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 乃是一個現代政治詞彙；與古稱之“民”含義全然不同。讓我們先來複習一下傳統之“民”有何主要天然特質。

1. “民”缺乏邏輯思維能力；“民”愛聽美言、喜戴高帽；“民”情緒發達，感情用事。

2. “民”容易偏聽偏信、迷信權威、有強烈從眾心理。

3. 空間：“民”無能力看到全貌；一葉障目、盲人摸象乃是民之常態。
4. 時間：“民”無能力將目前發生的大事與久遠的歷史起因聯繫起來，“民”亦無能力預見今因帶來長遠益處或後果。

5. 古典之民沒有不切實際之幻想， 他們相信天命、安守本分、維護秩序。

時空集合後， “民”的關注焦點只在乎自己周圍之人事、最近發生之人事。二十年以前的歷史都太遙遠而事不關己，民對歷史多不感興趣。洪水一次次淹沒， 他們一次次逃難；但是民只着眼於今夏是否豐收，對逐步高抬的黃河河床滿不在乎，對地理不感興趣 。韓非子論述“民”的這個特性時舉例說：大禹治水之初，民抱怨大禹不走常規，不堵反疏，不恤民力，於事無補； 水患治理了，民看到了效果於是又作詩傳唱讚美大禹。故韓非子結論：“民不可與謀大事”。孔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智）之”； 意為：“民可被指導具體做事， 但無法使他們由愚變智”。 有好心學者為了批駁文革敗家逆子對孔子這句話的故意曲解（民可被驅使， 但是別讓他們有智慧）； 解釋這句話為：民可以使用便使用；不可使用的時候就讓他們智慧起來。 筆者認為這樣抹紅同樣也無必要。好比說：冰可以用來建房時就建；夏天不可以的時候，就以水造冰建房？？ 主流哲學是西方精英們的詭辯術，孔子不是哲學家不可能說出如此有“哲理”的話來【黑格爾鄙視孔子不是哲學家， 筆者為此深感榮幸】。和水的特性無法改變一樣，民的特性同樣是無法人為改變的。故魏徵說：“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此前此後，直到辛亥革命時期為止，“不與民謀大事” 乃是華夏最基本之常識。非不為， 實不能也。

基於民的上述時空短視、情緒化特質， 民就天然地容易為一美言而大喜，為一諍言而大怒。如此， 民何以做大事？是否與民謀大事？ 非不為， 實不能也。民極易聽信一句讒言而和朋友斷交；民極易聽信騙子而傾家蕩產； 如此， 民何以做大事？是否與民 謀 大事？ 非不為， 實不能也。街傳有虎入市， 民必洶湧奔逃；坊聞黃金遍地， 民必趨之若鶩。 如此， 民何以做大事？是否與民 謀 大事？ 非不為， 實不能也。黃河決堤， 苟活下來的難民繼續耕種繁衍後代；他們的兒子已經不再記得洪水厲害， 而只看到綠油油的莊稼。如此， 民何以做大事？是否與民 謀 大事？ 非不為， 實不能也。

作為非常成熟的民族，華夏傳統既不高舉民，也不貶低民，民有其一貫且恰當的位置。孟子更有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的思想， 勸誡君王，無民便無社稷；輕民便無君王。三家分晉前不久晉國趙氏宗族內鬥，晉陽大宗攻擊邯鄲小宗，起因只為幾百戶民的正常歸屬。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開宗明義道出上與下乃如肢體一般關係，和聖經講的教會是肢體關係完全相同。國家、社會猶如一體，互助合作、仁愛一心，上下各司其職、左右協調有序才能正常運行。否則便如人智體脫節，終究必狂而亡。蔑視民，踐踏民則必被“覆舟”，全社會便沒有贏家，歷史教訓比比皆是。 民雖具有極大的權重， 然而民只需扮演好自己的原本角色：在知善惡、有常識、尊公義、循禮節、行仁愛的基礎之上安分守己地工作；天生盲人摸象之民， 天生定睛一己私利之眾，並無能力處理極其複雜的國家大事這系統工程。

