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章發表在2022年3月31日發表Vanity Fair（名利場），作者是著名記者Elizabeth Eban. 原文的題目很長：“本不應該發生的事”，追逐病毒的非盈利機構成為實驗室泄露爭論的中心。這是該作者關於病毒源頭的第三篇長文。 

筆者和ChatgGPT共同翻譯了這篇文章，不得轉帖。

2021年6月18日，一個名叫Jesse Bloom的演化生物學家把自己的一篇論文發給美國總統的首席醫療顧問Anthony Fauci博士，論文尚未發表。Bloom儘管43歲了，可看着倒還像個大男孩，經常穿個短袖棋盤格襯衫，他的專業是研究病毒的演化。“他是我認識的最正直的科學家。”Serger Pond， 一個同行這樣說：“他總是想着窮根究底，發現真相。”

Bloom寫的這篇論文-我們叫它版前稿，因為還沒有經過同行審稿或者公開發表-包含了針對國家衛生研究所的敏感發現。 國家衛生研究所是聯邦政府監管生物醫學研究的機構。出於透明度的需求， Bloom希望國家衛生研究所下轄的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的首腦Fauci先看看他的論文。一般情況下， 大家會對版前論文得體地交流下看法，但是這個論文不是一般的論文，情況也不是一般的情況。

大流行病肆虐了1年多了，就是引起大流行病的病原體，SARS-CoV-2的起源依然是個迷。大部分科學家認為這病毒本是由蝙蝠攜帶，後來傳給了人。 這個飛躍應該是經由中間宿主，就是另外一個野生動物，在武漢一個宰殺出售各種野生動物的市場裡發生的。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懷疑病毒來自附近的一個生物實驗室，這個生物實驗室以研究危險的冠狀病毒著稱，其研究資金部分來自美國國家衛生院。這種鼓譟， 不論有無根據，都揮之不去，在信息自由法的保護下，國家衛生研究院也被猛轟。Fauci博士本人需要安保，理由是有些認為他掩藏真相的陰謀論者威脅要傷害他。

Bloom覺察到疫情初期從中國發表的某些論文裡提到的一些SARS-COV-2的基因序列不知道怎麼為什麼再找不到了，從此他做了很多偵查工作， 他的論文裡就是闡述了他在偵查中的發現。這些基因序列， 描繪了那些決定這個病毒的基因特徵的核苷酸，是追蹤病毒起源和如何演化的關鍵。在Bloom看來， 這些序列的消失可能是中國政府試圖掩蓋病毒早期流行的證據。 把所有的線索放在一起， Bloom認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應武漢的研究員的要求，從自己的數據庫里刪除了這些信息。現在，他希望Fauci還有Fauci的老闆，國家衛生研究所的所長Francis Collins，能夠幫助他找到其他被刪除的基因序列，這些序列可能會照亮迷霧。

Bloom在把論文稿送給Fauci和Collins的同一天，把論文稿發給一個公開的論文庫，這論文庫搜集那些等待同行審稿的版前稿。論文目前處於一個半明半暗的狀態：沒有正式發表，也沒有公開，但是幾乎肯定很快就會上線。

Collins立刻召集了一個Zoom會，時間是星期日6月20日。 他邀請了兩位第三方的科學家，一位是演化生物學家Kristan Andersen， 還有一位病毒學家Robert Garry，而且允許Bloom也可以邀請兩位。 Bloom選了Pond和Rasmus Nielsen, 一位基因生物學家。 這格局有點像老式的有人助拳的雙人決鬥，只是當時Bloom沒有意識到而已。這個會議結束6個月以後，他對發生的一切依然感覺很不安，便寫下了很詳細的記錄，這個記錄名利場拿到了。

After Bloom described his research, the Zoom meeting became “extremely contentious,” he wrote. Andersen leapt in, saying he found the preprint “deeply troubling.” I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wanted to delete their sequences from the database, which NIH policy entitled them to do, it was unethical for Bloom to analyze them further, he claimed. And there was nothing unusual about the early genomic sequences in Wuhan.

Bloom講述了他的研究發現以後，Zoom會議就變得很有火藥味，他寫道。Andersen先跳進來，說他覺得這個論文“非常令人不安”。如果中國科學家想要從數據庫里刪除基因序列，國家衛生研究所的規則是他們有權這麼做，Bloom想繼續分析這些序列就是不道德的，他宣稱。而且武漢的早期基因序列也沒什麼不尋常的地方。

馬上，Nielsen和Anderson就“對着吼”，Bloom寫道，Nielsen堅持說早期的這些基因序列非常讓人困惑，不一般。

Andersen -他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和Fauci通了些電子郵件，這些郵件也在信息自由法的要求下曝了光 - 第三次駁斥他。Andersen, Bloom寫道：需要在他家外面設安保，而且我的論文可能給一些陰謀說法添油，中國隱瞞了數據，更多的批評會針對他那樣的科學家。“

Fauci便發表意見，反對論文稿里描述中國科學家是”可疑地“刪除了基因序列。措辭太重了，Fauci說，而且沒人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求刪除。

That’s when Andersen made a suggestion that surprised Bloom. He said he was a screener at the preprint server, which gave him access to papers that weren’t yet public. He then offered to either entirely delete the preprint or revise it “in a way that would leave no record that this had been done.” Bloom refused, saying that he doubted either option was appropriate, “given the contentious nature of the meeting.”

就在這時候，Andersen提出了一個讓Bloom意外的建議。 他說他是論文庫篩選論文的人，這讓他能接觸到那些還沒發表的論文。 然後他就提議或者刪除Bloom的版前稿，或者就把論文不留痕跡地。 Bloom拒絕了，說他認為這兩個建議一個也不合適， 特別是在今天的討論分歧很大的情況下。

那一時刻，Fauci和Collins對Andersen的建議都想撇清，Bloom記得，Fauci當時說：“出於記錄的目的，我想說清楚我沒有建議你撤銷或者修改你的論文稿。”他們好像知道Andersen太過分了。

Andersen和Garry都不承認有人在會議里建議撤銷或者修改論文稿。 Andersen說Bloom的記錄是錯的。Garry嗤之以鼻說這是“扯淡”。Sergei Pond，反過來，聽我大聲讀了Bloom的記錄，證明它很準確。“我不記得具體的句子 -我沒做筆錄- 但是你描述的，聽起來是準確的。 我當然為可憐的Jesse感到難過。”他又說，當時的火藥味兒讓他覺得這根本不像是”科學會議該有的氣氛“。Fauci的發言人拒絕評論。

Zoom會議上的圍攻反映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圍城心態，它的事業可比Bloom還有那些找不到的基因序列大多了。 這個會議不能被巧妙地編輯或者刪除。 這一切都得從一個位於曼哈頓的沒什麼知名度的非盈利機構說起。 這個非盈利機構一直是個渠道，通過這個渠道，聯邦研究經費被派發到武漢的一個科學研究實驗室。

