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而知天命——张国堂自我介绍

张国堂
2004年2月10日

　　应杨银波先生的要求，我作一个自我介绍。
　　我于1957年出生于湖北孝感的农村。1975年高中毕业，回家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武汉建材工业学院（现改名武汉理工大学）。我在建工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读了两年半，后来转入基础课部数学师资班，是数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理学学士。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建材工业学院当教师。1982秋到上海建材工业学校企业管理师资培训班进修一年半。后回四川建材工业学院任企业管理课的教师，职称是助教。1986年4月调入湖北宜昌市煤气公司。1987年任财务科副科长（没有正科长），负责财务科的工作。1989年因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严正谴责邓小平屠杀爱国学生而被撤职。并受行政开除留用两年的处分。1993年到公司二级承包单位任会计。1996年，宜昌市煤气公司分家。我又任宜昌市煤气输配公司财务科副科长（没有正科长），负责财务科的工作。时间不长，因与领导意见不合而辞职。后到营业所当开票员。2002年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处理到待岗办待岗。我现在在公司大门门房帮忙看门。工作很清闲，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
　　以上是我的工作简历。再来介绍我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形成过程，以及我的信仰经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民主墙运动之前，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在高中时，我读了一点中国近代史，了解一些关于“革命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学课本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当时是肯定革命救国论，批判实业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我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番思考，认为：在1949年以前，科学不能救国，只能革命救国。但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就该科学建国。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还大搞革命救国，是根本错误的。于是我就抱定科学建国的信念，同时也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就远离政治，于是就一心想当数学家或科学家。这是我读高中时的思想。大学二年级才入团。因为我们班只有我和另一个学生不是团员，于是就把团员证送给我们两人了，并没有进行过入团宣誓。在文革中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群众组织。红小兵、红卫兵都与我无份。
　　1975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回家务农。由于我相信“科学建国的信念”，就相信教育必然要改革。我相信我一定能靠学习成绩上大学。即使农活非常劳累，我也没有放松学习。这是我能考上大学的原因。
　　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了。许多人痛哭、许多人悲痛、也有许多人庆幸。我就是一个暗自庆幸的人。我感到我的出头之日近了，我走出农村的希望近了，上大学的希望近了。1977年，我终于如愿上了大学，为此，我对邓小平先生非常感恩。我到现在仍然非常感谢他。
　　在大学读书时，前两年我一心只读数学、物理和科学哲学。当然，我其他的功课也不差。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毫无兴趣。当时，我有一个“理论”，说：“自然科学是万有引力，政治是电磁力。电磁力比万有引力大很多倍，但电磁力有正有负，正负相互抵消了，于是支配宇宙的力就是万有引力了。”
　　魏京生先生们的民主墙运动，在校园影响很大。学生们纷纷议论，经常十多个人就在一起议论这件事。在一次同学们讨论这事时，我说：“这件事很复杂，泛泛议论是无益的，要读一些书，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国情和人们的心态。”我说了这话之后，有一个同学大大地赞赏我的意见。从此，就开始读政治方面的书了。我在政治上的启蒙书是《林肯传》，从此，林肯就是我的榜样和楷模。
　　1982年元月，大学毕业。大学毕业时，我本来的打算是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林肯是从律师走上政坛的。但后来我又想，现在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法无定法，律师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不如研究经济理论。1982年夏，学院选年轻教师到国家建材总局在上海建材专科学校办的企业管理师资培训班进修，我就报名了。
　　1986年，由于我在感情上不如意，同时觉得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国企改革。如果不到企业内部了解国企，就很难提出正确的改革方案。于是就请调到宜昌市煤气公司筹备处。当时，中央打算筹建三峡省，宜昌市可能是省会。这也是我调到宜昌市的一个原因。但后来不建三峡省了。
　　我一直都非常勤奋，1989年之前，我写了十五万多字的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哲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企改革的理论。虽然国家体改委体制司肯定了我的研究。但没有杂志肯刊登我的文章，因为我对马克思、恩格斯有所批评。当然，那时的我是一个比较正统的马列毛主义者。