“過猶不及” 高舉人民，是蠢還是惡？

西方“精英”們懂不懂 “民不可與謀大事” 這樣的淺顯道理？以哲學自負於天下的他們顯然是懂得的。那麼他們以及其後面的主子們一定要 鐵了心把本該安分守己的、無法勝任大事之民拉入上至總統，下到立法之所有複雜政治生活議題之中，是什麼緣故？第一個可能， 因為他們愚蠢。 若是愚蠢的話， 當天下大亂之時就應當接受教訓回歸本位。 然而人類沒有看到這些， 反而看到人民被更深捲入社會和政治生活，以及由此而來愈演愈烈的天下大亂（戰爭頻繁、種族仇恨、貧富敵對、男女相爭、思想紛擾；導致秩序大亂、倫理大亂、德行大亂、信仰大亂、價值觀大亂，新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連女人的定義都無法描述了 ... ...）。 所以毫無疑問， 把本無能力之“民”拉入政治圈、製造混亂、渾水摸魚乃是他們精心安排的策略。要製造混亂， 要渾水摸魚， 把民拉入政治圈是再好不過的最佳策略， 沒有之一。華夏文化中有君子、小人和惡人的區別；就是最壞的惡人， 也無法想象他們會不為利益，代代相傳故意害人。華夏文化中， 沒有魔鬼這樣的概念， 因此華裔往往把這樣故意作惡之人和事叫做“陰謀論”；他們不相信有這樣的人和事。西方、美國的基督徒，由於他們把魔鬼抽象化、簡單邪靈化，故他們也把這樣的邪惡稱為“陰謀論”。事實上， “陰謀論”這個詞本身就是施展陰謀者為掩蓋其陰謀所創，基督徒和華裔使用“陰謀論”不過是自己過於“誠實”、思維簡單而已。

將民拉入政治漩渦中心的步驟和思路如何？

1. 將“神本”轉化為“人本”。

    聖經說神創造萬物，也創造人類；人類應該要感謝上帝創造之恩， 在其律例下過安分、有序、公義的生活。在華夏社會， 孔子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 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基督信仰和華夏傳統文化都不僅強調努力， 同時注重慎終追遠；堅信出生、機遇和結果等由上帝（天命）來決定；領導職務， 特別是最高領導職位， 乃是風險極大，能力、道德、責任要求極高的位置， 非天命不可得，非一般民可勝任。 基於基督信仰的歐洲本為“君權神授”； 華夏本為“受命於天”；兩者不謀而合絕非偶然。

    但是， 紅色烏托邦直接向它的信徒宣告無神【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和皇帝； 要靠我們（民）自己】； 白色烏托邦則通過荒唐進化論、天演論（弱肉強食）再冠之以“科學”之名間接灌輸無神論 ，他們說：人的命運要由自己來把握。 人定勝天（紅色烏托邦），要民主（白色烏托邦）。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和皇帝（紅色烏托邦），權力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投票（白色烏托邦）。與民主國家內設立兩黨假裝互斗一模一樣【一龍馬斯克最近也提到了美國兩黨本是一黨這個基本常識】；它們在世界範圍也設立紅、白二個烏托邦假裝互斗。如今，全世界充滿了二元、多元互斗，煞有介事看起來既有“表面原因”、又有“歷史恩怨”， 其實皆為其精心故設之局。 組織、宣傳、推動紅、白烏托二邦的為同一伙人，核心都是以人本取代神本。文藝復興的目的是去真神（真道德）而復希臘羅馬的外邦“人神”；啟蒙運動的目的是把敬神守己之民稱為“愚昧”，鼓動民走出安分、與命運抗爭；給私慾冠以美名去逆天改命爭奪天下權力（白色民主烏托邦）、豪奪天下財富（紅色共產烏托邦）。非分覬覦天下財富要分一杯羹搞共產，血雨腥風反而一貧如洗，老百姓已痛而思過；非分覬覦天下權力要分一杯羹搞民主，到如今邪惡橫行接近地獄之門，但是絕大多數 “人民” 依然樂此不疲沉浸在自我陶醉毒品歡愉之中，覺醒之日遙遙無期。

