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章发表在2022年3月31日发表Vanity Fair（名利场），作者是著名记者Elizabeth Eban. 原文的题目很长：“本不应该发生的事”，追逐病毒的非盈利机构成为实验室泄露争论的中心。这是该作者关于病毒源头的第三篇长文。 

笔者和ChatgGPT共同翻译了这篇文章，不得转帖。

2021年6月18日，一个名叫Jesse Bloom的演化生物学家把自己的一篇论文发给美国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Anthony Fauci博士，论文尚未发表。Bloom尽管43岁了，可看着倒还像个大男孩，经常穿个短袖棋盘格衬衫，他的专业是研究病毒的演化。“他是我认识的最正直的科学家。”Serger Pond， 一个同行这样说：“他总是想着穷根究底，发现真相。”

Bloom写的这篇论文-我们叫它版前稿，因为还没有经过同行审稿或者公开发表-包含了针对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敏感发现。 国家卫生研究所是联邦政府监管生物医学研究的机构。出于透明度的需求， Bloom希望国家卫生研究所下辖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首脑Fauci先看看他的论文。一般情况下， 大家会对版前论文得体地交流下看法，但是这个论文不是一般的论文，情况也不是一般的情况。

大流行病肆虐了1年多了，就是引起大流行病的病原体，SARS-CoV-2的起源依然是个迷。大部分科学家认为这病毒本是由蝙蝠携带，后来传给了人。 这个飞跃应该是经由中间宿主，就是另外一个野生动物，在武汉一个宰杀出售各种野生动物的市场里发生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病毒来自附近的一个生物实验室，这个生物实验室以研究危险的冠状病毒著称，其研究资金部分来自美国国家卫生院。这种鼓噪， 不论有无根据，都挥之不去，在信息自由法的保护下，国家卫生研究院也被猛轰。Fauci博士本人需要安保，理由是有些认为他掩藏真相的阴谋论者威胁要伤害他。

Bloom觉察到疫情初期从中国发表的某些论文里提到的一些SARS-COV-2的基因序列不知道怎么为什么再找不到了，从此他做了很多侦查工作， 他的论文里就是阐述了他在侦查中的发现。这些基因序列， 描绘了那些决定这个病毒的基因特征的核苷酸，是追踪病毒起源和如何演化的关键。在Bloom看来， 这些序列的消失可能是中国政府试图掩盖病毒早期流行的证据。 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 Bloom认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应武汉的研究员的要求，从自己的数据库里删除了这些信息。现在，他希望Fauci还有Fauci的老板，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所长Francis Collins，能够帮助他找到其他被删除的基因序列，这些序列可能会照亮迷雾。

Bloom在把论文稿送给Fauci和Collins的同一天，把论文稿发给一个公开的论文库，这论文库搜集那些等待同行审稿的版前稿。论文目前处于一个半明半暗的状态：没有正式发表，也没有公开，但是几乎肯定很快就会上线。

Collins立刻召集了一个Zoom会，时间是星期日6月20日。 他邀请了两位第三方的科学家，一位是演化生物学家Kristan Andersen， 还有一位病毒学家Robert Garry，而且允许Bloom也可以邀请两位。 Bloom选了Pond和Rasmus Nielsen, 一位基因生物学家。 这格局有点像老式的有人助拳的双人决斗，只是当时Bloom没有意识到而已。这个会议结束6个月以后，他对发生的一切依然感觉很不安，便写下了很详细的记录，这个记录名利场拿到了。

After Bloom described his research, the Zoom meeting became “extremely contentious,” he wrote. Andersen leapt in, saying he found the preprint “deeply troubling.” I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wanted to delete their sequences from the database, which NIH policy entitled them to do, it was unethical for Bloom to analyze them further, he claimed. And there was nothing unusual about the early genomic sequences in Wuhan.

Bloom讲述了他的研究发现以后，Zoom会议就变得很有火药味，他写道。Andersen先跳进来，说他觉得这个论文“非常令人不安”。如果中国科学家想要从数据库里删除基因序列，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规则是他们有权这么做，Bloom想继续分析这些序列就是不道德的，他宣称。而且武汉的早期基因序列也没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马上，Nielsen和Anderson就“对着吼”，Bloom写道，Nielsen坚持说早期的这些基因序列非常让人困惑，不一般。

Andersen -他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和Fauci通了些电子邮件，这些邮件也在信息自由法的要求下曝了光 - 第三次驳斥他。Andersen, Bloom写道：需要在他家外面设安保，而且我的论文可能给一些阴谋说法添油，中国隐瞒了数据，更多的批评会针对他那样的科学家。“

Fauci便发表意见，反对论文稿里描述中国科学家是”可疑地“删除了基因序列。措辞太重了，Fauci说，而且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求删除。

That’s when Andersen made a suggestion that surprised Bloom. He said he was a screener at the preprint server, which gave him access to papers that weren’t yet public. He then offered to either entirely delete the preprint or revise it “in a way that would leave no record that this had been done.” Bloom refused, saying that he doubted either option was appropriate, “given the contentious nature of the meeting.”

就在这时候，Andersen提出了一个让Bloom意外的建议。 他说他是论文库筛选论文的人，这让他能接触到那些还没发表的论文。 然后他就提议或者删除Bloom的版前稿，或者就把论文不留痕迹地。 Bloom拒绝了，说他认为这两个建议一个也不合适， 特别是在今天的讨论分歧很大的情况下。

那一时刻，Fauci和Collins对Andersen的建议都想撇清，Bloom记得，Fauci当时说：“出于记录的目的，我想说清楚我没有建议你撤销或者修改你的论文稿。”他们好像知道Andersen太过分了。

Andersen和Garry都不承认有人在会议里建议撤销或者修改论文稿。 Andersen说Bloom的记录是错的。Garry嗤之以鼻说这是“扯淡”。Sergei Pond，反过来，听我大声读了Bloom的记录，证明它很准确。“我不记得具体的句子 -我没做笔录- 但是你描述的，听起来是准确的。 我当然为可怜的Jesse感到难过。”他又说，当时的火药味儿让他觉得这根本不像是”科学会议该有的气氛“。Fauci的发言人拒绝评论。

Zoom会议上的围攻反映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围城心态，它的事业可比Bloom还有那些找不到的基因序列大多了。 这个会议不能被巧妙地编辑或者删除。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位于曼哈顿的没什么知名度的非盈利机构说起。 这个非盈利机构一直是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联邦研究经费被派发到武汉的一个科学研究实验室。

