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太年轻时就是一个“老太婆”

      最近我太太的一位中学同学寄来一篇文章，作者也是当年上外附中（现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一位名叫朱榄叶的同学，此文是她专为建校50周年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原文见下附）。我太太看后很是感慨，说是老同学的文章让她回想起当年“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一幕幕生动情景，只是现如今自己已从当年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变成了两鬓花白的老人……该文中也讲到了关于我太太当年的一件趣事。以前我只知道她小时候就很喜欢文艺活动，喜欢演戏，但不知道她那时已俨然以两鬓花白的“老太婆”的身份登场，更不知她原来还为此获得了“老太婆”的绰号。

      我太太回忆说，虽然时光已飞过了近半个世纪，但对中学时代的生活仍记忆犹新。当年那些调皮不恭的孩子们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人事业有成，且已生儿育女，有的已经有了第三代传人。我太太虽已知上外附中的大校庆即将（12月28日）举行，可因工作在身，不可能回去参加了，或亦可说是因无脸见江东父老吧，因为国内的老同学们已个个功成名就、安享晚年，而在北美的我们则还被“判为”尚不到退休年龄的壮年劳动力呢！那位朱榄叶同学大学毕业后去了华东政法大学工作，后成为国际法学院的教授，正是很了不起！这间上外附中着实培养了不少人才，有的甚至当上过外交部部长或副部长等。有一点朱女士说得好，无论谁取得什么小的或大的成绩，毕业生们后来的职业大多与“外语”有关，这与母校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祝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蒸蒸日上！！

以下是朱女士的原文

回忆附中的生活

作者：朱榄叶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3-11-11

俗话说“时光如梭”，转眼间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原名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建校50年的日子就要到了。

我是66届三（1）班的朱榄叶。*作为母校第一届学生，我们都从当年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变成了两鬓花白的老人。回首在上外附中度过的时光，思绪万千。然而，记忆是一个个片段，无法连接成一个“故事片”；老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回顾，不连贯的片段慢慢拼成了“短片”。

老师

学校的老师都是当时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优秀教师，或者是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生中的高材生，甚至还有从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中调过来的。教我们三（1）班的英语老师是陆飞霞和谭文兰（上英语课时，40个人再分成两个小班），陆飞霞老师原来就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当时她们给我们的印象是年轻漂亮，和蔼可亲。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不会说英语，但听到一种自己不熟悉的语言从她们嘴里读出来，感到是那样的悦耳动听，而要模仿她们去学习一种语言就成了一件快乐的事。

教语文的林觉真老师人很瘦，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讲起课来声音洪亮。记得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写的词《念奴娇·昆仑》。林老师不是用平时朗读课文的方式读课文，而是以古代吟诗的样子，半吟半唱、抑扬顿挫地朗诵。“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她读着读着就进入了情境，可能忘记了是在课堂上面对40个中学生，竟然双目微闭，摇头晃脑起来。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年龄还小，以前也没有见过这样吟诵古诗的，不懂得去欣赏，反而在下面窃笑。

教数学的孙瑞蛟老师瘦高的个子，也带着一副深度近视镜，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一天课间，下面一节是数学课了，那帮顽皮的男生一拥而上用整整一盒蛤蜊油抹在一个男同学的头上，一边嚷着看看谁的头更油。上课铃响，孙老师一踏进教室，同学们都看着他笑，又不敢笑出声来，把他搞得莫名其妙。很多年以后，我们在学校与老师重聚时，才说出了这个笑话。

教生物的孙国富老师第一节课就错把一个同学的名字从“宁宁”读成了“守守”，那个倔脾气的女生就是不吭气，直到老师叫了第三遍，她才气呼呼地说：“我叫X宁宁，不叫X守守”。这样的场景对我肯定产生了影响，以后我自己做了老师，每个学期第一节课之前拿到了学生名单，一定仔仔细细看一遍，见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免得第一节课就叫错了学生的名字。

