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告曾节明先生
曾节明先生：
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转型的最佳选择》，我已经读了，我觉得你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以及中国人的人性人情都缺乏了解，你的夸夸其谈是在误导民运人士。
你应该知道：北欧国家都是小国寡民，而中国是特大特大的国家，人口特别特别的众多。适合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能适合中国。
解决人们的就业，是中国政府和社会长期的最重大的任务。如果过高的搞高福利，必然导致高税收。因为政府不是财富的生产者，而是财富的消费者。企业过高的税负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从而会导致失业。而就业是民众最大的福利。如果政府过高地搞其他福利，必然影响民众就业这个最大的福利！
中国人是聪明的，他们都知道，政府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岂可靠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政府福利来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
个人必须负责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时还要拿出一部分财物来供养政府。这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在人们愿意纳税，政府有富裕财物的情况下，政府适当搞一些福利，这是可以的，但不得把高福利作为国策！更不能把这种适当的福利政策冠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
中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公有经济难以解决民众的就业。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中共当初之所以容许私有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是由于当时的就业压力太大。
政府不得与民争利，这是中国的传统，连女皇帝武则天都知道这一点，你为何不明白？！世界各国的实践都证明，政府经营国有企业都效率低下。因此，凡是适合私人经营并且私人愿意经营的事业，就应该由私人经营，政府就不得涉足。政府只可从事不适合私人经营或私人不愿意经营的事业。这种事业都是非盈利的公共事业。
我们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我们反对中共偷偷摸摸搞权力主导的私有化。因为这种私有化是不公平的。我们主张国有企业的公开、公平的私有化。
即使是在北欧，基督教对民众的影响也远远大于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
你对儒家误解太多。儒家并不追求平均主义。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里的寡不是财富的少，而是民少。这里的均不是平均的意思，而是公平、公正的意思。朱熹注解说：“均，谓各得其分。”“各得其分”难道是均贫富吗？子曰：“刑禁暴，爵尚贤，则政均矣。”这里的均字，你能理解为平均的均吗？你当知道：汉字的词义变化很大。这个均字在古代与现代是不同的。孔子的意思是说：不要担心国家的民众少，而要担心国家政治的不公平。不要担心国家财富的贫乏，而要担心君臣上下和臣民之间相互猜疑和纷争以导致内讧。
儒家不追求平均主义，但儒家也反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两极分化。儒家是中庸之道！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也大多都不是出于仇富心理，也并非都要求均贫富。
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是由于秦始皇的徭役太重，并且秦始皇动用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修建自己的坟墓而导致民众不满和愤怒。因为修建自己的坟墓不是出于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幸福，而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正当的私欲。同时也因焚书坑儒而失去天下读书人的心。而读书人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失掉读书人的心，必失去天下人的心。同时秦的严刑苛法苦害天下人。陈胜、吴广在赴咸阳的途中遇雨而误期，按秦律，误期当斩。秦末农民起义不是由于仇富心理，起义者也没有平均主义的追求。
隋末农民起义也是由于徭役太重，隋炀帝杨广动用巨大人力和财力修运河，同时又乘坐极豪华的官船到扬州游玩。民众认为他修运河不是为了民众运输的便利，而是为了自己的游玩。同时，隋朝的严刑苛法也苦害人民。许多起义者大多都是因为自己的亲属受刑而报仇。这也不是由于仇富心理，起义者也没有提出均贫富的要求。另外，隋朝君臣上下相互猜疑不安，这也是隋朝灭亡的原因。
唐朝的灭亡主要是由于军官的叛乱。
宋朝的灭亡是由于外族的入侵。
元末农民起义是由于民族矛盾。
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税负太重，苛捐杂费更多更重。同时太监专权使朝政混乱。魏忠贤屠杀东林党使明朝失去读书人的心。你要知道：读书人是公众舆论的制造者和引导者，失去读书人的心，必失去天下人的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太平天国革命和中共革命与民众的仇富心理有关，但这主要是由于革命的领导者的邪教煽动。
亚里士多德说：名利是人的大欲。人对名和地位的追求的动力远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陈胜吴广没有提出均贫富的要求，却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光宗耀祖是中国男人最大的志愿，最高的理想！你为什么不知道呢？
太平天国革命和中共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不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追求名和政府的官位！同时，中共向工人农民承诺让他们当家做主，这种承诺比均贫富政策更能获得工农的支持。
你说：“历史证明：如果没有社会福利等物质利益的诱导，中国人很难接受任何先进的理念。”你的这句话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而且这句话也是根本错误的。你是在污蔑包括你在内的中国人。我问你：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现在的理念是不是先进的？你是受了多少物质利益的诱导才接受你现在所有的理念？中国已经有一亿多基督徒，他们是受了物质利益的诱导才接受基督教的吗？当年中国人接受马列主义也不是受物质利益的诱导，而是误认为马列主义能使中国强大和人民幸福。只是实践证明马列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这种歪理邪说很能迷惑人，只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如果不是实践结果的惨烈，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很难不受马列主义的迷惑。我以前也受马列主义歪理邪说的迷惑，是六四的鲜血使我反思，后来又读《圣经》，在圣灵的引导下，我悔改归正，信主耶稣基督，这才使我从马列主义的迷惑中清醒过来。
中国人是一个讲理的民族，有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当然，人对理的认识很难正确，但中国人并非唯利是图。中国人是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民族，只是从1919年以来，中国人在追求的真理的时候走上歧路，误把马列毛主义的歪理邪说当作真理，这是中国的悲剧，但这个悲剧是暂时的，是为千禧年天国做准备。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预定安排，并写在《圣经》之中。上帝先允许魔鬼撒旦在中国兴起中国共产党，接着又差遣救世主张国堂降临中国，战胜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千禧年天国。你说你相信上帝，但你不信《圣经》的预言，也不相信人被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此，你对上帝的信仰是假的，你仍然是在走向地狱的路上！
你必须明白：中国人也是上帝造的，中国人也是上帝按祂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从而中国人也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此，你污蔑中国人，也就是污蔑上帝！
综上所述：你想以民主社会主义来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当今中国人的最大愿望是国泰民安，中国人现在追求的是安居乐业，而不是政府福利。
康熙皇帝玄烨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要得天下人的心，首先要得士子之心。”士子，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康熙皇帝玄烨的这个说法是很有见识的。那么怎样才能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呢？靠福利的承诺绝对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心。当年的康熙皇帝玄烨是靠儒教和科举制来获得当时的士子之心的。
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因此就是道，就是上帝口里所出的话！靠张国堂学说，就一定能赢得中国读书人的心。
由于我和广大基督教传道人以及许多有识之士的长期艰苦努力，儒学已经在中国复兴；基督教也已经有巨大的发展，许多知识分子都已经悔改归正，信主耶稣基督；西方正宗政治学已经在大学相当普及。现在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把儒者、基督徒和信奉西方正宗政治学的学者组织起来，形成政治上的强大势力。一旦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能很轻松地解散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同时安定天下。
象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滔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我们欢迎。但我们民运人士不必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因为中共体制内的人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启动中共的政治改革。但一旦中共启动政治改革，那么中共离解散就不远了。前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的解散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共内的改革派，都是过渡性的人物，民主社会主义也是过渡性的理论，是不可能长久的。靠民主社会主义来长久地安邦治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民运人士要做未来中国的栋梁！不宜提倡这种过渡性的理论。
此致
张国堂
2007年6月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