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理審判毛澤東——兼論高貴與下賤

張國堂
2005年12月10日

　　解龍先生的《僭主毛澤東及其七個偶像（上）》，我已經讀了，這個研究是很有意義的。我以前讀過王怡兄弟關於毛澤東是僭主的文章。1998年，我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就得出毛澤東是僭主的結論，想繼續研究，後來讀了王怡兄弟的文章，我就希望王怡兄弟能讀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之後繼續研究。亞里士多德說，有一些野心家攻擊一切貴要的著名人士，討好平民，以獲得平民的好感和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僭主統治。毛澤東就是這樣。馬列主義也是攻擊貴要階級的異端邪說。
　　現在，有一些人研究毛澤東，往往從毛澤東的個人品性進行研究，這是不對的。這樣研究會誤導人民，使人民盼望好人政治。我們知道，如果民眾希望天使來領導自己，往往會倒在魔鬼的奴役之下。我們不應該從毛澤東的個人品性來研究毛澤東，而要從他所行的道來研究毛澤東。毛澤東如果走正道，他也可以成為好人。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惡人，是因為他走上邪道。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差不多的。但人的修為，卻相差很遠。孟子認為，效法堯舜，就會成為堯舜；效法桀紂，就會成為桀紂。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基督教認為，人皆有上帝的形象和樣式。但都由於始祖亞當夏娃偷吃“禁果”而有了原罪，就有了驕傲、貪婪（貪財、貪權、貪名）、迷色、嫉妒、忿怒、貪吃貪喝、懶惰等罪性或罪根。人有了罪性或罪根，就會犯罪。誰都一樣。我們罵毛澤東品性邪惡，但實際上，我們自己的品性與毛澤東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區別。人必須信靠我主耶穌基督，才能脫罪，才能脫離罪惡的轄制。
　　聖使徒保羅說：“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着我裡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7:14~25）這是保羅的見證，我們自己要對照這段經文檢查我們自己，是不是這樣。文革時，許多人主觀上是愛國愛民，而客觀結果卻禍國殃民。人如果不信天道，主觀上想為善，客觀上卻會作惡。
　　人都有自尊心，都希望別人尊重自己。人也有自我肯定的強烈傾向。這是人的本能，人如果遵守正道，這種本能就會轉化為責任心。而責任心是可貴的。人如果不守正道，不按孔孟之道或基督教等修養心性，這種本能就會轉化為驕傲，轉化為野心。我們看到，野心與責任心在外表上是一樣的，叫人難以分辨。當然，有人會說，責任心是為國為民，而野心是為自己的權勢。這話雖然不錯，但有野心的人也會偽裝成愛國愛民。有責任心的人也需要權威。這樣就難分辨了。毛澤東一輩子都高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都高唱愛國主義。“天下為公”的話好說，人人都會說，但真正作到就難了。那些高喊“天下為公”的人，往往希望別人都為公，他自己所謀的卻是為自己的權勢和名利。
　　因此我們要以真理審判毛澤東。毛澤東不走正道，不敬畏天，反對儒學。也抵擋基督。不接受西方正宗政治學，卻接受西方的垃圾——馬克思主義。這就是毛澤東成為惡人的原因。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由於孟子是古人，因此孟子所說的今，對我們來說就是古。毛澤東不是修天爵以要人爵，而是以武力和強權搶奪人爵。人爵就是國家公職（或官職），就是名位。共產黨壟斷國家的人爵，卻說自己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難道壟斷國家的公職的任命權，壟斷名位的授予權，這不是特殊利益嗎？有什麼特殊利益還比這項特殊利益更大？我們就是要建立代議制聯邦共和政體。建立大選制度，確立“選票裡面出政權”的偉大原則，實行出版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等等，使修其天爵的人能獲得人爵。使民眾敬賢尊能，並選賢擇能，從而使俊傑在位。這樣才能造福國家，造福民眾。這就是孟子的理想，也使孔子“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的理想成為現實。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大動亂、大內訌、大內戰、大血腥、大饑荒、大恐怖、大苦難的中國。這不是由毛澤東的個人品性所造成的，而是由於他走錯了路。不僅是他走錯了路，而是中華民族走錯了路。所有中國人都有責任，都有罪。如果沒有人追隨毛澤東，毛澤東有力量作惡嗎？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學比馬克思主義先傳到中國來，但中國人不接受西方人認為是好的政教學說，卻接受西方的垃圾——馬列主義。中國本有的孔孟之道，也象垃圾一樣地拋棄了。這就是中國的悲劇的根源。文革時誰沒有唱《東方紅》？誰沒有喊毛主席萬歲？唱《東方紅》和喊毛主席萬歲的人擴張了毛澤東的威勢，使毛澤東在作惡時信心十足，這難道沒有罪嗎？有人會說我不責備大殲大惡的毛澤東，反而責備普通民眾，這不公平。我告訴你們：上帝愛誰，祂就責備誰。祂所愛的，祂必管教。對大殲大惡的人，不是責備，而是刑罰。我是上帝耶和華的僕人，自然要按上帝耶和華的旨意而行。我嚴厲地責備我所愛的人，是要救他們。只有耶穌基督福音才能救有罪的中國人。我實在告訴你們：毛澤東已經被我主耶穌基督丟入地獄了，那裡是燒着硫磺的火湖，是最可怕的地方。那些追隨毛澤東死不改悔的人，也丟入地獄了。他們在地獄受痛苦。他們受痛苦的煙直往上冒，晝夜不得安寧。既然你們都有罪，就該信主耶穌基督。信主耶穌基督，你們的罪就赦免了，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上天堂，免下地獄了。
　　我們研究毛澤東的目的，是要中國人吸取歷史的教訓。要引導中國人確立正確的信仰，同時，建立代議制聯邦共和政體。這樣才能造福國家和民眾。如果我們追究毛澤東的個人品性，就會使人民繼續依賴領導人的個人品性，同時也會使人民過分挑剔領導人的品性。這都不好。因為狡詐的人善於偽裝，人民難以分辨領導人的品性。毛澤東在世時，誰不說毛澤東品性優良呢？我們要以《聖經》和《四書》來分別好人與壞人：誰的言行不符合聖道，他就是不好的人。他或者愚昧，或者邪惡。總之，不讓不守聖道的下流人得勢。因為《聖經》說如果下流人高升，必然會惡人遍地而行。同時按西方正宗政治學建立科學的政治制度。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俗話說：“英雄不論出身。”出身卑賤的人不是下流人。而且出身卑賤的人如果按聖道修養自己心性，就可以成為高貴的人。出身王族貴胄或貴族的人如果不守聖道，也會成為下流人或下賤人。這在古今中外有許多例子。我們知道：耶穌基督的許多使徒是出身於卑賤的漁民。他們難道不是高貴的人嗎？林肯的出身也不高貴，他被稱為劈柵欄條的林肯。孟子的出身也不高貴，但卻成為亞聖。桀紂都出身於王族貴胄，卻由於不守聖道而成為下賤的人。舜也出身貧寒。顏回出身貧寒，而且一直都貧寒，他也是高貴的人。上帝不偏待人。祂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祂也廢除國王的位。祂“扶持謙卑人，將惡人傾覆於地。”上帝揀選謙卑的人，丟棄高傲狡詐的人。上帝喜悅尋求自己的人，祂向不尋求自己的人背臉。因此，人是否高貴不在乎出身，而在乎是否遵守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