　　1989年春夏，胡耀邦先生逝世了。全国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我非常敬佩胡耀邦先生的人品和精神。也赞赏他在改革中的巨大功劳。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他组织和主导的。邓小平先生不过是利用自己的权威支持了一下而已。胡耀邦先生冒着风险为许多人平反冤案，我最赞赏他的仁爱之心。
　　1989年的北京学生因为悲痛，也因为想为胡耀邦先生鸣不平而走上街头。当然，这只是导火索。深层的原因，是在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方励之先生主张“全盘西化”；邓小平先生主张新权威主义；陈云主张“鸟笼经济”。赵紫阳先生在政治上并无主见，只是由于他的仁爱之心，而不忍心对爱国学生下毒手。我当时非常赞同赵紫阳先生的主张。在爱国学生的感召下，也由于极度的愤怒，就写了《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权威主义，誓死捍卫党的十三大路线——告全国爱国民主同胞书》。我复印了许多份，就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许多省报、许多省委、许多著名学者寄发。文中说：1989年的北京学生运动是党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的爱国民主运动。坚决支持赵紫阳同志，严厉谴责邓小平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于是我就成为宜昌市最大的清查对象。只是很幸运的是我没有坐牢，只是行政开除留用两年而已。这可能要感谢当时的宜昌市委书记罗清泉先生、市建委书记李业雄先生和我们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赵彤先生等先生，以及宜昌市有关政治警察和负责人。
　　1989年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邓小平的1992年的南巡讲话之后，我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浩劫，是国家的悲剧，民众的灾难。1993年我开始学习和研究儒家学说，1995年开始阅读《圣经》，1998年开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的《联邦党人文集》等西方正宗政治学的书籍。我以前对美国许多总统的回忆录和传记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对欧洲的许多政治家也有研究。我对中国许多皇帝及政治家也有研究。对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深入研究。我在读这些书时，我融会贯通，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一个理论体系。
　　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我开始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反思1949年以来的历史。我的马列毛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1989年有人对我说要提倡儒学，我同他激烈争论，但1993年，我却开始读李言敏、许宗元编著的《四书导读》。
　　大约是1995年5月，我因私事到武汉，在街头的书摊上看到一本《圣经》，是1994南京版。书名是《新旧约全书》。我拿起来随手一翻，看到里面有一段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5~20）我觉得这不就是真理的标准吗？1978年，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才明白这个道理，而耶稣在190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且耶稣的话形象、生动、准确、简洁，我感到祂的智慧高过所有人，于是就吸引我。我就买了一本。回来慢慢阅读。对耶和华和耶稣的话，我非常佩服。但对那些神迹奇事，我一点也不信，只当是神话故事来读。
　　1997年3月，在邓小平先生刚去世时，我又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我严厉地谴责邓小平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强烈要求为“六·四”事件平反，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赵紫阳同志复出，同时指责江泽民、李鹏要为三分之二的国企亏损负责，为严重的党政官员的腐败负责，为众多工人的下岗失业负责。我强烈要求他们辞职。我复印了数百份，向全国的各报社、各省委、各省政府和许多著名人士寄发。但这次我又很幸运地轻松过关。政治警察只是查抄了我的办公桌和文件柜。同时做了审问笔录。可能因为是向党内表达意见，因此就原谅了我。
　　1998年春，我又写文章打印后向民众散发。内容同上述一样。这回警察把我关入了精神病院，关了十二天。也没有吃多少苦。我想他们不允许我向民众散发传单。
　　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我开始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阅读各种书籍，冷静地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和走向。分析人们的心态，特别是共产党人的心思。对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垮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研究。1998年秋，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竞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我对这种可能性和危险性作了深入的分析，我的结论是可能性很大，危险性不大。即便有什么危险，也由我一人承担，不会连累其他人。虽然我认为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但毕竟失败了，是一大悲剧。我不愿再发生这样的悲剧。我的努力即使失败，也只是我个人的损失，不会造成别人的损失。于是我就开始准备政纲和理论。
