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广岛

【德】麦考·帕默 著

郎伦友  译

第十一章  辐射剂量估计在对幸存者研究中的应用

   无用输入，无用输出。

        ——威尔夫·海

  本章介绍如何为每个“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估算个人的辐射剂量，然后检查这些估计值与生物学结果的相关性。我们将会看到

   *经过了长期普遍忽视和对医学研究的严格审查之后，确定辐射剂量的认真努力才迟迟开始。

   *1960年代公布的T65D剂量测定方案提供了个人剂量的估算，该估算是基于后来的核试验期间的辐射剂量，并结合每个幸存者与爆炸中心的距离以及其环境的屏蔽程度。这些剂量估计与生物学结果的相关性很低，尤其是在急性辐射病与体细胞染色体畸变之间。

  *DS86剂量测定方案给全球和个人剂量估计带来了重大变化，但这并没有缩小个体剂量估计与生物学结果之间的差距。

   共同的研究结果表明，个别轰炸受害者的基因毒性效应与他们的个人剂量估计值 之间相关性很低。在对幸存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普遍采用这些有缺陷的估计值，不仅损害了这些研究本身，也损害了辐射生物学和医学的整体发展。

第十一章  第一节

11.1 原子弹伤亡委员会（ABCC）

   “联合委员会”（见8.4一节）在1945年底结束了它的调查之后，在对轰炸幸存者进行系统的医学研究方面，暂时没有做什么事情。到了1947年，原子弹伤亡委员会（ABCC）成立。虽然初期的人员配备和设备都很少，【198】但到了1950年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时它的人员超过了1 000人，大多数是日本人。【199】然而关于幸存者医疗情况的任何数据都产生得很慢，至少是发布得很缓慢。广岛924名轰炸幸存者的第一次血细胞计数研究，以及邻近的吴市的一个匹配对照组，直到1949年才出现；这些研究只注意到了严重暴露于轰炸的受害者的轻微的残余影响。【200】在初期，日本的科学家和医生受到严格的审查，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都不允许发表，许多手稿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否定的决定都见不到。【15，41】

   由于无法放开手脚，原子弹伤亡委员会的医生们似乎只能将自己局限在日常工作中。因此，最重要的初步发现都是独立工作者首次报告的。正如在8.7一节中提到的，一位来自广岛的精明而又精力充沛的医生发现，后来进入市里的人中普遍患有辐射病，这一重大发现与原子弹伤亡委员会没有关系。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轰炸幸存者白血病的初步观察结果：【201】

   幸存者中白血病发病率升高的第一个迹象是年轻的日本医生山胁拓相观察到的。早在1949年，他相信在他的临床实践中看到的白血病病例比他预料的要多，他向原子弹伤亡委员会的血液学专家寻求建议，他们证实了他的诊断。这一发现是幸存者中任何癌症都可能增加 的第一个证据，立即促使他们努力去确认并扩展所看到的情况。但是由于缺乏个人剂量的估计、缺乏系统的病例发现机制以及风险人群规模的不确定性，这项任务变得很艰难。

   引用的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说出了原子弹伤亡委员会在1949年之前都完成了什么或没有完成什么。虽然在1950年代初，至少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幸存者进行了一些监测研究，但在1955年，一个外部审查小组批评这些研究缺乏重点，缺乏适当的对照组，以及参与者流失率高。【202】这个名为方济各委员会的审查小组，还注意到了个人辐射剂量估计的缺乏：原子弹伤亡委员会没有人十分明确地知道每一位患者或他们正在处理的研究对象接受了多少辐射。这个不确定性在原子弹伤亡委员会的四位遗传学专家中引发了一场滑稽的争论，他们正在调查辐射对那些在轰炸中幸存下来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可能产生的基因的影响：【41，第201f页】

   一个幸存者说她离轰炸中心很远，但报告说她患有严重的辐射病时，可以想见她可能会被划归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之一。------莫顿认为报告的距离比报告的症状更可靠。------尼尔采取了相反的立场。------麦克唐纳站在莫顿一边，舒尔站在尼尔一边。辩论持续了几个星期，双方都提供了许多轶事证据。

   这些辩论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实际上都同意一个相同的原则：数据应该进行修改，以符合同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换句话说，辐射病只应该发生在轰炸中心附近。他们的争论只涉及用什么方法去修改数据的问题。（脚注1）

【脚注】

1：公平地说，必须指出，这四位科学家在发表的研究结果中没有伪造数据。【203】为了避免伪造，他们只是笼统地把距离作为报告辐射病研究对象的划分标准；只有那些没有此类病史的人按距离分组，而那些有病的人都被集中到一个单独的组里。他们没有说明这样做的道理，即预期的和观察到的急性辐射病症状在空间分布之间的差异。

作者：麦考·帕默，医学博士。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