商的零頭。當然，造成目前這種現狀的原因也不能全由企業家負責，記得一部關於澳門風情的電視片中介紹說一個特色小店已存在了五百年，這在大陸可能嗎？政府的無限權力、官員的有限任期以及只維上的政績追求等因素相互結合把民間所有的持續性、建設性努力都摧殘殆盡，遑論什麼世界五百強，即使是國內的五百強也僅是壟斷集團的分肥榜。

    有人以晉商僅任用老鄉來說明晉商的狹隘與保守，其實與徽商相比、與我們現在的大多數民營企業相比，晉商的企業組織已突破了家族企業的模式，從家族模式轉向地域模式本身就是一個進步。看看今日遍布全國的溫州商人，看看北京市場上各種行業----即使收破爛也不例外----被不同地域人群壟斷的局面，看看五方雜處的紐約的不同行業被不同族群壟斷的情況就會明白這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為什麼許多給洋人打工的高級華人白領會遇到透明的天花板呢，道理也一樣，因為信任是企業內最大的也最容易流失的資本。從俄羅斯私有化後的企業到中國的國營甚至私有企業無不遇到管理者監守自盜的問題，有人以為強化代理制度就可以解決問題，其實問題遠非一個制度可以解決。而我們驚異的是晉商在這個問題上解決的如此之好，總經理幾乎有不受限制的權力而不敢濫用自己的權力，遠在數千里之遙、有幾個月車程的各地分號也能良好運行，這其中值得我們學習的豈止是企業制度。

    有人將晉商為了維持信譽與合作關係而豁免債務、父債子還、切腹自殺比之為愚昧，是的，正是這種傻成就了晉商的信譽與輝煌，是“‘傻瓜’推動着文明”（傅國涌語）。當我們與美國人、日本人打交道時也對他們的傻而覺得可笑，在日本有‘過勞死’，中國有嗎？倒是喝酒醉死的時有耳聞。在德國乘公共汽車逃過票的中國留學生會因此而在那裡找不到工作，儘管他的各門成績都十分優秀。一個晉商可能一次不檢點就斷送了他一生的事業，哪像我們這麼多公僕和幹部企業家可以處處‘交學費’。是啊，在一個靠謊言而維持的國度談誠信、講正氣、打假冒偽劣、杜絕貪污浪費，緣木求魚而已。

    有人將晉商把大量白銀窖藏起來歸因於晉商的保守，這種說法就像我們那些沒良心的經濟學家把民眾只管存錢不敢花錢歸因於觀念問題一樣。正是因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複雜多變但又無有力的制度和資金保障使得人們只能以此來防範不可預見的風險，而事實上正是東家窖藏的白銀保證了晉商票號----其實也是北方的社會經濟在庚子事變後渡過危機。而直到現在，我們還有多少民營企業僅僅因為暫時的資金周轉困難就被迫倒閉（而另一面是國營企業早已資不抵債還在苟延殘喘），只有像希望集團這樣不向外借貸全靠自己滾動發展的才可能生存，而像孫大午這樣僅僅內部集資的就身陷囹圄，而多少國營企業在用同樣的方法搜刮工人的錢財卻鮮有人過問。真正需要從這些現象與問題中吸取教訓的是政府而非商人。

    有人對晉商與政府關係密切而嗤之以‘媚事威權的公共心態’，事實是現在國內做的好的外資企業甚至比國內的企業還善於與政府搞好關係。我們需要深思並採取積極對策的是為什麼那麼多民營企業家爭着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因為在一個‘看法比憲法’還重要的社會中，在一個民營企業普遍處於違法狀態的環境中商人只有與政治勾結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在今日的俄羅斯，一個企業應該所交的各種法定稅額比營業額還多30%，你能指望企業遵紀守法嗎？即使如此，我們不常看到飯店竟被當地政府吃垮、企業被地方政府欠帳拖垮的不算新聞的新聞。如果一個企業僅僅靠與政府官員拉關係，可能在一時一地取得成功，但很難維持其長久生存更不要說壯大了，我們周圍的多少企業就由於與政府關係太密切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晉商在滿清初起之時就與其有密切往來，這確是晉商沒有隨明而亡反而更加輝煌的一個原因，但也正說明晉商本身的多元化特徵使其更能應付複雜多變的環境，保證了其地位的連續性，但又有什麼群體在斯大林體制的一元統治下能夠存在呢?

