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全) KC 对我来说,在美国过农历新年是一件挺没趣的事。春节在此地不是假日,可是唐人街总有那么几个好事之徒,搞那么一轮不地道的节庆活动,弄那么一场变了味的喧闹,徒然撩起我心中一丝丝的乡愁,却苦无排遣之道。 我的所谓“乡愁”,究其实只是一种朦胧的心境。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祖籍是广东番禺,曾长期居住澳门和香港,现在则旅居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市。何处是吾乡?我也确乎说不清,抽象地说,或许那是自己的文化故乡;倘要具体指陈,我想,大概应是我的父母之家。因此,年夜饭--或称团年饭--便成了我心中岁晚乡愁之所系。 说到年夜饭,我的脑海便马上湧起一段段温馨的回忆,舌底也自然而然地分泌出一阵阵馋涎。 小时候,年夜饭是我家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晚饭。那时候,家中环境并不富裕,平时晚饭就是两菜一汤。年夜饭则毫无例外,近乎“九大簋”的规格,而且菜单上绝对不会有苦瓜之类我小时候敬而远之的菜式,于是动辄三四碗白饭,全然无须借助猪油加酱油。 中国人讲究吉利,年夜饭的菜单也反映了这一风俗。我家的年夜饭,年年例必有几样应景的菜式。 喝的汤必然是发菜蚝豉冬菇猪骨汤。发菜粤音近乎“发财”,蚝豉即牡蛎干,音似“好市”,取其“发财好市”之意。蚝豉是惹味之物,冬菇则香远益清,加上发菜和猪骨熬汤,于是产生了丰富的味觉联想,挑起食欲。 拼盘是几种应时的腊味,计有腊肠,腊肉,閏(月旁)肠(即鸭肝肠),金银閏(月旁)和腊鸭。这最后两样,一年之中只在冬季一两个月内供应市场。腊鸭经过腌制风干,肉质细密,蒸熟之后,菜盘子上升腾的热气满载着特异的香味,闻之能不食指大动?我独喜鸭腿,有特殊味觉偏好者,则奉鸭尾为上品。金银閏(月旁)其实就是一方油浸肥猪肉,裹在鸭肝制成的圆筒形硬壳里,蒸熟后,切成片状,晶莹剔透,一口咬下,清脆利落,甘香无比,溶于口中,浑似无物,加上鸭肝微苦的味觉提示,简直是一种口感的极度满足,犹如对一家人一年辛劳之后的奖赏。金银閏(月旁)加腊味,显然寓意“金银满屋,家肥屋润”。可惜,这种感觉,我自去国以后,再也无缘享受,以至于“家肥屋润”的憧憬,也渐渐地淡薄了。此地市场供应的腊味,制法用料因地制宜,口味始终不地道,金银閏(月旁)则更是未之见也。 大年夜的饭桌上,肥鸡是不可少的。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大年初一是鸡的生日,不宜杀鸡,要吃鸡只好趁除夕未过之际吃之。父亲偏好白切鸡,因此,我家年夜饭上吃的鸡,必是一味白切鸡,以盐油姜茸蘸而食之,味赛珍馐。这白切鸡在港澳,华南以至南洋,不过是普通之物,但所用的鸡种叫龙岗鸡,肉质嫩滑而富质感,绝不似北美程式化饲养的肉鸡,肉质疏松,啖之如嚼棉絮,只宜炮制炸子鸡。家乡的白切鸡,如今只能在返家省亲时得慰口福,一年不得一回,因此,每至年夜,口中忽觉淡寡无味,思乡之情也就越发殷切。 中国人重节俭,尚积蓄,喜有余而忌不足,因而大年夜的饭桌上总有鲜鱼,取其“年年有余”之意。昔日我家旅居柬埔寨,晚饭常有清蒸笋壳鱼,那是当地的特产,其肉质本就鲜美,无需刻意烹调。至于港澳,海产鲜鱼种类繁多,简直是老饕的天堂,年夜饭上嚐鲜,乃是轻而易举之事。母亲为了隆重其事,每年的年夜饭,例必另加一味鲍鱼,用的是墨西哥车轮牌罐头鲍鱼,切片勾芡,垫之以生菜,不仅“有余”,抑且“生财”,可谓大吉大利。来美以后,发现此地河鲜海鱼,多宜煎炸,不宜清蒸,幼年养成的口味,只能在想象中追寻了。 小时候,在家吃年夜饭有几条规矩。饭前,小孩照例要拜祭先人。父亲是新式人物,不信鬼神;母亲是传统中国妇女,娘家有拜神的习惯,出嫁以后,嫁鸡随鸡,因此我家从来没有神主,土地牌位,一年到头,唯一一次烧香燃烛的机会就是在大年夜拜祭先人。初时,我们兄弟年纪还小,拜祭先人要下跪磕头。母亲就在家门口地上,摆一隻菜盘子,放上一隻整鸡,旁边是一筐水果,前面点几根蜡烛,烧几炷香,再放上三小杯烧酒。