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萬歲

張國堂
2003年7月1日

　　聖托馬斯·阿奎那說：“在一切人的靈魂深處都有一種力求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滿足的衝動”（《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第62頁）
　　人有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有愛好正義的天性。
　　私有制起源於人自私自利的本能，也是由人的自私自利的本能決定的。同時也符合人愛好正義的天性。人的本能和天性是天主上帝決定的，是不可改變的，因此，私有制是不可廢除的，從而消滅私有制的理論和主張都是歪理邪說，是註定不可能成功的，是必然要失敗的。
　　為什麼說私有制符合人愛好正義的天性呢？因為私有制符合人的自治原則和人民主權原則。因為自治原則和人民主權原則是正義的，所以，私有制是正義的。
　　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林肯說：“自治這種權利認為，每個人對完全屬於他自己所有的東西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我相信這種主張是出於我的正義感。我把這個原則從個人擴充到社會。之所以把它擴充，是因為它不但天然是公正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說它在政治上是明智的，是因為它使我們不必對與我們無關的事大吵大鬧。”（《林肯選集》第63頁）
　　林肯又說：“真正的人民主權是：國家應該管理與國家有關的事務；一個州或一個較小的政治團體應該管理惟獨與這個州或這個政治團體有關的事務；個人應該管理惟獨與他個人有關的事務。”（《林肯選集》第123頁）
　　亞里士多德在論述財產的私有制時說：“劃清了各人所有利益的範圍，人們相互間爭吵的根源就會消除；各人注意自己範圍以內的事業，各家的境況也就可以改進了。”（《政治學》第54頁）
　　亞里士多德又說：“凡是屬於最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於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政治學》第48頁）
　　財產私有，而每個公民拿出一部分財物以供養政府，同時使人們明白“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使富人樂於施捨財物以周濟窮人。這就是我們基督教的理想。
　　聖托馬斯·阿奎那說：“關於有形的東西，有兩點是人們必須加以考慮的。首先有關取得和處置的權力；在這方面，私人占有是准許的。有三個理由足以說明這對於人類的生活來說也是必要的。第一，因為每一個人對於獲得僅與自身有關的東西的關心，勝過對於所有的人或許多別人的共同事務的關心。各人在避免額外勞動時，總把共同的工作留給第二個人；像我們在官吏過多的情況下所看到的那樣。第二，因為當各人有他自己的業務需要照料時，人世間的事務就處理得更有條理。如果每一個人什麼事情都想插一手，就會弄得一團糟。第三，因為這可以使人類處於一種比較和平的境地，如果各人都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滿意的話。所以我們看到，只有在那些聯合地共同地占有某種東西的人們中間，才往往最容易發生糾紛。”（《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第141頁）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如果個人沒有財產，那麼個人就沒有自由。西方人說：“無財產，無自由。”這是完全正確的。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之後，每個公民都會成為任由掌權者搬的磚。
　　全民所有制必然會採用國家所有制或企業所有制。因為全國人民中的絕大多數個人對行使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不感興趣，也不關心，更不可能了解各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情況。雖然絕大多數人對財產的保護和增值並不關心，但相當多的人們對權力的追逐卻欲望不弱。如果每一個公民真的有自由的發言權，真的能自由地去競選各個企業的負責人，必然會大吵大鬧，社會就難有和平。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的國家如果沒有出現大吵大鬧，那一定是由於專制的恐怖。因此，全民所有制必然是國家所有制或企業所有制。東歐大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和中國等都是國家所有制。前南斯拉夫不是國家所有制，而是社會所有制，實際上是企業所有制。就是各企業的全部職工行使本企業的所有權。對任一個企業而言，這個企業之外的公民不能行使這個企業的所有權。企業所有制必然導致各企業之間的苦樂不均，同時，企業所有制的企業排斥外人在本企業就業。另外，企業大多數職工對行使企業所有權既無興趣，也不太關心，其權力必被少數個別人所掌握。如果每個人都有自由的發言權和自由競選權，其結果必然是大吵大鬧的爭吵。這種所有制為喜歡出風頭管閒事而又不負責的人提供了方便，也為喜歡意氣之爭的人提供了場所。掌權者要鞏固自己掌權的地位，必要打擊挑戰者。對其懷疑的挑戰者也要防備和打擊。企業內部的政治鬥爭和勾心鬥角要花費掌權者的巨大精力。同時，在企業內部政治鬥爭中取勝的人並不一定擅長經營管理。這必然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因此，只有南斯拉夫採用企業所有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採用國家所有制。
