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选择

～～凡草 ～～

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争着跳出农门，为了一张户口，一份粮油关系，一个正当生存的权力而走后门，不能不是那个荒唐年代里一种无奈的选择。

  “工农兵学员”的出现，不仅是文革悲剧里的一折闹剧，也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荒唐。可是我，却戏剧性地成为其中一员。闹剧也好，荒唐也罢，只不过是我一种无奈的选择。

我1968年到农村插队，那时不过15岁。我们大队一开始有二十多个知青，经过几次招工，男生已经走完，女生也陆续离开，我们村七个同学最后只剩下我。虽然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我可以适应日常生活和田间劳作的艰苦，但有些事情却没法避免。村里有很多光棍王老五，女孩子孤身独居，难免不受到无端骚扰，我只好搬到一个要好的女孩子家借住。她比我还大一岁。看着她有母亲爱抚，我更觉得自己孤苦伶仃。又因为父母莫须有的问题，我带着入了另册的苦闷，心理非常不平衡。这种压力，远大于劳动的苦累和生活的贫困。当时战争的阴影很浓，天天“深挖洞，广积粮”。有时我从孤独中醒来，四外静寂无声，天昏地暗，很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奇怪的是，我并不害怕，反倒有一种期盼，索性掉下一颗原子弹，把整个地球毁灭算了。

因为很多知青点都留下单个女知青，问题越来越多，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强奸女知青，甚至强奸致死事件，上边就开始合并知青点。我和两个女生搬到一起，其中一个很快找到关系回城了，留下我和一个老高三的女生。处于那种情况，很坦白地说，我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离开。可是，回城似乎比登天还难。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知青间互相竞争，几近于生死，朋友也不再是朋友了。

有一次，大队书记拿出一块破手表，要我拿到省城替他修。因为父母都去了大山里，省城没有家，我很久都没回去了，一时没反应过来。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却已经伸手把表接了过去。后来我好奇地问她，那只手表就像是垃圾堆里拣出来的，还真有地方能修理？她苦笑着说，你真傻！他不明摆着要你送手表么，给你机会不知道抓住。我不禁愕然。她说，她父母到处托人才找到一张表票把表“修”好了。不知道是不是那块手表的功劳，她比我早了七、八个月离开农村。

不过，我们那里的知青上调从1970年就开始了。到了1972年，僧多粥少，水涨船高，送礼先得有门路，送了礼，还要比较后台，那毕竟是个权力大于金钱的时代。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跳出农门，为了一张户口，一份粮油关系，一个正当生存的权力到处找后门，这不能不是那个荒唐年代里一种无奈的选择。

我没有后门，先父的冤案是1979年才彻底平反的。当时他不能工作，还清高自傲，不食人间烟火，在轰轰烈烈的全民后门运动中，他居然不相信有托关系找门路这种事，还以为知青回城就是凭表现推荐。他总是要求我好好劳动，认真接受再教育。可是，我在农村的表现绝没有问题。干活我舍得拼命，几个初一的女孩里，只有我评上6.5分工，其余都是6分工一天。我还教农民识字，帮他们写信；学习医疗知识，为村民针灸注射；参加了大队的“学大寨宣传队”……可父亲就是不理解。我委屈极了，和他狠狠地呕了一场气，威胁他说，你不管我，我就再也不回家，在农村扎根算了！这才得到他的允许找人帮忙。可是，想帮忙的人没有权，有权力的人需要交换条件。我不知道碰了多少钉子，甚至还遇上过一个混蛋，企图乘人之危。

天无绝人之路，先父有个老朋友，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我到省城常去他家，也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见活干活，有饭吃饭，一提起农村就掉眼泪。他从干校回来，只挂了个闲职，看我那副可怜相，老着脸皮写了封信给他过去的警卫员。那人正好是我县的实权人物，以前也见过我父亲。我拿着信带着礼物找到那位叔叔。听说他手里有个名单，上边写的清清楚楚，谁的后台是什么人，以前是什么位置，现在是什么情况，甚至还列上了将来有什么可能……活脱脱一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护官符”！

名单长长一串，他自然要把有实权的人先摆平了。以后连着几次招工，我还是榜上无名。有一次，我在他家撞上我们大队的另一个女知青。咳，走后门走到一块了。本来嘛，一个县几个人有实权，又有多少女知青？我一见她就知道自己无望，她的祖母是省里名医，父亲也大权在握。果然，那个叔叔对我说，你再等等，下一次的招工名额是她的！

可是，我也同时听说，招工很可能就要冻结了。正在我十分绝望的时候，突然听说大学要招生，而且还要考试。我相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犹如天上掉下根救命稻草。我请那个叔叔帮忙，给我们公社分个名额，并向他保证，一定好好补习，在考分上不给他丢脸，不让人抓住把柄说闲话。我天真地以为，从初一开始，数学六年，物理五年，化学却只有四年的课程，死记硬背的东西也相对多一些，补习起来应该最快，就决定报考化学。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了，我手里有几本哥哥们用过的数学、物理书，又专门跑到城里，借了一套化学课本，还讨了些别人用剩的纸头和铅笔做练习。那时天气尚冷，农活不紧，我也顾不上挣工分了，躲在黑屋里关门读书，连天加夜地苦干，看完了初中的物理和代数，以及中学四年的全部化学课程。眼睛累得直流泪，做梦都在背分子式。那种紧张程度岂是言语可以形容！

