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廣島

【德】麥考·帕默 著

郎倫友  譯

第十一章  輻射劑量估計在對倖存者研究中的應用

   無用輸入，無用輸出。

        ——威爾夫·海

  本章介紹如何為每個“原子”彈轟炸的倖存者估算個人的輻射劑量，然後檢查這些估計值與生物學結果的相關性。我們將會看到

   *經過了長期普遍忽視和對醫學研究的嚴格審查之後，確定輻射劑量的認真努力才遲遲開始。

   *1960年代公布的T65D劑量測定方案提供了個人劑量的估算，該估算是基於後來的核試驗期間的輻射劑量，並結合每個倖存者與爆炸中心的距離以及其環境的屏蔽程度。這些劑量估計與生物學結果的相關性很低，尤其是在急性輻射病與體細胞染色體畸變之間。

  *DS86劑量測定方案給全球和個人劑量估計帶來了重大變化，但這並沒有縮小個體劑量估計與生物學結果之間的差距。

   共同的研究結果表明，個別轟炸受害者的基因毒性效應與他們的個人劑量估計值 之間相關性很低。在對倖存者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普遍採用這些有缺陷的估計值，不僅損害了這些研究本身，也損害了輻射生物學和醫學的整體發展。

第十一章  第一節

11.1 原子彈傷亡委員會（ABCC）

   “聯合委員會”（見8.4一節）在1945年底結束了它的調查之後，在對轟炸倖存者進行系統的醫學研究方面，暫時沒有做什麼事情。到了1947年，原子彈傷亡委員會（ABCC）成立。雖然初期的人員配備和設備都很少，【198】但到了1950年它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這時它的人員超過了1 000人，大多數是日本人。【199】然而關於倖存者醫療情況的任何數據都產生得很慢，至少是發布得很緩慢。廣島924名轟炸倖存者的第一次血細胞計數研究，以及鄰近的吳市的一個匹配對照組，直到1949年才出現；這些研究只注意到了嚴重暴露於轟炸的受害者的輕微的殘餘影響。【200】在初期，日本的科學家和醫生受到嚴格的審查，他們的研究成果幾乎都不允許發表，許多手稿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連否定的決定都見不到。【15，41】

   由於無法放開手腳，原子彈傷亡委員會的醫生們似乎只能將自己局限在日常工作中。因此，最重要的初步發現都是獨立工作者首次報告的。正如在8.7一節中提到的，一位來自廣島的精明而又精力充沛的醫生發現，後來進入市裡的人中普遍患有輻射病，這一重大發現與原子彈傷亡委員會沒有關係。這種情況同樣適合於轟炸倖存者白血病的初步觀察結果：【201】

   倖存者中白血病發病率升高的第一個跡象是年輕的日本醫生山脅拓相觀察到的。早在1949年，他相信在他的臨床實踐中看到的白血病病例比他預料的要多，他向原子彈傷亡委員會的血液學專家尋求建議，他們證實了他的診斷。這一發現是倖存者中任何癌症都可能增加 的第一個證據，立即促使他們努力去確認並擴展所看到的情況。但是由於缺乏個人劑量的估計、缺乏系統的病例發現機制以及風險人群規模的不確定性，這項任務變得很艱難。

   引用的這段話的最後一句說出了原子彈傷亡委員會在1949年之前都完成了什麼或沒有完成什麼。雖然在1950年代初，至少對受影響最嚴重的倖存者進行了一些監測研究，但在1955年，一個外部審查小組批評這些研究缺乏重點，缺乏適當的對照組，以及參與者流失率高。【202】這個名為方濟各委員會的審查小組，還注意到了個人輻射劑量估計的缺乏：原子彈傷亡委員會沒有人十分明確地知道每一位患者或他們正在處理的研究對象接受了多少輻射。這個不確定性在原子彈傷亡委員會的四位遺傳學專家中引發了一場滑稽的爭論，他們正在調查輻射對那些在轟炸中倖存下來的母親所生的孩子可能產生的基因的影響：【41，第201f頁】

   一個倖存者說她離轟炸中心很遠，但報告說她患有嚴重的輻射病時，可以想見她可能會被劃歸為兩個不同的類別之一。------莫頓認為報告的距離比報告的症狀更可靠。------尼爾採取了相反的立場。------麥克唐納站在莫頓一邊，舒爾站在尼爾一邊。辯論持續了幾個星期，雙方都提供了許多軼事證據。

   這些辯論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他們實際上都同意一個相同的原則：數據應該進行修改，以符合同一個先入為主的看法，換句話說，輻射病只應該發生在轟炸中心附近。他們的爭論只涉及用什麼方法去修改數據的問題。（腳註1）

【腳註】

1：公平地說，必須指出，這四位科學家在發表的研究結果中沒有偽造數據。【203】為了避免偽造，他們只是籠統地把距離作為報告輻射病研究對象的劃分標準；只有那些沒有此類病史的人按距離分組，而那些有病的人都被集中到一個單獨的組裡。他們沒有說明這樣做的道理，即預期的和觀察到的急性輻射病症狀在空間分布之間的差異。

作者：麥考·帕默，醫學博士。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