教地理的刘志发老师是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的。他上课从来不带书，而是拿着一把粉笔走进教室。一边讲课一边搓着手里的粉笔，弄得手上全是粉笔灰。对于他讲课的内容，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清楚地记得，他可以信手在黑板上画出某个省的地图，那个时候我们对他可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啊。今年我们和老师聚会时，刘老师说出了当年他对调到中学任教是有一点点情绪的，对教中学生很不屑，所以才会从来不带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们对他崇拜的理由。

教历史的陆钟珏老师是我们上初二的时候才来学校的。开学第一天他就让同学们见识了他的“厉害”。教学楼一楼门厅放着一块黑板，好像是写着开学的哪个事项由哪位老师负责。有一个同学边看边读“陆钟王玉”，只听见背后传来很响亮的声音“陆钟珏”，吓得那个读错老师名字的同学赶紧“逃跑”了。后来我们上陆老师的历史课很有意思，他讲山顶洞人，讲阶级斗争，讲到兴起不禁手势连连。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同学还记得他两只手捏拢对敲的样子。

学习

我们的英语课比起当时其他学校课时要多不少，每个星期10节，但其他课程并没有减少，因为我们住校，自习课放在了一早一晚。每天早晨的早自习主要是读英语，学校里当时有那种很大的用磁带的录音机。在那个时候，这种教学条件就是非常优越的了。学校的广播台每次播音前也是一段外语，当小喇叭里传出“This is the Broadcasting Station of th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School”和我们听不懂的法语（一大串单词过后，唯一可以听懂的是最后一个词“Shanghai”，我们英语班的同学开玩笑的把法语念的Shanghai，说成“香干”），广播就开始了。

初一的第一个学期，我们使用的英语书和当时上海市普通中学使用的是一样的，首页是马克思语录“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但是我们的老师却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使得我们中的相当多同学后来从事的工作多少都与外语有关。“情景教学法”把枯燥的英语方位词变得生动有趣。一篇4句话的短短课文，“Where is my cap? It is not in the desk. It is not under the table. Oh, it is on my head.”老师拿了一顶帽子，让同学轮流表演，很快，每个同学都记住了“上、下、里”等方位词。到了初二以后，我们的课本就是学校老师自己选择教学材料油印的了。当时在全国有名的“听说领先法”就是上外附中的老师们创造出来的。老师们按照孩子学习语言的方法，叫我们多听多说，而不是像其他中学那样教音标、语法。我们在初二的时候有一篇课文，说的是一个人买了一只鹦鹉，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来退货，因为那只鹦鹉不会说或，而只会结巴。记得那篇课文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买了鹦鹉的人说：“It can can can can not tal-tal-talk, it s-s-s stutters. ”课文的最后是点睛的一句：“Even a bird learns what it hears.”都过去了近50年了，这样的句子还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生活

初一的第一个学期，上外附中在中山北一路的校舍还在建设中，学校借了杨浦中学的房子就开了学。第一届初中有3个班，每个班40个同学。第一年只开办了两个语种，两个英语班一个法语班。

记得那时杨浦中学一进校门是教室大楼，教室楼后面向西一点的地方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那里既有宿舍又有教室，我们的宿舍就在这栋楼里。刚开学时，学校安排初中部的同学跟小学部在同一个宿舍，初中同学睡下铺，小学同学睡上铺，不过这种安排很快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了。

当时大多数同学是第一次离开家过集体生活，学校安排了生活老师，关心同学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每天晚上熄灯以后，本来应该很安静的寝室反而热闹了起来。有的同学讲故事，有的同学讲听到的奇闻趣事。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同学一般也不让出校门，平时上课、自习安排的很紧，晚上的时间就成了大家交流的主要时段了。此时，生活老师就开始巡视宿舍了，有时，你会听到生活老师任秀娣用她那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在走廊里喊“关灯了，不要说话了”，而有时，她会突然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某个宿舍，盯着某个正说得起劲的同学，等那个同学发现宿舍里其他同学都没有回应了，才发现自己被老师“逮了个正着”。

