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电视台开始讨论

当国家电视台开始讨论怎样杀死一个年轻人

——从巴伦·川普遭威胁，看伊朗政权越过了什么边界

作者：一来

战争会让一个国家暴露很多东西。

有时候暴露的是军事实力，有时候是经济承受能力，有时候则是一个政权隐藏在口号、宗教、民族主义和国家尊严背后的真实面目。

2026年8月24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段针对美国总统川普20岁儿子巴伦·川普的视频。这不是普通的政治讽刺，也不是一句情绪激烈的战争口号。有关报道显示，这段由伊朗革命卫队关联媒体制作、并由国家电视台第三频道播出的视频，题目直接涉及“在哪里、怎样杀死巴伦·川普”，画面展示他的大学、曾经活动的地点、护卫车辆以及所谓特勤局部署情况，并宣称有人愿意为杀死他支付1000万美元。

美国特勤局随后证实，已经注意到这一威胁，并将任何针对受保护对象的威胁进行调查。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能够确认的是伊朗国家媒体播出了这一内容；所谓1000万美元赏金是否真实存在，尚没有得到独立证实。

但我认为，钱是不是真的，已经不是这件事最重要的部分。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一个国家的电视台，开始公开讨论怎样杀死敌国领导人的孩子。

这已经不是战争。这是文明边界的坍塌。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邪恶的政权组织。

一、巴伦·川普只有20岁。

他不是美国军人，不是政府官员，不负责制定美国的伊朗政策，也没有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唯一与这场战争有关的身份，就是——川普的儿子。

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情才格外可怕。

现代文明经过几百年的战争、屠杀和惨痛教训，最后建立起一条最基本的底线：战争是国家之间、军队之间以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关系，把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自动变成敌人。

国际人道法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就是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平民除非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否则不得成为攻击目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这一原则的解释非常明确：交战一方只能攻击战斗人员和军事目标，不能把平民作为攻击对象。

所以，即使伊朗认为美国发动战争是错误的；即使伊朗认为川普应当为2020年苏莱曼尼之死负责；即使伊朗认为2026年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空袭造成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死亡必须得到报复——这些都不能把一个20岁的大学生变成合法的复仇对象。

你可以仇恨川普。你可以谴责美国。你也可以攻击军事目标。只要你有能力,打呀？你甚至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战争。

但是有一件事不能做：不能因为杀不了父亲，就准备去杀儿子。一旦跨过这条线，人类就重新回到了部落复仇时代。

父债子偿。杀我父亲，我杀你孩子。伤我领袖，我灭你家人。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那么还有什么叫文明？

二、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战争状态下的宣传，是心理战，并不意味着伊朗真的准备刺杀巴伦。

这个解释看似合理，其实更加令人担忧。因为问题恰恰在这里：是谁在宣传？不是某个匿名社交媒体账号。不是街头极端分子。也不是一个失控的民间组织。而是伊朗国家广播电视体系。

根据伊朗宪法第175条，伊朗国家广播电视机构负责人的任免权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并具有正式的国家监督体制。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与国家毫无关系的私人电视台。因此，当这样的媒体开始播放“怎样杀死巴伦”的内容时，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某一个节目制作人的疯狂，而是：仇恨开始获得国家传播机器的放大。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政治退化。国家本来应该限制仇恨。国家本来应该控制暴力。国家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复仇冲动关进法律和规则之中。

可是，当国家自己开始制造仇恨、传播仇恨，甚至把私人家庭成员画进复仇靶心的时候，国家就从暴力的约束者，变成了暴力的鼓励者。

这才是我所理解的政治邪恶。邪恶并不一定表现为一个满脸凶相的人拿着刀。真正可怕的邪恶，是杀戮穿上制服，仇恨进入电视台，复仇写进政治语言，最后让整个社会逐渐习惯：杀死某些人，是正义的。

三、我对伊朗神权政权长期没有好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如何对待自己本民族的女性。

这里必须作一个区别。我不愿意把伊朗神权政治的问题简单归结为“伊斯兰的问题”，更不愿意把十几亿穆斯林都放进同一个判断。

真正应该批评的是：伊朗政权把自己对于宗教戒律的解释变成国家强制力，并用警察、法院、监狱和刑罚去控制女性身体与生活。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联合国伊朗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已经指出，伊朗在法律与实践中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根本性歧视，强制头巾制度影响女性的身体自主、表达自由、教育、就业和公共生活。调查团进一步认为，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抗议中发生的一系列杀戮、监禁、酷刑、强奸、性暴力、强迫失踪和迫害，其中部分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并涉及基于性别的迫害。尤其那些被证实的血淋淋的场面,丧失人性,令人发指。