2014年，Fauci领导的机构给Ecohealth Alliance发了370万美元的经费。Eco health Alliance是个民间机构，致力于通过甄别可能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病毒来预测和预防流行性传染病。这笔经费，名为”了解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的风险“，应该是被用于筛查在中国的野生或者被抓获的蝙蝠，在实验室分析其基因序列，从而评估蝙蝠病毒传染人类的风险， 并且建构预测模型来研查未来的风险。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一个主要的合作单位，Ecohealth Alliance差不多给了它60万美元。但是这个工作异议太大，2020年7月国家卫生研究所便中止了经费。

实际上，EcoHealth Alliance完全没预见到Covid-19的大流行 - 尽管病毒爆发的华南海鲜市场离武汉病毒研究所没多远。以后的几个月，Ecohealth Alliance还有它的巧舌如簧的主席Peter Daszak, 被一小队科学侦探和各路记者紧紧盯着。 他们想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Daszak总是回避谈论他的机构给武汉病毒所的经费到底是做些什么？Fauci和其他的官员是不是在努力让大家不要去关注美国在资金上，至少是间接地，支持了什么研究工作？

关于Covid-19起源的争论变得越来越火气大，分成两个阵营的科学家在推特上彼此中伤。 自然起源论的鼓吹者辩论说，这个病毒和以前的很多病毒一样，来自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自然传播现象，从蝙蝠的身上跳到一个中间宿主身上，然后又传给人。 那些怀疑疑病毒来自实验室事故的人指出一连串的可能情景，从一个科学家野外作业的不小心感染，到实验室在做实验中无意泄露了自然搜集的或者是人工编辑过的病毒株。双方都缺乏具体证据，这就让人越来越上火。“每个人都在寻找确凿证据可以证伪，”渥太华大学的生物学家和律师Amir Attaran说。 可是没有中国政府的合作，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8年，Daszak在中国国有的电视台出镜时说：我们和中国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基因序列发布在网上，人人可以看， 很开放，很透明，而且很合作。“他说：科学天然就是透明和开放的。你做了一些工作，发现了一些事情， 你想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这是对科学家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当Covid-19在全世界肆虐的时候，中国政府承诺的透明实际上却是有限的。政府拒绝分享早期病人的原始数据，也不参与更多的国际上的的致力于调查起源的努力。 2019年9月，也就是官方认可的大疫开始的3个月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把它的存有22000病毒样本和序列的数据库下线了，不管国际上如何要求，一直拒绝重新上线。

至于在美国的这些自称一脑子透明度的科学家，Daszak早就明目张胆地组织人写了封信给“柳叶刀”杂志，试图把实验室泄露假说批成毫无根据的具有破坏性的阴谋论。 而且，Fauci和一小帮科学家，包括Andersen和Garry， 在2020年2月的一次秘密讨论中， 把自然起源论定为不可置疑，私底下这里面几个人可是明说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更大点。 这个讨论发生的几天前， 名利场的记者获知，Robert Refield博士，本人是病毒学家，当时是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主任，私下里敦促Fauci对自然和实验室起源假说都要认真调查。以后他就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了 - 讨论会发生以后他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口径一致。”Redfield告诉名利场。

为什么顶级科学家要打压公众对实验室泄露的猜测 - 他们之间的来往电邮，这是应国会和美国自由信息法的要求曝光的，显示他们自己也有同样的担心-还不清楚。 或者仅仅是他们后来转而倾向自然起源说？也有可能是他们不想成阴谋论者的出气筒？或者是他们不想公众发现科学家们认为必要的一些研究可能有致命危险？或者是他们不想政府监管或者政治介入以后后失去研究经费？

给病毒定性为自然起源的努力还在进行时。 2023年2月， 纽约时报在头版发了一系列版前论文稿 - 作者有亚利桑那大学的Michael Worobey， Scipps研究所的Andersen，还有16个其他作者，包括Garry - 声称一组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公开数据的新的分析给病毒或于华南海鲜市场从动物传播到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是一些顶级科学家，包括Bloom，质疑这个论断，说这论文稿，虽然有价值，仰仗的是不全面的数据，也没找到被感染的动物。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证明。 他们提供的证据更支持病毒是与野生动物市场而不是武汉病毒研究相关连，要是我我也会这么措辞。”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染病学家W. Ian Lipkin说，他更倾向于自然起源说。

“有些科学家武断地咬死了华南海鲜市场是大疫的原发地；还有些媒体的人更愿意不动脑子就拥抱某些结论。”Stanford的微生物学家David Relman说。“这件事太大了，可不是一个在互联网上不经研究，不拿到全面有效的数据，没实质内容的乱嚷嚷就能下论断的。”

可能相比任何其他的人， Peter Daszak - 一个在武汉病毒所的冠状病毒研究中浸淫的西方科学家 - 处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可以帮助世界打开起源之谜， 不仅仅是分享他的所知。 但是去年，Jeffrey Sachs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他主管柳叶刀的Covid19委员会，把Daszak从调查新冠起源的工作组里剔除了， 因为Daszak毫不犹豫地拒绝交出受他那些颇有争议的资助的研究项目的进展报告。 （Daszak笔头上回答了一些细节问题，他说他只是遵循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规定拒绝了Sachs的要求，因为在自由信息法强制之前，国家卫生研究院一直不肯公开Sachs要的那些报告，“现在报告都公开了”，他说）。

“Daszak和国家卫生研究所一直表现很差。“Sachs教授和名利场说：”一直没什么透明度，而且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知道却不知道的。“他说国家卫生研究所应该支持一个“独立的科学调查”来研究在这场大疫中国家卫生研究所，Ecohealth Alliance，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它在北卡大学的一个合作实验室可能扮演的角色.” “这两个假说我们都不能放弃。“他说，而且”需要认真地科学地调查。” （“我们也欢迎独立调查，Daszak告诉名利场）。

这个故事的原材料是名利场获取的10多万份Ecohealth alliance的内部档案，还有和5个前雇员以及33个其他人物的访谈。 这些档案大部分都出自疫情前，向前追溯很多年，包括了预算，员工和董事会的笔录，内部的报告和电子邮件，等等。 尽管这些文件不能告诉我们Covid-19从那里来，它们曝光了Econhealth Alliance运转的那个世界：含糊的研发基金合约，徒有形式的监管，还有如何追逐政府的科学基金， 包括鼓吹一些高危险的研究。

