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匪徒、瘋狗和竊賊

博論天下

記者： 您在”紀錄與中國有關的求職與offer“一文中提到，您加盟山東私立學院後，被中青報記者像瘋狗一樣纏上。這個比喻或者描述聽起來很嚴重。雖然在中國有“防火防盜防記者”一說，把無良記者跟縱火犯、竊賊相提並論，但像你這麼graphic的描述不多見。您能不談一談您這種比喻或描述的理由嗎？

陳琳：這個類比有三個理由。一， 中青報記者毫無根據地指控我的自我介紹都是假的，毀謗我人格和品德。其行為如瘋狗一樣，咬你不商量。此為“瘋狗”。二，中青報三周內發表六、七篇長短文章和評論， 如此對付一個無公職的知識分子，一個非公眾人物，其密度和頻率實為罕見。此為“纏上”。三 ，中青報對我造成的傷害遠超過被瘋狗咬傷。被瘋狗咬過，少則幾周多則幾月可以痊癒。被中青報記者咬過，其傷害二十年後依舊，比起瘋狗，有過之而無不及。

記者：這麼不尋常的哈佛博士事件對您有哪些直接的影響？

陳琳：對我的人格、名譽和事業的打擊是摧毀性的。這些在沙清的文章，哈佛博士中國大陸蒙難記，有提到, 我就不講了。但我講一個也可以說是令人意外的、正面的影響：就是此事後，我幾乎脫胎換骨了。在哈佛博士事件前後經歷的變化，讓我想起了一句著名的話：“我離開家時是亞瑟，回來時是牛 虻”。

在受中青報攻擊之前，我一直在中美最好的大學讀書，工作後也是在大學和金融機構。身邊碰到的人都是文明優雅理性溫和的。留美後我也經常回到中國講課，受到東道主的款待, 都是禮數有加的。接受一些國內媒體的採訪，碰到的也都是文質彬彬的年輕記者，比如新華社，中新社，中華英才雜誌社，人物雜誌社，經濟日報社，光明日報社的記者等等。 2002年，在山東濟南突然碰到喪心病狂的中青報記者，真是震驚，真是不知所措。

事後，感覺自己變化很多。最主要的變化，就是膽子大多了。比如，我現在半夜去亂墳崗走一圈根本沒問題。陰間虛無縹緲的鬼有什麼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間揮之不去的惡人。

再比如，我膽子大了後，現在出國，哪兒都敢去，包括世界上最危險的三大城市：聖保羅，內羅畢，約翰內斯堡。 我在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 瀏覽自然和人文景觀，沒有任何擔心和恐懼。因為我是過來人，跟人類中最邪惡的中青報記者打過交道。非洲南美的歹徒能把我怎樣？何況一個人一生碰到兩次人間極惡的概率是很小的。黑社會的人許多時候辦事是有分寸的，有底線的，不傷及無辜，所謂盜亦有道。不像中青報記者那樣完全無道。

有一次，我走在巴西聖保羅街上，迎面而來的一個年輕人突然過來把手伸進我的襯衫口袋，我下意識地“啊”了一聲，（ 不是怒斥也不是喊警察）， 摸了一下口袋。再一看，那個年輕人已經跑開幾十米。我竊笑，心想那點膽量比起中青報記者真是小巫見大巫。 如果是中青報記者，他一定不會跑，而是原地不動，賊喊捉賊，誣陷是我把手伸進他的口袋。因為他有公權力加持的話語權。不明真相的公眾或者缺乏批判性思維能力的讀者會認為記者說的是對的。我可能會因此背上竊賊的罪名，二十年洗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