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權理論將所有權分為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根據這個定義，一般認為，中共建政前，中國是私有制，私人所有制。在1949年前，最為重要和最主要的財產，土地，個人可以占有、自主使用、自由處置和從中獲得收益，私有制是主要的財產制度。而在中共建政後，則推行並實現了公有制。

改革開放前，個人不能擁有私有財產，包括土地在內的動產和不動產都歸屬於國家或集體所有；個人只擁有極少的生活資料，不能擁有生產資料和重要的生活資料。如房產也屬於國家所有，私人不能擁有。

改革開放後，才允許私有經濟和個人擁有財產，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寫入憲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但整體上和根本上仍然是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十三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但土地仍然屬於國家或集體所有。《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憲法》還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然而，不管是中共建政前的私有制及私有經濟，還是中共改革開放後的私有財產和私有經濟，都很容易受到皇權和公權力的侵害。中國過去的私有制或現在的私有財產和私有經濟都缺乏可靠的保障。私有財產被侵犯比比皆是。最近山西大同執法人員強行撬開私人商鋪門鎖，進入商鋪內開街面燈就是典型的公權力侵害私人財產。而西方私有制下，私有財產則得到可靠的保障，受到法律的嚴格保障

如果以西方的私有財產受到嚴格保障的標準來衡量，所有權僅包含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顯然是不夠的。還應加上一個（受）保障權，而且保障權是所有權中最重要的和首要的。沒有保障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都無法保持長久和穩固，很容易受到侵犯和被迫喪失。

所有權理論來自於西方。對於西方而言，私有財產具有可靠保障不言而喻，熟視無睹，理所當然，無需列明。西方經濟學家沒有在西方社會觀察到私有財產普遍缺乏保障的情形，所以沒有將保障權列入所有權的重要內容。但保障權實際存在，是隱含的。而將西方的所有權理論來考察中國的財產所有制，就很有必要將保障權列明為所有權的首要權利。所有權應包含保障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

按照加入了保障權的所有權定義，中國就從來不曾有過私有制，個人從來就不曾有過私人財產。中共建政後，土地一直是國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實質上都是黨有制。改革開放前，個人不占有什麼財產；改革開放後，個人雖然對土地和其它財產有占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對其它財產有處置權，但都缺乏保障權。而清朝滅亡之前，土地則屬於皇帝所有，土地雖然可以由臣民占有、使用和從之獲得收益，在臣民之間可以自由交易，擁有一定的處置權，但皇帝始終擁有對臣民占有的土地的終極處置權，臣民對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得到不保障。清朝滅亡到中共建政之間屬於過渡期。

天下的所有土地都歸天子或皇帝所有首先表現在政治理念上。若干文獻都表述了這一政治理念。最著名最明確的表述莫過於《詩經·小雅》中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秦始皇巡視琅琊時立下石刻，在上面斬釘截鐵地昭告天下：“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上下左右前後的土地都屬於皇帝；明代清官海瑞的《治安疏》則言道，“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可見，從皇帝到臣民都承認並維護這一政治理念。

伯夷叔齊被視為義舉的“不食周粟”也包含天下土地及物產屬於天子的政治理念。伯夷叔齊首先認為周代商後，天下土地萬物就由屬商王所有轉為屬周天子所有。這是隱含的前置認知。然後他們才認為，如果要始終不棄不離忠於商王，那就不應當再食用周天子的食物。於是就躲進首陽山採薇充飢。結果遇一個實誠的婦人，對他們說這山上的野菜也屬於周天子。把伯夷叔齊逼到牆角，只得野菜也不吃了，活活餓死了。真是“活人讓尿憋死了”。“不食周粟”與“不許吃黨的飯砸黨的鍋”背後的道理是一樣的。就是天下所有土地和物產都是屬於天子、皇帝或黨的。

政治理念則反映到土地制度上。分封制下，天子將自己的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又將部分土地分封給大夫。等於諸侯是一級承包、大夫是二級承包。大夫對諸侯，諸侯對天子有進貢的義務。天子和諸侯有收回分封土地的權利。“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諸侯危害到天子的統治，天子就變置、收回諸侯的封地。法理上如此。但周王室衰弱後，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諸侯大夫則實行土地井田制，役使轄地農民先完成公田的耕種，才能去耕種自己占有的土地。公田就是諸侯大夫直接占有的田。這種生產方式與改革開放前，農民必須先完成生產隊未分包的集體土地上的勞動指標，才能去自留地里幹活非常相像。顯然，分封制下，上至諸侯，下至百姓，其占有或勞作的土地缺乏保障權，都可以被上一級發包商所收回。