第二个学期，附中的新校舍造好了。我们全都搬到了新校舍。实际上，那个时候只是教室已经造好，宿舍还在建造中，所以，教学楼的三楼四楼就作为宿舍，我们在那里又住了一个学期。一个教室里放着那么多双人床，对小孩子来说，有点像走迷宫，引得我们莫名其妙地兴奋。一年以后，宿舍楼也造好了，我们才搬进了8人一间的宿舍。记得1964年10月15日，我们高兴地听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第二天，班主任张同均老师兴奋地到宿舍来，又是一个大好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当时我们那兴奋的劲头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

劳动

60年代，中学生每个学期都要劳动的。我们的劳动内容很多，有的学期是到上海郊区参加三秋，摘棉花，割水稻。摘棉花时，我们每个人腰间扎一个布口袋，摘下的棉花就放在口袋里。绽开的棉桃看上去很美，一片白花花的，但棉桃的壳儿其实是很硬的，裂开后很尖，摘棉花的时候，不小心就被扎到，手会很痛。如果是割水稻，秋天成熟了的水稻叶子边缘就像细齿锯子，在胳膊上留下一道道浅浅的血印。但那个时候，我们提倡的是“轻伤不下火线”，没有一个同学会因为手扎破了或胳膊划伤了就不去劳动。下乡劳动的时候，我们住在农村的学校里，男生和女生各住一间教室，打着大通铺。下乡的时候还要自己做饭，有的同学不下地，而被分配去帮助炊事员做饭。劳动虽然辛苦，但对每天“关”在学校里学习来说，下乡劳动就像“放风”，我们都很兴奋。

有一个学期我们参加的是工业劳动。那个时候上海财经大学（当时还是财经学院）的旁边有一个天通铁床厂，我们这些初中学生的劳动任务是用砂纸把铁床架上锈迹去掉，然后再由工人喷漆。这个活儿虽然不算太累，但铁锈的粉末随着砂纸的打磨飘在空中，我们虽然都带口罩，还是会弄成一个大花脸。可那个时候大家的劳动都很卖力，没有人偷懒的。

课余生活

外语学校的学生不只是会读书，我们的课余生活也是十分丰富的。学校每年都举行田径运动会，各种田径项目都有，我们学校的选手还在虹口区的学生运动会上取得过好成绩呢。

学校还每年举行文艺汇演，每个班都要出节目。记得有一年我们把“渔夫和金鱼”搬上了舞台。孙志刚演老渔夫，张海玲演渔夫那凶恶的老婆，袁朝演金鱼，而我是念旁白的，到现在我还记得开场的第一句话：“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n old man and an old woman who lived by the sea.”有一年，67级3班的一个女同学化妆成老太太，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上海话歌曲“六样机”：“老太婆活到六十几，种田人只见屋里老母鸡，人民公社办得好，今朝看到六样机：拖拉机、收割机……”。自她长了那首歌之后，几乎全校同学都叫她“老太婆”，而她的真名-清韵却被人忘记了。

60年代初期，正是毛主席号召学雷锋的年代。很多个周末，我们回家不直接乘公共汽车，而是从杨浦中学走到外滩，然后在乘公交车。我们班级的劳动委员汤志坚在课余把同学扔掉的废纸收集起来，每个星期一次卖到废品回收站，把攒下的钱作为班费。

母校的3年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为祖国学习，长大了为祖国工作，是我们每个人的信念。这一信念陪伴我们走过了50年。

后记:

    我中学毕业后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被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为1977级学生。大学毕业后至今在华东政法大学工作，是国际法学院的教授。我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能在离开学校11、2年后考进大学，与母校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学们聚会时常常谈起，我们的职业大多数与“外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