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母亲是湖南长沙人。外祖父和外祖母是上个世纪早期从衡阳和湘潭乡下走出来的。外祖父早年从一介村童自学成才成为解放前国立武汉大学的正教授。外祖母则在长沙工作时候因其出色的容貌被外祖父惊为天人而迎娶。尔后，二人养育我母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外祖母个性是不喜欢孩子。我母亲生下来后就被送回衡阳乡下抚养到近十岁。母亲跟我回忆她幼年岁月时候，总是提起乡下很穷，她小时候甚至身上头发里有虼子。跟着父亲的乡下亲戚过，得不到照顾。后来回到长沙后，外祖母对母亲的照顾也不周。为此，母亲在很长时间里对外祖母并不亲热。虽然尽了为她养老送终的义务，印象里似乎总是有点怨气。母亲从乡下来到长沙同父母团聚后，此时，因为外祖父是大学教授，收入很不错，过了几年好日子。国民政府时代，对知识分子实行待遇优厚的政策。大学教授比公职人员和一般百姓高出很多。据母亲回忆说有近百大洋。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个时候可是相当优渥的.

母亲上大学时候，在当年的某地音乐学院就学。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中共红潮横扫神州大地，共军在各地招收文化青年入伍。母亲看到北京有机会，想出来闯荡，就报名参加共军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工作，成家立业，一直待到现在。从一个满口湖南话的'蛮子'到一口标准普通话‘北京人。“ 而且，也许因为在北京生活时间太长的缘故，退休后的母亲早就放弃早年一直存有的退休后回家乡的念头。 “直把冯京作马凉，“ 把北京作为家乡了。

初到北京，母亲很不适应北方严酷的冬天，大风，黄沙。比起山青水秀，动植物资源丰富的湖南，北方的黄土平原，稀少贫乏的副食品供应让母亲更是乡愁百结，动起了复员回乡的念头。自然，那个革命年代是不允许个人意志的。申请报告送上去后，被上级驳回，还闹了个小资思想严重，革命意识需要加强的评语。还好，那个时候，毛爷刚搬进中南海，百废待兴，还没有顾得上整下面的人呢。此事就不了了之。数年后，毛爷大搞文字狱，“反右”冤案遍及神州各地。母亲因为学生意气，不识政治险恶形势，也在讨论发言时候有过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毛爷出尔反尔，从鼓励人们提意见到祭出杀手锏诬蔑人们为右派时候，母亲的名字已经上报到上级单位作为右派了。幸亏共军中尚有良心人士从中周旋，大事化小事，以学生干部为人单纯，不成熟为由，将母亲从右派名单中去掉。得以全身而退。母亲后来多次谈起这件事，感叹世事凶险，幸有好心人帮助。她提起当时的政委和支队负责人就无限感谢。有此教训，母亲后来小心谨慎，不再多言，明哲保身。在后来毛爷以文化革命名义再次大兴冤狱时候，母亲不选边，不参加批斗，派别内讧，居然毫发无损。可谓吃一堑长一智，不复旧辙。

而父亲的弟弟文革大动乱时也在共军里面作导弹科技工作。北航发动机系大学毕业，军龄4年，还是一身热血青年的豪迈气概。参加军队造反派，为某派领导人。后来在同老共军头目的斗争中被老共军头目要花招抓起来蹲了半年内部囚禁。还好，除了挨了点皮肉痛苦外，没有受太多折磨。当时，中共大小头目，不论党政军各界，基本全被狠狠地折磨了一通。例子则遍地皆是，不胜枚举。大头目们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到罗瑞卿陶铸等干将，均家破人亡，让人唏嘘不已。这样看来，对比红朝头目们，父亲的弟弟算是很幸运了。在老军头眼里，他们这些“三门干部”乳臭未干，哪里是对手啊。所以，也没有痛下狠手整这些小尉官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嘛。

