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教授，我决定不读教育博士了。”

海德基教授沉默了。

过了片刻，他才抬起头。

“为什么？”

后来，很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大多把博士学位当作最终目标。我原本在中国大学教书，赴美以后重新走进校园，也一直朝着这条路前进。论文已经完成，教授愿意支持我继续深造，偏偏就在毕业前，我停了下来。

这个决定，并不是毕业那天才出现的。

研究生十六个月，每一天都在把我推向同一个答案。

白天上课、做助教，晚上到餐馆工作。十一点半收工，再赶去图书馆。离开时，常常已是凌晨两点。

四个小时以后，闹钟又会准时响起。

我把小哲留在中国，由家人照顾。每天写完一页论文，就离把他接回美国近一步；每天多挣一点工资，心里就多一分踏实。

有一天下课，我困得几乎睁不开眼睛。

海德基教授把我叫住。

“玲，你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睡觉？”

“昨天凌晨两点才离开图书馆。”

他皱了皱眉。

“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晚上，我还是会走进那间图书馆。

感恩节前，他邀请全班到家里聚餐。

我带去一锅自己包的饺子。

饭吃到一半，海德基教授站了起来。

他没有介绍论文，也没有介绍成绩。

他介绍的，是我。

他说，很多留学生只需要专心读书，而我除了上课，还要做助教、打三份工，负担远在中国孩子的生活费用。即使这样，我的论文仍然是班上最好的之一。

餐桌一下安静下来。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我低着头，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海德基教授望着我，认真地说：

“玲，你应该攻读教育博士。”

如果是在几个月前，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点头。

那一直是我来到美国以后，为自己设定的方向。

可这一次，我没有回答。

让我犹豫的，不再是能不能读博士。

而是，我还能不能继续等下去。

如果攻读教育博士，从申请、修课到完成学位，还要几年时间。

毕业以后，回到大学教书，几乎是一条已经看得见的路。

那也是我来美国时，为自己画好的方向。

偏偏就在这时候，一位餐馆老板随口说了一句：

“一年赚十万美元，并不难。”

他说完便忙别的事去了。

我却把这句话带回了家。

那天夜里，我反复计算的，不是十万美元。

而是时间。

小哲还要在中国等几年。

如果先创业，也许不用几年，我就能把他接回来。

一边，是已经伸手可及的博士机会。

一边，是正在长大的孩子。

人生有时候，并不是选择哪一条路更好。

而是决定，哪一件事不能再等。

到天亮的时候，我已经作出了决定。

博士可以以后再读。

小哲，不能继续等我。

所以，当海德基教授后来问我：

“为什么？”

我始终没有办法用一句话回答。

因为那个答案，不是在毕业典礼那一天。

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凌晨，在一次又一次想起小哲的时候，慢慢作出的。

就在我已经决定毕业后离开校园的时候，图森发生了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我还在餐馆上班。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快要打烊时，伦第打来电话：

“电视一直在播洪水警报，你别自己回来，我去接你。”

店里还有客人，我走不开，只能让他再等一会儿。

等伦第赶到，街上的积水已经漫过路面。车子刚开出去不远，轮胎便开始打滑，发动机随即熄火。

洪水从四面涌来，车身不停晃动。伦第推开车门，水立刻灌了进来。

“快出来！”

他先爬出车外，又转身把我拉了出去。

冰冷的洪水已经冲到腰间。我们爬上车顶，等着救援。

暴雨打在脸上，四周全是奔涌的水声。

那些关于博士、创业和未来的盘算，一下子全被冲散了。

我只想到一件事：

如果今天回不去了，小哲怎么办？

洪水退去以后，我照常回到课堂、餐馆和图书馆。

只是从那以后，我不再相信人生会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才把下一步交到你手里。

论文终于完成了。

我以为，接下来只需等待毕业。

苗教授看完论文，却对海德基教授说：

“这篇论文，不可能是玲写的。”

他不相信，一个来自中国大陆、每天打三份工、英文又不是母语的学生，能够完成这样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听到这个消息，我愣住了。

论文里引用过一些中文资料，由我翻译成英文。我知道自己没有抄袭，却不确定这样的处理是否符合美国大学的学术规范。

我去问海德基教授：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他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把草稿、参考资料和修改记录重新看了一遍。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

“你的英文为什么进步这么快？”

“伦第一直帮我修改英文。”

他点了点头。

伦第改的是语言。论文中的研究、观点和结论，都是我自己的。

苗教授仍然坚持质疑。

系里最后决定，请副系主任陶教授作第三方评估。

那天我走进教室时，还以为只是一堂普通的课。

很快我就发现，陶教授几乎整堂课都在点我回答问题。

她从中国古代文学问到现代文学，又转到教育制度、研究方法和论文中的观点。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没有给我多少思考的时间。

最后，她看着我：

“如果让你比较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你会怎样回答？”

我没有翻论文。

我说，中国教育让我习惯把基础打牢，也教会我面对困难时咬牙坚持；美国教育给我的，则是另一种训练——教授不急着给出标准答案，而是不断追问你的判断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想。

两种教育带给我的东西并不相同，却都留在了我身上。

也正因为亲身走过这两条路，我才知道，它们各自塑造了什么，也各自留下了什么。

说完以后，教室里安静了片刻。

下课后，陶教授把我留下。

她没有马上谈论文，而是问起我的家庭、孩子，以及我为什么把自己逼得这么紧。

最后，她问：

“毕业以后，你准备做什么？”

“原来准备继续读博士。现在，我想先创业。”

“为什么改变？”

“我要把孩子接回来。” 

她没有追问, 只是点了点头。

几天以后，评估结果出来了。

陶教授在系里的会议上说：

“玲是我们系最有潜力的学生之一。”

接着，她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她的论文有深度，因为她的人生有深度。”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场评估已经不仅仅是在判断一篇论文。

它也回答了我心里另一个问题。

我有能力继续读博士。

我也有能力继续走学术这条路。

所以后来离开校园，并不是因为我走不下去。

而是因为，我选择先走另一条路。

1989年12月21日，我拿到了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

走出礼堂时，我手里拿着文凭，心里想的却不是博士。

我想到的，是远在中国的小哲。

博士可以再读。

孩子，不能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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