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的聲明

張國堂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09年1月6日修改

　　一切人生而平等。據此原則，我認為，任何一個中國公民都有與胡錦濤平等的權利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
　　據此，我在《中國人的權利宣言》中公開宣布，我要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並且還說我的目標是當全中國（含台灣）第一任民選的總統。
　　許多人不相信我能成功，還有人把我的說法當作笑料，也有的人說我的主張不合潮流。不論別人怎麼看，我自己是信心十足，雖然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70%的把握還是有的。
　　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時勢造英雄”。股市有雲“勿與趨勢作對”。又雲，“先走一步治人，後走一步治於人”。政治上也一樣，趕潮流要趕潮頭，勿趕潮尾。面對社會的大趨勢，面對強大的社會潮流，只能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即被淘汰）。這是無情的歷史規律。
　　當前中國的大趨勢是：民主自由是潮頭，共產主義是潮尾。這個潮流是不可阻擋的，如果江澤民膽敢阻擋民主自由的潮流，他必被這個潮流所淹沒。現在死心塌地地追隨江澤民的人，都會隨着江澤民的退休而被淘汰。
　　擺在江澤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戈爾巴喬夫的路，另一條是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路。如果江澤民走戈爾巴喬夫的路，80%的清廉的共產黨人的實際利益不會受變革的影響，如果走齊奧塞斯庫的路，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將會成為階下囚，江澤民本人的腦袋也難保。
　　歷史是五十歲以下的人創造的。我們五十歲以下的人應該成為這 個社會的主宰和主導力量，中國的命運不能任由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來擺布。俗話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們四十五以下的人再也不能在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的統治下虛度光陰。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基本上是由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所組成，他們沒有權力為我們安排下一代的領導人。我們四十五歲以下的人有權選舉自己的領導人。
　　由於反右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以及1978真理標準討論的大轉折，使各個時期成長起來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在八十年代就有“代溝”和信仰危機的說法，事實也是如此。
　　任何一個領導人，不論他本人的職務有多高，如果不能獲得大多數四十五歲以下的人的支持，他必將垮台 。任何一個平民，如果他能獲得大多數四十五歲以下的人的支持，他就必將成為中國的最高政治領袖。
　　目前，大多數四十五歲以下的人都能贊成我的意見，他們的思想與我高度一致，他們的利益也與我高度一致。只要他們知道我的政治主張，他們就一定能支持我。只要他們支持我，我就能成為中國最高的政治領袖。
　　從蘇歐劇變和中國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就可以看出，和平演變，放棄四個堅持，走基督作王的憲政民主的道路是中國長期的大趨勢。鄧小平的頑抗只能短期阻止演變的進程，但改變不了這個大趨勢的方向。
　　最近，我國與美國的雙邊談判已經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已成定局。為了迎接國際競爭的挑戰，我國必須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新制度的建設。因為國家之間的競爭是制度的競爭，為了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我國必須儘快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經濟制度。
　　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未》發表劉洲偉先生的文章，題目是《開放，我們義無反顧》。文章寫得很好，也很及時。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誰來做競爭總動員？”的問題。他說：“所有的中國企業都應該有緊迫感，現在正是做‘競爭總動員'的時候！然而，缺乏信息，情況不明，又如何進行‘競爭總動員'呢？”
　　我們認為，該有緊迫感的不僅僅是中國企業。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有緊迫感。特別是每一個新聞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知識分子、政府官員、民運人士、企業家、企業職工等等都應該有緊迫感。