2014年，Fauci領導的機構給Ecohealth Alliance發了370萬美元的經費。Eco health Alliance是個民間機構，致力於通過甄別可能從野生動物傳播到人類的病毒來預測和預防流行性傳染病。這筆經費，名為”了解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的風險“，應該是被用於篩查在中國的野生或者被抓獲的蝙蝠，在實驗室分析其基因序列，從而評估蝙蝠病毒傳染人類的風險， 並且建構預測模型來研查未來的風險。武漢病毒研究所是一個主要的合作單位，Ecohealth Alliance差不多給了它60萬美元。但是這個工作異議太大，2020年7月國家衛生研究所便中止了經費。

實際上，EcoHealth Alliance完全沒預見到Covid-19的大流行 - 儘管病毒爆發的華南海鮮市場離武漢病毒研究所沒多遠。以後的幾個月，Ecohealth Alliance還有它的巧舌如簧的主席Peter Daszak, 被一小隊科學偵探和各路記者緊緊盯着。 他們想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到底出了什麼事兒？為什麼Daszak總是迴避談論他的機構給武漢病毒所的經費到底是做些什麼？Fauci和其他的官員是不是在努力讓大家不要去關注美國在資金上，至少是間接地，支持了什麼研究工作？

關於Covid-19起源的爭論變得越來越火氣大，分成兩個陣營的科學家在推特上彼此中傷。 自然起源論的鼓吹者辯論說，這個病毒和以前的很多病毒一樣，來自一個大家都熟悉的自然傳播現象，從蝙蝠的身上跳到一個中間宿主身上，然後又傳給人。 那些懷疑疑病毒來自實驗室事故的人指出一連串的可能情景，從一個科學家野外作業的不小心感染，到實驗室在做實驗中無意泄露了自然搜集的或者是人工編輯過的病毒株。雙方都缺乏具體證據，這就讓人越來越上火。“每個人都在尋找確鑿證據可以證偽，”渥太華大學的生物學家和律師Amir Attaran說。 可是沒有中國政府的合作， 那是不可能實現的。

2018年，Daszak在中國國有的電視台出鏡時說：我們和中國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期刊上發表，基因序列發布在網上，人人可以看， 很開放，很透明，而且很合作。“他說：科學天然就是透明和開放的。你做了一些工作，發現了一些事情， 你想全世界都知道這個，這是對科學家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當Covid-19在全世界肆虐的時候，中國政府承諾的透明實際上卻是有限的。政府拒絕分享早期病人的原始數據，也不參與更多的國際上的的致力於調查起源的努力。 2019年9月，也就是官方認可的大疫開始的3個月前，武漢病毒研究所把它的存有22000病毒樣本和序列的數據庫下線了，不管國際上如何要求，一直拒絕重新上線。

至於在美國的這些自稱一腦子透明度的科學家，Daszak早就明目張胆地組織人寫了封信給“柳葉刀”雜誌，試圖把實驗室泄露假說批成毫無根據的具有破壞性的陰謀論。 而且，Fauci和一小幫科學家，包括Andersen和Garry， 在2020年2月的一次秘密討論中， 把自然起源論定為不可置疑，私底下這裡面幾個人可是明說實驗室事故的可能性更大點。 這個討論發生的幾天前， 名利場的記者獲知，Robert Refield博士，本人是病毒學家，當時是美國疾病防控中心的主任，私下裡敦促Fauci對自然和實驗室起源假說都要認真調查。以後他就被排除在討論之外了 - 討論會發生以後他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口徑一致。”Redfield告訴名利場。

為什麼頂級科學家要打壓公眾對實驗室泄露的猜測 - 他們之間的來往電郵，這是應國會和美國自由信息法的要求曝光的，顯示他們自己也有同樣的擔心-還不清楚。 或者僅僅是他們後來轉而傾向自然起源說？也有可能是他們不想成陰謀論者的出氣筒？或者是他們不想公眾發現科學家們認為必要的一些研究可能有致命危險？或者是他們不想政府監管或者政治介入以後後失去研究經費？

給病毒定性為自然起源的努力還在進行時。 2023年2月， 紐約時報在頭版發了一系列版前論文稿 - 作者有亞利桑那大學的Michael Worobey， Scipps研究所的Andersen，還有16個其他作者，包括Garry - 聲稱一組對華南海鮮市場的公開數據的新的分析給病毒或於華南海鮮市場從動物傳播到人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但是一些頂級科學家，包括Bloom，質疑這個論斷，說這論文稿，雖然有價值，仰仗的是不全面的數據，也沒找到被感染的動物。

“我不認為這是什麼證明。 他們提供的證據更支持病毒是與野生動物市場而不是武漢病毒研究相關連，要是我我也會這麼措辭。”哥倫比亞大學的傳染病學家W. Ian Lipkin說，他更傾向於自然起源說。

“有些科學家武斷地咬死了華南海鮮市場是大疫的原發地；還有些媒體的人更願意不動腦子就擁抱某些結論。”Stanford的微生物學家David Relman說。“這件事太大了，可不是一個在互聯網上不經研究，不拿到全面有效的數據，沒實質內容的亂嚷嚷就能下論斷的。”

可能相比任何其他的人， Peter Daszak - 一個在武漢病毒所的冠狀病毒研究中浸淫的西方科學家 - 處在一個特別的位置，可以幫助世界打開起源之謎， 不僅僅是分享他的所知。 但是去年，Jeffrey Sachs教授，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他主管柳葉刀的Covid19委員會，把Daszak從調查新冠起源的工作組裡剔除了， 因為Daszak毫不猶豫地拒絕交出受他那些頗有爭議的資助的研究項目的進展報告。 （Daszak筆頭上回答了一些細節問題，他說他只是遵循國家衛生研究所的規定拒絕了Sachs的要求，因為在自由信息法強制之前，國家衛生研究院一直不肯公開Sachs要的那些報告，“現在報告都公開了”，他說）。

“Daszak和國家衛生研究所一直表現很差。“Sachs教授和名利場說：”一直沒什麼透明度，而且還有很多我們可以知道卻不知道的。“他說國家衛生研究所應該支持一個“獨立的科學調查”來研究在這場大疫中國家衛生研究所，Ecohealth Alliance，武漢病毒研究所還有它在北卡大學的一個合作實驗室可能扮演的角色.” “這兩個假說我們都不能放棄。“他說，而且”需要認真地科學地調查。” （“我們也歡迎獨立調查，Daszak告訴名利場）。

這個故事的原材料是名利場獲取的10多萬份Ecohealth alliance的內部檔案，還有和5個前雇員以及33個其他人物的訪談。 這些檔案大部分都出自疫情前，向前追溯很多年，包括了預算，員工和董事會的筆錄，內部的報告和電子郵件，等等。 儘管這些文件不能告訴我們Covid-19從那裡來，它們曝光了Econhealth Alliance運轉的那個世界：含糊的研發基金合約，徒有形式的監管，還有如何追逐政府的科學基金， 包括鼓吹一些高危險的研究。

