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毛粉至今还否认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的事实。他们提出的反驳论点之一是，如果真饿死了几千万人，饥民们怎么不揭竿而起，造反呢？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力的反诘。历史上，中国多次发生大饥荒，而大饥荒必然导致所谓的“农民起义”。论挨饿的绝对人数而言，三千多万人名列第一，但为何就没有发生类似历史上的饥民暴动的事呢？

杨继绳在其《墓碑 — 一九五八 — 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饥荒纪实》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虽然“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杨继绳对此解释道：“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杨继绳的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共对汉族地区控制得更严密；第二、汉人没有少数民族好斗，汉族人更怯懦；第三，汉人没有武器。

应该说，这三方面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共在农村消灭地主后，整个农村都没有粮食储备。这才是大饥荒来临，挨饿的农民暴动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过去农村有地主，地主家有余粮。饥荒来临时，饥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去哄抢地主家。过去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来描述此类事件，“吃大户”，说明这种现象在过去屡见不鲜。虽然有些规模的地主，雇用了保安，看家护院，平时对付盗贼可以；但灾荒年间，对付大量饥民就不管用。这样，饥民们抢完一家地主，就能捱过几天，有气力赶到县城去抢粮。四面八方的饥民汇聚到一块，其中有组织能力的人登高一呼，就能拉起队伍，攻城掠池。然后滚雪球似的，不断吸收流民和扩充补给，就能与官军相抗衡。

那中共搞土改，消灭地主后，农村就没有大户了。而且对粮食进行统一征收，搞“反瞒产”，不允许农民存有余粮。大家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粮食全部被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储存，以保证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

而毛泽东狂妄自大，胡乱搞，把中国当成他的社会实验田。几亿中国人都是他的小白鼠。他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修水库；不事农业生产，粮食成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同时各地纷纷虚报粮食产量，不甘落后，“亩产万斤”放卫星，一个比一个厉害。农村粮食征收“应收尽收”，颗粒不剩。结果来年粮食歉收，农民挨饿。但方圆几十里都没有粮食可抢。粮食都在几十里远的县城。饿着肚子，根本走不了几里路。往县城跑，也必然饿死在路上。只能原地找替代品，野菜、树皮、观音土之类，甚至吃人肉，但最终还是救不了命，只能在家等着饿死。

当然中共有农村基层组织，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过去“皇权不下乡”，饥民们容易组织起来。大饥荒时，中共派民兵把守村口，不准外出讨饭。但主要还是农村没有粮食储备，形成不了补给接力，饥民很难发生暴动。如果农村有粮可抢，民兵的几杆枪，面对几十上百的饥民，也不顶事。人饿急了，再胆怯的人也会拼了。反正都是一死。

但即使饥民们能汇聚起暴动，也动摇不了中共的统治。热兵器时代，官民武力悬殊太大。假设饥民们能如过去那样汇聚到县城，也攻不下县城。一个连的正规军，配备重武器，很轻易就能镇压下饥民暴动。少数民族骚乱和暴动就被中共轻易镇压了。杨继绳通过查阅地方志，汇集了云贵川、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在1958年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发生的几十起骚乱和暴动。这些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例如根据当地县志，“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三千多万人就这样静静地不声不响地饿死了，绝对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悲剧、惨剧和人祸。

2025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