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在解釋國際貿易分工上有一個比較優勢理論，就是每個國家生產和出口那些與其它國家相比，最具有成本優勢的產品，能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以絕對成本優勢為依據。即使一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比另一國都具有成本優勢，但程度不同；那麼在成本優勢較大的商品生產方面就具有比較優勢，應專門生產出口該種商品。而從另一國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自己比較劣勢的商品正是另一國的比較優勢商品。 將這個概念引入權力鬥爭領域，可稱之為“權力比較優勢”，能很好地解釋中共建政以來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和交接，特別是能很好的解釋為何毛澤東發動群眾搞“文革”來打倒劉少奇，而習近平則用反腐來清肅不同派系。亦即在權力鬥爭中，權力爭奪者會採用他最具有比較優勢的方面來打擊對手。 權力就是對他人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權力由威望、功勞、人脈、資歷和職務構成，不同領導人在這些方面的權重不同。這些因素相互之間是正向關係，會互相加強，但相對獨立。威望是得到承認、表彰和宣揚的功勞；參加中共革命越早，資歷越長，和職務越高，人脈一般就越廣；人脈有先天和後天獲得之分，先天就是家庭背景的蔭庇，後天則是靠個人的能力與努力建立的。一般而言，情商越高，越有助於建立人脈。而人脈越廣，就更容易做出成績和獲得更高職位。能力則是獲得威望、功勞、人脈和職務的重要條件，但攀升到中共高層，能力已體現在這些因素里了。而且在這個層次上的權力鬥爭，能力已經不太重要了，就不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來考量。 總體而言，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是打江山的，權力主要由威望、功勞、人脈、資歷構成，現任職務權重比較小。而毛澤東，他的威望、功勞和職務都較之於其它領導人都高，資歷也算最早加入中共革命的一批。但在黨內外的人脈沒有周恩來廣。 毛澤東在推進“大躍進”導致三年大饑荒後，在黨內的威望有所下降。在七千人大會上黨內對他表達了一些不滿，被迫退居第二線。讓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但對黨外卻宣傳大饑荒是三年自然災害導致的，沒有往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上引。反而“喪事喜辦”，繼續神化毛，宣揚在毛的英明領導下，中國人民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毛在廣大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威信絲毫沒有減弱，反而加強了。這算是“黨丑不外揚”吧！為了維護黨的威信。將毛的威信與黨的威信綁在了一塊。 毛退居第二線後，不再是政務和黨務的主要決策者，面主要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被晾在了一邊，喪失了過去在黨內一呼百應的感覺。例如，1964年1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身體不適，鄧小平就建議毛就不要參加會議了。那麼顯然這個會議，有毛不多，無毛不少，毛沒有什麼重頭戲。毛對大權旁落感到不適，非常不爽，於是萌生了打倒劉鄧，奪回權力的想法。毛對權力非常執迷。 那怎麼才能扳到劉少奇呢？如果從黨內發動倒劉，就不見得能成功，而且挺費勁。因為毛和劉在黨務和政務系統內各方面的權力優勢懸殊不大。論功勞和威望，如果毛是滿分100，劉也有70；論人脈，毛的人脈可能還不及劉。劉長期主管地下黨組織，因而建政後大城市的政務系統大多是劉的人。論資歷和職務，毛也不比劉有多大優勢。但在軍隊內，毛的威望和人脈就比劉高出許多。而在群眾中，毛比劉的威望就高出更多。如果毛在廣大群眾中的威望是100，劉可能就只有40。中共為了動員民眾參加和支持其領導的革命，在黨內外突出宣傳毛的英明偉大，暗示毛是“真龍天子”。沒辦法，民眾就信這個。所以毛的威望大大超過其它領導人。而在黨內，縱然如此宣傳，但中高層幹部相互知根知底，對毛的迷信就沒那麼嚴重。彭德懷就敢和毛拍桌子對罵。“距離產生美”，離得近了，就沒什麼神秘感。所以，毛選擇了確保軍隊的穩定，而利用其在全國範圍內近乎神的威望，發動群眾運動衝擊各級組織。劉下面支持他的官員“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也就無力支持劉的權力。於是，毛輕而易舉就打倒了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說起來，這些為了奪取權力不惜將毛抬上神壇的人，不說是咎由自取，那也是事出有因。 
