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茅于轼先生究竟错在哪里？

2011-05-31 05:44:45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615760.html

茅于轼先生一向令世人敬重。做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经济学家，向来大胆敢言——但却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学术风范。也因此他的一番言论往往能超越左、右，甚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和价值观（曾被打成右派、宪章派）。2010年他曾有如下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承认中国确实已经崛起，“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

做为一名可归为自由派学者的茅于轼先生能如此客观评论和认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谓凤毛麟角。要知道此类学者往往对中国的成就或者否定（清华大学的秦晖），或者认为不值一提（如人民大学的张鸣），或者认为远比不上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如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至于吹毛求疵更是自由派学者的常态（恕不一一列举）。所以，茅于轼先生能跳出自由派立场而展现出的事实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随后就谈到了中国存在民怨的原因。他以更大的勇气否认了贫富差距和腐败这两大主因。对于贫富差距。他认为：“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并以香港这样一个最可比的华人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区为例：“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中国大陆的）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而且还进一步论证“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香港，整个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基尼系数都远远高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仅比中国略低，也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尽管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不用费力就能看到的现实，但却都被自由派群体刻意忽略——这也是茅于轼先生的可贵之处。

在谈到腐败时，他再度表现了他的学术严谨与客观：“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

以上数据，我本人的文章都多次引用，但从一位被认为是自由派学者的口中说出，还真的是开天劈地。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结论是中国缺乏正义，政府不讲理才是中国产生民怨的根源。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个看法，但他这个结论也是建立在诸多事实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是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二是超越左与右的敢言。

然而，进入2011年，茅于轼先生接连发表两篇堪称石破天惊的文章。一是在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下水的一刻，他公开反对。反对的理由也颇为奇特：他是纳税人，有权力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国建航母会引发军事竞赛。

这一观点发表后，可以想像引发的海啸般的反对。因为这一次，茅于轼先生违背了他一向坚守的客观、理性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谁都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更别说我们的近邻印度以及小小的泰国。所以说，如果就算是引发军备竞赛的话，也不是中国引发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由于没有制海权，才屡遭列强欺凌、瓜分。就是现在，一峡之隔的台湾还没有统一，广大的南海主权还屡被侵害，在东海还和日本存在领土争端，美国更经常派航母到中国近海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中国拥有航母，都是天经地义，“天赋国权”，根本不应指责。如果非要指责的话，就是拥有的太晚了！

当然这篇文章中，最匪夷所思的还是他的“以纳税人为由来反对”之理论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经济学家的身份，这个理由不仅仅是荒唐而且简直是超越常识了。也难怪引发外界对其学识和学养的强烈质疑之声。

众所周知，纳税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享受由此带来的权益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提供国家安全（想想中华民国时期是什么状态），警察提供社会秩序，学校、医院提供教育和医疗产品诸如此类。当然，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可议范畴。比如中国过去零至三岁才享受免费体检，但从今年起提升为零至六岁。也应该客观承认，每个国家如何决策、支配税收形式并不同，也都有问题存在。仅以美国为例，尽管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减少各项开支，包括福利。但就是不能减少军事开支。而中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一直偏低，也同样需要改善。但不管在哪个国家，从来没有茅于轼先生以单独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反对。茅于轼先生应该明白，经济手段和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可操作性。他的提议显然不在此类。简单的讲，谁都无法知道中国建航母的钱是来自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海外华人，也是法国的纳税人，是否也茅于轼先生一样的理由反对法国武力介入利比亚？（毕竟此举加大了法国的安全风险和难民涌入）。

而最引发中国社会争议的还是茅于轼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如果说关于航母的观点仅仅是违反常识、无视国际现实的话，这一篇文章则是“三宗罪”：违背历史事实、全盘否定、人身攻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功过皆有的历史性人物，有争议和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中国1840年在西方的武力下被迫打开国门，自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历史任务。晚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试图回应历史，但均告失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看，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的继承者则在后三十年日益接近完成了现代化。客观说来，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都可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行列。除了这些“大历史”、“大伟业”，这里还可以举几个具体的数据。1949年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中国人均寿命35岁，文盲率8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65岁，已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文盲率更降至20%以下。尽管刚刚经历文革，但中国仍然领先于印度。虽然在六十年代饥荒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但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的人口仍然突破了七亿！要知道，自清朝巅峰时期突破四亿人口之后，一直到中华民国结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奇高的死亡率（饥荒、战乱、外敌入侵、农业生产率的停滞），都再也未能突破这个极限。这些历史数据，做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不应该不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经历过中华民国的老人都会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以至崇拜。

且不说今日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广泛存在，就是在西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都视毛泽东为英雄与楷模。尼克松图书馆耸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奥巴马政府成员视察学校也以毛泽东为榜样鼓励学生。当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的几名随员竟然缺席重要的国事活动而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美国世纪拳王泰森，居然把毛泽东的头像刺于肩膀，以示给他力量。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彼利埃在商业中心建世纪广场，并竖立15位“伟人雕像”。这其中不仅包括戴高乐、丘吉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还有中国的毛泽东！这些青铜雕像高3.3米，重量在850公斤到1吨之间，每尊造价约20万欧元。事实上，在今日西方，只有四位中国人真正得到西方社会上下的广泛承认，他们是：孔子、孙子、毛泽东、达赖（茅于轼认为斯大林要好于毛泽东，但在自由派视为榜样的西方，斯大林是和希特勒并列的）。