　　1998年，我读了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对何清涟女士描述的中国现状，我非常忧虑。我也读了董郁玉、施宾海编的《政治中国》，对刘军宁和秦晖等先生的文章特别佩服。还读了黎鸣主编的《中国的危机》，很赞同杨帆先生和何清涟女士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我还读了徐友渔先生著的《自由的言说》、秦晖先生著的《问题与主义》、朱学勤先生著的《书斋里的革命》、刘军宁先生著的《公共论丛·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我完全同意这些知识分子们关于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主张。
　　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中国共产党。我知道：中共决不会容许在共产党之外组织人数众多的政党，即使是非政治的组织也不会允许，也不会允许群众的街头抗议。我爱共产党人，教育共产党人。我是耶稣基督口中吐出的利剑，要把共产党辟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拥护我，一部分人反对我。我的目的就是树立我个人的政治权威，以便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使广大共产党人在我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作一个选择。我相信大多数共产党人会选择我而抛弃中共中央政治局。因为我的主张更符合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利益。大多数共产党人都知道，共产党的思想和制度损伤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利益，也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根本原因。我只要突破政治警察的封锁，使我的主张同广大共产党人见面，我就成功了。因为政治警察是当权者挑选的，他们的立场比较顽固。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政治警察已经在内心赞同我的主张。我相信，大多数政治警察迟早会成为我的热烈支持者，因为他们不能不考虑他们未来的利益。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我一定能叫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跪拜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他们必因此而感谢我，更感谢并赞颂上帝。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上帝要我领导共产党和平演变，我要以我为核心改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和党。我是耶稣基督手中抛出的快镰刀，为主收割庄稼，就是领人归正，作上帝的子民。
　　1999年4月15日，我写了《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十周年》。文中充分肯定了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以铁的事实和铁的逻辑证明了马列毛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以铁的事实和铁的逻辑证明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失败之后，中国只能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当时不敢打印出来，只给少数人看过，反映还不错。
　　1999年4月25日，北京市发生了三万多法轮功学员静坐示威的事件。这是一件大事。
　　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引起全国群情激奋。我就写了《关于外交政策的声明》。我在声明中说：中国的利益在亚洲，不在欧洲。中国的竞争对手是日本，不是欧美。凡是主张同美国交恶的人都是在客观上帮助日本。中国站在南联盟的立场上反对美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是极不明智的。我把这个声明打印出来后到处散发。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各报社、各省党政机关、许多大学、著名人士寄发。也在宜昌市到处散发。这个声明获得了许多人的好评。有一个南方人在宜昌做生意，他看了这个声明后大加赞成。他表示要在广东帮我散发这个声明。我发现，中共中央似乎采纳了我的意见，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改变的方向同我的声明是一致的。
　　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感到我竞选国家主席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可能是从中得利最大的渔翁。
　　1999年，李登辉先生提出了“两国论”，台海局势紧张。1999年8月，我写了《关于中华民国的声明》。我把文稿给同事们看，同事们都说写得好。
　　1999年9月3日，我把《关于中华民国的声明》、《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十周年》、《我的志愿》等文章都打印出来，在宜昌市党政各级机关和报社散发，也向人民日报、许多省报寄发。政治警察并没有阻止。10月，我把这几篇文章汇集成册，定名为《中国人的权利声明》并加了序言。在序言中，我明确宣布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并宣布组织中国共和党。我把《中国人的权利声明》打印稿复印了许多份，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党政机关，各省的报社寄发。向宜昌市各级党政机关散发，也向认识的人散发。政治警察也没有阻止我。12月，我又写了《关于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声明》。2000年2月，我把这份声明打印出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日报、许多省的党政机关及省报社寄发。也在宜昌市散发。这回政治警察传唤了我，作了审讯笔录，并查抄了我的办公桌。把所有文稿都查抄走了，连一片有字的纸也不放过，但没有抓我。