Daszak的基金是怎麼和武漢病毒所糾纏到一起去的呢？很多年前，這個故事在華盛頓，一個莊嚴的藝術俱樂部開了場。 10多年來，Ecohealth Alliance在杜邦中心旁邊的Cosmos俱樂部主持了一系列的招待會，討論怎麼避免病毒大爆發。 這場面是把傑出的生物學家，病毒學家，記者，和真正的貴賓：聯邦政府有權分配科研基金的官員們，聚集到一起。

在請帖上，Ecohealth Alliance把招待會描述成“學習性質”。在這個民間機構的內部，頭頭們把這叫做“拉關係聚會“。投資的回報率甚高：8000美元包括Brie乳酪和Chardonnay葡萄酒的招待會， 他們能拉到聯邦政府分配基金的官員。好像這個機構在2018年的戰略計劃里說的：既然我們從聯邦得到的基金很多，我們可以在華盛頓Cosmos俱樂部的“拉關係聚會“上多多投入，一般每次從政府部門，非贏利機構還有私有機構邀請75-150人。 （“這種聚會在非盈利和民間機構很常見，這些機構仰仗各類公私捐贈。”Daszak告訴名利場）。

這些往來的貴人，沒誰比Fauci的地位更高，他是科學界的造王者，一年分配幾十億的研究基金 - 而且Daszak決心和他同台。 這想法有點困難， 儘管他曾經會過Fauci也從他的機關拿到過基金，畢竟Daszak還不那麼有名。 但是他拉關係拉到了Fauci身邊能說上話的人物。

2013年9月9日，Daszak給Fauci的高級顧問David Morens發郵件， 看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掌門能否來發表演講。 Morens回了郵件，建議Daszak直接給Tony發郵件，感謝他最近的會面再邀請他去Cosmos俱樂部研討。這樣比較個人化，看起了不那麼像是我們刻意討好他。“

儘管Fauci拒絕了，以後還拒絕了幾次，Daszak堅持不懈。 2016年2月，Morens給了個很有價值的帖士：Fauci一般對此類邀請都說不，除非ABC，NBC，CBS，還有Fox都背着錄影機出席。 如果他受邀做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講話者， 機會就更大些。

這下搞定了。Fauci同意3月30日在Cosmos俱樂部做一個關於Zika Virus的演講，與會者甚眾。 貴客來自一串有錢撒的聯邦機關：國土安全部，美國國際發展司，五角大樓，甚至國家宇航局。 就像過後Daszak在12月15日的董事會上所講：華盛頓的拉關係聚會能讓我們在一眾聯邦金主們那裡混個臉熟。“ 董事會筆錄上寫着。一個月前，床鋪當選總統，一個董事會成員在會上問新當選總統和他的政府對仰仗聯邦基金資助的這些非贏利機構意味着什麼？Daszak安慰說：我們機構的宗旨沒什麼政治性， 應該沒事兒。“

那時候他哪裡知道，在川普和Covid-19的年代，科學自己變成了終極的政治競技場。

與和Fauci同台不僅證明Daszak已經是病毒界的真正玩家，也可以彰顯出他已經獲得了多少成就。 多少年來，Peter Daszak領導着一個搖搖欲墜的非贏利機構， 拯救海牛，鼓勵對寵物負責，關注瀕危動物。這個機構，一直到2010年名字都是野生動物信託基金會，時刻都在找錢填補預算的窟窿。有一年， 它給一個在利比里亞的礦業公司一些好處，作為回報，它可以去評估Ebola病毒的風險。 還有一次，它去一個砍伐雨林的棕櫚油大亨那裡募捐， 好處是幫大亨洗洗臭名。

禿頭，經常穿得好像去遠足，Daszak一方面是個營銷者，另一方面也有眼光。他老早洞察到人類對自然的入侵多半會導致動物身上病原體在人類社區出現，其中蝙蝠攜帶的病毒潛能最大。“Daszak敢肯定蝙蝠身上有致命的病毒。”，紐約康奈爾大學醫學中心的副教授Matthew Mccarthy說。 2004年，當時他才23歲，還是哈佛醫學中心的一個學生，便和Daszak一起去喀麥隆抓蝙蝠。“我離開親人和朋友，”他說：”對我這樣的人這是件很強大的事情，我是說到世界上最偏遠的地方去。 我是被他帶感染了, 他的話語，他的人。“

2001年有一次生物恐怖襲擊，有人從美國郵局送的信件里發現了炭除菌，再加上第二年中國爆發了SARS病毒， 給致命病原體的研究帶來了大筆聯邦基金。 2003年，美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院得到了令人矚目的17億研究基金，致力於抵抗生物恐怖襲擊。

有實驗室。 最近的蝙蝠村落在中央公園。 但是他培養了一個關係戶，石正麗，這個中國科學家後來升到武漢病毒所新興傳染病中心的主任。 輕盈多才多藝，有國際文憑，石正麗在中國是出名的“蝙蝠女郎”，探索蝙蝠生態的膽子很肥，Daszak與她的結盟等於對他敞開了中國的蝙蝠洞。

2005年，在中國的四個地方做了野外研究後，Daszak和石共同寫了第一篇論文，敲定了馬鞋蝙蝠可能攜帶SARS類的冠狀病毒這事兒。 他們以後合作共寫了17片論文。 2013年， 他們報告說，他們發現一種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 石正麗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實驗室里把病毒分離出來的人，可能會直接感染人類細胞而無需中間宿主。 “Peter看重她。”一個前員工說：每個人都認為他們在為全世界做偉大的事情。“他們的合作讓Daszak對雲南省的蝙蝠洞有種主人般的感覺，在以後的基金申請書中，他叫它們“我們的野外實驗區。”

Daszak的員工和石正麗的研究生們一起工作， 在武漢和曼哈頓間穿梭往來，交流頻繁。 石訪問紐約的時候，員工們挑了個餐館很認真正式地招待她。 “正麗不太計較形式；她和學生在實驗室里包餃子！”Daszak’s的辦公室主任給另一個員工寫道：她在法國拿了博士學位，喜歡紅酒，吃的好比形式重

2009年， 蝙蝠帶來大筆錢。 那年9月，傳染病研究所分配了7500萬名叫”預見“的基金給四個機構，包括Daszak的。 這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動物攜帶病毒的檢測項目“，傳染病所說， 而且它的目標是甄別和預測病毒的出現，部分藉助於採樣和檢測蝙蝠還有偏遠地區的其他野生動物。

The $18 million over five years awarded to what was then Wildlife Trust was a “game-changer,” Daszak told his staff in an ecstatic email sharing the news.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despite 7 hours of drinking champagne – literally!)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1800萬基金分5年發放，當時還叫野生動物信託基金會的機構由此改變了命運。Daszak在一封給員工的郵件里興沖沖地分享了好消息：我想用這個機會感謝你們所有人的支持（儘管已經喝了7小時的香檳）。

