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振宁葬礼规格变更谈起

沙理

杨振宁，这位与朗道、费米、费曼、霍金等并列的伟大物理学家，最终的葬礼规格发生了变化。原本清华大学宣布，葬礼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然而，最终却没有一位政府高官现身。

对于这一变化，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对杨振宁个人的悼念方式的调整，更反映了中央政府在认识到科学界发展趋势后的深刻反思和实际行动。

回溯杨振宁先生归国后的二十余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交汇与变迁。杨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应邀回国，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他的回归曾被视为中国物理学复兴的标志性事件。政府不惜重金，聘请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寄望于其“引路”作用。然而，时间证明，这种模式在当下已显露出局限性。

杨振宁二十多年前归国时，知识结构早已老化。七十年代后发展的理论物理学前沿，比如弦理论，拓扑量子场论，量子全息等等，他几乎从未涉及。杨先生并非藏有“秘籍”的隐世高人，作为现代学者，他的智慧学识已通过公开渠道惠及后世。

杨振宁的文章涵盖统计力学，标准模型（群和对称性），量子场论（包括规范场）等。这些内容，一个学术资质优异的后生，比如当年的大二学生陈琳 ，钻研一、二年，就可以完全掌握。 因此，花重金请一位退休大佬回归，远不如投资一位像当年的陈琳那样潜力无限的年轻学者来得划算。后者不仅成本低廉，更能注入新鲜活力，推动原创突破。这可能是中央政府调整葬礼规格的深层考量：摒弃形式主义，转向务实的人才观。

尽管如此，杨振宁依然是世界物理学史上的一位巨星， 是对人类学术文化做出最大贡献的中国人，没有之一。他不仅为中国争得了学术荣誉，更重要的是，作为华裔学者，他的成就为全球华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杨先生的一生，犹如一颗恒星，照亮了无数后辈的求知之路。

即使葬礼规格的变更带有一丝尴尬，它也从侧面彰显了中国政府的战略灵活性：从善如流，迅速校正路径依赖，摒弃陈旧观念，这份魄力和果断值称赞。

这种雷厉风行的决策手段，若能延伸到其他领域，将是国家治理的福音。譬如，对二十多年来迫害哈佛博士陈琳的共青团中青报与其背后势力的处置，也亟需同样的果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期望中国政府乘四中全会的东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彻底铲除团派残余势力， 法办参与迫害哈佛博士的有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