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教授，我決定不讀教育博士了。” 海德基教授沉默了。 過了片刻，他才抬起頭。 “為什麼？” 後來，很多人問過我同樣的問題。 在那個年代，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大多把博士學位當作最終目標。我原本在中國大學教書，赴美以後重新走進校園，也一直朝着這條路前進。論文已經完成，教授願意支持我繼續深造，偏偏就在畢業前，我停了下來。 這個決定，並不是畢業那天才出現的。 研究生十六個月，每一天都在把我推向同一個答案。 白天上課、做助教，晚上到餐館工作。十一點半收工，再趕去圖書館。離開時，常常已是凌晨兩點。 四個小時以後，鬧鐘又會準時響起。 我把小哲留在中國，由家人照顧。每天寫完一頁論文，就離把他接回美國近一步；每天多掙一點工資，心裡就多一分踏實。 有一天下課，我困得幾乎睜不開眼睛。 海德基教授把我叫住。 “玲，你最近是不是沒有好好睡覺？” “昨天凌晨兩點才離開圖書館。” 他皺了皺眉。 “你不能一直這樣下去。” 我沒有回答。 因為我知道，第二天晚上，我還是會走進那間圖書館。
感恩節前，他邀請全班到家裡聚餐。 我帶去一鍋自己包的餃子。 飯吃到一半，海德基教授站了起來。 他沒有介紹論文，也沒有介紹成績。 他介紹的，是我。 他說，很多留學生只需要專心讀書，而我除了上課，還要做助教、打三份工，負擔遠在中國孩子的生活費用。即使這樣，我的論文仍然是班上最好的之一。 餐桌一下安靜下來。 大家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我低着頭，不知道該把手放在哪裡。 海德基教授望着我，認真地說： “玲，你應該攻讀教育博士。” 如果是在幾個月前，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點頭。 那一直是我來到美國以後，為自己設定的方向。 可這一次，我沒有回答。 讓我猶豫的，不再是能不能讀博士。 而是，我還能不能繼續等下去。 如果攻讀教育博士，從申請、修課到完成學位，還要幾年時間。 畢業以後，回到大學教書，幾乎是一條已經看得見的路。 那也是我來美國時，為自己畫好的方向。 偏偏就在這時候，一位餐館老闆隨口說了一句： “一年賺十萬美元，並不難。” 他說完便忙別的事去了。 我卻把這句話帶回了家。 那天夜裡，我反覆計算的，不是十萬美元。 而是時間。 小哲還要在中國等幾年。 如果先創業，也許不用幾年，我就能把他接回來。 一邊，是已經伸手可及的博士機會。 一邊，是正在長大的孩子。 人生有時候，並不是選擇哪一條路更好。 而是決定，哪一件事不能再等。 到天亮的時候，我已經作出了決定。 博士可以以後再讀。 小哲，不能繼續等我。 所以，當海德基教授後來問我： “為什麼？” 我始終沒有辦法用一句話回答。 因為那個答案，不是在畢業典禮那一天。 而是在一個又一個凌晨，在一次又一次想起小哲的時候，慢慢作出的。 就在我已經決定畢業後離開校園的時候，圖森發生了一場誰也沒有預料到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我還在餐館上班。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快要打烊時，倫第打來電話： “電視一直在播洪水警報，你別自己回來，我去接你。” 店裡還有客人，我走不開，只能讓他再等一會兒。 等倫第趕到，街上的積水已經漫過路面。車子剛開出去不遠，輪胎便開始打滑，發動機隨即熄火。 洪水從四面湧來，車身不停晃動。倫第推開車門，水立刻灌了進來。 “快出來！” 他先爬出車外，又轉身把我拉了出去。 冰冷的洪水已經衝到腰間。我們爬上車頂，等着救援。 暴雨打在臉上，四周全是奔涌的水聲。 那些關於博士、創業和未來的盤算，一下子全被衝散了。 我只想到一件事： 如果今天回不去了，小哲怎麼辦？ 洪水退去以後，我照常回到課堂、餐館和圖書館。 只是從那以後，我不再相信人生會等到一切準備妥當，才把下一步交到你手裡。 論文終於完成了。 我以為，接下來只需等待畢業。 苗教授看完論文，卻對海德基教授說： “這篇論文，不可能是玲寫的。” 他不相信，一個來自中國大陸、每天打三份工、英文又不是母語的學生，能夠完成這樣一篇高質量的論文。 聽到這個消息，我愣住了。 論文裡引用過一些中文資料，由我翻譯成英文。我知道自己沒有抄襲，卻不確定這樣的處理是否符合美國大學的學術規範。 我去問海德基教授： “是不是我哪裡做錯了？” 他沒有急着回答，而是把草稿、參考資料和修改記錄重新看了一遍。 過了很久，他抬起頭： “你的英文為什麼進步這麼快？” “倫第一直幫我修改英文。” 他點了點頭。 倫第改的是語言。論文中的研究、觀點和結論，都是我自己的。 苗教授仍然堅持質疑。 系裡最後決定，請副系主任陶教授作第三方評估。
那天我走進教室時，還以為只是一堂普通的課。 很快我就發現，陶教授幾乎整堂課都在點我回答問題。 她從中國古代文學問到現代文學，又轉到教育制度、研究方法和論文中的觀點。 一個問題接着一個問題，沒有給我多少思考的時間。 最後，她看着我： “如果讓你比較中國教育和美國教育，你會怎樣回答？” 我沒有翻論文。 我說，中國教育讓我習慣把基礎打牢，也教會我面對困難時咬牙堅持；美國教育給我的，則是另一種訓練——教授不急着給出標準答案，而是不斷追問你的判斷從哪裡來，為什麼這樣想。 兩種教育帶給我的東西並不相同，卻都留在了我身上。 也正因為親身走過這兩條路，我才知道，它們各自塑造了什麼，也各自留下了什麼。 說完以後，教室里安靜了片刻。 下課後，陶教授把我留下。 她沒有馬上談論文，而是問起我的家庭、孩子，以及我為什麼把自己逼得這麼緊。 最後，她問： “畢業以後，你準備做什麼？” “原來準備繼續讀博士。現在，我想先創業。” “為什麼改變？” “我要把孩子接回來。” 她沒有追問, 只是點了點頭。 幾天以後，評估結果出來了。 陶教授在系裡的會議上說： “玲是我們系最有潛力的學生之一。” 接着，她又說了一句讓我至今難忘的話： “她的論文有深度，因為她的人生有深度。”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這場評估已經不僅僅是在判斷一篇論文。 它也回答了我心裡另一個問題。 我有能力繼續讀博士。 我也有能力繼續走學術這條路。 所以後來離開校園，並不是因為我走不下去。 而是因為，我選擇先走另一條路。 1989年12月21日，我拿到了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學位。 走出禮堂時，我手裡拿着文憑，心裡想的卻不是博士。 我想到的，是遠在中國的小哲。 博士可以再讀。 孩子，不能再等。 你是否也曾為了一個更重要的人，放下過自己原來的夢想？歡迎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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