Daszak的基金是怎么和武汉病毒所纠缠到一起去的呢？很多年前，这个故事在华盛顿，一个庄严的艺术俱乐部开了场。 10多年来，Ecohealth Alliance在杜邦中心旁边的Cosmos俱乐部主持了一系列的招待会，讨论怎么避免病毒大爆发。 这场面是把杰出的生物学家，病毒学家，记者，和真正的贵宾：联邦政府有权分配科研基金的官员们，聚集到一起。

在请帖上，Ecohealth Alliance把招待会描述成“学习性质”。在这个民间机构的内部，头头们把这叫做“拉关系聚会“。投资的回报率甚高：8000美元包括Brie乳酪和Chardonnay葡萄酒的招待会， 他们能拉到联邦政府分配基金的官员。好像这个机构在2018年的战略计划里说的：既然我们从联邦得到的基金很多，我们可以在华盛顿Cosmos俱乐部的“拉关系聚会“上多多投入，一般每次从政府部门，非赢利机构还有私有机构邀请75-150人。 （“这种聚会在非盈利和民间机构很常见，这些机构仰仗各类公私捐赠。”Daszak告诉名利场）。

这些往来的贵人，没谁比Fauci的地位更高，他是科学界的造王者，一年分配几十亿的研究基金 - 而且Daszak决心和他同台。 这想法有点困难， 尽管他曾经会过Fauci也从他的机关拿到过基金，毕竟Daszak还不那么有名。 但是他拉关系拉到了Fauci身边能说上话的人物。

2013年9月9日，Daszak给Fauci的高级顾问David Morens发邮件， 看看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掌门能否来发表演讲。 Morens回了邮件，建议Daszak直接给Tony发邮件，感谢他最近的会面再邀请他去Cosmos俱乐部研讨。这样比较个人化，看起了不那么像是我们刻意讨好他。“

尽管Fauci拒绝了，以后还拒绝了几次，Daszak坚持不懈。 2016年2月，Morens给了个很有价值的帖士：Fauci一般对此类邀请都说不，除非ABC，NBC，CBS，还有Fox都背着录影机出席。 如果他受邀做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讲话者， 机会就更大些。

这下搞定了。Fauci同意3月30日在Cosmos俱乐部做一个关于Zika Virus的演讲，与会者甚众。 贵客来自一串有钱撒的联邦机关：国土安全部，美国国际发展司，五角大楼，甚至国家宇航局。 就像过后Daszak在12月15日的董事会上所讲：华盛顿的拉关系聚会能让我们在一众联邦金主们那里混个脸熟。“ 董事会笔录上写着。一个月前，床铺当选总统，一个董事会成员在会上问新当选总统和他的政府对仰仗联邦基金资助的这些非赢利机构意味着什么？Daszak安慰说：我们机构的宗旨没什么政治性， 应该没事儿。“

那时候他哪里知道，在川普和Covid-19的年代，科学自己变成了终极的政治竞技场。

与和Fauci同台不仅证明Daszak已经是病毒界的真正玩家，也可以彰显出他已经获得了多少成就。 多少年来，Peter Daszak领导着一个摇摇欲坠的非赢利机构， 拯救海牛，鼓励对宠物负责，关注濒危动物。这个机构，一直到2010年名字都是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时刻都在找钱填补预算的窟窿。有一年， 它给一个在利比里亚的矿业公司一些好处，作为回报，它可以去评估Ebola病毒的风险。 还有一次，它去一个砍伐雨林的棕榈油大亨那里募捐， 好处是帮大亨洗洗臭名。

秃头，经常穿得好像去远足，Daszak一方面是个营销者，另一方面也有眼光。他老早洞察到人类对自然的入侵多半会导致动物身上病原体在人类社区出现，其中蝙蝠携带的病毒潜能最大。“Daszak敢肯定蝙蝠身上有致命的病毒。”，纽约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的副教授Matthew Mccarthy说。 2004年，当时他才23岁，还是哈佛医学中心的一个学生，便和Daszak一起去喀麦隆抓蝙蝠。“我离开亲人和朋友，”他说：”对我这样的人这是件很强大的事情，我是说到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去。 我是被他带感染了, 他的话语，他的人。“

2001年有一次生物恐怖袭击，有人从美国邮局送的信件里发现了炭除菌，再加上第二年中国爆发了SARS病毒， 给致命病原体的研究带来了大笔联邦基金。 2003年，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得到了令人瞩目的17亿研究基金，致力于抵抗生物恐怖袭击。

有实验室。 最近的蝙蝠村落在中央公园。 但是他培养了一个关系户，石正丽，这个中国科学家后来升到武汉病毒所新兴传染病中心的主任。 轻盈多才多艺，有国际文凭，石正丽在中国是出名的“蝙蝠女郎”，探索蝙蝠生态的胆子很肥，Daszak与她的结盟等于对他敞开了中国的蝙蝠洞。

2005年，在中国的四个地方做了野外研究后，Daszak和石共同写了第一篇论文，敲定了马鞋蝙蝠可能携带SARS类的冠状病毒这事儿。 他们以后合作共写了17片论文。 2013年， 他们报告说，他们发现一种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 石正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的人，可能会直接感染人类细胞而无需中间宿主。 “Peter看重她。”一个前员工说：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在为全世界做伟大的事情。“他们的合作让Daszak对云南省的蝙蝠洞有种主人般的感觉，在以后的基金申请书中，他叫它们“我们的野外实验区。”

Daszak的员工和石正丽的研究生们一起工作， 在武汉和曼哈顿间穿梭往来，交流频繁。 石访问纽约的时候，员工们挑了个餐馆很认真正式地招待她。 “正丽不太计较形式；她和学生在实验室里包饺子！”Daszak’s的办公室主任给另一个员工写道：她在法国拿了博士学位，喜欢红酒，吃的好比形式重

2009年， 蝙蝠带来大笔钱。 那年9月，传染病研究所分配了7500万名叫”预见“的基金给四个机构，包括Daszak的。 这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动物携带病毒的检测项目“，传染病所说， 而且它的目标是甄别和预测病毒的出现，部分借助于采样和检测蝙蝠还有偏远地区的其他野生动物。