　　1999年11月12日的《南方周未》刊登了《成都國企一批“元老”幹部下崗》的時事評點。其中說：“去年以來，成都市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內部推行中層幹部競爭上崗，不少‘三朝元老'的中層幹部被淘汰出局。最近成都市委有關部門對23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280名落聘中層幹部進行了調查，企業介紹他們落聘的緣由令人深思：資歷不是能力，企業不要‘老人'要能人，人緣不是民心，企業拒絕‘和事佬'，老成不等於精明，企業不要‘殷勤'要效益，表白不等於清白，職工不看言詞看為人。”
　　這個事情雖然不大，但顯示了社會變化的趨勢。該競爭上崗的不僅僅是國企的中層幹部，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等都應該競爭上崗。
　　我在《中國人的權利宣言》中所闡述的思想，代表了大多數四十五歲以下的人的利益。大多數四十五歲以下的人都能贊成我的思想和主張。對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當然，四十五歲的劃分只是相對的。四十五歲以下的人也有頑固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是少數。
　　四十五到六十歲的這一代人，是中國最不幸的一代人。他們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極度殘暴的恐怖中成長起來的，其中許多人的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這一代人思想最為複雜，有的人已轉向了自由主義，成為自由主義者。這些人人數不多。有相當多的人正在轉向自由主義。相當多的人，對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有條件反射一樣的恐懼。他們中有的人因為自己的恐懼心理而成為共產主義的衛道士，這些人因為形勢所迫，也不得不贊成改革開放。這些人的思想自相矛盾、邏輯混亂。王山就是這些人的代表。也有人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失敗，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破滅了，感到受了騙。他們對任何理論都再也不感興趣，從而轉向政治冷漠。還有相當多的人極端仇恨共產黨，但不敢公開表示。他們在他們的朋友中私下發表的意見相當嚇人。因此，四十五歲到六十歲的人難以形成統一的政治力量。
　　我以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羅斯福、邱吉爾等為榜樣，獻身於中國的民主自由的事業。我如他們一樣從事競選活動。我要通過我的競選活動建立中國的大選制度。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大選的大國。作為中國人，應該感到恥辱。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沒有大選制度是不行的。現在，在中國建立大選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
　　以張國堂為代表的知識精英與江澤民、李鵬、胡錦濤為代表的打天下的“戰爭功臣”及其餘孽之間的權力鬥爭，是當前共產黨的主要矛盾。反右、文革、1989年的“六·四”事件，從很大的程度上說是“戰爭功臣”與平民知識精英之間的矛盾。
　　“戰爭功臣”及其餘孽，是中國現代化路上的絆腳石。他們的垮台，會給中青年軍官和黨政官員帶來更多的提升機會。
　　我們應該利用共產黨內“戰爭功臣”及其餘孽與知識精英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
　　隨着鄧小平的死亡，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集團統治中國的歷史已經結束。現在是老紅軍集團的餘孽和朱熔基為代表的知識精英的混合集團統治中國。這是過渡的政治勢力。
　　隨着老紅軍集團的政治影響力的逐漸消亡，現在對這個集團進行“蓋棺定論”的時機已經成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所引起的“赤禍”給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現在應該進行清算和反省。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上億中國人喪生，這場革命不是中華民族之福，而是中華民族之禍。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最大的浩劫。在這場浩動中，許多共產黨人也深受其害。這場革命幾乎沒有勝利者。毛澤東生前雖然享盡尊榮，但他屍骨未寒，老婆就被抓。作為男人，連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難道不可悲嗎？文革中的四人幫和林彪集團，他們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我呼籲全體歷史學家要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重新研究和評價中國共產黨的黨史，這是害人、害已、害民、害國的血淚史。
　　1949年前，信馬列者有2000多萬人被殺，國民黨官兵又被殺了多少？有多少平民在內戰中喪生？有多少人在共產黨內的冤案中被殺？1949年之後，在土改和鎮反中有多少手無寸鐵的平民被殺？反右導致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文革又革死了二千多萬人，上億人挨整。1976年“四·五”運動被打死了多少人？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之後，餓死了數千萬人。這些被殺者、餓死者、整死者等等不都是中國人嗎？
