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黨的路線策略等重大問題與朋友的辯論

十三、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本市汪先生說：“你應該從經濟入手，鄧小平是從經濟入手的，因此他成功了。政治和經濟是聯繫在一起的，你從經濟入手，也可以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你從政治入手，是很難成功的。因為中共不會允許政治反對派的生存。”
　　我說：“政治和經濟是聯繫在一起的。什麼是政治，什麼是經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看法。農民養雞下蛋，並把雞蛋拿到集市上去賣，今天看來是經濟問題，但在文革時期卻是政治問題。毛澤東把農副產品的自由買賣都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毛澤東妄圖割掉這個尾巴。1975年，鄧小平主張發展生產，因此，大搞整頓，強調要重視教育和科技的作用。這在今天看來都是經濟問題，但在當時卻是政治問題。小崗農民搞分田到戶的承包製，今天看來是經濟改革，但在當時卻是政治問題。小崗農民是冒着坐牢的危險這樣干的。1992年之前，要不要搞市場經濟，要不要放棄計劃經濟，等都是政治問題。因此，鄧小平不是從經濟入手，而是從當時政治的前沿入手的。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是政治上的反對派。毛澤東和華國鋒都不允許鄧小平存在。為此，鄧小平也被整得很慘。這就說明，成功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也說明，政治的發展趨勢不是由當權者決定的。而是由神決定的（或者說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
　　作為科學家，必須進入科學研究的前沿。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同樣，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進入當時政治的前沿。只有這樣，才能成功。鄧小平之所以成功，是由於他始終站在政治的最前沿，並解決最重大的問題。
　　“文革失敗後，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無經典、無信仰、無理想、無道德、無規矩的政黨。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沒有政治靈魂。中國由這個沒有靈魂的政黨領導，中國也就成為一個沒有靈魂的國家。因此，今天政治的前沿的最重大的問題就是立經典、立信仰、立理想、立道德、立規矩。”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教條性信仰，就沒有道義權威。從而政府的權威就沒有基礎。現在，江澤民和李鵬的統治赤裸裸地建立在暴力和強制的基礎上，這是不能長久的。因為濫用暴力和強制必召致民眾的憎恨。善良的人必遠離暴君。而暴君的追隨者也會因為懼怕民眾的憎恨而不敢追隨。從而暴君遲早會限於孤立而失敗。歷史上的許多暴君都是由其追隨者弒殺的。例如秦二世是由趙高弒殺的。隋煬帝楊廣是由宇文化及弒殺的。林彪也想謀殺毛澤東。因此，暴君對其追者也不會完全信任。由於相互猜忌和懷疑會導致暴君集團自相殘殺。因此，‘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永遠正確的。
　　“中國共產黨沒有教條性信仰，沒有政治靈魂，是一個赤裸裸的利益共同體。一個政黨僅憑利益是難以久存的。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現在的共產黨也是上下交征利，因此必將亡黨。因為利益是有限的，沒有正義追求的個人對利益的欲望是無限的。從而共產黨在黨內的利益分配不可能讓所有共產黨人都滿意。從而，共產黨必將因上下交征利而分裂，而瓦解。因此，一個政黨必須追求正義，必須有共同的教條性信仰，這是一個政黨的靈魂和生命，也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和生命。
　　“中國共和黨是一個有經典、有信仰、有理想、有道德、有規矩的政黨。雖然我黨的人數很少，但卻有崇高的道義權威。我一直在與江澤民正面交鋒，而江澤民卻不敢與我正面交鋒。中共中央雖然不允許我黨生存，但我黨卻頑強地生存着。江澤民消滅不了我黨，我黨卻要戰勝江澤民的中共中央。
　　“一個人很難是全才。既會經商，又能從政，這樣的人是很少的。有的人對市場有敏銳的洞察力，能迅速抓住商機，並取得成功。有的人對政治有敏銳的洞察力，能迅速抓住機會而取得成功。抓住政治上的大機會，有時不能迅速成功，而且還會付出巨大的代價。但只要堅持到底。就一定能成功。例如孫中山等都是經過艱難困苦的奮鬥而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就是你說的鄧小平，他在文革中不是一樣付出了巨大代價嗎？我所作的事，是大事，異常艱難複雜。因此需要我一輩子的精力。因此，我不能先經商成功之後再從政。從現在的形勢看，成功的民營企業家還不能公開地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因為他一旦因政治問題而被抓，那麼他的企業就會陷於困境，甚至會破產。因此，你從經濟入手的建議是根本行不通的。”
