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黨的路線策略等重大問題與朋友的辯論

八、中國共和黨的階級路線

　　宜昌市的徐先生說：“現在有許多下崗工人，你應該去組織他們，這樣可能效果會好些。”
　　我說：“那些下崗失業的工人，生活極其艱難，他們並不關心政治問題。中國共和黨的目的是治理天下，因此只招收適合於當官的人入黨。亞里士多德說：‘現在，大家既然已公認節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麼人生所賦有的善德就完全應當以[毋過毋不及的]中間境界為最佳。處在這種境界的人們最能順從理性的引導。趨向這一端或那一端——過美、過強、過貴、過富或太醜、太弱、太賤、太窮——的人們都是不願順從理性的引導的。第一類人們常常逞強放肆，致犯重罪；第二類則往往懶散無賴，易犯輕罪：大多數的禍患就起源於放肆和無賴。中產階級的人們還有一個長處，他們很少野心，在軍事和文治機構中，要是有了野心的人，對於城邦常會釀成大害。又，人們倘使賦有過多善業或物資——如體力、財富、朋從以及其它相類的種種——就不願也不能受人統治。這種缺點在他們幼年時的家庭生活中已經可以見到；在奢縱的環境中長養起來，不知道紀律為何物，他們在講堂內和操場上也從沒有養成循規蹈矩的品性。另一方面，那些缺乏善業和物資的人們則又太卑賤而自甘暴棄。於是，我們在這一端所有的人都僅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就全像是一群奴隸；而在另一端，所有的人卻只願發號施令，不肯接受任何權威的統治，就全像是一夥主人。這樣的一個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隸所合成的城邦了；這裡一方暴露着藐視的姿態，另一方則懷抱着妒恨的心理。一個政治團體應有的友誼和交情在這裡就見不到了。然而世上倘若沒有友誼，就不成其為社會；如今仇恨代替了友誼，人們就是行走也不願取同一條道路[更不必再說要組成社會團體了]。一個城邦作為一個社會（團體）而存在，總應該儘可能由相等而同樣的人們所組成[由是既屬同邦，更加互相友好]；這裡，中產階級就比任何其它階級（總分）較適合於這種組成了。據我們看來，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惟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階級都較為穩定。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資產也不像富人那麼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他們過着無所憂懼的平安生活。我們相信福季里特的祈禱文實在出於致誠：
　　‘無過不及，庸言致祥，
　　生息斯邦，樂此中行。\'
　　於是，很明顯，良好的政治團體必須由中產階級執掌政權；凡邦內中產階級強大，足以抗衡其它兩個部分而有餘，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單獨一個部分為強大——那麼中產階級在邦內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它兩個相對立的部分（階級）就誰都不能主治政權——這就可能組成優良的政體‘（《政治學》第205頁）。
　　“根據這個理論，結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我們提出：中共中央的委員，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省部黨委書記，省長部長，軍隊軍長及軍級以上的軍官（高級將領），以及特大型企業的負責人等等。這是過強、過貴、過富的階級。這是特權特富階級。們們往往逞強放肆，不會受理性的引導。因此，本黨不在他們中發展黨員，他們也不會加入本黨。當然他們中如果有人願意加入本黨，本黨會熱烈歡迎。
　　“至於那些下崗失業的工人以及農村中貧窮的農民，他們是太弱、太賤、太窮的階層。這是貧民階級。他們往往自卑、懶散、無賴，也難以接受理性的引導。本黨主張保護他們的正當權利，但不在他們中發展黨員。當然，他們中如果有人願意加入本黨，本黨也不拒絕。
　　“中國共產黨黨政機關中的工作人員，包括省部級以下的官員。軍隊中軍級以下的軍官和各類人員。特大型企業的中層幹部和職員。一般國有企業（包括銀行）的經理和中層幹部及職員。私營企業的老闆和中層幹部及職員。個體工商業者。外資企業的幹部和職員。報社、電台、電視台的幹部、記者、編輯等各類職員。各類學校教職員和行政幹部，大專院校的學生。各醫院中的醫生和職員。文體事業單位中的作家、演員、運動員、教練和工作人員。司法部門的法官和各類職員，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和工作人員。等等這些人是中產階級。他們能接受理性的引導。中國共和黨要在這些人中作宣傳工作，並發展黨員。本黨特別歡迎司法部門的法官和律師等法律工作者加入本黨並成為本黨的骨幹。中國共和黨是中產階級的政黨。
　　“亞里士多德說：‘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為三個部門（階級）——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任何階級，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
　　“1927年的中國。特權極富階級組織起來了，這就是國民黨。中產階級依附於國民黨。而共產黨則去組織貧民階級。由於中產階級沒有組織起來，因此就沒有力量。由於組織起來的特權極富階級（即國民黨）與組織起來的貧民階級（即共產黨）火水不相容。由於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受理性的引導，於是都武裝起來打內戰。這就是國共內戰的原因。由於內戰的結果是共產黨取得了勝利。於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共產黨領導貧民階級壓制以前的中產階級。而以前的特權極富階級逃到台灣去了。
