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党的路线策略等重大问题与朋友的辩论

八、中国共和党的阶级路线

　　宜昌市的徐先生说：“现在有许多下岗工人，你应该去组织他们，这样可能效果会好些。”
　　我说：“那些下岗失业的工人，生活极其艰难，他们并不关心政治问题。中国共和党的目的是治理天下，因此只招收适合于当官的人入党。亚里士多德说：‘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的引导。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轻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野心，在军事和文治机构中，要是有了野心的人，对于城邦常会酿成大害。又，人们倘使赋有过多善业或物资——如体力、财富、朋从以及其它相类的种种——就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这种缺点在他们幼年时的家庭生活中已经可以见到；在奢纵的环境中长养起来，不知道纪律为何物，他们在讲堂内和操场上也从没有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另一方面，那些缺乏善业和物资的人们则又太卑贱而自甘暴弃。于是，我们在这一端所有的人都仅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就全像是一群奴隶；而在另一端，所有的人却只愿发号施令，不肯接受任何权威的统治，就全像是一伙主人。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一个政治团体应有的友谊和交情在这里就见不到了。然而世上倘若没有友谊，就不成其为社会；如今仇恨代替了友谊，人们就是行走也不愿取同一条道路[更不必再说要组成社会团体了]。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由是既属同邦，更加互相友好]；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它阶级（总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我们相信福季里特的祈祷文实在出于致诚：
　　‘无过不及，庸言致祥，
　　生息斯邦，乐此中行。\'
　　于是，很明显，良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政治学》第205页）。
　　“根据这个理论，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我们提出：中共中央的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省部党委书记，省长部长，军队军长及军级以上的军官（高级将领），以及特大型企业的负责人等等。这是过强、过贵、过富的阶级。这是特权特富阶级。们们往往逞强放肆，不会受理性的引导。因此，本党不在他们中发展党员，他们也不会加入本党。当然他们中如果有人愿意加入本党，本党会热烈欢迎。
　　“至于那些下岗失业的工人以及农村中贫穷的农民，他们是太弱、太贱、太穷的阶层。这是贫民阶级。他们往往自卑、懒散、无赖，也难以接受理性的引导。本党主张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但不在他们中发展党员。当然，他们中如果有人愿意加入本党，本党也不拒绝。
　　“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包括省部级以下的官员。军队中军级以下的军官和各类人员。特大型企业的中层干部和职员。一般国有企业（包括银行）的经理和中层干部及职员。私营企业的老板和中层干部及职员。个体工商业者。外资企业的干部和职员。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干部、记者、编辑等各类职员。各类学校教职员和行政干部，大专院校的学生。各医院中的医生和职员。文体事业单位中的作家、演员、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司法部门的法官和各类职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工作人员。等等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他们能接受理性的引导。中国共和党要在这些人中作宣传工作，并发展党员。本党特别欢迎司法部门的法官和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加入本党并成为本党的骨干。中国共和党是中产阶级的政党。
　　“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门（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任何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1927年的中国。特权极富阶级组织起来了，这就是国民党。中产阶级依附于国民党。而共产党则去组织贫民阶级。由于中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因此就没有力量。由于组织起来的特权极富阶级（即国民党）与组织起来的贫民阶级（即共产党）火水不相容。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受理性的引导，于是都武装起来打内战。这就是国共内战的原因。由于内战的结果是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共产党领导贫民阶级压制以前的中产阶级。而以前的特权极富阶级逃到台湾去了。