金錢改變了艱難的非贏利機構。 它增加了一半的預算， 結束了常年虧損；開始了早該做的重塑，隨之名字也改成Ecohealth alliance; 裝修了辦公室，把壞了很久的空調也修理好了。 5年裡，它一共分配了110萬美元給武漢病毒研究所，在一份給國會的信件里，美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這麼說。

Maureen Miller博士，一個傳染病學家， 2014年到了Ecohealth Alliance, 她着陸在一個她發現有害而且神神秘秘的環境。 關門會是常態。 領導層是一些排外的“老男人小圈子”。她很快相信她接到聘書是因為“他們需要一個資深婦女”。她說，又加了一句：我幾乎什麼都不知道。“

她加入機構的時候，剛好是在機構又得到了新一輪五年的”預見“基金之前。那年， 國家衛生研究院批准了”理解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出現的風險”項目，就是後來反咬了Fauci的370萬美元。Miller說她主要被這個能夠建設一套疫情預警系統的主意打動了。

Miller需要建設一套監控策略，這個系統要能夠監測到動物身上攜帶的病毒出現外傳。 居住在中國雲南的蝙蝠洞附近的農民要定時測血，檢查SARS類的冠狀病毒的抗體，還有回答問卷，看看什麼樣的行為可能讓他們感染。 這是個生物和行為類的預警系統。“Miller解釋道。

後面的兩年， Miller只見過Daszak幾次。但是她與石正麗密切工作，她們一起發展了驗血系統。 那時候， Miller說：“我從來沒有通過打電話從石正麗那裡拿到什麼檢測結果。我得去中國才能知道。”從這些事情看，Miller推測說，石正麗是世界級的科學家，她尊重中國的體制。“簡而言之，她遵循中國政府的規則。（石正麗沒有回覆我們）。

Miller2016年11月離開了Eco health Alliance，從來不知道她發展的那個監控系統後來變成什麼樣兒了。 但是2017年秋天，石正麗告知Miller的前助理說Daszak會成為下一個論文的作者之一。“石特別說我的名字也要在上面。”Miller說。2018年1月，論文發表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期刊上，Miller的名字也列為作者。 218個農民中的6個驗出了抗體，說明這個監控系統確實可以成功地發現可能的外傳。

但是這段經歷讓Miller對Daszak的印象不好：他一門心思想當發現者，從不願分享。

Daszak說Miller的名字在至少8篇論文中被列為作者，”這證明了我們在論文著作權方面的工作公正，公平，而且開放。“他還說機構的員工背景多樣，文化上敏感， 20年來，大部分都是女性。

Daszak’s $3.7 million NIH grant first set off alarm bells in early May 2016, as it entered its third year. The NIH requires annual progress reports, but Daszak’s year-two report was late and the agency threatened to withhold funds until he filed it.

Daszak的370萬美元的聯邦基金在2016年5月敲了警鐘，這是基金的第三年。 國家衛生研究院要求每年報告進度，但是Daszak第二年的報告上交得遲了， 國家衛生研究院就威脅要停發基金直到他交上作業。

他最後交上去的報告讓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基金審批人感到擔憂。報告說科學家們計劃克隆MERS的病毒，這是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的駱駝身上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致死率高達35%。 報告還說得很清楚， 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基金已經用來製造了兩種類似SARS的合成病毒， SARS在2002年出現，害死了至少774個人。 （合成病毒是把不同病毒的各一部分放在一起合成一個新病毒）。這些暴露讓授權人不得不問了一個關鍵問題：這類工作是否就是聯邦法律提及的功能增益研究？）

因為這事情， Daszak的基金被經年累月的爭論糾纏住， 這個爭論把病毒界分裂成兩個。2011年，兩個科學家分別宣稱他們編輯修改了亞洲禽流感病毒（H5N1），這種病毒2003年以來至少害死了456個人。科學家們給病毒提供了新的功能 — 此功能讓病毒更容易感染雪貂，一種基因上比老鼠更接近人類的動物-以便於評測對人類的風險。 兩個研究都得到了國際衛生研究院的基金資助。

科學界就到底什麼是功能增益研究爆發了衝突。鼓吹者說這研究強調出可能的威脅，對預防流行感染有幫助。 批評者說創造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病原體流出來很麻煩。吵得火大，Fauci努力不選邊站，但是最終還是支持了此類研究，在華盛頓郵報與其他人一起辯稱實驗室里製造一個可能很危險的病毒也會帶來重要的信息和洞察。“

2014年10月，奧巴馬政府要求聯邦基金中止資助有可能讓感冒， MERS或者SARS病毒更致命或者更有傳染性的研究，同時開始了審查工作。 但是這個中止令的文本有空子可鑽，這讓Daszak有機會保住他的研究。 2016年6月8日， 他寫信給國家衛生院的基金專員，說從已完成實驗中獲取的類似SARS的合成病毒不應在被中止之列，因為所用的病毒株以前並不知道可能感染人類。 他還指出2015年的研究論文表明，科學家用同樣的病毒株感染人類化的老鼠， 發現這種病毒株沒有SARS病毒那麼強的致命性。

但是他拿來說事兒的2015年的那個論文並不特別給力。 論文裡，石正麗和北卡大學的傑出教授Ralph Baric, 把不同物種身上的類似SARS的病毒混合在一起， 製造了一個新的合成病毒，這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人類。 （Baric教授沒有回答我們的問卷）。

這個功能增益實驗，開始於中止令之前，實在可怕，以至於作者自己也發出發出預警，寫道：科學審查組織可以認為此類研究太危險，不應進行。“論文裡說研究經費來在國家衛生研究所和Ecohealth Alliance, 不過是來自另外的一個基金。

If anything, the MERS study Daszak proposed was even riskier. So he pitched a compromise to the NIH: that if any of the recombined strains showed 10 times greater growth than a natural virus, “we will immediately: i) stop all experiments with the mutant, ii) inform our NIAID Program Officer and the UNC [Institutional Biosafety Committee] of these results and iii) participate in decision making trees to decide appropriate paths forward.”