　　“五十年來，中國的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共產黨與工人農民產生了巨大的距離，與下崗工人及貧窮農民更是天壤之別。共產黨與貧民的現實利益也有衝突。共產黨的最高層屬於特權極富階級。共產黨的中下層屬於中產階級。今天的共產黨從其社會地位來說，決不會堅持煽動貧民叛亂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現在江澤民口中喊堅持馬列，但在實際行動中又否定馬列。之所以要這樣，這是由共產黨的歷史造成的。由於馬列毛主義與今天及未來的中國社會水火不相容，共產黨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也與今天及未來的中國社會水火不相容，以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一、二代共產黨人已經死了。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共產黨人已經老了，即將退休。大多數五十五歲以下的共產黨人不信馬列毛主義。這樣，馬列毛主義和共產黨的歷史就成了薄弱環節。從而使否定馬列毛主義和共產黨的歷史就成為可能。因此，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共產黨的歷史就成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1978年年的改革開放，以真理標準討論為突破口。真理標準討論，實質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是部分地否定馬列毛主義和共產黨的歷史。
　　“否定馬列毛主義和共產黨的歷史，確立張國堂主義為中國最高的指導思想。確立中國共和黨的領導權威，發展中國共和黨的組織，是當前最偉大的政治任務。否定馬列毛主義和共產黨的歷史，必將導致共產黨的解散。這樣，大多數五十五歲以下的共產黨人都會成為中國共和黨的黨員。因此，在共產黨的中下層和民間經濟精英及知識精英中發展本黨黨員的階級路線是正確的。組織中產階級，使極富和極貧階級依附於中產階級，就可以組成最優良的政體。
　　“共產黨是靠動員和組織貧民階級起家的。共產黨自然明白，組織起來的貧民階級的破壞力是很大的。對今天的共產黨的威脅也極大。因此，去組織貧民階級的人，必然被抓坐牢。
　　而在共產黨內發展本黨，不損害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個人利益，因此會獲得共產黨人的保護。今天的共產黨人，其個人利益比黨的整體利益高。”
　　廣州市的沈先生說：“我希望中國共產黨把名稱改換為中國共和黨，其組織系統可以保留不變。”
　　我說：“共產黨改換名稱，雖然可以使共產黨卸掉自己沉重的歷史包袱，但也失去了共產黨由歷史而來的權威。而且，如果共產黨改換名稱，等於公開承認放棄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那麼鄧小平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就沒有根據。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就失去了基礎。如果沒有強大的政治壓力迫使共產黨非改換名稱不可，中共中央決不會改換名稱。如果有強大的政治力量能迫使共產黨改換名稱，那共產黨要保留其組織系統是不可能的。因此，你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中國共和黨與中國共產黨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思想哲學和信條卻完全相反。共產黨消滅私有制，共和黨要恢復和保護私有制。共產黨堅持無神論，共和黨堅持基督教神學。共產黨否定儒學，共和黨要復興儒學。共產黨反對西方正宗政治學，共和黨堅持西方正宗政治學。共產黨信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共和黨徹底否定馬列毛主義。等等。如果共產黨只改換名稱。而不改變思想，那是換湯不換藥。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如果要改變思想，就必須更換最高層的領導人。要那些中共中央的委員放棄馬列毛主義而接受西方正宗政治學，那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要中下層共產黨放充馬列毛主義而接受西方正宗政治學，則是可能的。因此，以我張國堂為核心組織中國共和黨，而在中共的基層或中層發展中和黨的黨員，這條路是可行的。”
　　我對廣州市的沈先生說：“權力資本的惡性膨脹，導致中國財富分配嚴重的兩極分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冷死骨\'的局面已經形成。城市居民大量失業，農民也有1.5億人失業。象這種局面繼續發展下去，就會導致貧民武裝造反。如果一旦貧民造反，遭殃的不僅僅是貪官。俗話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你們這些民營企業家也會遭‘池魚之殃\'。因此，你們應該組織起來，一方面軛制權力資本，另一方面阻止貧民選反。只有組織起來，才能保護自己的利益。”
　　沈先生說：“現在武器裝備很先進，如果貧民造反，很容易鎮壓下去。”
　　我說：“毛澤東發動農民秋收起義時，也沒有武器，但毛澤東卻搞成了。實際上，現代常規武器是共享的。政府軍隊有現代化的常規武器，貧民也可以通過搶銀行、搶富戶而獲得錢財，有了錢財就可以購買任何常規武器。一旦貧民造反，鎮壓將是困難的。貧民造反成功，就會落入草莽‘英雄\'的統治。如果政府軍隊取勝。就會產生一大批功臣，中國就會落入戰爭功臣的手中，而且，一個國家如果過分依賴軍隊維持國家的穩定，必然使軍隊的政治力量坐大，從而使國家落入軍人統治。如果中國的中產階級不組織起來執掌國家的政權，那麼中國政權就會落入軍事強人的手中，就象印尼的蘇哈托。”
　　“中國共和黨是中產階級的政黨，奉行中庸之道，不允許富人和權勢者欺壓貧民，也不允許有組織的貧民侵害富人。本黨保護工人農民的正當權利，也保護富人的正當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