然而，在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中，却以建国后毛泽东的失误、过错为由，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人身攻击（包括指江青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说毛泽东的支持者是狐群狗党），连私生活也不放过，甚至指毛泽东为权力而完全疯狂、没有起码的人性、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心理非常阴暗、人民公敌、是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这种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生活上搞臭、精神上打倒（当然已经无法做到肉体上消灭再踏上一万只脚了）完全是文革的翻版。茅于轼先生用他竭力否定之人的方式来否定对方，真是历史的讽刺。

不过从茅于轼先生的历史反讽，确也令我们反思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应该说，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正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共同为建国后的现代化探索付出代价。且不说哪个时代的人物，就是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的今天，茅于轼先生还不是仍然有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吗？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美国国父华盛顿为例，他带领美国获得独立，并在担任两任总统之后坚决退隐（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儿子做继承人，所以改变了美国历史），堪称完美。然而，华盛顿却是黑奴制的拥护者，而且他自己也是黑奴主。但在他哪个时代都是合法、合宪、合理的存在，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全面否定华盛顿，将他与罪恶的黑奴制和黑奴主划上等号（林肯：如果奴隶制无罪，这个世界上就再无罪恶了），这是尊重历史吗？

至到现在，世人也无法猜透一位以学术严谨、理性客观著称、颇有声望的民间经济学家何以突然变成这样既不尊重基本事实，更像文革大字报类型的文章的作者。但是所有对之表示敬意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茅于轼先生，请回归您曾经拥有的理性、客观吧。要知道，一切违反常识、违背历史真实的声音都不会走的很远。

茅于轼先生其他观点：

“中国人，既然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现在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愁没有粮食吃，而是吃得太多，需要减肥了。而且中国从1999到2003连续五年因为粮食吃不完，放在仓库里要变陈化粮（已经变了不少），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要赔钱？因为世界市场上粮食也是太多，价钱比国内还低。全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粮食危机。”

“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顺便说一句，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耽误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房价飞涨，也与此有关。”

“水和石油稀缺的程度在上升，价格在上涨。这用不着着急。如果稀缺而不涨价这才要着急。我们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稀缺又不想让它涨价。结果肯定是供不应求，市场上买不着，当然出现危机。如果让它自由涨价，就会有替代办法出现。比如用风能发电，用电作动力开汽车。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块石油。现在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石油价格还不够高，替代不合算。事实上替代的办法多不胜数，我们可以用酒精开汽车，也可以种菜子油转变成柴油来开汽车。用注入高压高温蒸气的办法提高油田的采收率（现在的采收率一般只有35%左右），还有注入二氧化碳、注入氮气等等办法。总之有几千种办法解决石油不足的问题。只要石油价格涨得够高，这些办法都能够起作用。”

“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的；其次这和本人的职业利益有关，粮食专家强调粮食有危机，自己可以得到重用。”

2009年5月21日在云南开远答听众问：“水果可以替代一部分粮食，大家多吃一点水果就能减少对粮食的需求，所以水果和粮食之间也存在着替代关系。这就使得耕地面积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更具有弹性。我们可以选择多吃水果，进口粮食，多施肥多灌溉等等各种方式来代替耕地。所以耕地面积和粮食安全之间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比例关系，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

2009年，针对担心中国粮食如果依靠外国进口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茅于轼非常有信心的指出经济学理论可以实现效能最大化。提出如下观点：“有人担心把性命攸关的粮食供应交托给进口，非常不保险。万一人家不卖了，岂不是出大问题。其实市场买卖是非常安全的。如果没有外来的干扰，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停止交易。相反，倒是争着要把买卖做成，唯恐被别人把生意抢走了。”

2009年3月7日，茅于轼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题为《几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的演讲，在接受采访时主张要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必须向民众开放垄断行业；主张中国的房地产的土地和资金全部市场化；由于经济适用房败坏社会风气，主张建只设公共厕所的廉租房。

2010年，针对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实施升值压力，茅于轼指出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理想化的最优汇率。“最妙的是，这样的汇率不但对我方是最优，同时对对方也是最优。”“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不存在损人利己的汇率，也不存在损己利人的汇率。汇率只有两种，即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认为对方迫使我们调整汇率是出于对方的利益考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利于对方必定同样不利于我方。我们也不可能制定一个使对方受损自己得益的汇率”。

【古风按：茅于轼任理事长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http://baike.baidu.com/view/1851306.htm），却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大力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 “卡内基基金会”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据更加详细的调查研究（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6/232505.html），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天则经济研究所得到资助就包括福特、CATO Institute、企业基金会（AEI）、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当斯密社Adam Smith Institute、开放基金会（索罗斯的那个）、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直接或间接）。这些“资主”大部分都是右翼社团或者特殊使命社团，他们也许不会有明确的指令，但一定会通过有选择的交流和有目的的探讨来推销对他们有利的理论。至少他们要对得起基金会的股东。

其实，谁获得了谁的资助并不一定表明谁的政治立场就如何如何，关键是看其兜售的是不是毒药。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好好看看最近的几部记录片，就知道美国（西方）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到底都干的是些什么实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