The $18 million over five years awarded to what was then Wildlife Trust was a “game-changer,” Daszak told his staff in an ecstatic email sharing the news.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despite 7 hours of drinking champagne – literally!)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1800万基金分5年发放，当时还叫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的机构由此改变了命运。Daszak在一封给员工的邮件里兴冲冲地分享了好消息：我想用这个机会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支持（尽管已经喝了7小时的香槟）。

金钱改变了艰难的非赢利机构。 它增加了一半的预算， 结束了常年亏损；开始了早该做的重塑，随之名字也改成Ecohealth alliance; 装修了办公室，把坏了很久的空调也修理好了。 5年里，它一共分配了110万美元给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一份给国会的信件里，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这么说。

Maureen Miller博士，一个传染病学家， 2014年到了Ecohealth Alliance, 她着陆在一个她发现有害而且神神秘秘的环境。 关门会是常态。 领导层是一些排外的“老男人小圈子”。她很快相信她接到聘书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资深妇女”。她说，又加了一句：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她加入机构的时候，刚好是在机构又得到了新一轮五年的”预见“基金之前。那年， 国家卫生研究院批准了”理解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项目，就是后来反咬了Fauci的370万美元。Miller说她主要被这个能够建设一套疫情预警系统的主意打动了。

Miller需要建设一套监控策略，这个系统要能够监测到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出现外传。 居住在中国云南的蝙蝠洞附近的农民要定时测血，检查SARS类的冠状病毒的抗体，还有回答问卷，看看什么样的行为可能让他们感染。 这是个生物和行为类的预警系统。“Miller解释道。

后面的两年， Miller只见过Daszak几次。但是她与石正丽密切工作，她们一起发展了验血系统。 那时候， Miller说：“我从来没有通过打电话从石正丽那里拿到什么检测结果。我得去中国才能知道。”从这些事情看，Miller推测说，石正丽是世界级的科学家，她尊重中国的体制。“简而言之，她遵循中国政府的规则。（石正丽没有回复我们）。

Miller2016年11月离开了Eco health Alliance，从来不知道她发展的那个监控系统后来变成什么样儿了。 但是2017年秋天，石正丽告知Miller的前助理说Daszak会成为下一个论文的作者之一。“石特别说我的名字也要在上面。”Miller说。2018年1月，论文发表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期刊上，Miller的名字也列为作者。 218个农民中的6个验出了抗体，说明这个监控系统确实可以成功地发现可能的外传。

但是这段经历让Miller对Daszak的印象不好：他一门心思想当发现者，从不愿分享。

Daszak说Miller的名字在至少8篇论文中被列为作者，”这证明了我们在论文著作权方面的工作公正，公平，而且开放。“他还说机构的员工背景多样，文化上敏感， 20年来，大部分都是女性。

Daszak’s $3.7 million NIH grant first set off alarm bells in early May 2016, as it entered its third year. The NIH requires annual progress reports, but Daszak’s year-two report was late and the agency threatened to withhold funds until he filed it.

Daszak的370万美元的联邦基金在2016年5月敲了警钟，这是基金的第三年。 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每年报告进度，但是Daszak第二年的报告上交得迟了， 国家卫生研究院就威胁要停发基金直到他交上作业。

他最后交上去的报告让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金审批人感到担忧。报告说科学家们计划克隆MERS的病毒，这是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的骆驼身上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高达35%。 报告还说得很清楚，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金已经用来制造了两种类似SARS的合成病毒， SARS在2002年出现，害死了至少774个人。 （合成病毒是把不同病毒的各一部分放在一起合成一个新病毒）。这些暴露让授权人不得不问了一个关键问题：这类工作是否就是联邦法律提及的功能增益研究？）

因为这事情， Daszak的基金被经年累月的争论纠缠住， 这个争论把病毒界分裂成两个。2011年，两个科学家分别宣称他们编辑修改了亚洲禽流感病毒（H5N1），这种病毒2003年以来至少害死了456个人。科学家们给病毒提供了新的功能 — 此功能让病毒更容易感染雪貂，一种基因上比老鼠更接近人类的动物-以便于评测对人类的风险。 两个研究都得到了国际卫生研究院的基金资助。

科学界就到底什么是功能增益研究爆发了冲突。鼓吹者说这研究强调出可能的威胁，对预防流行感染有帮助。 批评者说创造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病原体流出来很麻烦。吵得火大，Fauci努力不选边站，但是最终还是支持了此类研究，在华盛顿邮报与其他人一起辩称实验室里制造一个可能很危险的病毒也会带来重要的信息和洞察。“

2014年10月，奥巴马政府要求联邦基金中止资助有可能让感冒， MERS或者SARS病毒更致命或者更有传染性的研究，同时开始了审查工作。 但是这个中止令的文本有空子可钻，这让Daszak有机会保住他的研究。 2016年6月8日， 他写信给国家卫生院的基金专员，说从已完成实验中获取的类似SARS的合成病毒不应在被中止之列，因为所用的病毒株以前并不知道可能感染人类。 他还指出2015年的研究论文表明，科学家用同样的病毒株感染人类化的老鼠， 发现这种病毒株没有SARS病毒那么强的致命性。

但是他拿来说事儿的2015年的那个论文并不特别给力。 论文里，石正丽和北卡大学的杰出教授Ralph Baric, 把不同物种身上的类似SARS的病毒混合在一起， 制造了一个新的合成病毒，这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人类。 （Baric教授没有回答我们的问卷）。

这个功能增益实验，开始于中止令之前，实在可怕，以至于作者自己也发出发出预警，写道：科学审查组织可以认为此类研究太危险，不应进行。“论文里说研究经费来在国家卫生研究所和Ecohealth Alliance, 不过是来自另外的一个基金。

If anything, the MERS study Daszak proposed was even riskier. So he pitched a compromise to the NIH: that if any of the recombined strains showed 10 times greater growth than a natural virus, “we will immediately: i) stop all experiments with the mutant, ii) inform our NIAID Program Officer and the UNC [Institutional Biosafety Committee] of these results and iii) participate in decision making trees to decide appropriate paths forward.”