　　2000年6月，我写了《给江泽民的公开信》。在这篇文章中，我论证了联邦制的必要性。同时还为法轮功辩护，我明确宣布，法轮功不是邪教。我庄严声明：法轮功学员有权相信法轮功，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信仰自由。这回我没有发传单，而是在网上建个人网站。我的网站名称为“中国共和党”。我把这篇《给江泽民的公开信》发在网站上，2000年9月，我又把上述《中国人的权利宣言》和《关于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声明》都制成网页，上传至网站上。在上传时，被政治警察抓住，又被关入精神病院大约十四天。这个网站存留两个多月，有两千多人次上了我的网站。
　　2000年12月至2001年6月，我写了《与朋友的辩论》。在这篇长文中，我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了中国共和党的理想和阶级路线；竞选的策略；反驳了暴力斗争的错误。在这篇长文中，我声称自己是真命天子。当时这样说，是为了提高我的权威。当然也是受基督教的影响，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是天子。我感到中国政治经济的危机很严重，而前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垮台都是地震式。俄罗斯有叶利钦，波兰有团结工会的瓦文萨，罗马尼亚有伊利埃斯库，等等，而中国没有人民真正信任并有权威的领导人。中共高层没有得人心的领导人。现在在海外传播着许多事情，一旦传入中国，现在的高层领导人一个也站立不住。这样，就会出现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一旦乱起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民运领袖。我估计，虽然知识分子对我的这种说法很反感，但可以在下层民众中产生权威。我当时的想法是准备坐牢。我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不会替我宣传，但我说我是真命天子的说法，共产党会作为罪名广为宣传。这样我就在民众中有了权威。但后来超出我的预想，我没有坐牢。
　　2001年，我在网上宣传我的文章时，关于“真命天子”的说法遭到网友的强烈反对。于是，我就根据基督教说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同时根据《启示录》第5章第6至10节的解释：“耶稣基督叫所有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提出了如下理论：
　　我不是自称真命天子，而是我确确实实是真命天子。我是真命天子，才自称真命天子。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徒，因此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就是真命天子吗？
　　圣经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5：6-10）这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的解释是：耶稣基督叫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耶稣基督不是叫基督徒在天上执掌王权，而是叫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我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基督徒在中国执掌王权，就像美国的基督徒在美国执掌王权一样。这是耶稣基督对我的命令。也就是天命。如果基督徒在中国执掌了王权，其他非基督徒也会沾光而在中国执掌王权。这就是民主。基督徒在世界就是世界的盐和光。
　　我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制度，但并没有打倒天子。只打破了封建皇帝对天子名号的垄断。我是平民自称天子的第一人。我不是作为权贵声称自己是真命天子，而是作为公民声称自己是真命天子。我既以公民身份声称自己是真命天子，就是宣布所有公民都是真命天子。我期待所有公民都声称自己是真命天子。既是真命天子，就要执掌王权。所有公民作为真命天子以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形式执掌王权，就是中国共和党的奋斗目标。”我这种表述，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的理论，也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在君主制下，皇帝是真命天子，在民主制下，所有公民都是真命天子。这有什么不符合民主的理论？
　　这个理论，就把民主自由的理论通俗化了，使下层民众能够明白。
　　2001年6月3日，我在教堂崇拜，我回想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我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往下直落。我忍不住抽泣，忍不住高声叫喊：“不要忘记六四！要纪念六四……”后来被请出了教堂，我就到长江边屈原像前大哭了一场。
　　2001年7月，我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全面客观地批驳了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并再次为法轮功辩护。我又开办“中国共和党”网站。并在yahoo的电子部落上到处发我的上述所有的文章。
　　2002年2月20日，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政治警察又把关入精神病院，关了二十多天。