郡縣制下，皇帝的控制力比分封制下的天子強不少，則直接將土地發包給地主或自耕農，取消了諸侯大夫的中間層次，地主或自耕農需要交田賦和服勞役。各個朝代的土地制雖然不盡相同，但皇帝始終保有對土地的終極處置權。例如漢武帝為打擊豪強和抑制土地兼併，頒布《遷茂陵令》，強行將財富在300萬錢以上的豪強，一律遷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這意味着皇權剝奪了豪強原來占有的土地，和剝奪了茂陵原居民占有的土地。總的趨勢是，皇帝對天下土地的干預程度越來越大。這主要是因為皇帝的控制力隨技術手段的增強而越來越強。例如，秦漢實行“授地制”，根據軍功將土地授予給立下戰功的軍士。但由於朝廷的控制力不足，難以抑制土地的兼併。即使漢武帝採用霹靂手段消滅豪強，也難以一勞永逸地防止土地兼併。而到明清，朝廷的控制力比秦漢強許多，就能比較好地抑制土地兼併。但皇帝對土地的干預程度也受到統治幅度的制約。疆域的擴大，會增加統治的幅度，就會削弱皇帝對天下土地的干預程度。另外，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和民生，穩固統治，皇帝也可能不得已減少對天下土地的干預程度。

中共建政後，其政治理念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如出一轍。只是用“黨”代替了“王”，實質是一樣的。因為其控制力更強，能將政權深入到農村基層，就能更大程度上控制天下的土地，可以做到禁止土地占有權的交易。從而建立起土地國有制和集體制。如果古代的天子和皇帝也有中共的控制力，他們也會禁止土地交易。

從古至今，中國都不存在西方那樣得到可靠保障的私人財產制度。正因為如此，中國也沒有出現過西方那樣個人擁有奴隸的奴隸經濟。奴隸從事生產是有的，但役使奴隸創造價值不是主要的生產方式。主要的生產方式基本一直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因為天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屬於皇帝，其它人歸根結底都是皇帝的奴隸，皇帝的財產，只是分等級而已。奴隸不能擁奴隸，自由人才能擁有奴隸。再一個，土豪地主蓄養奴隸存在很大的經濟風險。蓄養奴隸要投入很大成本，比僱傭長工或短工成本大得多；而皇帝有徵用天下臣民的權力，私人蓄養奴隸，一旦被皇帝無償徵用去服勞役或兵役，就成了虧本生意。而從事家庭服務的奴僕可以有。從事生產勞動的奴隸是青壯勞動力，奴僕一般是女子或體質比較差的男子，被皇帝徵用的風險小很多。

也可以將整個古代中國視為一個大的奴隸莊園，只有皇帝這個唯一的奴隸主。因為莊園無比大，奴隸能夠活動遷移的範圍就很大，人身自由就比古代西方奴隸大得多。因為只有一個奴隸主，當然也不存在西方的奴隸市場和奴隸交易，只存在奴僕買賣。

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偉大的進步，是人類文明的開端，是自由平等價值觀及相應制度的基石。中國的問題在於私有財產始終缺乏終極意義的可靠保障，因而發展不出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及制度。緣由在於，從古至今，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同和接受“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理念，認同天下屬於依靠暴力奪取政權的皇帝或黨組織所有，皇帝或黨組織有不受限制地支配天下土地、財物和子民的權力。中國人過去和現在擁有的部分財產權只是因為“皇天下”或“黨天下”沒有足夠的控制力或為了促進經濟而不得已的退讓。一旦皇權或專制權力有了足夠的控制力與資本，就會侵蝕私有財產甚至企圖消滅私有財產。嚴格說來，中國從不曾有過私有制。只曾有過“皇有制”和“黨有制”。只有大多數中國人摒棄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理念，才可能建立起得到可靠保障、擁有完整權利的私有制。

2025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