　　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一、二代共產黨人，他們當年是在為人民打天下，還是在為他們自己打天下？如果是為人民打天下，就應該建立大選制度，讓人民通過自由的投票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毛澤東臨死之前還掌握着天下的大權，還要指定自己的接班人。這些事實說明，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代表的老革命不是在為人民打天下，而是在為他們自己打天下。他們不是人民的功臣，而是挑起中國內戰的野心家。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公民沒有絲毫的言論自由。張志新、遇羅克都因為發表言論而慘遭殺害。這表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是人民的中國，而是毛澤東私人的中國。1949年之前，毛澤東不是為人民打天下，而是奪人民的天下。毛澤東時代的殘暴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登峰造極的。毛澤東與希特勒唯一的區別，就是希特勒屠殺和迫害外族人，而毛澤東則屠殺和迫害本民族的同胞。
　　現在還有一些糊塗蟲說毛澤東領導窮人翻了身。這種說法真是愚蠢之極。在毛澤東時代，農民連種什麼、怎麼種都無權決定。沒有絲毫權力的農民能說是翻身嗎？毛澤東只是讓那些跟隨他鬧革命而有幸未戰死的窮人翻了身，他們只是工人農民中的極少數。這些工農出身的幹部，在中國作威作福幾十年，他們確實是翻了身，但廣大農民在他們的統治和壓迫下過着更為悲慘的生活。正是由於這些既無知又橫蠻的工農幹部導致1958年之後數千萬農民餓死。如果毛澤東領導窮人鬧翻身的革命行動值得歌頌的話，那麼現在的窮人也很多，有1.83億人失業，有1.2億貧困人口，有4600萬人甚至連肚子也填不飽，現在能不能去動員窮人鬧革命？
　　必須指出：把中華民國政府說成是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總代表，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最大冤案。事實上，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孫中山先生的反封建是廢除皇帝制度，建立中華民國。反帝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借地、收回關稅自主權、取締外國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等等。這些任務在1945年已經基本完成。在當時，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還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就說明，反帝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雖然中華民國有許多缺點，但通過改良是可以克服的。毛澤東以武力顛覆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是罪大惡極的行為。說毛澤東推翻了“三座大山”的說法，完全是彌天大謊。如果1949年之後的中國仍然由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就不會有幾千萬人餓死，也不會有文革。台灣的中國人過着富裕、自由、安樂的生活，大陸的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卻生活在貧窮和恐懼之中。這就說明，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三座大山”，而毛澤東卻是貧窮和專制的代表。
　　毛澤東胡搞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的罪行是不能原諒的。這不是一句“決策失誤”就可以矇混過關的。難道過失殺人就無罪嗎？這也不是用“沒有經驗”就可以求得人民諒解的。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又用暴力奪取政權，這是人世間最大的罪惡。當年的右派只不過說了幾句令當權者不高興的話，就被整得家破人亡，而毛澤東餓死幾千萬人，卻仍然被歌頌，這還有公理嗎？
　　總之，這場浩劫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沒有先例。我們必須進行認真的研究和反省，吸取慘重的教訓，永遠也不能讓這種歷史重演。
　　必須指出，四十五歲以下的共產黨人沒有理由為反右、大躍進、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負責。以朱熔基為代表的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人，也沒有理由為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等負責。這些共產黨人還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糾正共產黨的錯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是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共產黨的分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一個擁有軍隊並以消滅私有制為宗旨的共產黨必須解散。我號召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退出中國共產黨而參入中國共和黨。