不管如何，Daszak建議的MERS病毒研究甚至更危險。 他忽悠國家衛生院的方案是：如果任何合成病毒株長得有自然病毒的10倍大，“我們就馬上 1）停止一切有關實驗；2）通知傳染病所的項目經理，還有北卡大學的機構生物安全委員會； 3）參與決策過程，決定以後走那個路徑。 

這裡提到的北卡大學讓國家衛生院的項目負責人困惑， 他指出申請書說過研究是在武漢病毒所進行的。“請說明合成病毒是在哪裡製造的？”負責人寫道。 10天以後，還是得不到Daszak的回覆，負責人又發了一個電郵詢問。6月27日，Daszak回復，總是那麼興高采烈：

你說得對，我們的信里是有錯誤。 北卡大學對合成病毒沒有監管，全都在武漢病毒所進行。我們今天會和石正麗說明如果我們發現加強複製，誰應該馬上得到通知。 我的理解是我當然馬上知道，我可以通知你們傳染病所。對錯誤很抱歉。

到了7月7日，國家衛生研究所同意了Daszak的條件，全看雙方的透明度：石正麗如果發現合成病毒有任何讓人不安的發展， 會立刻通知Daszak. 而Daszak會馬上通知傳染病所。 Daszak熱情洋溢地回復項目負責人說：“這太好了！我們很高興知道我們功能增益實驗的中止令被移除了。”

讓這樣危險的研究在武漢病毒所繼續“在我看，完全瘋了。”蒙大拿生物技術中心的主任Jack Nunberg說。“沒有監管， 沒有規範， 中國的環境”。在那裡，誰在聲譽高的期刊發表了論文就可以拿到國家的獎勵，激勵機制就很危險。“所以這真是上升到：不，這絕對不應該發生， 的程度。”

以後的發展似乎支持這個看法。 2021年1月15日，在川普政府要下台之前，美國國務院公開了一份事實清單，主要來自解密了的情報。 這份清單認定中國軍事科學家從2017年以來一直和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合作，如果不是更早。 這就讓人不禁要問，是否這個研究被重新指向用於攻擊或者軍事用途？儘管石正麗和其他武漢病毒所的人曾經否認過這種合作曾經發生過， 前國安副秘書Matthew Pottinger把這些否認叫做“有意撒謊。如果無罪假設，你可

如果中國軍隊一直和武漢的科學家合作，不知道Daszak是否已經覺察到了。 他的一個前員工和名利場說，他對武毒所的洞察遠沒有他吹得多。 那邊的研究工作從來就是個迷，這個員工說。 這個非盈利機構以前聘請過一個住在美國的中國人幫助解釋武漢病毒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們只能他說什麼我們信什麼。 還有，就這樣吧？因為他們的關係。

“他不知道實驗室里發生了什麼”這個員工說：他也不可能知道。“

根據D的說法， Ecohealth Alliance知道武漢病毒所把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基金做了那些事。 他還說他一點不知道中國軍隊介入了那裡， 也從來沒有被任何美國政府部門通知過。

到了2017年，儘管基金大筆注資，Ecohealth Alliance面臨着正在發酵的財政危機。 91%的資金來自聯邦政府，71%來自預見基金，機構的財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上說。 第二輪資金，叫做預見2，再有兩年也就結束了。 沒有可能知道會不會有資金3. 嚴峻的可能性是不會有第三輪， 內部叫做“預見懸崖。”

如何挽救這個機構呢？一個又一個的會議在討論這個話題。 有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是 Global Virome項目，這是一個民間項目由傳染病專家Dennis Carroll主持，這個人在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期間建立了“預見”。 Global Virome的雄心要大得多：它的目標是把全世界所有可能的病毒都畫出一個位置圖 - 其中差不多84萬可能感染人類 -這樣就能結束“大流行病時代”。

此項目預計10年內要分配34億美元， Daszak對董事會說。 但是如果不知不覺爆發了流行病呢， 30年可能的成本是17萬億美元。 這麼看，Global Virome的項目開支還是很值得。

然後還有另外一條路能讓Ecohealth Alliance彌補800萬美元的預算缺口。 國防部的基金可以救生。 國防先進研發處（DARPA）正在給一個叫PREEMPt的新項目徵集提案， 此項目致力於甄別動物病原體，力求預防此類病原體進入人類社區造成流行病的爆發。

對EcoHealth Alliance, PREEMPT基金簡直是手到擒來。 多少年來，Daszak一直在發展一個預測模型來甄別全世界可能發生病毒外溢的區域以謀求在病毒源頭終止感染。 有些人對他的方法存疑。“他這模型用了20年， 從來沒有預測到一例爆發，無論是普通流行病還是大流行病，”

Ecohealth Alliance在另外一個主要賣點上下了重註：他在中國獨一無二的關係可以讓美國政府在外國實驗室插上腳。 Daszak幾年前有一次在內部會議上說，國防部的一個部門希望能得到一些政府無法獲取的其他國家的信息（中國，巴西，印度尼西亞，印度）。

隨着“預見懸崖“和DARPA申請的終止日期越來越近，Daszak在董事會上樂觀地指出自己的機構在得到聯邦基金的方面一直頗有斬獲，“這就是黃金門票，”一個對DARPA 申請熟悉的前員工說：“話語一直是，我們要做前沿的很酷的科學研究， DARPA正是這種研究的金主。“

去年9月，EcoHealth Alliance給DARPA的基金申請提案被人披露給DRASTIC, 一個鬆散的全球調查組織。 此調查組的成員有教授科學家也有業餘數據迷，致力於挖出Covid19的源頭。 這個提案75頁，其中有一個細節很震撼：計劃研究SARS類的冠狀病毒的Furin酶切位點，可能把新的切位點嵌入病毒讓病毒有能力感染人類細胞。

Furin酶切位點在病毒的蛋白表面可以讓病毒進入人類細胞。SARS-COV-2，在這個DARPA基金申請提案提交了一年多以後出現，讓人關注的是它是SARS類的冠狀病毒里唯一有這個切位點的。這個不同尋常的地方讓一些科學家想到是否這個病毒來自實驗室拉胯的操作。

名利場曝光了DARPA提案的亂象，混亂和五毒所的石正麗還有北卡大學的Ralph Baric的加入也有關。3月的申請截止日期快到了，申請組的成員加班加地干，不同的版本是世界各地湧進來。“這些文檔是很多人，很多人都在寫。”一個前員工回憶說。

申請提案建議說在雲南的蝙蝠洞裡抓蝙蝠，把它們送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獲取並且改造它們身上的病毒，用這些病毒去感染那些有着人類化的肺部的老鼠。 然後呢在找出那些高風險地區，那裡有攜帶高危病原體的蝙蝠部落，往蝙蝠洞裡噴某些物質成分，這些成分能夠減少蝙蝠身上的病毒的排放。

從拯救海牛的摩托艇到此，這一路可真夠長的。

不管如何定義，這都是功能增益研究。 聯邦政府的終止令2017年1月就結束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叫做“監督管理可能大流行的病毒“的審查系統。 這個系統對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做安全審查。

Ecohealth Alliance的DARPA提案里認定這個研究項目無需審查。 它還強調它召集的團隊的多年的經驗。 但是3月29日在一次內部會議上，Daszak對DARPA申請提案的不專業和混亂表示沮喪。這是個“很大的失敗，無論怎麼看”，他說，列舉了的錯誤好像瀑布：申請得晚，截止時間30分鐘以後才遞交。” 上傳文件的時候有錯誤，評論區還留在文件上，他還問誰負責這些事。 他沖他的員工嚷嚷， 我們需要的是“改變文化”，才能拿到錢。會議記錄上寫道。

