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派若卷土重来，国家将面临制度性灾难

沙皇

胡锦涛为何在数十年间始终坚持认为，一位出身少数民族、主修汉语言文学的官员，堪为治理十四亿人口大国的不二人选？这一用人标准，不仅关乎个体判断，更映射出“团派”对现代国家治理本质的深刻误解。

语言是工具，不是真理。尤其当代“中文专业”，多止于辞章修饰与语言规范的练习，却鲜有对世界知识结构的整体理解与批判意识。王勃年少文章惊世，但他未因文采卓绝而受托大政。几年前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北大中文博士生屡遭外卖骑手击败的场景，更凸显出语言技艺与认知深度之间的断裂。

在现代国家的治理错综复杂，一个国家领导人若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制度设计、经济运行、文化哲学一无所知，便如柏拉图所批判的“瞎眼的舵手”，空有权柄，却无方向。

共产主义祖师爷列宁曾言：“只要掌握人类一切知识的财富， 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若以此为标尺，团派头面人物显然都不及格。他们“识字写稿”，但对国家治理之复杂性、专业性缺乏认知。

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柏拉图进一步提出，国家的治理应交由“哲人王”， 即那些能将智慧与德性融合的人。在此意义上，团派头面人物既非哲人，亦非贤者。他们在“记诵”中建构政绩，在“套话”中涂抹德行，从未展露过经邦济世所需要的远见卓识。

有人辩解：他们虽才学不足，但是否可凭“德”弥补？而所谓“德”，如果仅仅是门面上的虔诚、口头上的廉洁，而不是以真诚、正义、责任为内核，那便是伪德，是儒家所言“乡愿”，最为危险的伪善者。

李克强大学毕业时“抄他人名句署自己名”的“轶事”，表面看来无关大局，实则暴露了其人格根基中的浮躁与虚伪。这不是一次“少年轻狂”的失误，而是其品性结构中自欺欺人倾向的真实体现。

胡锦涛的“用人逻辑”，让人想起晚清李鸿章所言“做官最容易”的荒谬。在那个农耕社会，确实可以靠八股文章治国。但今日之中国，所面对的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结构性挑战，非凭“记住‘茴’字的四种写法”就能解决。

令人惊讶的是，继李克强之后，胡锦涛又试图力保胡春华接班，这种“父子相授、亲党相承”的政治传承模式，不仅背离了现代制度精神，亦沦为“庸人统治”的温床。政治哲学里的“平庸之恶”，正在团派身上具体而微妙地上演：他们麻木、无知、逃避思考。

团派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过去幽灵的回音。如果他们真的卷土重来，后果将不仅是“政治失误”，而是文明断层，是民族命运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