不管如何，Daszak建议的MERS病毒研究甚至更危险。 他忽悠国家卫生院的方案是：如果任何合成病毒株长得有自然病毒的10倍大，“我们就马上 1）停止一切有关实验；2）通知传染病所的项目经理，还有北卡大学的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 3）参与决策过程，决定以后走那个路径。 

这里提到的北卡大学让国家卫生院的项目负责人困惑， 他指出申请书说过研究是在武汉病毒所进行的。“请说明合成病毒是在哪里制造的？”负责人写道。 10天以后，还是得不到Daszak的回复，负责人又发了一个电邮询问。6月27日，Daszak回复，总是那么兴高采烈：

你说得对，我们的信里是有错误。 北卡大学对合成病毒没有监管，全都在武汉病毒所进行。我们今天会和石正丽说明如果我们发现加强复制，谁应该马上得到通知。 我的理解是我当然马上知道，我可以通知你们传染病所。对错误很抱歉。

到了7月7日，国家卫生研究所同意了Daszak的条件，全看双方的透明度：石正丽如果发现合成病毒有任何让人不安的发展， 会立刻通知Daszak. 而Daszak会马上通知传染病所。 Daszak热情洋溢地回复项目负责人说：“这太好了！我们很高兴知道我们功能增益实验的中止令被移除了。”

让这样危险的研究在武汉病毒所继续“在我看，完全疯了。”蒙大拿生物技术中心的主任Jack Nunberg说。“没有监管， 没有规范， 中国的环境”。在那里，谁在声誉高的期刊发表了论文就可以拿到国家的奖励，激励机制就很危险。“所以这真是上升到：不，这绝对不应该发生， 的程度。”

以后的发展似乎支持这个看法。 2021年1月15日，在川普政府要下台之前，美国国务院公开了一份事实清单，主要来自解密了的情报。 这份清单认定中国军事科学家从2017年以来一直和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合作，如果不是更早。 这就让人不禁要问，是否这个研究被重新指向用于攻击或者军事用途？尽管石正丽和其他武汉病毒所的人曾经否认过这种合作曾经发生过， 前国安副秘书Matthew Pottinger把这些否认叫做“有意撒谎。如果无罪假设，你可

如果中国军队一直和武汉的科学家合作，不知道Daszak是否已经觉察到了。 他的一个前员工和名利场说，他对武毒所的洞察远没有他吹得多。 那边的研究工作从来就是个迷，这个员工说。 这个非盈利机构以前聘请过一个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帮助解释武汉病毒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只能他说什么我们信什么。 还有，就这样吧？因为他们的关系。

“他不知道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这个员工说：他也不可能知道。“

根据D的说法， Ecohealth Alliance知道武汉病毒所把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金做了那些事。 他还说他一点不知道中国军队介入了那里， 也从来没有被任何美国政府部门通知过。

到了2017年，尽管基金大笔注资，Ecohealth Alliance面临着正在发酵的财政危机。 91%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71%来自预见基金，机构的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说。 第二轮资金，叫做预见2，再有两年也就结束了。 没有可能知道会不会有资金3. 严峻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第三轮， 内部叫做“预见悬崖。”

如何挽救这个机构呢？一个又一个的会议在讨论这个话题。 有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 Global Virome项目，这是一个民间项目由传染病专家Dennis Carroll主持，这个人在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期间建立了“预见”。 Global Virome的雄心要大得多：它的目标是把全世界所有可能的病毒都画出一个位置图 - 其中差不多84万可能感染人类 -这样就能结束“大流行病时代”。

此项目预计10年内要分配34亿美元， Daszak对董事会说。 但是如果不知不觉爆发了流行病呢， 30年可能的成本是17万亿美元。 这么看，Global Virome的项目开支还是很值得。

然后还有另外一条路能让Ecohealth Alliance弥补800万美元的预算缺口。 国防部的基金可以救生。 国防先进研发处（DARPA）正在给一个叫PREEMPt的新项目征集提案， 此项目致力于甄别动物病原体，力求预防此类病原体进入人类社区造成流行病的爆发。

对EcoHealth Alliance, PREEMPT基金简直是手到擒来。 多少年来，Daszak一直在发展一个预测模型来甄别全世界可能发生病毒外溢的区域以谋求在病毒源头终止感染。 有些人对他的方法存疑。“他这模型用了20年， 从来没有预测到一例爆发，无论是普通流行病还是大流行病，”

Ecohealth Alliance在另外一个主要卖点上下了重注：他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关系可以让美国政府在外国实验室插上脚。 Daszak几年前有一次在内部会议上说，国防部的一个部门希望能得到一些政府无法获取的其他国家的信息（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

随着“预见悬崖“和DARPA申请的终止日期越来越近，Daszak在董事会上乐观地指出自己的机构在得到联邦基金的方面一直颇有斩获，“这就是黄金门票，”一个对DARPA 申请熟悉的前员工说：“话语一直是，我们要做前沿的很酷的科学研究， DARPA正是这种研究的金主。“

去年9月，EcoHealth Alliance给DARPA的基金申请提案被人披露给DRASTIC, 一个松散的全球调查组织。 此调查组的成员有教授科学家也有业余数据迷，致力于挖出Covid19的源头。 这个提案75页，其中有一个细节很震撼：计划研究SARS类的冠状病毒的Furin酶切位点，可能把新的切位点嵌入病毒让病毒有能力感染人类细胞。

Furin酶切位点在病毒的蛋白表面可以让病毒进入人类细胞。SARS-COV-2，在这个DARPA基金申请提案提交了一年多以后出现，让人关注的是它是SARS类的冠状病毒里唯一有这个切位点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地方让一些科学家想到是否这个病毒来自实验室拉胯的操作。

名利场曝光了DARPA提案的乱象，混乱和五毒所的石正丽还有北卡大学的Ralph Baric的加入也有关。3月的申请截止日期快到了，申请组的成员加班加地干，不同的版本是世界各地涌进来。“这些文档是很多人，很多人都在写。”一个前员工回忆说。

申请提案建议说在云南的蝙蝠洞里抓蝙蝠，把它们送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获取并且改造它们身上的病毒，用这些病毒去感染那些有着人类化的肺部的老鼠。 然后呢在找出那些高风险地区，那里有携带高危病原体的蝙蝠部落，往蝙蝠洞里喷某些物质成分，这些成分能够减少蝙蝠身上的病毒的排放。

从拯救海牛的摩托艇到此，这一路可真够长的。

不管如何定义，这都是功能增益研究。 联邦政府的终止令2017年1月就结束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监督管理可能大流行的病毒“的审查系统。 这个系统对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做安全审查。

