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太年輕時就是一個“老太婆”

      最近我太太的一位中學同學寄來一篇文章，作者也是當年上外附中（現名為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的一位名叫朱欖葉的同學，此文是她專為建校50周年寫的一篇紀念文章（原文見下附）。我太太看後很是感慨，說是老同學的文章讓她回想起當年“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一幕幕生動情景，只是現如今自己已從當年繫着紅領巾的少年變成了兩鬢花白的老人……該文中也講到了關於我太太當年的一件趣事。以前我只知道她小時候就很喜歡文藝活動，喜歡演戲，但不知道她那時已儼然以兩鬢花白的“老太婆”的身份登場，更不知她原來還為此獲得了“老太婆”的綽號。

      我太太回憶說，雖然時光已飛過了近半個世紀，但對中學時代的生活仍記憶猶新。當年那些調皮不恭的孩子們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多人事業有成，且已生兒育女，有的已經有了第三代傳人。我太太雖已知上外附中的大校慶即將（12月28日）舉行，可因工作在身，不可能回去參加了，或亦可說是因無臉見江東父老吧，因為國內的老同學們已個個功成名就、安享晚年，而在北美的我們則還被“判為”尚不到退休年齡的壯年勞動力呢！那位朱欖葉同學大學畢業後去了華東政法大學工作，後成為國際法學院的教授，正是很了不起！這間上外附中着實培養了不少人才，有的甚至當上過外交部部長或副部長等。有一點朱女士說得好，無論誰取得什麼小的或大的成績，畢業生們後來的職業大多與“外語”有關，這與母校的教育是分不開的。祝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蒸蒸日上！！

以下是朱女士的原文

回憶附中的生活

作者：朱欖葉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更新時間：2013-11-11

俗話說“時光如梭”，轉眼間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外國語學校（原名上海外國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建校50年的日子就要到了。

我是66屆三（1）班的朱欖葉。*作為母校第一屆學生，我們都從當年繫着紅領巾的少年變成了兩鬢花白的老人。回首在上外附中度過的時光，思緒萬千。然而，記憶是一個個片段，無法連接成一個“故事片”；老同學聚會大家一起回顧，不連貫的片段慢慢拼成了“短片”。

老師

學校的老師都是當時上海一些重點中學的優秀教師，或者是上海外語學院畢業生中的高材生，甚至還有從外國語學院的老師中調過來的。教我們三（1）班的英語老師是陸飛霞和譚文蘭（上英語課時，40個人再分成兩個小班），陸飛霞老師原來就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的老師。當時她們給我們的印象是年輕漂亮，和藹可親。雖然我們那個時候不會說英語，但聽到一種自己不熟悉的語言從她們嘴裡讀出來，感到是那樣的悅耳動聽，而要模仿她們去學習一種語言就成了一件快樂的事。

教語文的林覺真老師人很瘦，帶着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但講起課來聲音洪亮。記得有一篇課文是毛主席寫的詞《念奴嬌·崑崙》。林老師不是用平時朗讀課文的方式讀課文，而是以古代吟詩的樣子，半吟半唱、抑揚頓挫地朗誦。“橫空出世，莽崑崙，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她讀着讀着就進入了情境，可能忘記了是在課堂上面對40個中學生，竟然雙目微閉，搖頭晃腦起來。我們這些調皮的學生年齡還小，以前也沒有見過這樣吟誦古詩的，不懂得去欣賞，反而在下面竊笑。

教數學的孫瑞蛟老師瘦高的個子，也帶着一副深度近視鏡，頭髮總是梳得“一絲不苟”。一天課間，下面一節是數學課了，那幫頑皮的男生一擁而上用整整一盒蛤蜊油抹在一個男同學的頭上，一邊嚷着看看誰的頭更油。上課鈴響，孫老師一踏進教室，同學們都看着他笑，又不敢笑出聲來，把他搞得莫名其妙。很多年以後，我們在學校與老師重聚時，才說出了這個笑話。

教生物的孫國富老師第一節課就錯把一個同學的名字從“寧寧”讀成了“守守”，那個倔脾氣的女生就是不吭氣，直到老師叫了第三遍，她才氣呼呼地說：“我叫X寧寧，不叫X守守”。這樣的場景對我肯定產生了影響，以後我自己做了老師，每個學期第一節課之前拿到了學生名單，一定仔仔細細看一遍，見到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免得第一節課就叫錯了學生的名字。