　　中國共和黨是現代化的政黨，是政治家從事競選活動的互助性組織。共和黨組織的功能是分析政治經濟形勢，釐清方針、目標，研究政策，發現政治人才，決定各級行政首長和議員的候選人，幫助本黨候選人開展競選活動，聯絡選民，聽取選民的意見，了解選民的需要，向選民宣傳本黨的政策，等等。
　　中國共和黨的黨員必須熟讀張國堂的《中國人的權利宣言》，高級黨員必須熟讀《中國人的權利宣言》中所列舉的書籍。
　　中國共和黨在因特網上發展黨員，我們允許共產黨員跨黨參加中國共和黨。中國共和黨的黨員要發展高素質的人入黨。
　　中國共和黨是以治理天下為己任的政黨。本黨不組織示威遊行，也不組織罷工。本黨以言論爭取人心，通過選舉獲得政權。本黨黨員應當積極投身於縣級人大代表的選舉。普通公民的選票就是本黨的生命。聯繫選民，為選民服務，宣傳本黨的政策，爭取選民的信任，是每一個共和黨人的光榮職責。
　　我們在開創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每一個讀我的文章、傳播我的文章的人都在開創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光榮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雖然江澤民大力吹噓什麼偉大成就，花巨資舉辦國慶慶典，也沒有在國慶時創造出喜慶的氣氛來，江澤民在天安門沒有笑容，神態肅穆，有人說象是參加喪禮。
　　為什麼國慶時沒有喜慶的氣氛，為什麼“法輪功”有那麼多的人相信。因為我國存在的兩大問題：
　　其一是經濟學家鍾朋榮所言：“兩三個億的失業人口意味着一大批家庭的生活貧困甚至生存危機，意味着中國社會潛伏着巨大的不穩定因素。如果失業問題長期解決不好，偷和搶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個重要方式”（見《南風窗》1999年第9期）。
　　其二是王山先生所說：“中國政府20年一以貫之的偏袒國有企業的政策，使國家精血和民間積蓄幾乎全部為之耗盡，終至形成今天的國有銀行金融狀況嚴重惡化的局面。3萬億民間資金被國家輸進國企並一去不回頭，民眾向你索償時，你將何以應對？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嗎？”（見《第七次革命》第111頁）。
　　面對這兩大致命問題，不同的人開出了不同的藥方。以鄧力群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是好經，只是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他們的主張是換和尚不換經。隨着鄧小平、陳雲等老革命的死亡，這一派已經失去了對中國政壇的影響力。目前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有影響力的是如下三種思路：
　　第一種思路對上述兩大致命問題視而不見，麻木不仁。他們說目前形勢一派大好，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國泰民安，只是李洪志和李登輝在製造麻煩。他們自然主張維持現狀，既不換經，也不換和尚。這種主張的代表是江澤民和李鵬。
　　第二種思路是：上述兩大致命問題不容忽視。必須全面推進政治經濟改革。我們總結了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過時，而且有害。必須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以儒家學說和耶穌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用西方正宗政治學和經濟學指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同時認為，目前的共產黨人比毛澤東、鄧小平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共產黨人有巨大的區別。他們不象毛澤東和鄧小平那樣殘暴兇狠。他們中的多數人已經放棄了消滅私有制的理論。雖然他們之中有些腐敗分子，但這只是一些害群之馬。象朱熔基一樣清廉、正直、愛國的共產黨人還是多數。國家需要他們的管理經驗，同時也為了社會和平，需要保持軍隊和政府的相對穩定，不宜對官員實行大換班。因此，我們的藥方是換經不換和尚。當然對那些抗拒換經的和尚必須堅決淘汰。這種主張以張國堂為代表，我們相信朱熔基能夠同意這種主張。
　　第三種思路是換經也換和尚。對這種思路本文不作評論。
　　有人可能會說，既然多數的共產黨人是廉潔、正直和愛國的，那為什麼還要解散中國共產黨？這是由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把消滅私有製作為共產黨的宗旨。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消滅私有制的革命鬥爭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那些地主、富農、資本家沒有任何過錯，就因為自己或父輩勤勞、精明能幹而積累了財富，就無端被殺、被斗、被整。他們及他們的子女能不仇恨共產黨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殺的人太多，整的人太多，餓死的人太多，恨之入骨的人自然也多。為了實現全中華民族的和解，必須解散擁有軍隊並以消滅私有制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
　　廣大私有企業主和私企從業人員會熱烈歡迎共產黨的解散。外商企業的從業人員也會熱烈歡迎共產黨的解散。盼望國企私有化的國企負責人和職工也會熱烈歡迎共產黨的解散。
　　有人可能擔心，解散共產黨會導致全國大亂，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放棄消滅私有制理論的共產黨人脫離共產黨參加中國共和黨。中國共和黨和中國民主黨再經過三年的發展，完全有能力接管共產黨政權。蘇聯和東歐都並沒有導致天下大亂，中國也不會天下大亂。