　　“五十年来，中国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与工人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距离，与下岗工人及贫穷农民更是天壤之别。共产党与贫民的现实利益也有冲突。共产党的最高层属于特权极富阶级。共产党的中下层属于中产阶级。今天的共产党从其社会地位来说，决不会坚持煽动贫民叛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江泽民口中喊坚持马列，但在实际行动中又否定马列。之所以要这样，这是由共产党的历史造成的。由于马列毛主义与今天及未来的中国社会水火不相容，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也与今天及未来的中国社会水火不相容，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一、二代共产党人已经死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共产党人已经老了，即将退休。大多数五十五岁以下的共产党人不信马列毛主义。这样，马列毛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就成了薄弱环节。从而使否定马列毛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就成为可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就成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1978年年的改革开放，以真理标准讨论为突破口。真理标准讨论，实质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部分地否定马列毛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
　　“否定马列毛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确立张国堂主义为中国最高的指导思想。确立中国共和党的领导权威，发展中国共和党的组织，是当前最伟大的政治任务。否定马列毛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必将导致共产党的解散。这样，大多数五十五岁以下的共产党人都会成为中国共和党的党员。因此，在共产党的中下层和民间经济精英及知识精英中发展本党党员的阶级路线是正确的。组织中产阶级，使极富和极贫阶级依附于中产阶级，就可以组成最优良的政体。
　　“共产党是靠动员和组织贫民阶级起家的。共产党自然明白，组织起来的贫民阶级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对今天的共产党的威胁也极大。因此，去组织贫民阶级的人，必然被抓坐牢。
　　而在共产党内发展本党，不损害大多数共产党人的个人利益，因此会获得共产党人的保护。今天的共产党人，其个人利益比党的整体利益高。”
　　广州市的沈先生说：“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把名称改换为中国共和党，其组织系统可以保留不变。”
　　我说：“共产党改换名称，虽然可以使共产党卸掉自己沉重的历史包袱，但也失去了共产党由历史而来的权威。而且，如果共产党改换名称，等于公开承认放弃邓小平的‘四个坚持\'，那么邓小平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就没有根据。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共产党非改换名称不可，中共中央决不会改换名称。如果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能迫使共产党改换名称，那共产党要保留其组织系统是不可能的。因此，你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中国共和党与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思想哲学和信条却完全相反。共产党消灭私有制，共和党要恢复和保护私有制。共产党坚持无神论，共和党坚持基督教神学。共产党否定儒学，共和党要复兴儒学。共产党反对西方正宗政治学，共和党坚持西方正宗政治学。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和党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等等。如果共产党只改换名称。而不改变思想，那是换汤不换药。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如果要改变思想，就必须更换最高层的领导人。要那些中共中央的委员放弃马列毛主义而接受西方正宗政治学，那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要中下层共产党放充马列毛主义而接受西方正宗政治学，则是可能的。因此，以我张国堂为核心组织中国共和党，而在中共的基层或中层发展中和党的党员，这条路是可行的。”
　　我对广州市的沈先生说：“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导致中国财富分配严重的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冷死骨\'的局面已经形成。城市居民大量失业，农民也有1.5亿人失业。象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贫民武装造反。如果一旦贫民造反，遭殃的不仅仅是贪官。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们这些民营企业家也会遭‘池鱼之殃\'。因此，你们应该组织起来，一方面轭制权力资本，另一方面阻止贫民选反。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沈先生说：“现在武器装备很先进，如果贫民造反，很容易镇压下去。”
　　我说：“毛泽东发动农民秋收起义时，也没有武器，但毛泽东却搞成了。实际上，现代常规武器是共享的。政府军队有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贫民也可以通过抢银行、抢富户而获得钱财，有了钱财就可以购买任何常规武器。一旦贫民造反，镇压将是困难的。贫民造反成功，就会落入草莽‘英雄\'的统治。如果政府军队取胜。就会产生一大批功臣，中国就会落入战争功臣的手中，而且，一个国家如果过分依赖军队维持国家的稳定，必然使军队的政治力量坐大，从而使国家落入军人统治。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不组织起来执掌国家的政权，那么中国政权就会落入军事强人的手中，就象印尼的苏哈托。”
　　“中国共和党是中产阶级的政党，奉行中庸之道，不允许富人和权势者欺压贫民，也不允许有组织的贫民侵害富人。本党保护工人农民的正当权利，也保护富人的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