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派殘餘勢力導演的鬧劇

沙皇

中國文化中有“對自己人最狠”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深植於歷史的土壤中，更在當代權力鬥爭中不斷重演。從宮廷政變到黨內清洗，從文革到今日的中共內部權鬥，這種“兄弟鬩於牆”的傳統已成為中國政治生態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歷史一再證明，中國的內部鬥爭往往比對外鬥爭更為激烈殘酷。鬥爭的邏輯不是“誰更能治理國家”，而是“誰更能消滅對手”。這種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使得政治競爭變成了生死較量，而非制度性協商或政策比拼。

十幾年前習李易位，引發團派勢力強烈不滿。團派視其為“篡位者”，不僅在海外媒體上窮追猛打，更利用他們操控的大外宣系統發動匿名輿論戰，試圖削弱其執政合法性。這種鬥爭的激烈程度，已遠超正常政治分歧的範疇。

“哈佛博士事件”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例證。團派勢力通過造謠誹謗人格謀殺，逼迫被他們視為潛在對手的哈佛肯尼迪學院畢業生陳琳博士退出中國，甚至在其流亡海外多年後仍遭遇暴力襲擊。這種罪惡行徑標誌着中國政治鬥爭已經走向更極端的“物理消滅”，儘管普羅大眾對此渾然不知。

如果團派以暴力方式捲土重來，對習近平的處置方式可能會如當年羅馬尼亞反對派對待奧塞斯庫般血腥。這種極端設想雖令人震撼，卻並非毫無根據。

這種“對自己人最狠”的文化不僅加劇了政治生態的惡化，也嚴重傷害了國家治理的穩定性與公眾對制度的信任。當政治鬥爭凌駕於制度之上，國家治理就會陷入動盪，社會信任也將逐漸瓦解。

徹底清除團派勢力，是中國政府恢復政治秩序需要邁出的第一步。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如何打破“兄弟鬩於牆”的文化慣性，建立一種更具包容性、制度化的政治競爭機制。否則，即使鬥爭暫時平息，新的惡性循環仍可能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