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視野下的東西方制度對比 宋魯鄭 2011-04-27 00:06:38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076739.html 2012年，是全球極為少見的大選年。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有四個國家——中、俄、法、美要舉行大選或領導層的新老更替（當然對於華人來講，中國的台灣也面臨選舉，只不過其影響之微，往往難以進入國際社會的視野）。這從而成為東西方制度對比的一個契機。 從目前看，只有中國在幾年前就已經確定了新一代領導人。並且在隨後的五年間積累治理國家的經驗，實際參與現行政策的制度和決策——比如跨越兩屆領導人的“十二五規劃”，確保了政策的延續性與穩定性。 反觀西方，2011年即選前一年就不敢再推出任何改革的計劃，全力以赴準備選舉。法國的薩科奇總統2010年還勇於推出退休制度改革，但2011年就再也不能進行改革了。美國總統奧巴馬也類似，2010年尚能推出醫療改革方案，甚至當時還敢於聲稱即使只作一任總統，也要醫療改革方案成功。但真的到了選前一年，就只能擱置一切改革措施了。不僅如此，假設2012年出現政黨和人事輪替，新任領導人第一年往往是熟悉情況，也難以實質性的治理國家。相對於中國，至少會出現兩年的空置期。要知道，西方的領導人一般任期四年，掐頭去尾也就是兩年的有效時間。這還不算期間出現的其它選舉：如州長或市長選舉，議員選舉。這些選舉也同樣需要總統掛帥、站台。真正的治國時間，可謂寥寥。這裡面最極端的是台灣。幾乎年年有選舉，而且每次都拉抬到全島層面。各政黨都是總動員。2010年12月五都選舉剛剛結束，到2011年春節剛過，“總統”大選的硝煙即起。 然而有效治理國家的時間短，僅僅是選舉式民主導致的第一個弊端。更重要的是，在選舉期間各政黨的惡性競爭和競相不負責任的許諾。甚至不惜為了支持度而訴諸對外戰爭。 薩科奇總統由於執政不佳，其支持率跌到27%的歷史性低點。於是為了拉抬聲勢，2011僅僅四個月間，他就做出如下驚人措施：一是率先承認利比亞反對派。結果反對派很快就要全軍覆滅。為了保全面子，法國又是第一個對利比亞政府軍動武的國家。從而突如其來的把本來經濟上就捉襟見肘的國家拖入一場戰爭中。二是強令企業給每名員工發放一千歐元的紅利。引發雇主協會抗議之後，又決定五十人以上企業必須發放，五十人以下企業應該發放。並隨後決定，未來企業都要發放紅利。也難怪反對派強烈指責薩科奇買票，一千歐元一張選票。眾所周知，法國是一個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但政府對企業干預到這個程度，還是令人難以想象。要知道在法國，對於一家擁有300名員工的小型企業來說，30萬歐元常常意味着企業的全部利潤。 第三，則是拿移民開刀。突尼斯革命成功之後，獲得自由的百姓大量逃亡，成為難民湧入意大利。意大利為減輕負擔，簽發給他們三個月申根簽證，以讓他們自由流動到他國（由於法國有大量突尼斯籍移民，所以這些難民大多選擇法國）。於是法國毫不猶豫地阻截了所有意大利通往法國的火車，堅拒入內。 除了這一突發事件外，法國政府更明確減少合法移民的數量。其目的是工作簽證的數量從2011年的31000人下降到20000人。 法國政府之所以拿移民開刀，是為了與極右政黨國民陣線競爭。現在國民陣線候選人的聲望直壓薩科奇，迫使執政黨也不得不向極右靠攏。 為了爭取選票，薩科奇還出台政策，自2012年起，把婦女產假期間享受的資金補助算為工資。由此改變了過去產假不得算入工作年限，因而減少退休金的政策。 現在距離選舉尚有一年多，隨着競選的激烈進行，各方還不知道要推出多少福利政策。但問題的關鍵是法國的財政赤字高居不下，2007年總理費永就公開表示，國家已經破產。要不，薩科奇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2010強行推行退休制度改革。 美國的情況也和法國類似。只不過雙方的戰場主要是圍繞預算案。雖然整個國家負債纍纍，人均四萬六千美元，但奧巴馬仍然推出了一個擴張的財政年度計劃。共和黨則堅持要求削減。表面上是為了節省支出，但根本目的還是針對明年的選舉。雙方鬧的不可開交，要不是最後關頭雙方妥協，美國政府就要又一次關門了。 眾所周知，2010年法國和美國分別為了推行退休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均付出了相當大的社會成本。法國一度由於全國性的大罷工而陷入癱瘓。為了保障汽油的供應，不得不出動憲兵。美國也是形成了全國性的對立和衝突。