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結局早已明朗，後來者似乎比當事的前人更“明白”當時應當怎樣去做。

我剛剛上大學的某年，在山西省人民銀行的一間簡陋宿舍里，我和退休多年的祖父祖母聊天中，忽然問他們：您們1949年那會兒為什麼沒有往台灣跑？或者香港？令我不解的是，倆老人都哈哈地笑起來，好像沒有聽見我在問什麼，到最後誰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我則進一步認為他們當時也太沒有眼光了，甚至有點不可思議。

後來聽到父親講起那一段家史，我開始為自己感到慚愧。

2009年夏天，我回國時路過北京拜見了已近90歲的八爺郝師儉（父親的八叔），順便想聽他講家事。鄉音未改的老人家給我們講了許多故事，特別當我聽了其中的“1949望長安”的故事後，才真正如夢初醒。因為我從來沒有設身處地地把自己置於那兵荒馬亂而動盪的年代去思考，所以自己充其量只是一個人人都“會”的事後諸葛亮而已，此後留在我心裡的也就不僅是慚愧了 … …

1947年11月12日，石門（今石家莊）被解放軍攻克，它也是解放軍占領的第一座大城市。當時祖父母、父親、叔叔和姑姑們正在那裡工作、生活。炮火塵埃落定，市民、士兵屍橫遍城，殘垣斷壁、滿目瘡痍。祖父拋棄石門的家，只帶細軟率全家隨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石門分行職員北上北平。

一路先是馬車，到傅作義地盤後才有的火車坐。到了北平，祖父買下國民政府立法院長童冠賢在東單麻線胡同的院子，安頓好家眷，在位於東交民巷的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現中國銀行所在地）恢復了工作。父親和叔叔常常回憶起他們在北平的那一段無憂無慮的生活：念書、淘氣、打架……。為祖父拉洋車的車夫，感激於祖父對他的接濟，還經常拉父親、叔叔到城外玩，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轉眼到了1948年底，華北形勢吃緊。在天津攻堅戰即將開始和開始後的那段時間，家族在天津的多家商行（聚興順、公興順和萬順喜等）一片混亂，經理、掌柜們紛紛棄店而逃，作為東家少爺的八爺郝師儉則在那裡為家裡冒險看店。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攻克。

緊接着，1949年1月31日，傅作義正式投降，北平和平易手。很快，解放軍軍代表來到了中央銀行，宣布銀行職員留下來為新政府工作的，月薪160斤小米。祖父不願留下，於是又一次帶全家出了城；像石門那樣，身後丟下了麻線胡同的院子和留在北平的一切。

離開北平到哪裡去呢？政府的地盤越來越小，未來的情況混沌不明。榆次早被“八路軍”（那時山西人繼續稱解放軍為八路軍）占領好幾個月，家族大院成了軍政府臨時所在地，太原也已陷入重圍之中，家鄉是回不得了。“望長安”就成了祖父那一輩人當時的新希望。

回首不久以前的抗戰時期，除了重慶作為首都要力保外，六朝古都的長安如果淪陷，其對中國的心理及文化影響，和對抗戰意志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占領長安，對日本也有相當的實際意義和重要的象徵意義。在日本人的強大攻勢面前，長安和國民政府挺住了。因此，從當時的文化和政治意義上講，長安（西安）不陷，政府就不倒。

抗戰時期除父親外，祖父祖母和叔叔、姑姑們就工作生活在寶雞。那時既懂英語又通經濟、商貿的人極少，故一有美國商貿、鐵路代表團來訪西安，祖父常被小車請去西安做翻譯，事畢再送回寶雞。所以，西安、寶雞本來就是祖父母非常熟悉的地方。同時，有政府的地方，家族的產業就有保障，慢不說祖父待遇優厚的公職了。

基於這樣一些情況，特別是西望長安的大信念，當時包括祖父母在內的許許多多中國人都追隨國民政府往西逃。

祖父西退的路線是：出北平，經張家口、大同、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到銀川。因為一路上經過的這些城市都有家族商號（聚興順分號、天順長分號等）便於獲得經濟來源，同時戰亂危險略少。一路上，由於各地所屬不同的占領區，祖父他們能乘火車就乘，沒有火車就坐汽車甚至馬車，有時還不得不住在簡陋的塞外荒原小店。有一次父親嫌店裡髒，就一個人溜出來睡在了停在外面的卡車上，半夜寒風呼嘯，附近不遠處狼嚎聲持續不斷，響徹原野。雖然恐懼已極，卻又不敢下車返回店裡，只能硬着頭皮撐到天亮。什麼時候回憶起來，他都不寒而慄。 就這樣風塵僕僕一路到達銀川。那裡，有已經在中央銀行工作的三伯父郝朝瑞接待。

三伯父郝朝瑞與母親太原曾氏、三伯母及大哥

因蘭州、武威和酒泉都有家族商號（聚興順分號、福泰昌分號等），且這些地方都在西安以西，是相對於西安的“大後方”。所以，全家歇息後繼續向蘭州方向進發。

到達蘭州住了一小段後，形勢的惡化卻大大地出人意料。5月21日西安即被解放軍攻占；7月中，寶雞城破；8月，解放軍已兵臨蘭州城下，蘭州岌岌可危。就在這當口，祖父一人到酒泉時和留在蘭州的祖母失散，所有人都一片茫然。焦慮、緊張和不安緊緊地壓在他們的心頭。

望長安，這個美麗的泡影，在公曆1949年，民國38年，就這樣隨着西安、寶雞被解放軍攻占而破滅。

接下來怎麼辦？到哪裡去？這是祖父和祖母需要分別各自面對的艱難抉擇。

由於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天津的資本家和生意人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大量逃跑，為了穩住他們，不讓天津市場陷入混亂而崩潰，1949年4-5月份，中央派劉少奇到天津做工作，並發表了著名講話，核心就是他後來遭到批判的所謂資本家“剝削有功論”。有鑑於此，懷着半信半疑的心情，祖父就從酒泉到了天津。在天津沒有見到他的妻子兒女，但見到了他的八弟，我的八爺郝師儉。

話分兩頭，再看祖母和她的孩子們這邊：由於和祖父失散前曾經討論過今後可能的去向：天津、北京、太原或回老家榆次，其中更着重談到最後一線希望：四川和西南地勢險要，昔有劉備踞險成蜀漢，今有民國守渝抗日寇，而且成都也有家族商號“協慶豐”。不過已經長途亡命六、七個月了，前途越發渺茫，信心更加低落；祖父去酒泉前並沒有定下來到底最後去往何處。

所以在蘭州眼看不保的情況下，祖母必須自己做抉擇：她當機立斷決定帶全家入川，追求那最後的一絲希望。那年祖母才只有26歲，同時她押注祖父或許也會去四川。

8月20幾號的蘭州城外不遠，槍彈橫飛、炮聲隆隆、殺聲震天、大戰尤酣。

每人一根金條的機票價，祖母一行和傭人5、6人登上了蘭州飛往成都的飛機。據父親後來回憶：飛機靠窗有兩排座位，人們對面而坐，中間放置行李。那時的飛機，聲音很大，震耳欲聾。在成都下了飛機後，他們耳朵被震得厲害，說話需要大喊，否則彼此就聽不見。

在開往成都的路上，他們默默無語；疲倦的身後留下的是破碎在西北的那個惆悵的夢，那個“西望長安”的夢。前方面對他們的是另一個前途未卜的城市，還有無法預測的全家未來的命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