DARPA內部，這個申請提案立刻引起了懷疑。 這申請毫無常識，當然不會被批准拿到合同，一個當時在場的前DRAPA的官員說。 Ecohealth Alliance在他們眼裡是個粗糙組織，中間人，一個在後面提供幫助的合作者，願意飛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吃簡餐，睡大車店，這人說。

同樣的， 武漢病毒所也沒被多看重，尤其是和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對比的話，它管理着中國唯二的BSL-4，也就是最高安全級別，的實驗室。哈獸研是中國的哈佛， 這個官員說。武毒所更像個安全學校。 Ecohealth Alliance綁定了一個嚴肅的科學家， Ralph Baric, 一起攢了個提案。 這位前官員說，讓一個非盈利機構來給攸關國家安全的全球項目做主要合同商就好像讓你的租車行的經紀來指揮一艘戰艦“。

儘管DARPA的3個審查者有2個說這項目可以考慮，第三人，生物科技辦公室的項目經理，說了不。他寫道，這個申請沒有提如何功能增益的風險，還有這研究是否有軍民雙用途（DURC），這個技術用語是指那些被可以用來製造破壞和威脅安全的科學。

“DARPA提案基本上描繪出了怎麼製造SARS-COV-2病毒。”病毒學家Simon Wain-Hobson說，他是呼籲做一個更充分的新冠起源調查的科學家之一。 如果這種實驗有Baric那樣的頂級科學家的祝福，那麼武漢病毒所便有可能想複製這個被看成前沿的科學技術，他說：“我可不是說他們真的做了。我的意思是問這個問題完全正當。”

Daszak這邊，他說DARPA審查組的人沒說過對提案有什麼不安。 相反，他說：“DARPA對我們說我們是強提案，還希望DARPA有更多的資助給PREEMPT項目。”他又說：“我們從未做提案里的實驗， 據說所知，我們的搭檔也都沒做過。”

2019年12月底， 後來很快被甄別為SARS-COV-2感染的病例在武漢建安區的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也就是離武漢病毒研究所差不多8英里的地方。

Daszak貌似準備好在馬上來的危機中帶節奏。 2020年1月2日， 他推道：“好消息！美國，中國和很多其他國家科學家要合作積極地阻斷病毒外溢的能力， 發現外溢，假設發生了的話。”他繼續說：這包括與中國疾病預防中心，武漢病毒所，Duke大學，Baric實驗室，中南各省的疾控中心，大學還有實驗室的合作。“

1月30日，Daszak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美國部亮相，說有兩件事證明是錯得離譜。“我很樂觀。。。這個疫情會開始好轉，”他說：“我們看到一些小的人傳人的案例在其他國家發生， 但是這不是不可控的。”他接着下結論說中國政府做了一切能做的，開放，透明，與國際衛生組織合作， 與各地的科學家討論， 必要的時候，請他們去幫忙。 他們在做的，就是現在需要做的。“

事實正好相反。 病毒火燒火燎地蔓延， 而中國政府忙着打壓那些說實話的人：它命令銷毀所有的實驗室樣本，懲罰發預警的醫生，聲明關於新冠病毒的論文政府點頭前不能發表， 這個限令今天還有效。

在美國政府的高層，人們越來越擔心一個問題：病毒那裡來？武漢病毒所搞的實驗，一部份研究資助是美國納稅人的錢，是不是在病毒爆發中有什麼干係。

Robert Redfield博士，當時美國疾控中心的主任，覺得不僅僅是可能而且是貌似病毒就是起源於實驗室。“我個人認為從生物學上講，SARS Cov-2從蝙蝠身上通過一個中間宿主傳播到人身上然後就變成了殺傷力最強的病毒之一？沒那麼容易。“他告訴名利場。 無論2002年的SARS病毒，還是2012年的MERS病毒， 都沒有表現出如此強大的在人群間的傳播力。

是什麼改變了？不同的是，Redfield相信， 石正麗和Baric2015年發表的功能增益研究， Ecohealth Alliance給予資助的那個。 研究確立可以通過改造SARS類的冠狀病毒，讓這個病毒能夠通過叫做ACE2受體的蛋白來感染人類細胞。儘管當時的實驗是在Baric的在教堂山的很安全的實驗室做的，但是誰能說武漢病毒所沒有繼續在自己的實驗室里做這個實驗呢？

2020年一月中旬，名利場可以揭示，Redfield博士和三個科學領袖通了電話表達了自己的憂慮：Fauci, Jeremy Farrar, 英國Wellcome信託的主任， 還有譚德賽，國際衛生組織的總幹事。Redfield說他的意思很簡單：“我們需認真對待實驗室泄露假說。”

是否Redfield的憂慮讓Fauci自己也開始害怕了，尚不清楚。但是2月1日星期六的晚上12點半，Fauci給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副主任，Hugh Auchincloss，發了個郵件，在主題線上做了“重要”的標識。 他把石正麗和Baric2015年寫的論文作為附件，寫道：Hugh：我們明天早上一定得聊這個事兒，你不要關手機。“他讓Auchincloss先看論文，還說：“今天你有必須完成的任務。”

2月1日是個重要的日子。中國的死亡人數超過300， 10幾個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病例，Farrar召集了處於5個不同時區裡的11個頂級科學家。那天早上，他讓Fauci來參加。“我傾向這個會要特別小”他寫道：明擺着彼此得絕對信任。“Fauci, Francis Collins, Kristian Andersen, 還有Robert Garry都參加了會議。沒人邀請Redfield，甚至也沒人告訴他有這個會。

在會上還有會後四天的電子郵件里，科學家們解析了SARS-COV-2de基因序列，特別關注了Furin酶切位點。

Michael Farzan博士，免疫學家，告訴這群人的一個成員說，這種不尋常可能是在一個生物管控不到位的實驗室里，合成病毒和人體組織持續接觸的結果。“無意地創造出了一個能在人類社區迅速傳播的病毒，”一封電子郵件在總結這番討論時說。 傾向於實驗室起源說，他說：“我覺得問題是你是否相信這一連串的偶然， 你對武漢病毒所了解多少， 自然界有多少 - 無意泄露還是自然時間？我差不多70:30 或者60:40.