    晉商衰落了，這其中自有其內在的原因，但我們多年來歌頌的一次次‘革命’對包括晉商在內的民族工商業的破壞又有多少人給予注目，洪楊之變（美其名曰太平天國革命）、庚子事變（美其名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中原大戰、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幾乎每一次內亂外患都給晉商予重挫。如十月革命後晉商在俄羅斯的資產被蘇聯政府悉數沒收；在九一八及七七事變之後，日本統治者在日占區對民族工商業課以重稅和重罰迫使其倒閉，許多被強征為軍用，這些企業在日本投降後又被當作敵偽財產而沒收；土改中晉商在鄉間的存銀被掠奪一空，在其後的公私合營風中晉商遍布全國的商號被當地政府變相沒收，這些才是晉商衰亡的最直接原因。我們所驚異的不是晉商為什麼沒有像浙商、閩商、粵商一樣生存下來，而是經過明、清、民國共五百年的改朝換代、戰火紛飛，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仍生存下來。可以想象即使是浙、閩、粵商，如果沒有港台和海外自由市場的存在，也難逃革命浪潮衝擊下全軍覆沒的命運。而這一事實恰恰是國內晉商研究者刻意迴避的。

    人們常常遺憾在組建大清戶部銀行時晉商由於守舊而未參股，如果我們對自己周圍的現實還有起碼了解的話就會明白晉商的擔心決不是多餘，因為直到現在我們的民營企業還在業主未同意甚至未知情就被破產、被合資、被倒閉、被拍賣，誰能保證晉商的股東不會像今日的股市一樣成為清政府的取款機呢？是聖母慈禧皇太后嗎？即使是西方銀行大舉進入中國後政府制訂的《大清銀行條例》也是西方觀念在中國本土嫁接的產物，在其頒布之後晉商就面臨着非法存在的境況，直如我們今日頒布多如牛毛的法律不過造就普遍的違法狀態一樣，因為該條例規定的十萬兩註冊資金與中國本土票號以信任關係為最大資本的慣例相悖（前者是有限責任公司而後者是無限責任公司）。令人痛心的是，這種“寧與友邦，勿與家奴”式的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政策在一個世紀後依然如故。

    經濟學的普遍規律是先有實體經濟的基礎和信任關係才可能產生並維持紙幣的流通，紙幣流通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產生股票，爾後才是期貨。紙幣的出現不僅僅是交易的需求，更取決於現實的可行性。在中國正是因為政府信任危機使得紙幣的發行一次次中斷，所以在明朝初年發行的大明寶鈔急劇貶值後被迫退回到現銀交易，從這點上看清政府組建國家銀行在當時未必是一種進步。晉商的票號所以能‘匯通天下’乃是由於晉商在現貨貿易中建立了遍布全國的營銷網絡和數百年的信任資本。而晉商票號在清朝已經起到國家銀行的作用，清政府的多次軍事行動和賑災都由晉商籌措資金，也正是由於晉商的巨大信任資本維護清政府度過了庚子危機，貪婪而短視的清政府所謂組建銀行不過是歷史上重複多次搜刮民間資本的又一股‘共產’風而已，不信就看看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奉票大跌、中原大戰後晉票大跌、抗戰後法幣和金圓券呈幾個數量級的通貨膨脹命運就會明白這不是危言聳聽，在這些紙幣使用過程中，不僅是廣大民眾，包括晉商在內的民族工商業無不受到致命打擊。而這種情況也不僅僅是遙遠的歷史，看看盧布在俄羅斯的命運就理解晉商在中國社會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多麼巨大！作為一個反例，每個時代的紙幣都有人收藏，像民國年間的紙幣在民間到現在仍很多，可有幾個人收藏有晉商的銀票呢，因為它從未貶值呀？如果說有什麼歷史必然規律的話，近代中國的金融業由晉商開其先河是最自然的規律，不僅如此，晉商還發展出‘買樹梢’ 這種最早的期貨交易?咱們有的學者稱之為剝削農民的手段。