Ecohealth Alliance的DARPA提案里认定这个研究项目无需审查。 它还强调它召集的团队的多年的经验。 但是3月29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Daszak对DARPA申请提案的不专业和混乱表示沮丧。这是个“很大的失败，无论怎么看”，他说，列举了的错误好像瀑布：申请得晚，截止时间30分钟以后才递交。” 上传文件的时候有错误，评论区还留在文件上，他还问谁负责这些事。 他冲他的员工嚷嚷， 我们需要的是“改变文化”，才能拿到钱。会议记录上写道。

DARPA内部，这个申请提案立刻引起了怀疑。 这申请毫无常识，当然不会被批准拿到合同，一个当时在场的前DRAPA的官员说。 Ecohealth Alliance在他们眼里是个粗糙组织，中间人，一个在后面提供帮助的合作者，愿意飞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吃简餐，睡大车店，这人说。

同样的， 武汉病毒所也没被多看重，尤其是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对比的话，它管理着中国唯二的BSL-4，也就是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哈兽研是中国的哈佛， 这个官员说。武毒所更像个安全学校。 Ecohealth Alliance绑定了一个严肃的科学家， Ralph Baric, 一起攒了个提案。 这位前官员说，让一个非盈利机构来给攸关国家安全的全球项目做主要合同商就好像让你的租车行的经纪来指挥一艘战舰“。

尽管DARPA的3个审查者有2个说这项目可以考虑，第三人，生物科技办公室的项目经理，说了不。他写道，这个申请没有提如何功能增益的风险，还有这研究是否有军民双用途（DURC），这个技术用语是指那些被可以用来制造破坏和威胁安全的科学。

“DARPA提案基本上描绘出了怎么制造SARS-COV-2病毒。”病毒学家Simon Wain-Hobson说，他是呼吁做一个更充分的新冠起源调查的科学家之一。 如果这种实验有Baric那样的顶级科学家的祝福，那么武汉病毒所便有可能想复制这个被看成前沿的科学技术，他说：“我可不是说他们真的做了。我的意思是问这个问题完全正当。”

Daszak这边，他说DARPA审查组的人没说过对提案有什么不安。 相反，他说：“DARPA对我们说我们是强提案，还希望DARPA有更多的资助给PREEMPT项目。”他又说：“我们从未做提案里的实验， 据说所知，我们的搭档也都没做过。”

2019年12月底， 后来很快被甄别为SARS-COV-2感染的病例在武汉建安区的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也就是离武汉病毒研究所差不多8英里的地方。

Daszak貌似准备好在马上来的危机中带节奏。 2020年1月2日， 他推道：“好消息！美国，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科学家要合作积极地阻断病毒外溢的能力， 发现外溢，假设发生了的话。”他继续说：这包括与中国疾病预防中心，武汉病毒所，Duke大学，Baric实验室，中南各省的疾控中心，大学还有实验室的合作。“

1月30日，Daszak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美国部亮相，说有两件事证明是错得离谱。“我很乐观。。。这个疫情会开始好转，”他说：“我们看到一些小的人传人的案例在其他国家发生， 但是这不是不可控的。”他接着下结论说中国政府做了一切能做的，开放，透明，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 与各地的科学家讨论， 必要的时候，请他们去帮忙。 他们在做的，就是现在需要做的。“

事实正好相反。 病毒火烧火燎地蔓延， 而中国政府忙着打压那些说实话的人：它命令销毁所有的实验室样本，惩罚发预警的医生，声明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政府点头前不能发表， 这个限令今天还有效。

在美国政府的高层，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个问题：病毒那里来？武汉病毒所搞的实验，一部份研究资助是美国纳税人的钱，是不是在病毒爆发中有什么干系。

Robert Redfield博士，当时美国疾控中心的主任，觉得不仅仅是可能而且是貌似病毒就是起源于实验室。“我个人认为从生物学上讲，SARS Cov-2从蝙蝠身上通过一个中间宿主传播到人身上然后就变成了杀伤力最强的病毒之一？没那么容易。“他告诉名利场。 无论2002年的SARS病毒，还是2012年的MERS病毒， 都没有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在人群间的传播力。

是什么改变了？不同的是，Redfield相信， 石正丽和Baric2015年发表的功能增益研究， Ecohealth Alliance给予资助的那个。 研究确立可以通过改造SARS类的冠状病毒，让这个病毒能够通过叫做ACE2受体的蛋白来感染人类细胞。尽管当时的实验是在Baric的在教堂山的很安全的实验室做的，但是谁能说武汉病毒所没有继续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这个实验呢？

2020年一月中旬，名利场可以揭示，Redfield博士和三个科学领袖通了电话表达了自己的忧虑：Fauci, Jeremy Farrar, 英国Wellcome信托的主任， 还有谭德赛，国际卫生组织的总干事。Redfield说他的意思很简单：“我们需认真对待实验室泄露假说。”

是否Redfield的忧虑让Fauci自己也开始害怕了，尚不清楚。但是2月1日星期六的晚上12点半，Fauci给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副主任，Hugh Auchincloss，发了个邮件，在主题线上做了“重要”的标识。 他把石正丽和Baric2015年写的论文作为附件，写道：Hugh：我们明天早上一定得聊这个事儿，你不要关手机。“他让Auchincloss先看论文，还说：“今天你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2月1日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国的死亡人数超过300， 10几个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病例，Farrar召集了处于5个不同时区里的11个顶级科学家。那天早上，他让Fauci来参加。“我倾向这个会要特别小”他写道：明摆着彼此得绝对信任。“Fauci, Francis Collins, Kristian Andersen, 还有Robert Garry都参加了会议。没人邀请Redfield，甚至也没人告诉他有这个会。

在会上还有会后四天的电子邮件里，科学家们解析了SARS-COV-2de基因序列，特别关注了Furin酶切位点。

Michael Farzan博士，免疫学家，告诉这群人的一个成员说，这种不寻常可能是在一个生物管控不到位的实验室里，合成病毒和人体组织持续接触的结果。“无意地创造出了一个能在人类社区迅速传播的病毒，”一封电子邮件在总结这番讨论时说。 倾向于实验室起源说，他说：“我觉得问题是你是否相信这一连串的偶然， 你对武汉病毒所了解多少， 自然界有多少 - 无意泄露还是自然时间？我差不多70:30 或者60:40.

