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党的路线策略等重大问题与朋友的辩论

十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本市汪先生说：“你应该从经济入手，邓小平是从经济入手的，因此他成功了。政治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从经济入手，也可以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你从政治入手，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中共不会允许政治反对派的生存。”
　　我说：“政治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经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农民养鸡下蛋，并把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今天看来是经济问题，但在文革时期却是政治问题。毛泽东把农副产品的自由买卖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毛泽东妄图割掉这个尾巴。1975年，邓小平主张发展生产，因此，大搞整顿，强调要重视教育和科技的作用。这在今天看来都是经济问题，但在当时却是政治问题。小岗农民搞分田到户的承包制，今天看来是经济改革，但在当时却是政治问题。小岗农民是冒着坐牢的危险这样干的。1992年之前，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等都是政治问题。因此，邓小平不是从经济入手，而是从当时政治的前沿入手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毛泽东和华国锋都不允许邓小平存在。为此，邓小平也被整得很惨。这就说明，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也说明，政治的发展趋势不是由当权者决定的。而是由神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
　　作为科学家，必须进入科学研究的前沿。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同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进入当时政治的前沿。只有这样，才能成功。邓小平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他始终站在政治的最前沿，并解决最重大的问题。
　　“文革失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无经典、无信仰、无理想、无道德、无规矩的政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没有政治灵魂。中国由这个没有灵魂的政党领导，中国也就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因此，今天政治的前沿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立经典、立信仰、立理想、立道德、立规矩。”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教条性信仰，就没有道义权威。从而政府的权威就没有基础。现在，江泽民和李鹏的统治赤裸裸地建立在暴力和强制的基础上，这是不能长久的。因为滥用暴力和强制必召致民众的憎恨。善良的人必远离暴君。而暴君的追随者也会因为惧怕民众的憎恨而不敢追随。从而暴君迟早会限于孤立而失败。历史上的许多暴君都是由其追随者弑杀的。例如秦二世是由赵高弑杀的。隋炀帝杨广是由宇文化及弑杀的。林彪也想谋杀毛泽东。因此，暴君对其追者也不会完全信任。由于相互猜忌和怀疑会导致暴君集团自相残杀。因此，‘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永远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性信仰，没有政治灵魂，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共同体。一个政党仅凭利益是难以久存的。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现在的共产党也是上下交征利，因此必将亡党。因为利益是有限的，没有正义追求的个人对利益的欲望是无限的。从而共产党在党内的利益分配不可能让所有共产党人都满意。从而，共产党必将因上下交征利而分裂，而瓦解。因此，一个政党必须追求正义，必须有共同的教条性信仰，这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和生命，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生命。
　　“中国共和党是一个有经典、有信仰、有理想、有道德、有规矩的政党。虽然我党的人数很少，但却有崇高的道义权威。我一直在与江泽民正面交锋，而江泽民却不敢与我正面交锋。中共中央虽然不允许我党生存，但我党却顽强地生存着。江泽民消灭不了我党，我党却要战胜江泽民的中共中央。
　　“一个人很难是全才。既会经商，又能从政，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有的人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能迅速抓住商机，并取得成功。有的人对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能迅速抓住机会而取得成功。抓住政治上的大机会，有时不能迅速成功，而且还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成功。例如孙中山等都是经过艰难困苦的奋斗而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就是你说的邓小平，他在文革中不是一样付出了巨大代价吗？我所作的事，是大事，异常艰难复杂。因此需要我一辈子的精力。因此，我不能先经商成功之后再从政。从现在的形势看，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还不能公开地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因为他一旦因政治问题而被抓，那么他的企业就会陷于困境，甚至会破产。因此，你从经济入手的建议是根本行不通的。”
　　本市邹先生说：“谁都想当国家的头。你要当心别人暗杀你。”
　　我说：“我不担心别人暗杀我。因为当我的力量很小时，别人会轻视我，因此，他不屑杀我。我的力量壮大之后，许多人会因追随我而当官，这些追随我的人会保护我，防止我被暗杀。当我的声望和权威很高时，暗杀我会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因此，暗杀我的人不会得利，只会给别人作嫁衣。因此，有实力的政治家不会暗杀我。”
　　本市李女士说：“就算共产党垮台，改朝换代，也没有你的戏。”
　　我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989年以来，我一直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从1999年9月起，我开始组织中国共和党，并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同时提出了张国堂主义，作为竞选的政纲。我所提出的政纲和理论是最完整、最全面、最明确的。同时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和政治谋略。张国堂主义，就是政治上的北斗星，为中国人在政治上导向。张国堂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旗帜，指引中国人在政治上前进的方向。我也就成为一个核心，凡愿意走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的人，都会向我聚集，并团结在我的周围围。
　　“在社会变革时，社会一般会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主张维持现状，反对变革。他们高喊“稳定压倒一切。”另一派则主张改革现状，向理想社会变革。他们高喊“正义压倒一切”。江泽民是反变革派的代表和发言人，而我是变革派的发言人。现在，反变革派的人数很少，但组织完好，有公认的代表和发言人。而变革派的人数众多，但没有组织，也没有公认的代表和发言人，从而是一盘散沙。因此，反变革派的力量远大于变革派的力量。变革派要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就必须组织起来，就必须要有公认的代表和发言人。在变革派群龙无首时，不会排斥我的领导。我相信，张国堂主义能把变革派组织起来。变革派一旦组织起来，一旦承认我为代表和发言人。变革派的力量就会壮大起来，并使反变革派土崩瓦解。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表明，中国的和平演变是不可避免的。1989年的民主运动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共中央在民众中的权威，在迅速地下降。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受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明智的共产党人会投向我党。我党的力量就会逐步壮大。
　　“我已经公开提出：和平演变，放弃‘四个坚持\'，走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用和平手段，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有、民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使之永世长存。在这个新政府的领导下，公平地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拥护这个主张的人，会以我为目标，投向我，并团结在我的周围。反对这个主张的人，也会以我为目标，攻击我。这样，拥护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都会给我传扬名声。因此，在中国的和平演变中，不仅有我的戏，而且我还会成为戏的主角。”
　　有许多好心人劝我说：“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过问政治，免得自己吃亏。”
　　我回答说：“刘邦、朱元璋、孙中山都是老百姓出身，就是毛泽东、邓小平等，哪一个又不是老百姓出身？俗话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切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有权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此，我一定能领导中国人民和平地走上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一定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本市吴先生说：“孙中山倡导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了。中国和平演变之后，共产党内会不会出现如袁世凯相类似的人物，来窃取推翻共产党的果实，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改变共产党的名称之后，继续进行专制独裁的统治。”
　　我回答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如果有人有2002年6月4日之前，主张放弃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主张开放党禁和报禁，主张停止镇压法轮功，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并解决失业众多的问题。我们中和党将拥护他当一届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对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我们一向是支持的。这样的人不是袁世凯，而是中国的叶利钦。当然，在中共高层内是否能出现叶利钦式的伟大人物，现在还是未知数。我们对此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