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干政會導致軍事政變——駁李世富為劉亞洲辯護

李世富先生：
　　您的文章《憲政不是文人的專利：我為劉亞洲們說句公道話》，我讀了一遍。我要首先說明：我不是看不起軍人，而是懼怕軍閥混戰。我覺得您對二十世紀軍閥混戰的教訓，認識不深。蔡鍔雖然推倒了袁世凱的統治，但卻沒有避免軍閥混戰。你想現在又出現軍閥混戰嗎？我從來不分什麼文人或武人，我只分公民和官僚。公民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這是憲法的規定。憲法並沒有規定高級軍官可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如果高級軍官與國家元首發生對抗，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太大。我不希望今天再出現蔡鍔。由於我的影響不如劉亞洲，從而我就不可能危害社會。如果我的主張被社會接受，就表明我的主張正確。我的主張不論多麼激進，因為我是小人物，因此我只能漸漸地影響社會，漸漸地變為大人物，不會產生突變。更何況我主張中庸之道，並無激進的主張。而高級軍官干政就可能導致突變。一個大船轉彎太急，就有可能翻船。高級軍官如果有政治抱負，他應該辭職。作為公民，他就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權了。 事實上，劉亞洲如果脫掉軍裝，他的影響也比我大。
　　我們堅定地認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權力責任越大，擁有的資源越多，社會影響越大，那麼他所受的約束就應該越多，他應該遵守的規矩就應該越多。如果一個高級軍官同普通公民一樣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權，那麼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有安全。所有人就必然會常常遭受軍人的橫蠻欺壓。軍事政變會常常發生，甚至會導致軍閥混戰。因此我建議人民必須堅持軍人不得結黨干政的原則。
　　如果說英美等國的憲政不得不使用武力，這是他們的不幸。但說憲政起源於武力，就不是事實了。應該說憲政起源基督教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這才是真正的基本事實。如果說憲政起源於武力，為何中國的武力沒有導致憲政？洛克的《政府論》雖然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後寫的，但洛克自始至終都參與了光榮革命，是重要的謀士。而且，洛克在光榮革命之後一兩年內寫出《政府論》，這表明他的政治學說是在革命中形成的，並以他的學說指導了革命，同時他的學說也鞏固了光榮革命的成果。洛克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基礎上發展了政治學說。後來孟德斯鳩又在洛克的基礎上發展了政治學說。華盛頓將軍雖然能指揮槍桿子，但華盛頓將軍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此他要受主耶穌基督的指揮。同時他也信奉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政治學說。當時參與美國獨立戰爭的軍人大都是基督徒，也信奉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政治學說。當時的政治活動家也大多都是基督徒，也信奉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政治學說。我們必須指出：是漢密爾頓、麥迪遜等人的《聯邦黨人文集》說服美國人民接受憲法，不是華盛頓將軍用槍桿子強迫美國人民接受憲法。這才是美國建國的歷史事實。
　　印度雖然沒有基督教，但有印度教。印度人也大多接受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的政治學說。
　　俄羅斯等國基本上是和平演變。因此，俄羅斯等國的憲政並不是起源於武力。1991年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發動的“八·一九”政變才是企圖用軍人干政。而軍人拒絕服從非法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而接受合法總統的命令，這不是軍人干政。而是軍人拒絕干政。我們必須清楚，戈爾巴喬夫才是當時蘇聯的合法總統，葉利欽是俄羅斯共和國的合法總統。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非法的政變組織。