　　2002年6~8月，我继续在网上散发我的上述所有文章。据某政治警察说，大参考上也发了我的文章。但我没有看到。2002年8月16日，政治警察又把我关入精神病院，这回关的时间较长，有一百二十多天，到12月初才放出来。
　　2002年12月22日圣诞节前，我在宜昌市基督教教会——圣雅各堂正式受洗归正，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加入了中国基督教教会。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
　　在此，我来讲一讲我信主耶稣基督的经历。
　　2001年春节刚过，当时宜昌圣雅各教堂刚刚建成。我就到教堂找牧师，当时对基督教还是半信半疑，但我感到神在召唤我，因为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在吸引我。我找到牧师，我对他谈了我对基督教的看法，并且把我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观点向牧师作了介绍。牧师要我参加慕道班和查经班的学习，并参加星期天的崇拜。于是我就参加教会组织的活动。在2001年2月，旧历正月初八，我在教堂听牧师讲道，突然，我感到有一股暖流从我头顶流遍全身，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心中充满喜乐，身心感到很舒服。我觉得可能是圣灵降临到我了。崇拜结束后，牧师站在教堂的门口送教友离去，我走上前去握着牧师的手，对他说，我刚才听您讲道时，似乎圣灵临到了我。我把我刚才的经历告诉了他。他对我说：“恭喜你，你是有福的。”
　　后来我积极参加教会组织的查经班和初信栽培班的学习。可能是圣灵在我心中作工，然来不信的那些神迹奇事，我都慢满地相信了。我相信童贞女马利亚从圣灵怀孕生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等事实。
　　2001年12月，我要求受洗。但教会不给我受洗。我问原因，牧师说原因有二：一是怕公安局因政治问题找教会的麻烦；二是怕我走上异端影响教会的声誉。但牧师邀请我继续参加教会的崇拜活动，并叫我向上帝祷告。
　　2002年6月，我有一种冲动，想到网上发表我的文章，我就祷告，看神是否允许我上网。我祷告后，我作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一双手捉住我的右手，我拼命挣扎，就醒了。我觉得可能是神不让我上网，但我还是很想上网。于是我又祷告说：“神啊：我很想上网，如果祢的意思是不让我上网，就请祢再让我作一个同样的梦。如果没有同样的梦，我就去上网，如果因此被政治警察抓捕，我自己甘愿吃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祷告之后，我就睡觉。再也没有同样的梦。于是我就上网。结果被政治警察抓去关在精神病院。
　　2002年8月16日，中午，我午睡起来后，仍然想睡觉，我就去睡觉。又作了一个梦。在梦中，我似乎被某种力量提着飞快地行进着，在旷野见到了摩西，他没有同我讲话。后来进入一所房子，在旷野孤立的一所房子。我进入房子后，见有一张桌子，几张椅子。有几个人，我进去拿一张椅子坐下，就醒了。
　　醒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于是就祷告。祷告后，我就想起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作了一个梦，但却忘记了。神却告诉但以理这个梦的内容：“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他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解释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阿，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2：1-45）
　　我又想起郁岗兄弟在《认识真理》一书中对这段圣经的解释。他说：“第一金头是指巴比伦国，先知已经明白说出。……第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指不及巴比伦）\'。我们查考历史，便知在公元前五六０年的时候，巴比伦国亡给玛代波斯。按玛代波斯是两族人民合成为一个国家，又是两君制度，先是波斯族古列做王，后是玛代族大利乌做王，所以用人的两臂来预表这个国家实在合适。……第三，说到‘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我们查考历史便知道公元前三三一年，亚历山大突然在希腊兴起。……第四，说到‘第四国，必坚壮如铁\'。我们查考历史，便知道在希腊之后统治世界的是罗马帝国。……罗马该撒的名号仍旧存留在德国、俄国等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完全结束。”
　　他又说：“今天的时代好象是在脚掌的部分。脚是半铁半泥的。铁是代表独裁，泥是代表民主。（人是神用泥土造的。）现在国际的情形好象和这种情况符合：有独裁国家——铁，也有民主国家——泥；他们不能相合，正象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他们虽然不相合，却是调在一起，所以被称为是半铁半泥的脚。”
　　我当时想，中国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大陆是专制独裁的——铁，台湾是民主自由的——泥；1989年之后，有一部分人主张民主自由——泥，有一部分人坚持专制独裁——铁。金头、银臂、铜肚腹、铁腿都是指某个时代的某个国家，不是指全世界。因此，半铁半泥的脚也只能指某个国家。当今中国的情形完全符合先知但以理对半铁半泥的脚的描述。我还强烈地觉得我就是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我必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砸得粉碎。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这大山就是我们要建立的中华联邦共和国。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里的“另立一国”，在耶稣诞生之前，是指犹太人的会众，耶稣诞生之后，指基督教教会。“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不是从天而降，因此，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不是指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祂亲自来必是从天而降，不是从山而出。参照《启示录》“Rev11: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之后还有七位天使把盛满神大怒的七个金碗倒在地上。等等。然后才是千年王国，主耶稣基督与复活的圣徒一同作王。因此，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不是指主耶稣基督。