他不是唯一。Garry这么描写“神奇”的Furin酶切位点：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信的自然演化能让你从蝙蝠或者什么的身上抓到一个那么类似SARS-COV-2的病毒, 然后给这病毒恰好插入有4个氨基12个核苷酸，这些都得同时发生，这病毒才有如此威力，我真是无法相信这些能在自然界发生。“

前一天的晚上，Andersen给Fauci发邮件，说他和其他的科学家，包括Garry, Farman, 还有奥地利病毒学家Edward Holmes都发现这基因序列和期待的自然演化结果不符合。

没过三天，这里的4个科学家，包括Andersen，Garry还有Holmes，分享了一封草稿信，此信支持的是正好相反的说辞。 Farrar在这封信在3月17日的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前发给Fauci求反馈。这封名字叫SARS-COV-2de自然起源的信里，分析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且做了一个看起来不含糊的声明：我们不相信和实验室有关的任何情景有什么说服力。“

4天内他们是如何变得如此确定还不知道。 “刺：病毒与人 - 一个来自内部的故事“，是Farrar写的一本书，他在书里说：“重要的新信息，没完没了的分析，激烈的讨论还是很多不眠之夜。”可是尽管他们把草稿信在2月4日传阅了，争议依然继续。Farrar给Collins和Fauci写邮件说，尽管Holmes现在反对病毒是改造的，他还是认为实验室和自然是60:40。

一个WELLCOM信托的发言人告诉名利场：Farrar博士经常性地和其他各方面的专家讨论， 还组织例会。“，他又说：Farrar博士的看法是在这些讨论和研究中从来没有什么政治影响或者政治介入。Garry说实在很烦没完没了地解释，那封电子邮件不过是事后从几十封甚至几百封邮件里挑来说事儿的，科学的讨论现在还在进行呢。

尽管他自己并非这些讨论的参与者，流行病学家W.Ian Lipkin对名利场说：我认识Fauci30年了。 Fauci只对真相有兴趣。不这么看他的人其实是不了解他。“

Lipkin是“自然界起源”公开信的第五个作者。 2020年2月11日，在公开信发表前，他给其他的作者发电子邮件说这封信大概能有效反驳实验室改造病毒说，但是无法排除武汉病毒所在培养毒株的日常工作中无意泄露的可能性。“那里研究冠状病毒的规模那么大，最早的病例又出在附近，这种现实的证据无法排除那种可能性。”

尽管公开信承认实验室事故确实发生过，甚至SARS病毒也从实验室里泄露过，它还是对SARS-COV-2起源于实验室嗤之以鼻。 Lipkin没有再受邀参与以后的一些论文的发表， 比如Andersen和Worobey那篇2月上了纽约时报头版的版前稿。 “我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被叫去和他们发表论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连问我一声都不。”他说。

在Andersen和其他科学家忙着斟酌自然起源公开信的词句时， Daszak在闷声打击实验室泄露说。2月19日，在颇有影响的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份公开信中，包括他在内的26名科学家言之凿凿：“我们团结起来谴责关于Covid-19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9个月以后，应信息自由法的要求公布的电子邮件说明Daszak是柳叶刀公开信的指挥，他还有意在幕后，制造科学家团结一致的表象。

在主题线上， 他写道：“你不用在公开信上签字， Ralph！”他写给Baric和另外一个科学家：“你，我还有他都不要签名，这样我们置身事外，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又说：我们得让这封信看着和我们都没什么关系， 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看法独立。”

Baric同意，回信说：否则看上去我们有私心，这封信的影响力就不大了。“

柳叶刀最后声明看法客观：我们没有利益冲突。这些签名者有Jeremy Farrar还有另外一个和Fauci秘密勾兑的科学家。

看到柳叶刀公开信，还看到Farrar, Redfield恍然大悟。 他知道这帮人私下里勾兑着打压实验室起源论，但是表面上给人一种科学家已经达成自然起源的共识。“他们做了个决定，他们只支持一个看法”，还打压探讨，Redfield说。“他们辩称他们是为了捍卫科学，但是这恰恰是反科学的。”

Wellcome信托的发言人对名利场说，“这封公开信仅仅是为了表示和很有名望的中国科学家站在一起，反对无根据的臆测。Farrar博士不相信公开信是串联勾兑的。 他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可以披露。“

当病毒传播到全球各个角鹿，Daszak继续把可观的精力用来让更多的人相信“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病毒起源于自然，不是实验室。但是一个又一个让人不安的细节被曝了光，共识之说便开始出现裂痕，还让人质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2020年4月17日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一个属于右翼阵营的电视媒体NEWSMAX的记者问川普总统为什么国家卫生研究院370万美元的资助给了中国的高等实验室。 他的细节没搞对，但是他的问题倒是中了反华政治的下怀。川普说：我们马上停止这些资助。”

这番对答让另外一个记者憋不住问Fauci：SARS-COV-2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他在白宫的讲话台上，回答得简洁清楚：最近公布的由一组资深演化病毒学家做的分析做的结论是此病毒“与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的演化完全一致“。他指的是自然起源公开信，是他2月密会的几个科学家写的。

第二天，Daszak给Fauci发了邮件，深深滴感谢他“起来公开声明科学证据支持Covid-19是从蝙蝠到人的自然传播，不是武汉病毒所的泄露。” Fauci回复了，也对他表示了感谢。

如果Daszak认为Fauci的美言意味着他的资助安全了，那他就真错了。 6天以后，他收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个高官的措辞严厉的信：他的冠状病毒研究资助，有些他发给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被停止了。 经过一番咆哮和法律威胁，联邦几个月后还是重启了资助，但是把研究给停了。 然后便开启了Daszak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场关于合同是否得到遵守的痛苦的大战，现在还在进行时。 去年9月以来，大量他的私人信件被曝光，这是The Intercept在自由信息法的保护下争取到的。

Daszak也发现自己需要应付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武汉病毒所为什么让存有22000个基因序列的数据库在2019年9月，就是疫情大爆发的前夜，下线？

Maureen Miller说她在Ecohealth Alliance的时候设立的监控系统曾经在中国采了很多农民的血样，这里面说不定有些线索。但是他们去找武汉病毒所，却没人理会。 Jamie Meztal，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理事，最早呼吁全面调查Covid-19起源的人之一，说：为什么美国纳税人的钱用来帮助预防流行病而建立的数据库，现在我们却不能去检索，还恰好是我们需要这个数据库发挥建设它的初衷的时候？“

本来，Daszak手握相当多的这些现在得不到的数据。 2021年3月他在一个伦敦智库组织的讨论上这么说：“很多工作都是在我们机构做的。。。我们基本知道这些数据库里都是什么。”之前，他还和56个其他的科学和医学组织，一起发誓如果出现公卫危机，他们会马上分享数据。然而， 现在这样的公卫危机发生了，他去告诉“自然”杂志：“我们觉得让我们公开我们所有是不公平的。”