70年代初期，二人先后复员转业到北京地方工厂单工作。母亲档案平白清楚。叔叔档案内有黑材料，直到76年毛爷余孽们被华爷抓起来，叔叔在78-80年间才得到平反。胡耀邦上台搞平反时候，叔叔因为档案内有案情，得以平反，重新按干部使用。再赶上提拔年轻中年干部，反而因祸得福，在中枢机关做业务官员。而母亲则无反可平，接着在工厂里做工。让母亲不服气，及早办理病退，离开北京去湖南搞自己喜爱的专业去了。

母亲一生从事音乐工作。收集了大量各地民歌素材。在我小学时候，母亲书柜中有大量资料，十几本手抄的民歌和很多各地出版的民歌选集。当时，所谓的文化革命闹的全国人心惶惶，古诗中“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真实的写照。电视，收音机里整天是杀气腾腾的红色嚎叫，实在没什么可听得。正好那几年里，我在学习乐器，对于音乐方面的知识很喜欢。自己拿本红色娘子军的总谱读，对比收音机的音乐，津津有味，自得其乐。所以，有时候翻阅母亲的资料，沉浸在音乐知识海洋中。

在母亲的笔记本里，我第一次读到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龙船调，浏阳河等作品。文革中，湖南有个团来北京参加文艺调演，里面有母亲的朋友。送来演出票。我跟着母亲去看了他们的演出。那首“挑担茶叶上北京”是第一次演唱。我当时听不懂湖南方言，印象里就觉得那位演员白先生嗓子太响了，吼得满剧院都是的。我还以为湖南骡子的说法就是出自这嗓门呐。还有，我对他的唱法觉得是不中不西，大概四不像之类的吧。看完演出，出来跟母亲说了我的印象。母亲说，这种唱法是国内新兴的，力图改变民歌直喉本嗓的局限性。言语间，母亲很推崇这种唱法。后来，武汉歌舞剧院的吴雁泽也在当时学习，采纳这种唱法，居然还唱出了名气。这让我很不以为然。直到现在，我也接受不了吴雁泽的演唱。也基本上不听这种流派。而母亲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支持，身体力行地推广。前二年回去跟母亲谈到当年的声乐流派时候，老人家仍然坚持那种唱法改进了国内民歌演唱的局限，丰富了民歌表现手法。但是，言语间不复当年那种卫道般的激情了。对此，同为音乐内行的父亲调侃到，老了，没那么大的力气了。也清醒了，知道天高地厚了。母亲听完，莞尔一笑，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非要争辩明白的样子，颇有登高望远之后的豁达气度了。

在北京几十年，母亲一直吃不惯北方的面食，也不会做北方的面食。说来读者可能不信，母亲是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一直吃食堂。转业到地方工厂后，才开始学做饭。我上小学时候，母亲基本不做饭，一般从食堂打饭菜回来吃。初中时候，母亲可以做素菜，炒香肠之类的快速饭菜。我常常从盘子里·捞出根本不切的整棵菠菜等。我上高中时候，母亲会做不少家常菜了。每年过春节，邀请老朋友聚会，母亲可以做一桌按当时水平很不错的菜了。自然，不过是红烧肉，墩带鱼，鱼香肉丝，狮子头，素什锦之类的家常菜。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母亲经常去湖南各地教学，工作半年之后回京休息个把月。带回不少朋友送的熏肉熏鱼竹笋银鱼干等。我记得我喜欢吃熏鱼，姐姐喜欢吃熏肉。而硕大的竹笋，我们都不太喜欢。银鱼干炒辣子，则是母亲和当时健在的外婆的下饭美食了。相对于北京稀少的食品供应，母亲每次回京带回的湖南土特产让我们可以高兴二个星期吧。