教地理的劉志發老師是從華東師範大學調來的。他上課從來不帶書，而是拿着一把粉筆走進教室。一邊講課一邊搓着手裡的粉筆，弄得手上全是粉筆灰。對於他講課的內容，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但清楚地記得，他可以信手在黑板上畫出某個省的地圖，那個時候我們對他可是崇拜得五體投地啊。今年我們和老師聚會時，劉老師說出了當年他對調到中學任教是有一點點情緒的，對教中學生很不屑，所以才會從來不帶書。沒有想到這竟成了我們對他崇拜的理由。

教歷史的陸鍾珏老師是我們上初二的時候才來學校的。開學第一天他就讓同學們見識了他的“厲害”。教學樓一樓門廳放着一塊黑板，好像是寫着開學的哪個事項由哪位老師負責。有一個同學邊看邊讀“陸鐘王玉”，只聽見背後傳來很響亮的聲音“陸鍾珏”，嚇得那個讀錯老師名字的同學趕緊“逃跑”了。後來我們上陸老師的歷史課很有意思，他講山頂洞人，講階級鬥爭，講到興起不禁手勢連連。直到今天我們很多同學還記得他兩隻手捏攏對敲的樣子。

學習

我們的英語課比起當時其他學校課時要多不少，每個星期10節，但其他課程並沒有減少，因為我們住校，自習課放在了一早一晚。每天早晨的早自習主要是讀英語，學校里當時有那種很大的用磁帶的錄音機。在那個時候，這種教學條件就是非常優越的了。學校的廣播台每次播音前也是一段外語，當小喇叭里傳出“This is the Broadcasting Station of th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School”和我們聽不懂的法語（一大串單詞過後，唯一可以聽懂的是最後一個詞“Shanghai”，我們英語班的同學開玩笑的把法語念的Shanghai，說成“香乾”），廣播就開始了。

初一的第一個學期，我們使用的英語書和當時上海市普通中學使用的是一樣的，首頁是馬克思語錄“外語是人生鬥爭的武器”，但是我們的老師卻用不同的教學方法為我們打下了堅實的外語基礎，使得我們中的相當多同學後來從事的工作多少都與外語有關。“情景教學法”把枯燥的英語方位詞變得生動有趣。一篇4句話的短短課文，“Where is my cap? It is not in the desk. It is not under the table. Oh, it is on my head.”老師拿了一頂帽子，讓同學輪流表演，很快，每個同學都記住了“上、下、里”等方位詞。到了初二以後，我們的課本就是學校老師自己選擇教學材料油印的了。當時在全國有名的“聽說領先法”就是上外附中的老師們創造出來的。老師們按照孩子學習語言的方法，叫我們多聽多說，而不是像其他中學那樣教音標、語法。我們在初二的時候有一篇課文，說的是一個人買了一隻鸚鵡，但過了一段時間後來退貨，因為那隻鸚鵡不會說或，而只會結巴。記得那篇課文的最後幾句是這樣的，買了鸚鵡的人說：“It can can can can not tal-tal-talk, it s-s-s stutters. ”課文的最後是點睛的一句：“Even a bird learns what it hears.”都過去了近50年了，這樣的句子還是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子裡。

生活

初一的第一個學期，上外附中在中山北一路的校舍還在建設中，學校借了楊浦中學的房子就開了學。第一屆初中有3個班，每個班40個同學。第一年只開辦了兩個語種，兩個英語班一個法語班。

記得那時楊浦中學一進校門是教室大樓，教室樓後面向西一點的地方是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那裡既有宿舍又有教室，我們的宿舍就在這棟樓里。剛開學時，學校安排初中部的同學跟小學部在同一個宿舍，初中同學睡下鋪，小學同學睡上鋪，不過這種安排很快就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改變了。

當時大多數同學是第一次離開家過集體生活，學校安排了生活老師，關心同學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每天晚上熄燈以後，本來應該很安靜的寢室反而熱鬧了起來。有的同學講故事，有的同學講聽到的奇聞趣事。那個時候沒有電視，同學一般也不讓出校門，平時上課、自習安排的很緊，晚上的時間就成了大家交流的主要時段了。此時，生活老師就開始巡視宿舍了，有時，你會聽到生活老師任秀娣用她那不大標準的普通話在走廊里喊“關燈了，不要說話了”，而有時，她會突然不聲不響地出現在某個宿舍，盯着某個正說得起勁的同學，等那個同學發現宿舍里其他同學都沒有回應了，才發現自己被老師“逮了個正着”。