　　本市鄒先生說：“誰都想當國家的頭。你要當心別人暗殺你。”
　　我說：“我不擔心別人暗殺我。因為當我的力量很小時，別人會輕視我，因此，他不屑殺我。我的力量壯大之後，許多人會因追隨我而當官，這些追隨我的人會保護我，防止我被暗殺。當我的聲望和權威很高時，暗殺我會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因此，暗殺我的人不會得利，只會給別人作嫁衣。因此，有實力的政治家不會暗殺我。”
　　本市李女士說：“就算共產黨垮台，改朝換代，也沒有你的戲。”
　　我說：“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989年以來，我一直為推進中國的民主自由而奮鬥。從1999年9月起，我開始組織中國共和黨，並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同時提出了張國堂主義，作為競選的政綱。我所提出的政綱和理論是最完整、最全面、最明確的。同時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和政治謀略。張國堂主義，就是政治上的北斗星，為中國人在政治上導向。張國堂主義，是一個偉大的旗幟，指引中國人在政治上前進的方向。我也就成為一個核心，凡願意走基督作王的憲政民主的道路的人，都會向我聚集，並團結在我的周圍圍。
　　“在社會變革時，社會一般會分裂為兩大派：一派主張維持現狀，反對變革。他們高喊“穩定壓倒一切。”另一派則主張改革現狀，向理想社會變革。他們高喊“正義壓倒一切”。江澤民是反變革派的代表和發言人，而我是變革派的發言人。現在，反變革派的人數很少，但組織完好，有公認的代表和發言人。而變革派的人數眾多，但沒有組織，也沒有公認的代表和發言人，從而是一盤散沙。因此，反變革派的力量遠大於變革派的力量。變革派要想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就必須組織起來，就必須要有公認的代表和發言人。在變革派群龍無首時，不會排斥我的領導。我相信，張國堂主義能把變革派組織起來。變革派一旦組織起來，一旦承認我為代表和發言人。變革派的力量就會壯大起來，並使反變革派土崩瓦解。
　　“蘇聯和東歐的劇變表明，中國的和平演變是不可避免的。1989年的民主運動證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走下坡路。中共中央在民眾中的權威，在迅速地下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受到廣大民眾的質疑。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明智的共產黨人會投向我黨。我黨的力量就會逐步壯大。
　　“我已經公開提出：和平演變，放棄‘四個堅持\'，走基督作王的憲政民主的道路。用和平手段，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有、民選、民治、民享的政府並使之永世長存。在這個新政府的領導下，公平地建立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擁護這個主張的人，會以我為目標，投向我，並團結在我的周圍。反對這個主張的人，也會以我為目標，攻擊我。這樣，擁護我的人和反對我的人，都會給我傳揚名聲。因此，在中國的和平演變中，不僅有我的戲，而且我還會成為戲的主角。”
　　有許多好心人勸我說：“我們都是老百姓，不要過問政治，免得自己吃虧。”
　　我回答說：“劉邦、朱元璋、孫中山都是老百姓出身，就是毛澤東、鄧小平等，哪一個又不是老百姓出身？俗話說：‘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一切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有權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因此，我一定能領導中國人民和平地走上基督作王的憲政民主的道路。一定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本市吳先生說：“孫中山倡導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的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取了。中國和平演變之後，共產黨內會不會出現如袁世凱相類似的人物，來竊取推翻共產黨的果實，也就是說，會不會有人改變共產黨的名稱之後，繼續進行專制獨裁的統治。”
　　我回答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如果有人有2002年6月4日之前，主張放棄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主張開放黨禁和報禁，主張停止鎮壓法輪功，主張釋放一切政治犯，並解決失業眾多的問題。我們中和黨將擁護他當一屆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對中共黨內的開明派，我們一向是支持的。這樣的人不是袁世凱，而是中國的葉利欽。當然，在中共高層內是否能出現葉利欽式的偉大人物，現在還是未知數。我們對此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