七十年代冬天的北京，寒风凛冽，黄土飞扬。尤其晚间，街上昏暗，更没多少人愿意出来。那个时候，母亲会做几个菜，全家围坐，边吃边谈，似乎成了晚上的唯一乐趣。我有时候过来一起吃，同父母说笑一晚上。令我回想起来至今仍感温暖。夏天，没有冷气，屋里太热，则是全家常去天安门广场纳凉。拿去一台小型收音机在华灯下悠闲地听评书，音乐节目。虽然毛爷时代百姓生活贫乏，由于父母提供了相对安定不虞吃穿的简朴生活环境，也由于特定年龄时候“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很怀念高中那几年的生活。

母亲脾气很好。不计较，不发火，更不吵架出恶言，总是心平气和。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中国社会里，婆媳关系一般很敏感。有为老不尊，为难儿媳妇的。也有为小不孝，冒犯长辈的。我奶奶是老北京人，很挑礼的。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注重小辈对长辈的礼节。母亲自从嫁入父亲家，从来没有跟爷奶红过脸，也就是从来没有任何不和之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母亲允许父亲把一半工资给爷奶作为家用。母亲资助父亲的弟弟上大学。最后，母亲又把几千元的转业金用于爷奶晚年的医疗费用。七十年代中期的几千元，当时算不少了。奶奶在去世前要求见母亲一面表示感谢她对于家里的支持。对此，我也一直很感谢母亲的豁达大度。在金钱上，尤其在物质贫乏的毛爷年代，这么不计较的人很少。再考虑到母亲从教授富裕之家下嫁我父亲，进入北京一般贫民家庭，如果没有真挚的内心，很难做到母亲所做的。

父母亲在我们幼年少年时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平和理性的家庭环境。这对于我们一生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作为孩子，最难得的是心里的安全感。很多中国父母由于各种因素，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平和的成长环境。辱骂孩子的恶习在很多中国父母中仍有市场。而我们从小就没有受过这种待遇。据父亲回忆说，只有我在6岁前挨过一巴掌。因为闹起来没完没了的。而在母亲手里，我从没有听说过一句难听的抱怨，责骂。我努力想半天，也找不到，想不起来一个例子。写到这里，我心里多感激亲爱的母亲和父亲啊。

孩子们还看重的是来自父母的尊重。在六七十年代中，大环境是社会动荡，政治局势险恶。我的父母在单位里也要经历各种政治运动。所幸，他们不是被批斗的对象，懂得自我保护。回到家里，不少父母会给孩子脸色，出气。或者，不少父母会对孩子尊重不够，有意无意间伤害孩子的自尊心。现在看来，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自尊心的孩子知道上进，做人有分寸，即便没有多大成就，也是社会的好公民。我从小在胡同里长大，见过太多的父母责打孩子。对比之下，我非常庆幸我和姐姐有这样理性有教养的父母。

受到尊重的孩子也会尊重别人，容易在社会中相处，不固执己见。对于孩子将来的性格，人格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在我有孩子之后，我也对孩子采取同样的养育态度。但是，我做的远远比不上父母对我的宽容。我的脾气，涵养不够好。偶尔对我的二个孩子发脾气。但是，我发脾气基本是言之有据。发完后，马上告诉孩子，哪里错了。你要改进。爸爸发脾气不对，请你原谅。我的脾气幸亏不是日日发，也不是月月发。而是像圣诞节，复活节和火鸡节，一年最多二三次。即便如此，我也老实承认，我本来可以不发脾气，跟孩子和颜悦色地说明白。我多希望能够像我父母一样有涵养啊。

