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结局早已明朗，后来者似乎比当事的前人更“明白”当时应当怎样去做。

我刚刚上大学的某年，在山西省人民银行的一间简陋宿舍里，我和退休多年的祖父祖母聊天中，忽然问他们：您们1949年那会儿为什么没有往台湾跑？或者香港？令我不解的是，俩老人都哈哈地笑起来，好像没有听见我在问什么，到最后谁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我则进一步认为他们当时也太没有眼光了，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听到父亲讲起那一段家史，我开始为自己感到惭愧。

2009年夏天，我回国时路过北京拜见了已近90岁的八爷郝师俭（父亲的八叔），顺便想听他讲家事。乡音未改的老人家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特别当我听了其中的“1949望长安”的故事后，才真正如梦初醒。因为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地把自己置于那兵荒马乱而动荡的年代去思考，所以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人人都“会”的事后诸葛亮而已，此后留在我心里的也就不仅是惭愧了 … …

1947年11月12日，石门（今石家庄）被解放军攻克，它也是解放军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市。当时祖父母、父亲、叔叔和姑姑们正在那里工作、生活。炮火尘埃落定，市民、士兵尸横遍城，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祖父抛弃石门的家，只带细软率全家随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石门分行职员北上北平。

一路先是马车，到傅作义地盘后才有的火车坐。到了北平，祖父买下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童冠贤在东单麻线胡同的院子，安顿好家眷，在位于东交民巷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现中国银行所在地）恢复了工作。父亲和叔叔常常回忆起他们在北平的那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念书、淘气、打架……。为祖父拉洋车的车夫，感激于祖父对他的接济，还经常拉父亲、叔叔到城外玩，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转眼到了1948年底，华北形势吃紧。在天津攻坚战即将开始和开始后的那段时间，家族在天津的多家商行（聚兴顺、公兴顺和万顺喜等）一片混乱，经理、掌柜们纷纷弃店而逃，作为东家少爷的八爷郝师俭则在那里为家里冒险看店。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攻克。

紧接着，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正式投降，北平和平易手。很快，解放军军代表来到了中央银行，宣布银行职员留下来为新政府工作的，月薪160斤小米。祖父不愿留下，于是又一次带全家出了城；像石门那样，身后丢下了麻线胡同的院子和留在北平的一切。

离开北平到哪里去呢？政府的地盘越来越小，未来的情况混沌不明。榆次早被“八路军”（那时山西人继续称解放军为八路军）占领好几个月，家族大院成了军政府临时所在地，太原也已陷入重围之中，家乡是回不得了。“望长安”就成了祖父那一辈人当时的新希望。

回首不久以前的抗战时期，除了重庆作为首都要力保外，六朝古都的长安如果沦陷，其对中国的心理及文化影响，和对抗战意志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占领长安，对日本也有相当的实际意义和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日本人的强大攻势面前，长安和国民政府挺住了。因此，从当时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上讲，长安（西安）不陷，政府就不倒。

抗战时期除父亲外，祖父祖母和叔叔、姑姑们就工作生活在宝鸡。那时既懂英语又通经济、商贸的人极少，故一有美国商贸、铁路代表团来访西安，祖父常被小车请去西安做翻译，事毕再送回宝鸡。所以，西安、宝鸡本来就是祖父母非常熟悉的地方。同时，有政府的地方，家族的产业就有保障，慢不说祖父待遇优厚的公职了。

基于这样一些情况，特别是西望长安的大信念，当时包括祖父母在内的许许多多中国人都追随国民政府往西逃。

祖父西退的路线是：出北平，经张家口、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到银川。因为一路上经过的这些城市都有家族商号（聚兴顺分号、天顺长分号等）便于获得经济来源，同时战乱危险略少。一路上，由于各地所属不同的占领区，祖父他们能乘火车就乘，没有火车就坐汽车甚至马车，有时还不得不住在简陋的塞外荒原小店。有一次父亲嫌店里脏，就一个人溜出来睡在了停在外面的卡车上，半夜寒风呼啸，附近不远处狼嚎声持续不断，响彻原野。虽然恐惧已极，却又不敢下车返回店里，只能硬着头皮撑到天亮。什么时候回忆起来，他都不寒而栗。 就这样风尘仆仆一路到达银川。那里，有已经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三伯父郝朝瑞接待。

三伯父郝朝瑞与母亲太原曾氏、三伯母及大哥

因兰州、武威和酒泉都有家族商号（聚兴顺分号、福泰昌分号等），且这些地方都在西安以西，是相对于西安的“大后方”。所以，全家歇息后继续向兰州方向进发。

到达兰州住了一小段后，形势的恶化却大大地出人意料。5月21日西安即被解放军攻占；7月中，宝鸡城破；8月，解放军已兵临兰州城下，兰州岌岌可危。就在这当口，祖父一人到酒泉时和留在兰州的祖母失散，所有人都一片茫然。焦虑、紧张和不安紧紧地压在他们的心头。

望长安，这个美丽的泡影，在公历1949年，民国38年，就这样随着西安、宝鸡被解放军攻占而破灭。

接下来怎么办？到哪里去？这是祖父和祖母需要分别各自面对的艰难抉择。

由于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的资本家和生意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大量逃跑，为了稳住他们，不让天津市场陷入混乱而崩溃，1949年4-5月份，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做工作，并发表了著名讲话，核心就是他后来遭到批判的所谓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有鉴于此，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祖父就从酒泉到了天津。在天津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儿女，但见到了他的八弟，我的八爷郝师俭。

话分两头，再看祖母和她的孩子们这边：由于和祖父失散前曾经讨论过今后可能的去向：天津、北京、太原或回老家榆次，其中更着重谈到最后一线希望：四川和西南地势险要，昔有刘备踞险成蜀汉，今有民国守渝抗日寇，而且成都也有家族商号“协庆丰”。不过已经长途亡命六、七个月了，前途越发渺茫，信心更加低落；祖父去酒泉前并没有定下来到底最后去往何处。

所以在兰州眼看不保的情况下，祖母必须自己做抉择：她当机立断决定带全家入川，追求那最后的一丝希望。那年祖母才只有26岁，同时她押注祖父或许也会去四川。

8月20几号的兰州城外不远，枪弹横飞、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大战尤酣。

每人一根金条的机票价，祖母一行和佣人5、6人登上了兰州飞往成都的飞机。据父亲后来回忆：飞机靠窗有两排座位，人们对面而坐，中间放置行李。那时的飞机，声音很大，震耳欲聋。在成都下了飞机后，他们耳朵被震得厉害，说话需要大喊，否则彼此就听不见。

在开往成都的路上，他们默默无语；疲倦的身后留下的是破碎在西北的那个惆怅的梦，那个“西望长安”的梦。前方面对他们的是另一个前途未卜的城市，还有无法预测的全家未来的命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