毛通過發動群眾來進行權力鬥爭，是中國歷史上的新生事物，過去沒有這樣的先例。原因在於過去皇帝僅是君，不是師。孔子才是萬世師表，讀書人和老百姓認孔子所說的話和理。而中共革命過程和建政初期，尊奉毛的思想，將毛推上了偉大導師的地位，將毛澤東思想和毛語錄奉為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將之與中共的統治合法性綁定在一起了。這是文革能發動起來的社會基礎。可以將毛退居二線後的狀態視為“教權”和“君權”的暫時分離，文革則是毛利用“教權”重新獲得“君權”的革命，近似於伊朗的伊斯蘭革命。 毛去世後，中共的權力逐步轉移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老一輩革命家手中。但鄧小平的功勞和威望並沒有超出其它老一輩太多，相互之間基本上維持了權力共享的狀態。但對於下一輩，則是權力授予。胡耀邦和趙紫陽雖然是中共建政前參加革命，但在黨內的資歷、功勞和威望與鄧小平等老一輩相比，就差得太多。他們的權力更多的是建立在職務基礎上的。所以，鄧小平等老一輩對其的權力能予給予奪。而江澤民和胡錦濤完全是坐江山的，其權力當然也是授予而來的，幾乎完全建立在職務上。由於兩人的權力都是直接來源於打江山的老一輩的授予，兩人之間的權力交接就不是授予，而是移交。江澤民最多只能利用軍委主席的職務對胡錦濤的權力有所限制，但不能收回。而習近平接任胡錦濤當然也是權力移交。由於胡錦濤祼退，結果對習近平的權力連限制也沒有了。 總之，沒有“打江山”的中共領導人，包括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和其它高層領導，他們的權力基本上來自於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功勞和資歷占比小；人脈也占比小。與革命時期不同，中共建政後實行流官制，不容易形成革命時期緊密性和忠誠度高的“山頭”，所謂的黨內“派系”非常鬆散，緊密性和忠誠度低；大家在黨內外的威望都低，彼此彼此。權力差距主要體現在職務高低上和有無職務上。老一輩打江山的是“人走茶不涼”，坐江山的則是“人一走茶就涼”。 那麼，現在中共的高層領導，不論在職的和不在職的，大家的權力都是繼承而來的，都沒什麼功勞。資歷、威望和人脈相差不多。因而，習近平的權力比較優勢就是他擔任的職務，黨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三位一體”，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種委員會主席或組長職務。那麼，利用反腐來打擊黨內異己和集中權力就是習近平的最優選擇。僅僅將鬥爭局限在黨內就行了。而發動群眾來反腐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多大號召力。反而會破壞中共的統治體系，動搖中共的統治。發動起來，剎不住車，麻煩就更大了。不比得建政初期，意識形態對維護統治的作用大，統治體系受到群眾運動的一些衝擊問題不大，損害可控。而現今中共主要靠組織體系來維護統治，而意識形態對維護中共統治的作用已經很小了。 “官大一級壓死人”，習近平利於其職務權力，將過去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轉變成了“定於一尊”。其它政治局常委變成了他的下屬，需要定期向他匯報工作和述職。他名正言順的最高職務讓他可以所向披靡，輕而易舉地拿下讓他看不順眼的任何人。除非黨內能集結起力量罷免他。但這樣後果很嚴重，已沒有眾望所歸的人來收拾局面，搞不好就會引起大的政治動盪，極大地損害中共的統治。只有在習近平繼續當權對權貴和官僚們的利益損害大於罷免他引起的嚴重後果時，才會產生這樣的意願。而即使有這樣的意願，成功率也較低，而風險則很高。失敗了會受到嚴厲懲處；成功了，也不見得能控製得住局面。 習近平雖然是紅二代，但文革時期在農村艱苦的環境生活過並倖存下來，無疑具有堅強的意志。但其意識形態非常陳舊，知識結構非常欠缺，人格不健全。文革結束後，進入官僚體系，得益於父輩的蔭庇，得以快速升遷。應該不會有多麼優秀，但也不會是無能之輩。如果是無能之輩，即使有父輩的提攜，也不能上位。經過長期的官場歷練，他應該具備比較豐富的官場鬥爭經驗，加上他破釜沉舟的蠻勁，尤其是他具有的相當大的職務權力比較優勢，才使得他能利用反腐迅速集中權力，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圖謀得逞。這一切並不令人費解。並不是習近平有多麼英明神勇，主要是中共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及構成與過去相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20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