不过，后来，在我们考大学时候，母亲变得不再是原来那个慈爱的母亲了。她当时有严重的更年期症状。她的脾气变得很难以预料。一点小事儿，对父亲发火，抄起茶壶就朝父亲砸过去。没半年，家里的一套白细瓷茶具被砸光了。母亲对我们也疾言厉色。有次甚至把我气哭了。父亲跟我说，这是妈妈生理的重要转变期，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你要谅解妈妈。可我内心仍然记着母亲的粗暴，几年后才得以释怀。渡过更年期之后，母亲还是那个慈爱平和的她了。有一段时间，母亲还处于严重更年期的后期。身体很虚弱。但是，她每次在我们从大学回来时候，总是尽力做好饭菜，打扫卫生。用自己的言行重新赢得我们的爱和尊重。我也至今记得她做完饭菜后精疲力尽地自己走进另一间房休息的样子。我多希望当时我能走过去告诉妈妈谢谢她的照顾啊。我也清楚记得母亲在长安街上一人遛弯，歪歪斜斜的走路，因为无法掌握好平衡。后来我几次跟上去通母亲手挽手遛弯，让老人家高兴。我这一点点的对母亲的关怀，让母亲觉得很温暖。其实，儿子哪里不会不在意母亲呢？就是当时的文化习惯，让我和很多孩子不愿意，或者羞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感情。现在想想，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弱点：不鼓励孩子们表达感情。

对于母亲和父亲的感恩是我此生的不渝信念, 也是姐姐的信念。

如果孩子们把父母亲作为效法的榜样的话，母亲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影响。父亲以其老黄牛的形象成为我所无力效仿的男子形象，母亲则以理性平和成为我的偶像和我心目中未来妻子的希望形象。以至于我后来在考虑未来女朋友时候，把脾气好，跟母亲一样作为一条标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能够让孩子有这样的印象，在我这个岁数说出来。这样的父母难得啊。

母亲如同每个人一样，慢慢地走过了她的一生岁月。她在六十岁时候还是满头黑发，等七十岁时，虽然有不少白发，也不用染发。过了七十，似乎母亲老化过程加快了。先是左腿因为摔跤而卧床。动手术装上钢板后可以行走，但再也无法走远。轻微脑中风使得她行动反应似乎迟钝了。但喜欢唠叨，在家里总找机会说话。黄斑性视力退化使得她处于半失明状态。无法再看报和电视。只能抱着收音机听新闻和音乐· 所喜她头脑清醒，胃口也极好。也没有什么严重器官毛病。每天在屋里转弯，保持行走能力。每天指挥父亲和姐姐做事儿，用她自己的话说，他们可以动手，而她动脑子，各取所长。母亲的一生跟大多数人一样平常，没有波澜起伏的大事业可言。最多是随着时代的波澜而起伏。但是母亲很幸运，幼时有抗战风火，国共内战，青年有毛爷折腾的各种残酷整肃，甚至到了耳顺之年还遇到了六四天安门屠杀。但母亲总能平安过关履险，有险无惊。置身漩涡之外，自身没有受到大波澜的伤害。这也算是一种大幸运吧。现在父母亲安度晚年，随垂垂老矣但神闲气定，生活质量非常好。

母亲的家乡湖南，我还没有去过。浏阳河，母亲的河，我也没有见过。湖南养育了我的母亲，浏阳河滋润了母亲的心田。因之故，我也非常喜欢浏阳河这首湖南民歌。歌曲流畅自然，富有音乐性。尤其听早期李谷一演唱的版本很让我陶醉其中。那句“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宛如描绘了母亲在湖南的足迹。我不知道湘江最后汇流到哪条江河里，但是，在我心目中，母亲乘着浏阳河的浪花来到湘江再汇入黄河来到祖国北方的北京。但是，我对于浏阳河的下段歌词很不感冒。主要是歌颂毛爷的“丰功伟绩”把为害神州大地说成“领导人民得解放”。不过，考虑到这首歌曲是中共建国后做成的，就不难理解了。挺好的一首流畅旋律被红色歌词给减色不少。

不管怎样，山清水秀的湖南，蜿蜒曲折的浏阳河直到湘江，永远对于我有一份特殊的共鸣。那是我亲爱的母亲生长的故乡。即便不曾到过湖南，魂魄中也有一丝牵挂，那是我母亲的血脉使然。

感谢浏阳河，养育了亲爱的母亲，愿湖南长青，浏阳河汹涌。更愿亲爱的母亲长寿。

此生有了亲爱的父母亲足矣。

其他的，都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