他不是唯一。Garry這麼描寫“神奇”的Furin酶切位點：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可信的自然演化能讓你從蝙蝠或者什麼的身上抓到一個那麼類似SARS-COV-2的病毒, 然後給這病毒恰好插入有4個氨基12個核苷酸，這些都得同時發生，這病毒才有如此威力，我真是無法相信這些能在自然界發生。“

前一天的晚上，Andersen給Fauci發郵件，說他和其他的科學家，包括Garry, Farman, 還有奧地利病毒學家Edward Holmes都發現這基因序列和期待的自然演化結果不符合。

沒過三天，這裡的4個科學家，包括Andersen，Garry還有Holmes，分享了一封草稿信，此信支持的是正好相反的說辭。 Farrar在這封信在3月17日的自然醫學雜誌上發表前發給Fauci求反饋。這封名字叫SARS-COV-2de自然起源的信里，分析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並且做了一個看起來不含糊的聲明：我們不相信和實驗室有關的任何情景有什麼說服力。“

4天內他們是如何變得如此確定還不知道。 “刺：病毒與人 - 一個來自內部的故事“，是Farrar寫的一本書，他在書裡說：“重要的新信息，沒完沒了的分析，激烈的討論還是很多不眠之夜。”可是儘管他們把草稿信在2月4日傳閱了，爭議依然繼續。Farrar給Collins和Fauci寫郵件說，儘管Holmes現在反對病毒是改造的，他還是認為實驗室和自然是60:40。

一個WELLCOM信託的發言人告訴名利場：Farrar博士經常性地和其他各方面的專家討論， 還組織例會。“，他又說：Farrar博士的看法是在這些討論和研究中從來沒有什麼政治影響或者政治介入。Garry說實在很煩沒完沒了地解釋，那封電子郵件不過是事後從幾十封甚至幾百封郵件里挑來說事兒的，科學的討論現在還在進行呢。

儘管他自己並非這些討論的參與者，流行病學家W.Ian Lipkin對名利場說：我認識Fauci30年了。 Fauci只對真相有興趣。不這麼看他的人其實是不了解他。“

Lipkin是“自然界起源”公開信的第五個作者。 2020年2月11日，在公開信發表前，他給其他的作者發電子郵件說這封信大概能有效反駁實驗室改造病毒說，但是無法排除武漢病毒所在培養毒株的日常工作中無意泄露的可能性。“那裡研究冠狀病毒的規模那麼大，最早的病例又出在附近，這種現實的證據無法排除那種可能性。”

儘管公開信承認實驗室事故確實發生過，甚至SARS病毒也從實驗室里泄露過，它還是對SARS-COV-2起源於實驗室嗤之以鼻。 Lipkin沒有再受邀參與以後的一些論文的發表， 比如Andersen和Worobey那篇2月上了紐約時報頭版的版前稿。 “我知道我為什麼沒有被叫去和他們發表論文，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連問我一聲都不。”他說。

在Andersen和其他科學家忙着斟酌自然起源公開信的詞句時， Daszak在悶聲打擊實驗室泄露說。2月19日，在頗有影響的柳葉刀雜誌上發表的一份公開信中，包括他在內的26名科學家言之鑿鑿：“我們團結起來譴責關於Covid-19病毒並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9個月以後，應信息自由法的要求公布的電子郵件說明Daszak是柳葉刀公開信的指揮，他還有意在幕後，製造科學家團結一致的表象。

在主題線上， 他寫道：“你不用在公開信上簽字， Ralph！”他寫給Baric和另外一個科學家：“你，我還有他都不要簽名，這樣我們置身事外，不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又說：我們得讓這封信看着和我們都沒什麼關係， 這樣才能體現我們的看法獨立。”

Baric同意，回信說：否則看上去我們有私心，這封信的影響力就不大了。“

柳葉刀最後聲明看法客觀：我們沒有利益衝突。這些簽名者有Jeremy Farrar還有另外一個和Fauci秘密勾兌的科學家。

看到柳葉刀公開信，還看到Farrar, Redfield恍然大悟。 他知道這幫人私下裡勾兌着打壓實驗室起源論，但是表面上給人一種科學家已經達成自然起源的共識。“他們做了個決定，他們只支持一個看法”，還打壓探討，Redfield說。“他們辯稱他們是為了捍衛科學，但是這恰恰是反科學的。”

Wellcome信託的發言人對名利場說，“這封公開信僅僅是為了表示和很有名望的中國科學家站在一起，反對無根據的臆測。Farrar博士不相信公開信是串聯勾兌的。 他沒有什麼利益衝突可以披露。“

當病毒傳播到全球各個角鹿，Daszak繼續把可觀的精力用來讓更多的人相信“科學界已經達成共識“：病毒起源於自然，不是實驗室。但是一個又一個讓人不安的細節被曝了光，共識之說便開始出現裂痕，還讓人質疑他到底是幹什麼的？

2020年4月17日白宮的新聞發布會上， 一個屬於右翼陣營的電視媒體NEWSMAX的記者問川普總統為什麼國家衛生研究院370萬美元的資助給了中國的高等實驗室。 他的細節沒搞對，但是他的問題倒是中了反華政治的下懷。川普說：我們馬上停止這些資助。”

這番對答讓另外一個記者憋不住問Fauci：SARS-COV-2病毒是否來自實驗室？他在白宮的講話台上，回答得簡潔清楚：最近公布的由一組資深演化病毒學家做的分析做的結論是此病毒“與病毒從動物傳播到人的演化完全一致“。他指的是自然起源公開信，是他2月密會的幾個科學家寫的。

第二天，Daszak給Fauci發了郵件，深深滴感謝他“起來公開聲明科學證據支持Covid-19是從蝙蝠到人的自然傳播，不是武漢病毒所的泄露。” Fauci回復了，也對他表示了感謝。

如果Daszak認為Fauci的美言意味着他的資助安全了，那他就真錯了。 6天以後，他收到了國家衛生研究院一個高官的措辭嚴厲的信：他的冠狀病毒研究資助，有些他發給了武漢病毒研究所，被停止了。 經過一番咆哮和法律威脅，聯邦幾個月後還是重啟了資助，但是把研究給停了。 然後便開啟了Daszak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一場關於合同是否得到遵守的痛苦的大戰，現在還在進行時。 去年9月以來，大量他的私人信件被曝光，這是The Intercept在自由信息法的保護下爭取到的。

Daszak也發現自己需要應付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武漢病毒所為什麼讓存有22000個基因序列的數據庫在2019年9月，就是疫情大爆發的前夜，下線？

Maureen Miller說她在Ecohealth Alliance的時候設立的監控系統曾經在中國采了很多農民的血樣，這裡面說不定有些線索。但是他們去找武漢病毒所，卻沒人理會。 Jamie Meztal，大西洋理事會的高級理事，最早呼籲全面調查Covid-19起源的人之一，說：為什麼美國納稅人的錢用來幫助預防流行病而建立的數據庫，現在我們卻不能去檢索，還恰好是我們需要這個數據庫發揮建設它的初衷的時候？“

本來，Daszak手握相當多的這些現在得不到的數據。 2021年3月他在一個倫敦智庫組織的討論上這麼說：“很多工作都是在我們機構做的。。。我們基本知道這些數據庫里都是什麼。”之前，他還和56個其他的科學和醫學組織，一起發誓如果出現公衛危機，他們會馬上分享數據。然而， 現在這樣的公衛危機發生了，他去告訴“自然”雜誌：“我們覺得讓我們公開我們所有是不公平的。”