我兴冲冲地去县城打听消息，没想到又碰上那个名医的孙女。她也知道大学招生了，软磨硬蹭和那个叔叔商量，想放弃给她安排好的招工机会，和我争上大学。我本来满怀希望，猛一下就像掉进了冰水。即使我们对换，我对招工也没有信心，因为还有接收单位，我不知道如何打点。可是，考大学我却有了几分把握。那种年头，谁还读书？再说，我父母都在大学工作，熟人里也有参加招生的，多少可以帮帮忙吧。急中生智，我就把考试搬了出来。因为她和我同届，都是初一没上完就下乡了，只是她不爱读书，这么多年从没摸过书本。

叔叔开始挺为难，虽觉得那个女孩节外生枝，可又不想得罪她的家人，这下就有了主意。他说，不管我们俩谁想上大学，推荐一关他都帮忙。但是，如果考不上，错过这次招工，以后他就再也不管了。这么一来，那个女孩害怕了。她知道我有读书的癖好，下乡几年来，闲极无聊时经常自学，甚至以解数学物理习题取乐。这一个多月来我拼命补习，大家更是当作笑话，早就四处传开了。她很明白考试一定拼不过我。再说，上大学还有个分配问题，谁知道将来分到哪里？招工却肯定回省城，她不愿意放弃铁定回家的机会，就让步了。其实，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我也并不以为上大学就比进工厂优越，只不过同是离开农村的途径罢了。

我只知道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倘若考不上，就真要在农村一辈子了。我提心吊胆，最怕同屋那个老高三的女生也会参加考试。她的父母也都在大学任教，当时也含冤未雪。我相信她同样知道招生的消息，虽然我们从未交换过信息。

等到考试时，我才发现白白紧张了一番，那真是一场闹剧。几个老师每人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各科的牌子，考生们一个个进去面试。记得英文考试是读那几句“时代最强音”。考语文，先是念了一段报纸，又背了一首诗词。我不但背了红太阳的词，又随口背出了南宋大诗人被“反其义而用之”的原词，还特意加了一番注解。我读的中学是名校，不但授课用普通话，同学之间也说普通话，在众多讲方言的考生中自然令老师刮目相看。物理考得很简单，老师只问了牛顿三定律。只是那时不许提名人，就变成了“物理三定律”。到了考数学的那儿，老师先查我的学历，说我既然是初一水平，就不考三角几何了。他只考了我一道因式分解，我反而觉得不过瘾，告诉他我会解高次方程。他只是笑了笑，让我去下一桌。那桌考化学，也是我报考的专业和学习的重点，我憋足了劲儿要显示一下，没想到那个老师说，初一没学过化学，不考了吧，只问我为什么要学化学。我在农村瞎捣鼓，和一个高中女生一起，曾经尝试着做过“九二零”激素，据说可以增加棉花产量。我就对老师说了这事，还说因为没成功，所以很想揭开它的奥秘。其实，我根本不懂那更是个生物问题。老师笑着点点头，就让我走了。

我只好出门。可是，等在外边的哥哥一听就急了，他奉母命专门来陪我考试，非要我回去重考。他说我报了化学专业却不考化学，第一志愿不录取，谁还会要你？这一个月的辛苦岂不白费了！我很害怕，犹豫着蹭了回去，又不敢往里闯，却在门外听到老师们商量。考语文的老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他很想要我，化学老师就准备放弃我。学中文？我立刻急了。我小时候确实很喜欢文学，有次为学校的演出编写小品，被父亲看到了，他高兴地说，你将来可以学文，当剧作家。作家，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幼小心灵里的一道美丽光环。可是，文化大革命飓风骤起，学文的父亲首当其冲。覆盆之下，冤魂无数！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充斥文坛，文人们要么说谎，要么入狱，谁还再敢舞文弄墨？

我不顾一切推门而入，直奔化学老师，要求再考化学。他吓唬我说，如果你考不好就没人收你了。我执拗地说，无论如何我都不学文科！我已经自学了中学所有的化学课程，不怕考试。老师大概也很奇怪，就从元素周期表的定义，元素符号，分子式，一直考到反应方程式的配平。初春天气，我考了一身汗，另外几个老师也都关心地围着看。我终于把那道方程式配平了，大家一起为我舒了一口气。就这样，我居然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如愿以偿离开了农村，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

我不知道别人都考了些什么，只听到很多流传的笑话。考外语的把大写的“A”说成扑克牌上的“爱斯”，考数学的解不开带有括号的四则运算。我也不知道全县有几个高中生参加了考试，反正“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我最担心的竞争对手，同屋的高三女生根本就没报名。那些年来，我从没见她读过书，大概她对人生早已绝望，彻底放弃了。我听说她一直没能上调，78年知青大回城的前夕，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和一个在县城工作的人结了婚，失去了所有的机会。可也正是那一年，我从工作了四年的地质队考上研究生，随后又飘洋过海，再没听说过她的消息。

在中国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我只有几次可以选择的机会，可谓难得。那次选择，虽然带着深深的无奈，却是我整个命运的转折。我感叹自己侥幸，却总也忘不了那个荒唐的年代。

节选自《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文/凡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