第二個學期，附中的新校舍造好了。我們全都搬到了新校舍。實際上，那個時候只是教室已經造好，宿舍還在建造中，所以，教學樓的三樓四樓就作為宿舍，我們在那裡又住了一個學期。一個教室里放着那麼多雙人床，對小孩子來說，有點像走迷宮，引得我們莫名其妙地興奮。一年以後，宿舍樓也造好了，我們才搬進了8人一間的宿舍。記得1964年10月15日，我們高興地聽到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第二天，班主任張同均老師興奮地到宿舍來，又是一個大好消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當時我們那興奮的勁頭真是難以用語言形容。

勞動

60年代，中學生每個學期都要勞動的。我們的勞動內容很多，有的學期是到上海郊區參加三秋，摘棉花，割水稻。摘棉花時，我們每個人腰間扎一個布口袋，摘下的棉花就放在口袋裡。綻開的棉桃看上去很美，一片白花花的，但棉桃的殼兒其實是很硬的，裂開後很尖，摘棉花的時候，不小心就被扎到，手會很痛。如果是割水稻，秋天成熟了的水稻葉子邊緣就像細齒鋸子，在胳膊上留下一道道淺淺的血印。但那個時候，我們提倡的是“輕傷不下火線”，沒有一個同學會因為手扎破了或胳膊劃傷了就不去勞動。下鄉勞動的時候，我們住在農村的學校里，男生和女生各住一間教室，打着大通鋪。下鄉的時候還要自己做飯，有的同學不下地，而被分配去幫助炊事員做飯。勞動雖然辛苦，但對每天“關”在學校里學習來說，下鄉勞動就像“放風”，我們都很興奮。

有一個學期我們參加的是工業勞動。那個時候上海財經大學（當時還是財經學院）的旁邊有一個天通鐵床廠，我們這些初中學生的勞動任務是用砂紙把鐵床架上鏽跡去掉，然後再由工人噴漆。這個活兒雖然不算太累，但鐵鏽的粉末隨着砂紙的打磨飄在空中，我們雖然都帶口罩，還是會弄成一個大花臉。可那個時候大家的勞動都很賣力，沒有人偷懶的。

課餘生活

外語學校的學生不只是會讀書，我們的課餘生活也是十分豐富的。學校每年都舉行田徑運動會，各種田徑項目都有，我們學校的選手還在虹口區的學生運動會上取得過好成績呢。

學校還每年舉行文藝匯演，每個班都要出節目。記得有一年我們把“漁夫和金魚”搬上了舞台。孫志剛演老漁夫，張海玲演漁夫那兇惡的老婆，袁朝演金魚，而我是念旁白的，到現在我還記得開場的第一句話：“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n old man and an old woman who lived by the sea.”有一年，67級3班的一個女同學化妝成老太太，唱了一首當時流行的上海話歌曲“六樣機”：“老太婆活到六十幾，種田人只見屋裡老母雞，人民公社辦得好，今朝看到六樣機：拖拉機、收割機……”。自她長了那首歌之後，幾乎全校同學都叫她“老太婆”，而她的真名-清韻卻被人忘記了。

60年代初期，正是毛主席號召學雷鋒的年代。很多個周末，我們回家不直接乘公共汽車，而是從楊浦中學走到外灘，然後在乘公交車。我們班級的勞動委員湯志堅在課餘把同學扔掉的廢紙收集起來，每個星期一次賣到廢品回收站，把攢下的錢作為班費。

母校的3年學習時間雖然不長，但在我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為祖國學習，長大了為祖國工作，是我們每個人的信念。這一信念陪伴我們走過了50年。

後記:

    我中學畢業後去了黑龍江軍墾農場。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被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錄取為1977級學生。大學畢業後至今在華東政法大學工作，是國際法學院的教授。我們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能在離開學校11、2年後考進大學，與母校的教育是分不開的。同學們聚會時常常談起，我們的職業大多數與“外語”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