　　文革、八九學潮、法輪功事件等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出現的。可見共產黨的領導才是導致天下大亂的禍源。
　　中國共產黨內已經人心不齊、組織渙散，正在成為一盤散沙，這樣一個黨怎麼能領導這麼一個大國？有的共產黨人仍然堅持消滅私有制為宗旨的馬克思主義，有的共產黨人主張大力發展私有經濟，並大張旗鼓的宣布“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主張消滅私有制的馬克思主義與主張保護私有制的自由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主張消滅私有制的人與主張發展私有制的人不可能組成統一、團結的政黨。因此，共產黨必然分裂，必然解散。
　　既然中國不能沒有私有制，那就只能否定馬克思主義，並解散共產黨。
　　目前，魏京生和王丹的名聲比我的大，名望比我的高。他們有美國之音和亞洲自由電台為宣傳工具，條件比我好。但他們難以與江澤民和胡錦濤競爭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因為如果他們當選，會給軍隊和政府造成太大的衝擊。因此，現在當權的共產黨員不會接受魏京生和王丹。
　　如果胡錦濤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那麼一切就會照舊，四十五歲以下的軍官和黨政官員希望提升的願望就得不到滿足，嚴重的失業問題和銀行呆帳問題也不能解決。因此，胡錦濤要接班也很難。
　　十年來，我一直從事教育共產黨、改造共產黨，推進民主自由的事業。我花費的心力並不比魏京生和王丹的少。我在《中國人的權利宣言》等文章中，我已經提出了一個政治經濟改革的綱領。
　　十年的奮鬥實踐，二十年的學習，使我有足夠的智慧、學識和經驗領導中國。我還象劉邦一樣虛心，能聽取智者的正確意見，我還能象劉邦一樣善於用人，能夠任用象蕭何、張良和韓信那樣的人傑。我要用天下人的智慧治理天下。我還能象劉邦一樣功過分明、賞罰得當。我的原則是：有功則賞，有過則罰，有罪則刑，有能則用。
　　如果我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我將提名溫家寶任下一任國務院總理，……政府必須制定相關法規強制企業採取安全措施，防止工傷事故的發生。同時，企業必須賠償，以保障工傷致殘者的生活。我還將認真物色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國家技術監督局局長的人選，必須依法掃除假冒偽劣，保護消費者的權利，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我將提名丁力先生為農業部部長，崔曉黎先生為農業部副部長，以實施市場化脫貧為主，移民扶貧為輔的脫貧新戰略。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先進地區農業的集約化，是移民的條件。我們要創造條件搞移民扶貧，同時也要進行土地、荒山、森林的所有制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大力進行市場化脫貧。國務院其他部的部長人選和軍委副主席的人選我將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之後再作決定。
　　如果我當先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我將以國家主席的名義發布命令解散中國共產黨，並由國家主席接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部權力，在國家主席之下設立辦公廳、宣傳部、組織部等部級機構。……
　　我還將提名……等著名學者、律師及著名記者為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以上提名是暫定的，兩年後再根據那時的情況，並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後再予以調整，並提交中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決定。
　　仁愛、誠實和正直是我選擇官員的首要標準。其次是才華和能力，再次是政績和經歷。賞罰分明是治國的要務。有功不賞，有過不罰，有罪不誅，必然導致國家和社會的混亂。著名的山西假酒案，導致數千人傷亡，國家工商總局、技術監督局、衛生部的負責人及當地省的有關負責人都應該受到處罰。但江澤民沒有處罰他們，吏治太鬆了，這是江澤民之過。各地的假冒偽劣產品都在公開銷售，這又該誰負責？
　　八十年代初，丁關根曾因失職而引咎辭職。後來他的官越當越大，這就是在鼓勵官員不負責任。
　　胡耀邦為真理標準的討論、平反冤案錯案、政治思想上的拔亂反正、改革開放、香港澳門的回歸等等作了巨大的工作，功勳卓巨。我們必須表彰他們的偉大歷史功績。
　　我還將修改憲法。……
　　在修改憲法時，必須以[美]漢密爾頓等著的《聯邦黨人文集》為指導，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同時請憲法小組研究批准新憲法使之生效的程序。
　　如果我當選下一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我將釋放全國所有被關壓的政治犯、良心犯，並請求流亡國外的民運人士回國，幫助我們解決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待新憲法批准生效後，再開展全國性的大選，我將與王丹或魏京生先生競選中國第一任民選的總統。我希望王丹或魏京生先生能接受我的挑戰。同時還要選舉國會議員，通過競選，以形成中國共和黨和中國民主黨的兩黨政治體制。