　　传统解经家认为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指耶稣基督，这样说也不错。严格说来，不是我是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而是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是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我已经吃了耶稣基督的肉，喝了祂的血，我就常在祂里面，祂也常在我里面（约6:56）。在祂里面的我、在我里面的祂是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2002年8月16日下午4点多，政治警察来把我关入了精神病医院。这一次关的时间较长。也没有人来看我，我感觉我被整个世界抛弃了，我感到我孤立无助，软弱无能。我感到神是我的唯一倚靠。
　　大约2002年12月13日，我从精神病医院出来，第二天我就到教堂找牧师要求受洗。牧师说还要研究。我回家后，就向主祷告，求主让教会接纳我。临圣诞节之前，我又找牧师，他说就让主带领你吧！同意给我受洗。感谢主，感谢神！
　　2002年12月22日，星期天。我在教堂受洗。受洗之后，我坐在教堂的座位上，看着别人受洗。突然，我很激动，浑身颤栗，心中充满喜乐，忍不住开口小声地说：“感谢主，感谢神，感谢主，感谢神……”我想我是被圣灵充满了。
　　2003年3月，我开始写《基督徒读〈论语〉》，已经写成前言、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于2003年7月陆续上网。在各论坛上发表，有批评、有肯定，只要有人看就是成功。关天茶舍已经把这些文章作为精品文章。同时，我把《与朋友辩论》中的《关于神的对话》摘出来单独在网上发表，这篇文章引发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我把讨论中的发言汇集整理成册，定名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基督徒读〈论语〉》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都在我的“中和日报”网站（http://bbs.netbirds.net/list.php?forumid=china）上，反响强烈。
　　上帝主宰人类的历史，但上帝并不直接干预人类的历史。上帝总是兴起祂的仆人来完成祂的意旨。马丁．路德、加尔文等都是上帝兴起的宗教改革领袖，华盛顿、林肯等也是上帝兴起的政治领袖，都是上帝的仆人。今天，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这是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大事。上帝必兴起祂的仆人来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件大事。我确信我就是上帝要兴起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光要照亮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上帝藉用我为仆人来完成这件事。我不是把宗教世俗化，而是把世俗基督化。如果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那么在1949年，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死了。现在，上帝要中华民族的灵魂在耶稣基督里复活重生。我张国堂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我所作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基石上重建中国的文化和道统。也就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复活重生。
　　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中国古人把上帝称为天。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天的儿子），承受天命统治全国的臣民。孔孟之道是中恕之道，孔子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学说的道统。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这是预表基督。上帝不偏待人。祂同西方人立约，也同中国人立约。儒家学说就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辛亥革命的爆发，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尝试和失败，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就表明上帝要同中国人立新约。上帝差遣张国堂为使者，同中国人立新约。张国堂主义就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新约。上帝爱中国人，张国堂就是上帝爱中国人的见证。上帝要把仁爱和智慧、诚实和勇敢赐给每一个祂所拣选的中国人，使他们都认识上帝和祂的道。上帝也要把富强、民主、自由、统一、和平、秩序、公义和法治赐给中国。因为上帝爱自己的儿子张国堂，就必要答应和满足张国堂的祷告和祈求。
　　圣灵启示我，给我恩赐。上帝要我向全人类宣布：耶稣基督在天上作王，掌管和主宰人类的政治，祂又叫所有的基督徒在地上执掌王权。（启5:10）
