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廣島 【德】麥考·帕默 著 郎倫友 譯 第十四章 第四節
14.4 關於現代史的兩種對立的觀點
四位蘇聯科學家對西方政治的看法——即“大國”的政治生活和“國家機器”已經被壟斷所顛覆——與西方主流史學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通常只承認國家政府及其領導人作為行為者，這些行為者按照不同的比例為本國追求最佳利益，追求自己的勃勃雄心。即使在被看作是“香蕉共和國”的政治中，金融和工業利潤以及壟斷的作用也很少被承認，甚至很少提及。哪種觀點是正確的？如果資本主義的利益不出現在歷史書上，我們是否應該效仿而對此予以忽略？
讓我們從國家自身利益——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自身利益——的角度審視上演的“原子彈”轟炸及其更廣泛的背景，因為這兩個大國表面上都是勝利者，因此應該確保其國家利益得到實現。 14.4.1 戰爭、偽造的“原子彈”轟炸以及美國和英國的國家利益 這是一個並不新奇的觀點，因為所有的偉大的英國人都堅持要在德波衝突中引發一場世界大戰，結果卻被剝奪了殖民地，還從一個大國被降為中等國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帝國的損失是由於英國的“盟友"美國的勒索造成的。
雖然可以說美國由於這場戰爭地位和實力大大提高，但參戰肯定不是美國人民的意願；羅斯福本人在1940年贏得了連任，他“一次又一次”地承諾，不會讓美國的年輕人參戰。至於“核”轟炸和國家利益，我們可以聽聽麥克阿瑟將軍的意見：提前幾個月實現和平是可能的，並且“避免了所有的損失、原子彈的使用和俄羅斯進入滿洲”。
除了有助於蘇聯擴張和增加美國士兵的數量外，“原子彈”轟炸還以一種不容忽視的方式影響了美國人的心理。如果日本要扮演受害者，美國就必須扮演不光彩的肇事者。為了減輕內疚感，他們輕鬆地編造了一個神話，即原子彈縮短了戰爭，拯救了許多生命。然而這當然與事實恰恰相反。
除了這些使美國人民麻木的罪惡感和謊言之外，美國人民對他們長期犧牲所得到的唯一回報是，他們沒有能在和平終於到來時獨自享受和平，而是剛從過去的戰爭的悲痛中解脫出來，又對即將開始的更可怕的流血感到擔憂和恐懼。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假原子彈引發的核恐慌催生了冷戰，它在“軍工綜合項目”上的巨額開支；這筆財富本來可以用在其他方面，為平民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 14.4.2 視野之外 不過，這是應該十分清楚的，任何將“原子彈”轟炸事件納入國家合理私利框架的企圖都註定會失敗的。就像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可以被合理地稱為原子彈騙局的真正目標一樣，真正的作惡者也是一樣：表面上看罪魁禍首美國沒有這種動機。如果我們像許多歷史學家一樣，堅持給予只追求國家利益的國家政府在和平與戰爭事務中的代理權，我們就無法理解這些事件。
這就讓我們回到了瓦維洛夫及其同事所支持的觀點。大多數歷史書都從來不提及他們假設的“在政治生活和國家機器中的壟斷統治”。然而，有沒有可能在這些資本主義利益、“原子彈”和世界政府計劃之間找到相互聯繫呢？
“愛因斯坦”的那封信是由華爾街一位非常富有的銀行家亞歷山大·薩克斯轉交給羅斯福的。另一個金融大亨伯納德·巴魯克與詹姆斯·F·伯恩斯關係密切，後者操縱杜魯門順應了和平提案的潮流，成功地結束了原子彈騙局；很明顯，杜魯門在這場騙局中一直在受騙——這是一個相當厚顏無恥的總統傀儡案例。
我們不知道巴魯克是否真的是一位灰色顯赫人物，表面上他使伯恩斯對他的同僚和杜魯門本人產生了不相稱的影響；不過，有跡象表明巴魯克在政府事務中具有影響力。下面引自詹姆斯·福萊斯特日記【317，第347頁】中的一個例子值得思考： 與B·M·巴魯克共進午餐——他採取的立場是建議我不要在這一特定的問題上採取積極行動，我已經被認為是聯合國巴勒斯坦政策的反對者，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不符合我的個人利益。 這次談話是在1948年2月3日進行的。當時巴魯克已經辭去了在聯合國的職務（見下文），而且在政府中沒有正式職位。然而在這裡他卻像警告一個小學生似的勸一位政府部長不要行動。福萊斯特理解這個暗示。
巴魯克本人曾經擔任過羅斯福總統的經濟措施顧問，支持艱難的戰爭。戰後，杜魯門任命他為新成立的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在向聯合國提交國際禁止核武器的“巴魯克計劃”時，他自稱是和平的愛好者和世界政府的狂熱支持者： 我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在生存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這是我們的公務。在新原子時代的黑色預兆背後，隱藏着一種希望，只要堅定信念，它就能拯救我們。如果我們失敗了，那麼我們就咒罵每個人都是恐懼的奴隸。讓我們不要欺騙自己；我們必須選擇要世界和平還是世界毀滅。 這樣的聯繫只是暗示，不是確鑿的。需要對廣島和長崎毒氣和凝固汽油彈恐怖襲擊背後的人進行全面調查，並調查這些人與這些襲擊如何與更深層的戰爭背景相適應的。然而，這項任務超出了作者和本書的視野，只得留給其他研究人員去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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