    今日的山西衰落了，從民國時期的全國模範省跌落為全國人均收入最低的地方之一。有人將其原因歸因於晉商的傳統，就像一個敗家子老是埋怨父母一樣。如果一個人對中國各地有所了解、對世界至少有一知半解，那麼就會明白山西的問題是全國問題的集中體現。當代晉商在原煤、焦炭、鋼鐵等山西的主導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上採取諸種自殘自戮的手法，其實我國的哪一種產品不這樣在國際乃至於國內市場上自相殘殺？山西的煤礦乃至全國的礦產在濫采濫挖，而恰恰是所有權的不明導致了‘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的短期行為。人們寧願找市長而不找市場，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全知全能的政府以為自己可以包辦一切事務，將所有的功勞記在自己頭上，而將所有的過錯推在‘封建主義’、‘傳統文化’、‘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身上。太原的歌廳澡池‘繁榮娼盛’正表明腐敗指數居高不下，就像桌子上爬滿蒼蠅不是昆蟲的罪過，而是桌子太髒了。為什麼這麼顯而易見的道理視而不見，非要將原因推到明清的晉商身上呢？是真傻還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就像明明皇帝光着屁股，卻偏要用進口光學儀器和量子理論研究皇帝新裝的陽光反射譜，憑良心說，犯得着嗎？

    筆者無意為晉商的一切辯護，但就我們今日的社會環境與企業現狀而言，我們還沒有資格評頭論腳。筆者曾瀏覽過晉商的入門手冊《貿易緝要》，與那些腐儒之見相比，其中表現出的商人的精明與勤勉令人欽佩，看看今日那麼多所謂做買賣的人，其基本素養連晉商的入門要求也未達到。就是現行《公司法》連總經理與董事長之間的責權還分不清楚。種種班門弄斧式的 ‘批判’和‘反思’在方家眼裡不過是笑話而已，正如我們當年組織對愛因斯坦和胡適的批判並不能證明我們超過了愛因斯坦與胡適，這樣做恰恰暴露了我們的無知與淺薄，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在這樣一個有學術無思想的年代，種種所謂研究晉商的學術論文，就像許多經濟學、歷史學論文一樣，多數不過是浪費紙張的文字垃圾而已！

    令人悲哀的是，在我們經過一次次革命以為美麗幸福的新世界已降臨人間之後，才發現自己已一無所有，不是一個富翁經營失手後的一無所有，而是一個敗家子吸食白面兒，自我感覺飄飄然後的一無所有。現在，我們又站在五百年前晉商的出發點上，我們不得不走着祖先曾經走過的路，這是山西人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悲哀，更是全世界華人的悲哀。

    晉商衰落了，這種衰落是不可逆轉的。就像任何組織、文化的繁榮離不開具體的歷史條件一樣（經濟學中的所謂路徑依賴、數理方程中的初邊條件），晉商本身以及生存的軟硬環境已被徹底摧毀了，我們只能根據殘存的大院追憶往日的輝煌。但作為不肖子孫的我們對晉商的了解也僅僅是“海內最富”，一如對盛唐的理解僅僅是“萬邦來朝”，對美國的理解僅僅是“世界警察”一樣膚淺，是那種可憐又可恨的膚淺，我們不僅膚淺，且無知、偏執而狂妄，我們數典忘祖，乃至於欺師滅祖，所以我們不斷遭受貧窮與動亂的報應！是為記。

注釋：

①本文的晉商局限於明、清和民國三個歷史時期，當代山西商人稱為現代晉商。

②當年在北美只要持有浸禮會的會員證就可以在外地借貸並賒貨，故有此語。

③作為對比，關帝廟多分布在群落聚居區，而佛教寺廟有很多在深山中。

本文作者：宋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