儘管如此，法國的社會黨、美國的共和黨宣稱，一旦2012年選舉獲勝，將廢除已經通過的退休制度改革和醫療制度改革。果如是，相關改革所會出的巨大代價將付諸東流。其實法國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65歲退休。結果社會黨上台後，一下就改為60歲。此舉自然得到百姓的雙手贊成。如果社會黨再次當選並兌現選舉承諾，法國退休制度將倒退三十年！都說民主制度決策缺乏效率，博弈成本高昂。但從法國和美國的現狀來看，就不僅僅是效率的問題了。也難怪《聯合早報》社評《美國需要削減財政赤字》一文這樣感嘆： 解決美國債務危機的機會正在流失，選舉的政治需要卻阻礙了任何有意義的方案出現。類似美國的成熟民主政體，防止濫用權力的制衡機制當然很重要，尤其國會的監督角色更是必不可少。但眼下民主共和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似乎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使得兩黨的“互相制衡”導致國家的“停滯不前”和行政的癱瘓，民主與效率的兩難，在這裡有着生動的詮釋。 事實上，西方正在經歷的經濟危機本質上就是制度危機。如果不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刺激政策和貸款擔保（國會通過的《社區再投資法》、克林頓時代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嚴重扭曲了住宅信貸中的商業謹慎原則。從而直接導致了次貸危機。再加上美聯儲為刺激經濟增長，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扭曲了市場信號。既誤導了企業家的盲目投資，又誤導了百姓的盲目消費。最後就是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 隨着2012的臨近，西方這套票選民主模式將會在經濟危機時代有更加“精彩”的表現。2011，將不會是一個乏味之年。 內憂外困的西方，其制度模式正面臨着2012大選的考驗，而阿拉伯世界則仍然在革命的騷動中不知走向何方。倒是另一大文明體中國依然經濟增長強勁，更以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笑傲天下。顯然，無論是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西方的內外交困、中國的一枝獨秀都不可能不和自己的制度密切相關。 如果做一個梳理，我們會發現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則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世界則是既不換黨也不換人。應該說，任何制度都應該做到既要保持總體的穩定性，也要保持一定的活力。相對而言，西方穩定性不足，阿拉伯世界則活力不足。只有中國在兩者找到了平衡點。這才是西方發生危機、阿拉伯發生革命、中國一枝獨秀的制度性原因。 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維迎曾對人類歷史兩次經濟危機做為一個有趣的對照，並預示中國未來的全球地位：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磅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他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1929年大危機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後的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後再次出現。 【古風按：關於“中西方的政治制度優劣”這個問題，恐怕沒有“換人換黨”這麼簡單吧。比如，日本在二戰後直到2006年幾乎都是在自民黨“一黨多人”的執政之下，其經濟一直很好。北歐的幾個國家（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卻是在“多黨多人”的執政之下，它們的社會經濟一直也很好。美國直到最近的幾個總統，也是在“多黨多人”的執政之下，經濟也一直不錯。看來，對於中國的崛起、西方的衰落，我們還需要做更加深刻的探討和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