　　美国基督徒已经在美国执掌王权，中国基督徒也必将在中国执掌王权。非基督徒的公民沾基督徒的光，也必将在中国执掌王权。基督徒公民和非基督徒公民都在中国执掌王权，这就是民主。人人都是天子，都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执掌中国的王权。
　　耶稣基督叫人爱人如己，祂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以上这些必将成为中国的新道统。

　　张国堂欢迎您到中和日报网站来看一看。本站宣传儒家学说，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宣传自由主义学说。推动中国人民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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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和党文集的网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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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网址要用自由门才能打开。
在 http://www.google.com 和 http://www.baidu.com 以“张国堂”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我的一些文章。

政治警察说我是精神病是为了保护我

刘路先生：
　　您不必怀疑政治警察有我的精神病鉴定结论，他们确实有这样的鉴定结论。您要知道，精神病医院归政法委书记管，如果政法委书记说我是精神病，医院自然会这样鉴定。他们说我是偏执性精神病，我偏执吗？我以前是正统的马列毛主义者，现在我却是反马列毛主义者。我以前同您现在一样敌视基督教，我现在却是基督徒。我以前对儒学也同您一样反感，我现在却提倡儒学，这就表明我一点也不偏执。我是随形势改变我的主张，我一点也不偏执。
　　我想您记得，毛泽东刚逝世时，“四人帮”说“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说：“按过去方针办。”一场争论下来，“四人帮”被抓了。后来，华国锋主张“两个凡是”，邓小平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争论下来，华国锋下台了。我现在说：“马列毛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同时说“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如果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接受我的意见。一旦大多数人公开说：“马列毛主义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并说“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那中共中央还能维持其统治吗？我的文章，击中的都是共产党的要害。我主张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个意见，就会接受我的领导。攻击马列毛主义，树立上帝和孔子的权威，同时我的政治权威也就树立起来了，而共产党的权威就扫地了。随着时间的发展，赞同我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坚持马列毛主义的人会越来越少。我代表未来的权势，而中共中央代表现在的权势。
　　政治警察自然明白这一点，他们现在不敢得罪中共中央，因为怕丢了饭碗。但也怕得罪我，因为他们要考虑自己未来的利益。因此就说我是精神病，免除我的刑事责任。也不得罪中共中央。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怕我出名，如果我出名了，对他们的危害比杜导斌更大。因为杜导斌先生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因为我一旦出名，就会成为影响巨大的政治领袖。因此他们只敢偷偷摸摸地关押我，不敢公开地关押我。
　　您一听说我追求权势，您肯定要说我不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我告诉您，我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但也追求权势。在美国，就不要政治领袖吗？政治领袖就毫无权势吗？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权威，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您要知道，仅靠说理难以说服人，在政治上需要权势。就市场经济的理论而言，吴敬链教授的水平比邓小平高得多，但人们不听吴敬链教授的，而听邓小平的，吴敬链写的书和文章，理论水平很高，但共产党不接受他的主张，邓小平南巡讲话，共产党就接受了，这就是权势的作用。现在，杜导斌先生被抓了，许多学者都呼吁释放他，道理讲的很充分，但没有用，因为学者没有权势。
　　现在，我们异议分子都穷困潦倒，这是难以长期坚持的。一时的坐牢吃苦容易，一辈子穷困潦倒却很难熬。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取得民主运动的胜利，民运的人气就会越来越小。
　　就您来说，一旦新闻自由了，您肯定能作一个很出色的记者。我读过您的文章，我相信您将是一个很优秀的记者，但您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另外，如果政治警察迫害我们只有升官受奖的利益，而没有未来丢官丢职的顾虑，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因此，我们团结起来一心一意支持我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政治警察就越不敢动我们了。

张国堂

张先生：
　　警察没有逮捕你，是因为他们真正相信你是精神病患者，我甚至怀疑他们有你的精神病鉴定结论。我不知道你发这篇文章给我是什么意思，杨银波先生我也熟悉，如果他要采访你，我认为是个错误。

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