这样的政权如果拥有核导弹,这个世界会安宁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判断一个政权文明程度，不能只看它建了多少导弹，也不能只看它喊多少反帝口号。你要看它怎样对待一个不戴头巾的女孩。怎样对待一个反对政府的学生。怎样对待一个新闻记者。怎样对待一个与国家权力没有任何关系的敌国领导人的孩子。因为文明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是怎样对待自己喜欢的人。而是怎样对待自己憎恨的人。

四、哈梅内伊被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杀死，伊朗当然愤怒。

从伊朗人的立场看，这种愤怒甚至完全可以理解。战争造成了死亡，死亡产生仇恨，仇恨又会制造下一轮死亡。但文明存在的意义，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能够理解仇恨，不等于允许仇恨决定一切。否则，人类根本不需要国际法。也不需要战俘制度。不需要保护平民。不需要外交官豁免。不需要红十字会。

战争只需要一句话：你杀我的人，我就杀你的人。

而从这句话继续走下去，就是妇女、儿童、老人、家属、记者、医生统统可以成为报复对象。这条路，人类已经走过无数次。每一次尽头都是尸体。

所以巴伦事件真正令人厌恶的地方，不是伊朗“嘴炮太大”。恰恰相反，我甚至不愿意用“嘴炮”两个字轻轻带过。

因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公开告诉自己的观众，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怎样接近他的安保，这已经具有一种危险的动员性质。即使最后没有任何人行动，这种传播本身也在完成另一件事：它在取消杀害平民的心理禁忌。

今天告诉你，总统的儿子可以杀。明天就可以告诉你，部长的妻子可以杀。后天可以告诉你，某个国家的游客也可以杀。因为他们都是“敌人的一部分”。

文明就是这样一点一点退回野蛮的。

五、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政权越来越依赖这种仇恨叙事的时候，通常说明它已经越来越难用正常治理获得人民的认同。

经济困难需要敌人解释。社会不满需要敌人解释。战争失利需要敌人解释。女性为什么反抗，需要敌人解释。年轻人为什么不满，也需要敌人解释。最后，整个国家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敌人叙事”中。

美国是敌人。以色列是敌人。西方是敌人。异议人士是敌人。不戴头巾的女孩也是敌人。等到有一天，连一个20岁的大学生，仅仅因为是美国总统的儿子，也可以成为国家电视台讨论的杀戮对象时，问题已经不再是外交政策。而是一个政权究竟把自己的社会带到了什么地方。

我愿意把这种状态称为：制度化的仇恨。它比一个暴徒更加可怕。因为暴徒只能影响身边几个人。国家机器却能够教育一代人。

六、我不会因为伊朗今天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就认为伊朗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

战争是否应该发动，美国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合法、是否明智、造成多少平民伤亡，都应该接受另外的审视。一个文明社会本来就不应该放纵伊朗神权政权的胡作非为。

文明的原则必须对所有人有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资格谴责伊朗国家媒体针对巴伦的威胁。

不能一边要求别人不要杀自己的平民，一边准备杀别人的孩子。不能一边痛斥美国杀死自己的领袖，一边告诉国民去寻找美国总统儿子的行踪。更不能把“复仇”两个字变成凌驾于法律、战争规则与人性之上的最高原则。否则，你反对的不是某一次军事行动。你反对的是别人杀你。至于你杀别人，则被解释成正义。

这不是正义。这是强权逻辑的另一面。

七、一个政权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显得邪恶？

不是它拥有导弹的时候。不是它与美国为敌的时候。甚至也不是它实行某一种宗教制度的时候。而是在它开始相信：为了自己的目标，有些人的生命可以不被当作生命。

一个不戴头巾的女孩，可以被国家机器惩罚。一个抗议者，可以因为反对政府失去自由。一个异议人士，可以被当成敌人杀害。一个敌国总统的妻子和孩子，也可以因为血缘成为复仇对象。行为到了这里，所有事情其实已经指向同一个问题：权力失去了边界。

宗教没有边界，会成为神权。国家安全没有边界，会成为压迫。战争没有边界，会成为屠杀。复仇没有边界，就会成为恐怖主义。

而一个国家如果连“孩子不是敌人”这样最简单的道理都开始模糊，那么它失去的绝不仅仅是国际形象。它失去的是作为现代国家最后的一点文明资格。

巴伦·川普也许永远不会受到实际伤害。那1000万美元甚至可能永远只是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数字。但这一切并不能减轻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恰恰相反。当杀死一个20岁的年轻人都可以成为国家电视节目的一部分时，真正应该被审判的，已经不仅是一个威胁，而是一种政治伦理。

战争可以失败。经济可以衰退。政权甚至可以更迭。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在漫长的仇恨中，渐渐教会自己的人民：杀戮可以成为正义。

而文明存在几千年，恰恰只想告诉人类另外一句话：无论你多么仇恨一个人，都不能因此把他的孩子变成敌人。

2026.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