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派若捲土重來，國家將面臨制度性災難

沙皇

胡錦濤為何在數十年間始終堅持認為，一位出身少數民族、主修漢語言文學的官員，堪為治理十四億人口大國的不二人選？這一用人標準，不僅關乎個體判斷，更映射出“團派”對現代國家治理本質的深刻誤解。

語言是工具，不是真理。尤其當代“中文專業”，多止於辭章修飾與語言規範的練習，卻鮮有對世界知識結構的整體理解與批判意識。王勃年少文章驚世，但他未因文采卓絕而受託大政。幾年前的“中國詩詞大會”上，北大中文博士生屢遭外賣騎手擊敗的場景，更凸顯出語言技藝與認知深度之間的斷裂。

在現代國家的治理錯綜複雜，一個國家領導人若對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制度設計、經濟運行、文化哲學一無所知，便如柏拉圖所批判的“瞎眼的舵手”，空有權柄，卻無方向。

共產主義祖師爺列寧曾言：“只要掌握人類一切知識的財富， 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若以此為標尺，團派頭面人物顯然都不及格。他們“識字寫稿”，但對國家治理之複雜性、專業性缺乏認知。

蘇格拉底說：“知識即美德。”柏拉圖進一步提出，國家的治理應交由“哲人王”， 即那些能將智慧與德性融合的人。在此意義上，團派頭面人物既非哲人，亦非賢者。他們在“記誦”中建構政績，在“套話”中塗抹德行，從未展露過經邦濟世所需要的遠見卓識。

有人辯解：他們雖才學不足，但是否可憑“德”彌補？而所謂“德”，如果僅僅是門面上的虔誠、口頭上的廉潔，而不是以真誠、正義、責任為內核，那便是偽德，是儒家所言“鄉愿”，最為危險的偽善者。

李克強大學畢業時“抄他人名句署自己名”的“軼事”，表面看來無關大局，實則暴露了其人格根基中的浮躁與虛偽。這不是一次“少年輕狂”的失誤，而是其品性結構中自欺欺人傾向的真實體現。

胡錦濤的“用人邏輯”，讓人想起晚清李鴻章所言“做官最容易”的荒謬。在那個農耕社會，確實可以靠八股文章治國。但今日之中國，所面對的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等結構性挑戰，非憑“記住‘茴’字的四種寫法”就能解決。

令人驚訝的是，繼李克強之後，胡錦濤又試圖力保胡春華接班，這種“父子相授、親黨相承”的政治傳承模式，不僅背離了現代制度精神，亦淪為“庸人統治”的溫床。政治哲學裡的“平庸之惡”，正在團派身上具體而微妙地上演：他們麻木、無知、逃避思考。

團派不是中國的未來，而是過去幽靈的回音。如果他們真的捲土重來，後果將不僅是“政治失誤”，而是文明斷層，是民族命運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