　　我還將推進國防的現代化。我認為， 軍隊指揮官的年青化、知識化和軍官的戰略戰術思想的現代化是國防現代化的關鍵。我將按忠、信、智、勇、嚴的標準，在四十五歲以下的現役軍官中挑選高級將領。忠是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民選的國家元首。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以榮譽為生命，軍人不能有政治野心，這一點特別重要。信是誠實、講信義，能贏得下級軍官和士兵的信任。智是智慧、謀略，是軍事知識，是現代化的戰略戰術思想。勇是勇敢，是果斷的決斷力。軍官必須能夠根據敵我情況，經過深思熟慮後確定作戰方案、下定決心，毫不猶豫地組織實施。嚴是從嚴執行軍法軍紀，從嚴訓練。只有從嚴治軍，才能使軍隊在戰爭中勇往直前、決戰決勝，減少傷亡。因此，對軍官而言，嚴就是仁。
　　我還將精減機構、裁減冗員。這也是朱熔基總理的主張。我要辭退所有不懂西方經濟學和行政管理學的政府官員。我要把在各級黨委機關中工作的合格官員充實合併到同級政府機關。我要辭退所有不懂現代法律的法律工作者。我要辭退所有不懂現代軍事戰略戰術和軍事科技的軍隊政工人員。以實現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隊的現代化和非政治化，同時減輕企業和農民的經濟負擔。我還將建立英美式的文官制度，使文官們在執政黨更迭時保持基本穩定。
　　我還主張新聞事業產業化、商業化，新聞單位企業化、私有化，使各個報社、電視台、電台成為依法經營、照章納稅的私有企業。也允許私人投資經營新聞事業。新聞監督是新聞媒體的功能之一，但不是主要功能。新聞媒體的功能是使讀者或觀眾獲得有用的信息，從而使每個公民能採取正確的行動，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實現一切人在知情權上平等。
　　我還將取締未經人大（或議會）批準的各項收費、罰款和攤派。我認為一切徵稅、收費、罰款和攤派都必須經人大（或議會）的批准。國務院、省政府等各級行政機關都無權批准各項收費、罰款和攤派。這是繁榮經濟、減少失業的一項重大措施。
　　我還將實行國企的私有化改革。國企大齡職工的養老問題要在國企的私有化的同時得到妥善統籌的解決。私有化的範圍不僅是國有工商企業，也包括銀行、電信等行業，總之適於私人經營的行業都將逐步地私有化。
　　我相信，私有企業能解決中國嚴重的失業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利潤是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沒有利潤就不能擴大再生產。虧損不但不能擴大再生產，就是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如果沒有擴大再生產，就不能增加就業。目前，國企的虧損、浪費和貪污，使許多國企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這是國企職工下崗失業的原因。
　　國外的經驗表明，私有資本一般五到八年可以翻一番，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經濟的前提下，就業崗位就可以增加80%。這樣，我們不僅可以解決城市的就業問題，而且還可以推行城市化，使農村的青年人到城市做工。
　　城市青年人不願當體力勞動的工人，而希望坐辦公室當管理人員。假如不推行城市化、不讓農村人到城市做工，就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辦公室讓城裡人坐。城裡人希望獲得體面、穩定、收入可觀的工作。這個願望是正當的，應當滿足他們的這個願望。因此，城市化符合城裡人的利益，城市化還會促進商業、服務業的繁榮，這對城裡人也是有利的。
　　我將取締各類學校中的馬克思主義的教學，以節約學生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其它有用的知識。我們不能再培養仇視私有制和私有企業主的接班人，不能再培養犯上作亂的造反英雄。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儒家學說、耶穌基督的福音和西方正宗政治學有利於社會和平，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破壞社會和平的歪理邪說。
　　我將提高教育經費的財政撥款。使教育經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要高於印度，切實解決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我將提高農村教師的工資，使他們僅靠工資就能在農村過上體面的生活，同時要提高農村教師隊伍的素質。
　　我將提倡成立現代儒學研究會，並倡議社會各界資助儒學會主辦中小學校。允許儒學會辦報以宣傳儒家學說。
　　有些自由主義者反對儒學，這是他們不了解儒學。我要問一問他們，是數數和算術的四則運算（加、減、乘、除）重要，還是高等數學的微積分重要？人類社會在沒有微積分之前，不知存在了幾千年，假如沒有數字概念和算術的四則運算，人類社會將是一個什麼樣子？現在，有許多人（甚至是大多數人）不懂微積分，他們能在社會上生活。假如有人不懂數數和算術的四則運算，那他還能在這個社會裡生存嗎？由這個例子可知，初等到的、簡單的，應用最廣泛，最重要的知識是由古代人發現的。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也是這樣。儒學是教人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的知識，也是政治經濟的最初等到的知識，這是中國古人發現的，也是應用最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應該在小學和初中中進行教學。西方正宗政治學與儒學是不矛盾的，就象微積分與算術的四則運算不矛盾一樣。西方正宗政治學學者都不反對聖經中的啟示真理，不反對耶穌基督的福音，中國的西方正宗政治學的學者為何要反對儒學呢？為何要反對中國古人發現的初等的社會科學知識呢？如果把《四書》翻譯成白話文，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常識。