2020年4月，他警告和他一起從預見基金里得到資助的其他機構不要公開發表一些基因序列,:所有人 - 非常重要，我們不能把預見基金資助下獲得的基因序列現在發給基因庫，“他寫道：”你們可能已經知道了，國家科學衛生研究院剛剛中止了一些資助。這些預見基金資助下的基因序列如果公布，會給預見基金，合作者，還有傳染病研究所， 帶來麻煩。

2021年10月，國家衛生研究所好幾次要求Ecohealth Alliance把美國資助下與武漢病毒所做的研究數據上交。 Daszak辯稱他等着中國政府的批准。這個解釋貌似推翻了美國政府資助全球合作管理病毒爆發的整個邏輯。

Daszak說認為Ecohealth Alliance沒有馬上分享數據是不正確的，還堅稱他的機構所有國家衛生研究所資助的武漢病毒所研究的數據現在已經都公開了。 他還說他”警告過“這會惹來不”受歡迎的關注“，因為他不想他的同僚們被拖進不公平的政治爭端中“， 國家衛生研究院中止了給Ecohealth Alliance的資助以後，一大波沒憑據的政治攻擊就發作了。

美國的官員，至少有一個Daszak的前同事，在2020年11月聽說國際衛生組織宣布Daszak名列11個前往中國調查新冠起源的國際專家的時候驚呆了。 中國對這個名單有否決權， 美國推薦的三個專家都被否了，反而是Daszak被列為美國的唯一代表。

現在還不清楚Daszak是怎麼進入這個專家組的。“我並不想去， 而且我開始也說了不， ”他後來告訴科學雜誌，然後又說：“如果你想對一個在中國爆發的新冠病毒的起源徹查，第一個你會想和一個在中國做了很多新冠病毒的工作，但是也不是中國那邊的人，那就只有我了，不好意思。”

Daszak對名利場說：國際衛生組織找到我，讓我參加專家組。 我開始拒絕了，但是… 他們一直中肯地勸我，說追溯新冠起源是科學家的責任。“國際衛生組織對他的話不置可否。

一個EcoHealth Alliance的前員工認為很明顯是誰選了Daszak: 如果美國沒有推薦他，那他必然是中國政府選的。“

記者Lesley Stahl打斷他：那你就聽他們的了。“Daszak回答：“好吧，我們有別的可選嗎？我們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們差不多已經到了極限了。 我們問了他們很猛的問題。 他們的回答，我們覺得可信- 正確而且有說服力。”

2021年3月24日，Daszak在一個坐滿了人的政府會議廳，給聯邦政府的衛生和國安的官員們演示了他將要給國際衛生組織交的調查報告。 穿上西裝，他講解了36頁的報告。這個報告的副本名利場拿到了。

在一堆圖表，圖形和華南海鮮市場關着野生動物的舊照片，而這些動物可能帶有病毒，有一張PPT是關於武漢病毒研究所的。 貌似盤旋在實驗室可能是病毒來源地的糾結可以放下了。 那裡每年都有外部審計， 沒有什麼不正常的跡象。 審計報告是不能隨便看的。 他的可以相信的合作者石正麗說她的員工沒有人發現新冠類的症狀。

演示結束了，Daszak舉起手，好像等着大家起立鼓掌。有個與會者回憶道：“他在這一屋子各部門官員里， 洋洋得意的很不和諧。”

國際衛生組織一個星期以後發表了120頁的調查報告。 專家們舉手投票：最從蝙蝠到人直接的傳播從存在這種可能性到可能；由中間宿主傳播到人從可能到非常可能；從冷凍食物傳播存在這種可能性； 而實驗室事故是非常不可能。

這份報告錯誤百出，沒有說服力，以至於國際衛生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在發表的當天就顯得根本不想為它負責。“就國際衛生組織而言是所有的假設都不排除。”

三個月以後，專家組的首席專家， 丹麥的食品科學家Peter Ben Embarek, 把這報告最後一點的公信之火給滅了。 他對在一個紀錄片中說專家組和17位中國關聯科學家私下做了交易：報告可以提到實驗室假說，條件是我們不建議對此假說進行任何進一步的研究，還得用“非常不可能”的字眼來描述這個假說。

這還沒完。 Daszak自己也承認-在他給Michael Lauer博士，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外部研究副主任，的一封信里 - 他願意參加專家組有個人和職業的打算： 搜集能洗清武漢病毒所的信息， 也洗刷對自己機構的疑慮，有利於拿回資助。

“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來安撫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擔憂，”他2021年4月11日寫道。“這包括參加國際衛生組織-中國聯合專家組調查Covid-19的動物起源，在中國幹了一個月（包括2個星期的隔離），對我個人，家庭還有工作機構都是是很大負擔也是風險。“

他寫道：他在忠實遵守國際衛生組織的工作指導的同時，還搜集到了主要的信息，這些信息特別針對國際衛生研究院提出的重建資助的條件：他安排了一個外部的檢查組去檢查武漢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12月之前是否擁有SARS-Cov-2.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高官一口咬定2019年12月之前研究所沒有這個病毒， 他寫道， 他還安排把這個答覆寫進了國際衛生組織的報告。

對Daszak來說，很不幸的是， 國家衛生研究院沒有被打動。一直到現在，資助還是被中止狀態。

2022年2月25日，Worobey, Andersen, Garry還有其他的15個作者忙着把聲稱發現了SARS-CoV-2是起源於華南海鮮市場的確鑿證據的版前稿上傳到公開區域的前一天， 中國疾控中心發表了他們自己的一份版前論文稿，這份論文稿裡面有些新的數據，指向了一個不一樣的結論。 論文稿解釋，在海鮮市場檢查了18種動物，搜集了457個樣本，沒有一個樣本檢測陽性。 然後，病毒在73個在周遭采的樣本中發現，都和人類的感染有關。 所以，樣本證實海鮮市場“放大”了病毒傳播，但是並非病毒的起源地。

這期間，3月16日在醫學雜誌“BMJ全球健康”發表了一份分析報告，作者是一群意大利科學家，Sergei Pond也參加寫作，指出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向病毒可能在官方認可的2019年12日開始傳播的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前在世界各地就傳開了。如果是真的， 這就完全顛覆了海鮮市場可能是流行病大爆發的源頭的假設。

“還是有很多好的問題還沒有答案”。 Pond說。 “那一方都沒有壓倒性的證據，”他又說，他很困惑 “為什麼有必要鼓吹一個觀點。”（在筆答問卷中，Andersen說：說SARS-CoV-2來自市場而不是病毒研究，對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科學自證，證據很清楚。“）

Simon Wain-Hobson對發生的一切有自己的假設：那些鼓吹自然起源的科學家，“他說，”想表達的是病毒學不是大流行的罪魁禍首。這就是他們的根本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