　　當今中國，由於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已經發生信仰危機，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我們完全可以把儒學、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學傳給共產黨人，也就是把張國堂學說傳授給共產黨人。只要多數政府官員和軍官接受了張國堂學說，中國就必有憲政。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用槍桿子追求憲政。事實上，許多政府官員和軍官已經接受了西方政治學、儒學或基督教。
　　禁止軍人干政，這不是文人對武人設的局。而是偉大的政治學家建議人民限制官僚。亞里士多德說：“中產階級的人們還有一個長處，他們很少野心，在軍事和文治機構中，要是有了野心的人，對於城邦常會釀成大害。”歷史上有許多高級軍官因有軍權而驕傲，他的野心危害社稷。如果不禁止軍人干政，高級軍官就有可能結黨奪權，發動政變。如緬甸一樣。如果高級軍官可以輕易地發動軍事政變，那還能有民主、自由、法治和憲政嗎？
　　不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誰的名言，我們都要廢除“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強盜邏輯。樹立“選票裡面出政權”的偉大原則。把國家政權當作贓物用武力搶奪，這不是強盜邏輯嗎？二十世紀中國的實踐證明，如果不對武力施加限制，就會危害國家和民眾。
　　你崇拜槍桿子的理論只能搞亂中國。當年毛澤東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把中國推向內戰的深淵，腥風血雨幾十年，製造了無數孤兒寡婦，難道還不夠嗎？你和劉亞洲還變本加厲，又提出“槍桿子裡面出主權”、“槍桿子裡面出人權”的荒謬口號。你們的這種理論是要搞亂中國，為軍閥混戰製造輿論。主張西藏獨立的人是否可以用槍桿子來爭他們民族的主權？主張新疆獨立的人是否可以用槍桿子來爭他們的民族主權？中華民主革命黨人是否可以用槍桿子來爭人民的主權？法０功組織是否可以用槍桿子來爭他們的人權？你們就是想在中國煽動內戰，把中國搞得戰火連天，然後太子黨就用優勢的槍桿子平定內戰，再憑戰功統治中國。你們的用心是邪惡的。
　　我之所以反對劉亞洲，還因為他堅持反日民族主義。在今天與日本對抗，吃虧的肯定是中國。當今日本並沒有侵略中國的企圖，更無侵略中國的事實，中國沒有被日本滅亡的危險，要他劉亞洲救什麼國？因此，劉亞洲高喊抗日救國不過是別有用心。他們的目的是挑起中日民族矛盾，轉移國內矛盾，同時也想以“漢奸”的罪名鎮壓反對派。我們中國人現在極度不和，相互仇恨，這時對外樹立強敵，是禍國之舉。我們必須弘揚仁愛、饒恕的道德文化，以消除中國人之間的仇恨。同時建立代議制聯邦共和政體。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永遠強大。
　　你說劉亞洲內慈外強，這不過是假象，不是真相。劉亞洲公開崇拜殺死、餓死、整死共計上億中國人的最大劊子手毛澤東；他也沒有對中共禍國殃民、害人害己的血淚史作絲毫的反思，更沒有任何的懺悔；他也主張嚴酷地鎮壓法0功，這難道是對內仁慈嗎？我們知道，在八國聯軍侵犯北京之前，西太后對外也很強硬，她失去理智地向列強宣戰，這不是強硬嗎？她後來怎麼樣了？現在，反日沒有絲毫的個人危險，他叫囂反日能算是對外強硬嗎？毛澤東一輩子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劉亞洲是崇拜毛澤東的，他效法毛澤東，我們不能不對他保持警惕。我們必須指出：對《我張國堂同所有中國人約法七章》的態度是真假憲政的試金石！
　　我對太子黨並無太深的成見，也不恨他們。我要求於他們的，只是接受《我張國堂同所有中國人約法七章》，放棄自己的特權，同其他所有公民平等競爭，不要堅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強盜邏輯。如果真想推進中國的憲政，或者脫掉軍裝，以公民身份推動中國的民主自由；或者等待，準備接受以後民選總統的領導。不要破壞禁止軍人干政的規矩。如果劉亞洲可以用憲政的名義干政，別的高級軍官也可以用維護穩定的名義干政。這樣必然導致軍閥混戰，同二十世紀初一樣。中國的憲政要靠真理，不能靠軍人的血性。我們要堅持在張國堂學說的指導下，以公民結黨和選舉來推動中國人民走憲政民主的道路，不要倡導“槍桿子裡面出主權”和“槍桿子裡面出人權”等混帳邏輯。我們的基本主張是：以儒家學說和耶穌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指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把中國建設成為沒有內戰、沒有冤假錯案、沒有腐敗、沒有官僚機構的膨脹、沒有貧窮的現代化國家。
　　此致

張國堂
200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