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先生有感於近年來和近期中國社會連續發生在普通人之間的惡性互害事件，寫下了“中國大面積社會潰敗的政治根源”一文。指出中國社會已呈現出大面積的社會潰敗。他寫道， 所謂社會潰敗，就是社會的文明規範越來越不起作用，人們在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因素和效果持續增加。其中，“社會”這個形容詞，說的是這類“互害”現象出現在大體無關具有強迫本質的公共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經濟活動的領域內，主要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之中。
並認為導致中國社會大面積社會潰敗的根源在於專制制度。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社會的互害現象自古皆然，古代社會，毛時代也是如此。但改革開放以來，互害現象確實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早在十多年前，三鹿毒奶粉等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就足以說明中國社會處於大面積互害和潰敗。十多年前的惡性刑事案件也不少。但當時的網絡傳播效應沒有今天這麼大，手機客戶端還未普及，局限於PC端，更沒有現在人人可創作和轉發，煽動性和傳播性極高的短視頻。社會事件的擴散和影響的範圍沒有現在這麼大。 要說原因，當然專制制度是加重互害和社會潰敗的重要因素。但我以為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於儒家“親親尊尊”的價值觀不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陌生人之間的高頻交往。如果說專制制度是根本原因，那專制制度建立和持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當然還是這個群體中大多數人的價值觀決定的。 至今為此，中國仍然還是一個儒家社會。儒家“親親尊尊”的價值觀仍然是中國社會人際交往和制度安排的基本準則。儒家經典《中庸》對“親親尊尊”解釋得非常清楚，“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儘管近現代儒家遭受到批判，但“親疏有別，貴賤有等”一直是中國社會運行的深層次規則。 古代社會和毛澤東統治下的計劃經濟時代，人際交往以熟人為主，陌生人之間交往少。古代社會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一個村里，外出很少。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的生活圈子也基本局限於生產隊和單位之內，都是熟人社會。如果不考慮階級鬥爭，人們之間互害現象比較少。但出門在外，不管是古代社會，還是計劃經濟年代，比現在兇險得多。行走江湖，一不小心就會被孫二娘做成人肉包子。而市場經濟和交通通訊發達的現代社會，陌生人之間的交往是主要的。所以互害事件頻繁。一個村一個村地製造有毒有害食品。鐵鏈女受迫害，同村人不僅相互包庇，還共同一致對外。這就是儒家“親疏有別”的規則在起作用。西方國家也有“鐵鏈女”這樣的案例，但如果被鄰居發現了，則會報警，而不會包庇。 
並非人心不古，道德滑坡，而是社會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儒家的道德準則對陌生人之間的交往沒有普適的要求。在儒家理論中，陌生人就是非人，怎麼傷害都不違反道德。這與基督教的道德準則不同，基督教認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相互之間，不管是不是有親緣關係，熟人關係或不認識，都應當平等對待。當然，人們總是對親人和朋友更好，但基督教保證了對待陌生人有個底線。虔誠的基督徒做了傷害陌生人的事，會有內疚感和負罪感，因而在道德上有很強的約束力。但在儒家社會，傷害了陌生人、損害了陌生人的利益，是不會產生內疚和負罪感的。 客觀而言，現今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高於毛時代和古代社會。南京法官判罰扶老人的年輕人，並不是現在人們不扶老人的原因。還是因為老人是陌生人，才不會去扶。老人是認識的人，一般都會去扶。過去熟人社會，老人倒地，遇着熟人的機率大，就會得到扶助。現在機率小，就沒人扶。當然總會有個別好心人，不管認不認識，都樂於助人，但畢竟是少數。南京的判例只是給了許多人不扶老人一個藉口。實際上，沒有這個判例，許多人也不會去扶。 當然專制制度的掠奪性，導致民眾的生存資源更為匱乏，為爭奪生存資源，加重了民眾之間的互害。但專制制度本身得到了民眾支持、默許和順從，不然專制制度不可能建立和持續。 2024年5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