　　我還將提倡中國天主教會和中國基督教會等宗教組織主辦中小學校，並允許教會辦報以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
　　我要在各類學校中開設現代公民課。我要使每個中國人都明確自己的權利，同時使每個人都養成尊重他人與自己同等權利的習慣。我認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必須尊重其成員的個人權利。如果每個中國人的權利都得不到尊重，那又何談中華民族的利益？
　　曹思源先生提出要修改憲法，要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寫入憲法。他的意見我完全同意。不僅如此，我還要把這個原則寫入每個人的心中。我還倡議修改刑法、民法和商法。要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和平等競爭的原則體現在各類法律的條文中。
　　1999年11月15日，巴爾舍夫斯基首先評價了剛剛達成的中美協議。她說：“除了商業方面的影響，協議將加強中國的法治，我想這是本協議最重要的方面。WTO是一個建立在法規基礎上的貿易體系。WTO有關透明度，非歧視、公正、無行政干預等方面的基本原則絕對是一個現代經濟體系所必備的。WTO將有助於中國建立一個全面的、強有力的法律體系。”
　　在此我向全國的法律工作者發出倡議。您們應該去競選縣級人大代表，然後競選上一級的人大代表和本級的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的立法機關應該由懂現代法律的人所組成。為了建立一個全面的、強有力的法律體系，全國每一個法律工作者都有義不容辭的義務。我同時呼籲全國的選民，您們在選舉縣級人大代表時，要投懂法律的人的票。
　　我還將依法剷除腐敗，那種認為“用腐敗消解舊體制，代價最小，效果最大”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一個腐敗的社會是不可能強盛的，一個腐敗的民族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腐敗不可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阻力，甚至會成為社會動盪不安的重大因素。我將選擇並提名在反腐敗中認真負責並立過大功的檢察為國家檢察院的院長。具體人選，在我徵求了朱熔基總理的意見後再決定。
　　近聞公安部計劃推行警務公開的改革，這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改革，符合人民的心願。如果公安部能積極認真地按計劃推行這項改革並保證我不受非法迫害。我將提名現任公安部長為副總理，主管審計署、監察部、公安部、司法部的工作。如果宜昌市公安局能積極認真地推行警務公開的改革並保證我不受非法的迫害，我一定提拔重用現任宜昌市公安局局長。
　　在此我再次鄭重聲明：凡追隨和幫助我的人，沒有官職的必將獲得官職，有官職的必將獲得更大的官職。凡迫害我的人，有官職的必將失去官職，有公職的必將失去公職。
　　凡贊成本文主張的，請將本文複印並在親友中散發。德國的“柏林牆”都是由不知姓名的老百姓拆毀的。閱讀和傳播本文，就是在拆毀壓在中國人民心中的無形的“柏林牆”--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自由、人道的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民主自由萬歲！
　　民主自由的中國萬歲！
　　中國共和黨萬歲！中國民主黨萬歲！
　　孔夫子萬歲！耶穌基督萬歲！
　　中華聯邦共和國萬歲，萬歲，萬萬歲！

作者張國堂是宜昌市煤氣公司的職工
電話：0717-6241772

　　2005年5月15日說明：我現在在廣州市打工。電話：020-37210715（宅）2006年2月13日說明：我於2005年9月11日由於廣州公安部門的壓力而被迫離開廣州，現在在宜昌市生活。電話：0717-6241772

　　2009年3月3日說明：這是我1999年12月25日寫的文章，現在將近十年過去了，隨着形勢的發展變化，以及我思想的成熟，我對1989年的學潮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我現在認為1989年的學潮是中共自己製造的動亂。鄧小平的罪惡不在於殺人，而在於他頑固地堅持他的“四個堅持”。國家安寧和社會和平壓倒一切。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寧與社會和平，在不得以的情況下，可以用武力鎮壓無節制的群體騷亂。但政府負責人應該保持克制和冷靜，儘量減少傷亡。公民有權示威遊行，但也要有所節制。任何人都不得用示威遊行的手段把自己的主張強加於人。鄧小平的“四個堅持”是禍國之本，必須徹底否定，必須堅決拋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文化是以仇恨為基調的假、惡、暴的叛亂文化。這種文化煽動中國人相互仇恨，也煽動民眾仇恨政府，在民眾的思想深處播下叛亂的種子。正是這種思想文化導致1989年的學潮。現在的群體事件越來越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馬列毛主義的煽動。我們必須發展以仁愛為基調，強調公義、和平、秩序和饒恕的平安文化。張國堂學說指導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平安文化。張國堂學說是儒學、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學的綜合。這是我1999年以來一貫的思想。2009年1月6日以來，對本文做了少量的修改和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