2. 高級心理戰手段：又打又捧，外加利益誘惑

對於心中有天道、有公義、有常識而習慣於安分之民， 則嘲笑其懦弱、愚昧，比如魯迅作品塑造了各種懦弱、愚昧之“民”形象， 以鼓動民不再“愚昧”、不再“安分”、不再忠誠於任何人，然後跟他們一起去奪權、去分地、均貧富； “去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一滾”。另一手則誇獎那些正在支持、或已經加入他們隊伍之民是 “創造歷史的動力”， “人民的眼睛雪亮”。人民到底是愚昧的？ 還是眼睛雪亮？就要看場合而定了：和他們走一起的， 眼睛就雪亮，還能創造歷史； 保持安分中立的， 就是懦弱加愚昧。又打又拉，雙管齊下之外，同時再誘惑民以利益：比如能投票選擇自己王的權力， 民能夠有機會自己親自做王的機會（白色民主烏托邦），事實上老百姓連候選人來歷都全然不知，投票無非是自我陶醉外加愚昧自欺；給民逆天改命一夜搶劫暴富、地位提升當家作主的機會（紅色共產烏托邦）。

3. 文化革命：社會原本類似肢體之協調合作仁愛關係篡改為對立、壓迫、爭鬥關係

   若民依然有正確三觀，依然安分守己，拉民入伙鬧革命真的不容易，而且費勁將“不可與謀大事之民”拉入政治聚光燈下也沒有意義。 因為在守真之民中間很難渾水摸魚， 故而給民置換道德倫理價值觀就成為必然。這倫理價值觀置換又稱之為：革命，或文化大革命、 世界文化大革命、或思想進步； 別名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社會進步；—— 看官明鑑：不要換了帽子就認錯人。為了奪權、改天換地目的，首要的價值觀置換必然是在人本置換神本的基礎上將 社會原本類似肢體之協調合作仁愛關係篡改為對立、壓迫、爭鬥關係。“下級服從上級， 父親教育兒子， 丈夫為家庭負責” 這人類社會三個基本秩序，被篡改為：帝王奴役人民、官員欺負下級、富人剝削窮人、父親束縛子女、丈夫壓迫妻子。於是以平等，反壓迫、婦女解放等高大上名義， 形成誰也不服誰的“新”文化。然後在全世界挑起各種鬥爭和仇恨，他們再火上澆油因勢利導極化仇恨互斗， 直到取得布爾什維克的局部勝利、最後取得全世界民主化（全球化）的勝利。紅色烏托邦戰場： 以挑撥貧富仇恨為主（為了共產）、挑撥男女對立、官民對立為輔。白色烏托邦戰線：以挑撥民仇恨官、仇恨王權為主（為要民主化）；放縱自由、逆向平權、揚惡抑善、揚丑抑美、福利獎懶稅務罰勤等為輔。

古典之民多談論是非、忠奸、善惡、仁愛；三觀端正而精神純粹；因此具有基本常識、基本是非善惡觀，傳統倫理道德而過正常生活者為“民”。現代社會，言必稱自由平等， 行則必利益加鬥爭；因三觀扭曲而時刻爭論不停、互毆不休。  被文化革命置換了大腦， 自命不凡，成為精神奴隸助紂為虐但感覺良好者， 叫“人民”。全世界經歷紅、白文化（大）革命後，原生態之“民”已近絕跡；“人民”思想必呈“多元”，多元必然互斗；互斗才好操控。此非偶然，實故意設計之態也。

