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很多人都只会想到北大、清华、南开，其实在民国时期，还有一群特别牛的大学，它们不是政府办的，而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统称“教会大学”。一共有16所顶尖的，其中13所是基督新教办的。比如燕京、齐鲁、沪江、圣约翰、岭南、金陵、之江等等。3所是天主教办的，例如辅仁、震旦、津沽。这些学校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成都、杭州等大城市，硬件好、钱多、老师牛、学生少，妥妥的“贵族学校”。

在20世纪30年代，这16所学校加起来才招几千人，却占了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别看人数少，出的人才可吓人：外交家顾维钧、胡适、冰心、林语堂、巴金、老舍、曹禺、梁实秋、钱钟书、费孝通、杨振宁、李政道……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能写进教科书的人物。它们把西方的自由教育、批判性思维、通识教育一股脑儿带进了中国，让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知道，原来大学不只是考功名、背四书五经，还能讨论哲学、做实验、办报纸、谈恋爱（圣约翰当年可是出了名的“男女恋爱自由”）。可以说，没有这些教会大学，中国现代文明的底子要薄一大截。

可1949年以后，风向全变了。

1952年，全国高校搞“院系调整”，目标很明确：把所有大学改造成苏联模式的“专业对口”工厂，教会大学首当其冲，因为它们被贴上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标签。燕京大学直接被撤销，校产并给北大、清华；齐鲁大学的医学院并到山东医学院，文科干脆砍掉；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辅仁大学被北大吞了；圣约翰、沪江、之江、岭南……要么被拆得七零八落，要么直接从地球上抹掉名字。

更惨的是人。

那几年先搞“思想改造运动”，教会大学的校长、教授一个个被拉去批斗。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本来就是美国人，早被赶走了；剩下的中国籍校长、教授就倒了大霉。很多人是真心实意想为新中国做贡献，结果还是逃不过“历史反革命”“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批斗会上最恐怖的不是外人冲进来砸，是自己人、学生、助手、甚至老婆孩子都站出来揭发控诉。老师低头写检查，学生举手喊口号，同事之间互相挖“黑历史”，场面比文革还早十几年。那种“人人自危、个个过关”的气氛，简直让人窒息。很多老先生一夜之间从受人尊敬的学者，变成“牛鬼蛇神”，身心都被彻底击垮，有的当场崩溃，有的没几年就郁郁而终。

短短两三年，16所曾经光彩照人的教会大学，名字没了，校产没了，精神传统也没了。文科被砍得七零八落，因为文科最容易“资产阶级自由化”。全国大学从此只剩理工农医，谈哲学、谈文学、谈宗教自由，一律成了禁区。

这事儿过去70多年了，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批牛逼闪闪的大学。它们不是完美，确实有文化渗透的嫌疑，学费也贵得吓人，普通老百姓家孩子基本进不去，但它们确实把现代大学该有的东西：学术自由、独立思考、国际视野，实打实地种在了中国土地上。可惜，这粒种子还没长成大树，就被连根拔了。

回过头来看1952年前后的那场大手术，中国高等教育确实实现了“苏联化”“专业化”，也为后来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代价是什么？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被碾碎，是人文精神的断裂，是大学从“培养人”变成了“制造工具”。最让人唏嘘的是，摧毁这些大学的人里，有不少正是这些大学亲手培养出来的学生。

历史没有假设，但我们可以记住：

那些曾经的灯塔虽然熄灭了，但它们照亮过的那段时光，依然是中国现代文明最亮的一页。而灯塔是怎么灭的，也值得我们永远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