然后,我们兄弟就跪在这临时的香案前,磕头如仪。后来,我家迁往澳门,家居门前缺乏空间,只好改在屋里拜祭,年纪稍长,不再斤斤计较形式,于是拜祭先人变成走过场,站着合十鞠躬了事。再到后来,我和三弟离家上大学,往往到了除夕前一日或当日才来得及赶回家,家里事情也忙,加上母亲年事渐高,拜祭先人的制度也就渐渐废弛,终于竟至淡忘了。如今我们兄弟三人相继成家,到了第三代,再也无人主持督导拜祭先人的仪式了。 不过,另有一个做法却一直坚持不辍,那就是在年夜饭开饭之前向父母问安。这一节并无任何特别讲究的形式,不过就是全家人在饭桌坐定之后,我们兄弟分别向父母亲恭请起筷而已。这种规矩在我们小时候原是天天要做的事,后来年龄稍长,父母亲也不再坚持严格执行,结果是,只有到了年夜饭时,我们才主动自觉行礼。这样的做法,直到我离港来美国之前,一九九五年年初的最后一次年夜饭上,仍然守持。此后,我不再和父母及弟弟过大年夜,弟弟们是否仍然坚持行礼禀报,则不得而知了。 再有另一样做法是年夜饭时为父母亲盛饭。这和饭前请安一样,初时也是每日惯常的动作,后来因为我们兄弟上学功课忙,或者其它莫须有的原因,母亲体谅我们,不再坚持,再后来也就变成仅仅一年一次年夜饭时稍稍表示心意的动作。父母亲一年辛劳,做儿子的在旧岁将除之际,能为他们做的就只是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自我离乡去国十一年以来,再无机会和父母亲吃年夜饭,连这小小的义务,也只能委诸弟弟和弟妇,自省之余,不免有些愧疚。 记得上初中时,语文课本里有一课书,是由“儒林外史”里摘出的第一回,说的是元末王冕拒事权贵,避世奉母的逸事。后来读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插图版的全本“儒林外史”,第一回里有程十发白描的插画,描绘的是王冕携母春游的情节,图下说明文字摘抄了这样一段: “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 当时读过,印象深刻。吴敬梓的文字看似平平无奇,但经咀嚼再三,越发觉其情境和谐,寄意高远。至今回味王冕故事,敬仰殊殷,时有见贤思齐的冲动。然而我如今远居海外,养儿育女,正值体验“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时候,每至岁晚,望洋兴叹,怅然若失。 我从出生到上大学前,一直和家人一起生活。自七四年离开澳门前往香港以后,则和家人聚少离多,每年和父母亲相聚的日子,加起来不足一月。直至来美国以前,四十余年间,每年大年夜,例必归家团聚。年夜饭于我,过去是一家团圆的象征,如今却是乡愁的寄托。 海外游子们又各式各样排遣乡愁的办法。唐人街的春节庆祝活动是一种,电话拜年是另一种。我一度的做法,是在岁晚汇款给父母亲过年。我当然明白金钱无补于一家团圆的天伦大乐,然而那是我寻求心理平衡,弥补愧疚的一种潜意识举动。前年春节前,我给三弟寄去一张支票,央他代为兑现奉上双亲,可是后来父母亲担心我入不敷支,嘱咐三弟免兑支票。这事有如当年母亲体谅我们兄弟上学功课忙碌,豁免我们每日为双亲盛饭的例课,如此姑息,久而久之,遂习以为常。我午夜梦回,时有情何以堪的感慨。 今年大年初一给父母亲电话拜年,得知前一天晚上他们和二弟三弟两家人在酒楼吃年夜饭。最近几年,母亲苦于脚疾,行动不便,已很少入厨。弟弟体谅母亲,节假日总喜光顾澳门观光塔的南湖明月酒家,理由是观光塔的地下停车场有电梯直达楼上酒家门前,可减少母亲行路的不便。今年,他们干脆到那里去吃年夜饭,儿孙们为长辈盛饭的象征式动作,想来也在不经意间免除了吧? 十年过去了,母亲的健康状况渐不如前。我掂量着,大概今年除夕,我该设法回澳门去,陪父母亲吃一回年夜饭了。 二〇〇六年二月八日起稿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二日完稿 后记:家母今年年初去世,我虽然及时赶回家去,她却没能等到除夕和家人吃年夜饭。今夕重读四年前的手稿,不禁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