　　國家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由國家指定的官員行使。這樣，行使國有企業所有權的人不是企業的所有者，而企業的所有者——全民又不行使所有權。行使國有企業所有權的人不是企業的所有者，他就不會像所有者那樣行事，別人也不允許他像所有者那樣行事。這就是所有者缺位。
　　由於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是政府任命的。他要保住自己的位子，就要花費巨大的精力去拉攏政府官員的關係。從而就對市場不太關心，對企業管理也不太關心。他最關心的是與政府有關官員的關係。這必然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而私有企業的老闆之所以為老闆，是由於市場的選擇和他自己努力的結果。無能之輩必被市場所淘汰，決不能在許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而成為老闆。私有企業的老闆要想繼續當老闆，只能靠他的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從而，他必然要關心市場和企業管理。因此，私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就高，發展就快。
　　國有企業的主管官員之所以為主管官員，並不取決於他所主管的企業的經營業績，而關鍵在於他與有權任免他的掌權者的關係。企業的經理之所以為經理，並不取決於他所負責的企業的經營業績，而關鍵在於他與政府有關官員的關係。擅長與政府官員拉關係的人並不一定擅長經營管理。同時，企業搞好了，經理所得不很多，企業搞虧損了，他的損失也不很大。這樣，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就沒有有效的動力機制、壓力機制、競爭機制和淘汰機制。從而導致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普遍的無能、怠工或腐敗。這就是三分之二以上國有企業虧損的根本原因。
　　在消滅私有制實行全民所有制的國家裡。掌握政權的人也掌握全國的財產。而一旦在政治上失勢，就會一無所有。這就是“有權的幸福，無權的痛苦。”人們沒有經商的出路，因此就只能在政治上找出路。這就導致政治上過分激烈的競爭，導致政治鬥爭的異常殘酷。掌權者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對他所懷疑的挑戰者自然會無情打擊，他必要製造恐怖，以使社會平靜。因此，在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的國家裡，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那就比登天還難。
　　國有企業效益低下，發展緩慢，滿足不了人民的消費需求。解決不了人民的就業。而私有企業效益高、發展快，能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能解決人民的就業。中國永遠也不要再做消滅私有制的蠢事。
　　甲單位以商品A與乙單位的商品B相交換。由於貨幣也是商品，商品A或商品B是貨幣。甲單位是私有企業並屬其負責人所有，商品A也完全屬甲單位所有。乙單位可能是企業也可能不是企業。乙單位不屬其負責人所有。商品B也不完全歸乙單位所有。有第三者與乙單位共同所有商品B。這樣，甲單位的負責人與商品A的利益關聯強，而乙單位的負責人與商品B的利益關聯弱。這樣，甲單位的商品A與乙單位的商品B的交換是利益關聯不對等的交易。在商品交易時，如果利益關聯不對等，而又無有效的監督，就往往會出現私下幕後的交易，使利益關聯強的一方和利益關聯弱的一方的當事人得利。這是一個規律。我們把這個規律叫做商品交換利益關聯不對等定律。1978年之後，中國商品交易中普遍存在的“回扣”現象，以及許多國有企業出現“廟窮和尚富”的現象，就證明這個定律是正確的，真實的。
　　由於商品交易利益關聯不對等定律，以及國有企業的所有者缺位，從而使監督乏力。因此，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混合經濟必然出現腐敗，而公有制就是腐敗的溫床。因此，要儘量減少國有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凡適合私人經營和私人願意經營的事業，就應該由私人經營。國家只從事不適合私人經營或私人不願意經營的事業。
　　對目前的權力私有化我是堅決反對的，因為不公平。但不能因為權力私有化不公平而反對私有制。我主張公開、公正、公平地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