有人以為：民， 是指那些沒有學歷，從事工農生產的普通人。 自己有學士學位， 甚至是北大博士，哈佛博士， 是有“知識”的 “知識分子”， 是精英階層而非普通之民。事實上， 若擁有工程、醫學等學位， 則相當於古代工匠， 醫生等。 古代工匠絕不敢自稱自己是“士”， 【士， 相當於今天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自己只有手藝並無知識； 工匠依然是典型之民 。那麼， 擁有人文學位者便是“士”嗎？ 不， 他們只是更接近於今天的紅、白“知識”分子而已。無論是紅色還是白色知識分子， 他們擁有更多“新”知識、毒知識； 他們都在批判傳統， 與常識決裂。 他們的知識都是聽起來高、大、美、上， 看起來天旋地轉，行起來盤陀邪路， 目的地死亡幽谷。希拉里曾經在背後稱這些人為“有用的白痴”， 因為她知道自己一夥兒在唱高調行邪惡； 而這些知識分子們所起的作用便是自費幫他們唱高調， 無意中掩蓋他們故意所行的邪惡與毀滅。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完成（新文化、新道德取代傳統文化、傳統倫理道德）， 但是目前痛定思痛後有部分默默回歸的跡象。數百年的漸進式世界文化大革命也已經接近尾聲， 到了霸王硬上弓階段；今天的世界，已經沒有一個人能徹底免疫於鋪天蓋地的新文化之毒。那些依然保留部分傳統文化和常識之人是“保守派”；所謂保守派，也只是半邊主流新文化（民主、自由）， 半邊殘留傳統常識而已（男女有序，獎勤罰懶，揚善懲惡）。他們是自由派眼中“革命不徹底”、思想落後之人民·。其餘被深度洗腦、倫理價值觀被100%徹底置換者，叫“自由派”，或者說是貨真價實最進步的“人民”。 真自由派可能到死都不明白自己是鞍前馬後效力於魔鬼的信徒。

耶穌說：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每一句話【太4：4】； 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今天的世界， 除了外表炫目的皇帝新衣“科技”之外， 已經完全赤身裸體， 不顧吃相，乏善可陳了。大道至簡，自從亞當夏娃違背上帝旨意吃了智慧樹的果子，人類的智慧是越來越多了？ 還是相反？魔鬼是真愛亞當和夏娃、真希望他們有智慧， 故而誘惑挑唆他們吃下智慧果？ 魔鬼的差役拼命給民啟智、啟蒙，他們真的那麼熱愛無親無故的老百姓， 真希望老百姓有“智慧”而過安定且幸福的生活？ “有文化”的知識分子， 是三觀被完全置換、文化基因徹底突變的“人民”。 他們會被新生事物“新聞媒體”、“文化糧食”電影電視牽着鼻子走：一片樹葉可以大於泰山，為一句話而否定一個人，為某電台合自己的情緒而固定聽之；聽騙子同夥假裝爭吵而以為自己在“兼聽而明”，本人剛吃飽飯卻堅信祖先們餓肚子幾千年；投個票就以為自己能決定誰當總統，壓根不想那些候選人是何人推出？。如此等等，不再累贅舉例，本文開頭“民”之特質在魔鬼的誘騙下泛濫成災。