2020年4月，他警告和他一起从预见基金里得到资助的其他机构不要公开发表一些基因序列,:所有人 - 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预见基金资助下获得的基因序列现在发给基因库，“他写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国家科学卫生研究院刚刚中止了一些资助。这些预见基金资助下的基因序列如果公布，会给预见基金，合作者，还有传染病研究所， 带来麻烦。

2021年10月，国家卫生研究所好几次要求Ecohealth Alliance把美国资助下与武汉病毒所做的研究数据上交。 Daszak辩称他等着中国政府的批准。这个解释貌似推翻了美国政府资助全球合作管理病毒爆发的整个逻辑。

Daszak说认为Ecohealth Alliance没有马上分享数据是不正确的，还坚称他的机构所有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武汉病毒所研究的数据现在已经都公开了。 他还说他”警告过“这会惹来不”受欢迎的关注“，因为他不想他的同僚们被拖进不公平的政治争端中“， 国家卫生研究院中止了给Ecohealth Alliance的资助以后，一大波没凭据的政治攻击就发作了。

美国的官员，至少有一个Daszak的前同事，在2020年11月听说国际卫生组织宣布Daszak名列11个前往中国调查新冠起源的国际专家的时候惊呆了。 中国对这个名单有否决权， 美国推荐的三个专家都被否了，反而是Daszak被列为美国的唯一代表。

现在还不清楚Daszak是怎么进入这个专家组的。“我并不想去， 而且我开始也说了不， ”他后来告诉科学杂志，然后又说：“如果你想对一个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的起源彻查，第一个你会想和一个在中国做了很多新冠病毒的工作，但是也不是中国那边的人，那就只有我了，不好意思。”

Daszak对名利场说：国际卫生组织找到我，让我参加专家组。 我开始拒绝了，但是… 他们一直中肯地劝我，说追溯新冠起源是科学家的责任。“国际卫生组织对他的话不置可否。

一个EcoHealth Alliance的前员工认为很明显是谁选了Daszak: 如果美国没有推荐他，那他必然是中国政府选的。“

记者Lesley Stahl打断他：那你就听他们的了。“Daszak回答：“好吧，我们有别的可选吗？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了。 我们问了他们很猛的问题。 他们的回答，我们觉得可信- 正确而且有说服力。”

2021年3月24日，Daszak在一个坐满了人的政府会议厅，给联邦政府的卫生和国安的官员们演示了他将要给国际卫生组织交的调查报告。 穿上西装，他讲解了36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副本名利场拿到了。

在一堆图表，图形和华南海鲜市场关着野生动物的旧照片，而这些动物可能带有病毒，有一张PPT是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貌似盘旋在实验室可能是病毒来源地的纠结可以放下了。 那里每年都有外部审计，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迹象。 审计报告是不能随便看的。 他的可以相信的合作者石正丽说她的员工没有人发现新冠类的症状。

演示结束了，Daszak举起手，好像等着大家起立鼓掌。有个与会者回忆道：“他在这一屋子各部门官员里， 洋洋得意的很不和谐。”

国际卫生组织一个星期以后发表了120页的调查报告。 专家们举手投票：最从蝙蝠到人直接的传播从存在这种可能性到可能；由中间宿主传播到人从可能到非常可能；从冷冻食物传播存在这种可能性； 而实验室事故是非常不可能。

这份报告错误百出，没有说服力，以至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在发表的当天就显得根本不想为它负责。“就国际卫生组织而言是所有的假设都不排除。”

三个月以后，专家组的首席专家， 丹麦的食品科学家Peter Ben Embarek, 把这报告最后一点的公信之火给灭了。 他对在一个纪录片中说专家组和17位中国关联科学家私下做了交易：报告可以提到实验室假说，条件是我们不建议对此假说进行任何进一步的研究，还得用“非常不可能”的字眼来描述这个假说。

这还没完。 Daszak自己也承认-在他给Michael Lauer博士，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外部研究副主任，的一封信里 - 他愿意参加专家组有个人和职业的打算： 搜集能洗清武汉病毒所的信息， 也洗刷对自己机构的疑虑，有利于拿回资助。

“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安抚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担忧，”他2021年4月11日写道。“这包括参加国际卫生组织-中国联合专家组调查Covid-19的动物起源，在中国干了一个月（包括2个星期的隔离），对我个人，家庭还有工作机构都是是很大负担也是风险。“

他写道：他在忠实遵守国际卫生组织的工作指导的同时，还搜集到了主要的信息，这些信息特别针对国际卫生研究院提出的重建资助的条件：他安排了一个外部的检查组去检查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12月之前是否拥有SARS-Cov-2.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官一口咬定2019年12月之前研究所没有这个病毒， 他写道， 他还安排把这个答复写进了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

对Daszak来说，很不幸的是， 国家卫生研究院没有被打动。一直到现在，资助还是被中止状态。

2022年2月25日，Worobey, Andersen, Garry还有其他的15个作者忙着把声称发现了SARS-CoV-2是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的确凿证据的版前稿上传到公开区域的前一天， 中国疾控中心发表了他们自己的一份版前论文稿，这份论文稿里面有些新的数据，指向了一个不一样的结论。 论文稿解释，在海鲜市场检查了18种动物，搜集了457个样本，没有一个样本检测阳性。 然后，病毒在73个在周遭采的样本中发现，都和人类的感染有关。 所以，样本证实海鲜市场“放大”了病毒传播，但是并非病毒的起源地。

这期间，3月16日在医学杂志“BMJ全球健康”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作者是一群意大利科学家，Sergei Pond也参加写作，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病毒可能在官方认可的2019年12日开始传播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前在世界各地就传开了。如果是真的， 这就完全颠覆了海鲜市场可能是流行病大爆发的源头的假设。

“还是有很多好的问题还没有答案”。 Pond说。 “那一方都没有压倒性的证据，”他又说，他很困惑 “为什么有必要鼓吹一个观点。”（在笔答问卷中，Andersen说：说SARS-CoV-2来自市场而不是病毒研究，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科学自证，证据很清楚。“）

Simon Wain-Hobson对发生的一切有自己的假设：那些鼓吹自然起源的科学家，“他说，”想表达的是病毒学不是大流行的罪魁祸首。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