身體基因突變會出現比如六指、多一隻胳臂出來、鼻子朝天 、無故發狂大哭大笑... ... 等；對此可見基因突變，人必視而怪之， 怪必醫之。 然而， 經歷了世界紅、白文化大革命， 這超級文化基因突變後；今天的人類把無形的文化六指、四條文化胳臂、文化鼻子朝天當“多元”而讚美之。 習以為常倒也罷，不紀念本乎之祖倒也罷；他們反過來認賊為父，無端咒罵傳承我們基因的祖先；自恨自賤、持續不斷地繼續文革，替魔鬼進行文化自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古今僅見、舉世罕見。比如頗具代表性的月經貼“大清凌遲罪犯”圖，下面周期性大罵大清之“不文明”者每次都洶湧不息；他們和西方賊父一樣， 目光永遠聚焦於罪犯享有人權， 罪犯應有人道，罪犯不該受苦； 他們絕不用腳指頭想一秒鐘：那罪犯乃是以權誣陷謀殺良民一家十幾口人之地方官， 太后認為其不僅罪惡滔天， 且有辱官員在民間形象；砍頭不足以懲治極惡。 再舉一例，文革後似乎已經覺醒之“知識”分子們， 經常講到毛臥室擺放着《資治通鑑》以證明其研究帝王馭民術， ——他們居然被洗腦無知到這樣的程度。 因為若用今天都能懂的語言，《資治通鑑》翻譯過來的書名為《以史為鑑，如何當一個稱職的好領導》【《資治通鑑》， 司馬光等人歷時十九年完成；宋神宗以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故親賜書名《資治通鑑》】。   ——標準的、典型的革命後文化精神錯亂症，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當然， 精神病人沒有一個承認自己罹患精神病； 醉漢都不承認自己醉了；革命或文革中瘋狂之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已文化變異而精神怪誕瘋狂；今天正在“反思文革”的紅轉白知識分子們， 津津樂道於文革是為了“奪權”， 文革就是“高帽遊街”，燒孔廟等。 他們甚至都沒有弄清楚文化革命的實質不在物質而在於心靈、思想、精神和三觀層面； 這也是他們為什麼不再砸古董，卻繼續文革批孔、自費罵祖宗為榮的根本原因。文革結束只是現象，文革思想、精神毒素永久留在了他們的心中！   我們祖先在天之靈若知道他們的後人正在發狂，連常識都丟棄， 卻以為有史以來最智慧， 當作何感想？ 

今天歐洲、美國正在重複當年發生於東方的文革，就某些方面而言， 有過之而無不及；文藝自殘、歷史自賤、文化自恨、性別自宮，等等正在轟轟烈烈進行中。前車無鑒，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正處於精神文化基因突變瘋狂之中。 前車之鑑， 東方來的紅轉白“覺醒保守派“們， 居然以為美國學習了東方。 “民”之短視特性，轉為“人民”後毫無懸念變得更加嚴重。知否？ 就鬧革命而言，歐洲美國是嘿王祖師爺所在地、形形色色邪惡主義原產地，俄國烏克蘭是嘿王兒子實踐共產之地； 東大只有洗腦跟班嚴復、魯迅、胡適、傅斯年、郭沫若等下三流，沒出過一個歐式“思想家”，當龜孫都不夠格。

魔鬼把人民當“神”一般拉入政治生活並高高“貢”起；今天之新人類，開口必帶人民，閉口必講科學。請“神”容易， 送“神”難。除了上帝， 今天沒有人敢於公開把“人民”拉下神壇重歸本位。在“新文化”體系中， 他們完全本末倒置：相信所謂“以暴制暴還是暴”而不能使用武力解決邪惡問題， 而相信選票能解決邪惡問題；三權“糾錯”體制能解決邪惡問題；法制能解決邪惡問題。“國將亡， 必多制” 乃是文明古國2500年前之歷史常識； 今天的新人類反而依賴“多制”（多制 = 法律與制度出現漏洞， 補漏洞；再鑽空子， 再補漏洞， 如此循環不已 ）， 反而以為法制是“文明”，他們唯獨不相信一切邪惡本源於離棄公義和真理，他們唯獨不曉得一個基本常識：自上而下能以道德自我約束的社會， 不需要太多的法律。多法原本是上、下人心都敗壞後才出現的產物，多制是邪惡的產物， 怎麼能反過來靠其解決邪惡問題？ 新人類以文化殘疾、精神奴僕、心智不全之身而活在“當家作主”、“自由解放” 幻覺之中久矣；故欲醫治群體文化基因突變之頑疾，任重道遠 ，殊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