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抗疫，跟大躍進人民公社差不多了。 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號召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隨後把那些知識分子打成右派，共有超過55萬人。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要超英趕美，全民大煉鋼鐵，糧食畝產過萬斤。很多人知道這是荒唐的，但絕大多數人不再敢給黨提意見。彭德懷指出了一小點實情，便立即被打到。而農民太擁護人民公社了，他們喜歡吃免費的大鍋飯，即便後來餓死了三千萬人，他們也不在乎。這也鑄就了後來的四清和文革。擁護文革的人占絕大多數，文革中受害的不到5%。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實權，依靠病弱的林彪四人幫把黨政各行各業從中央到地方的當權派統統都打倒。其實當時的劉鄧陶，賀龍陳毅掌握實際的黨政軍大權，完全可以阻止文革悲劇在他們自己身上發生。像後來的四人幫趙紫陽倒台一樣，上位的人其實很虛弱，如赫魯曉夫。 很多複雜的歷史其實僅僅是個心理問題。所謂民意權威，所謂個人崇拜都是一種精神狀態，可以與社會的真實狀況相符合，也可以不符合。相悖得遠的就屬一種病態。上位的人往往善於製造利用這種病態。他相信沒有人能識破這皇帝的新衣，因為廣大民眾的蒙昧是他們暴政最強大的後盾。 沈仲文在其文章【“動態清零”是打贏疫情防控硬仗的必由之路】中聲稱：疫情當前，是“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如何選擇，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爭，策略之爭，方法之爭，本質上則是制度之爭，國力之爭，治理能力之爭，甚至是文明之爭。 誰是沈仲文？沈仲文是深圳特區報重要文章的諧音縮寫。署名“沈仲文”的文章一般在重大事件和重要時間節點推出。 要批駁沈仲文的文章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那文章太荒唐了，太有病了，要跟一個精神病人去講理，確實沒有必要，不可能講得通，因為雙方沒有共同的是非標準。 但上海，深圳，武漢，西安，東北人，就苦了。為了這制度，國力，治理能力和文明之爭被封了起來。 也許這些人都瘋了。一個與流感差不多的流行病的防控，怎麼就上綱上線搞得如此瘋狂。這政策是怎麼制定出來的？怎麼執行得了？普羅大眾又怎麼會接受？肯定是對這三者都有好處，要不然怎麼會如此瘋顛？深圳特區報當然有公衛方面的專家和高手，怎麼會寫出如此極端離譜的文章，像當年的梁效。上海，深圳，武漢，西安，哈爾濱，吉林等城市，有成千上萬的院士，教授，醫生，衛生防疫的專家，怎麼就沒有一個人發聲，提出不同的意見？像前天上海那市民給疾控中心打電話時說的“老百姓沒有渠道反映他們的意見”，上海疾控中心的領導說“作為專業工作者，她已經向上面報告了N 次，沒有人聽。” 五七年把別人打成右派的人，後來文革自己也挨得很慘，熱衷批鬥抄家的紅衛兵後來被下放農村，成了被“耽擱的一代”。如果整體經濟垮了，但願你不是那被餓死的人之一。否則你不會在意“間充質幹細胞外泌體治療肝臟疾病的研究”是否可發表在Science或Nature 上。因為這樣的課題本身也是十分荒唐的。 留給你保持沉默的時間已經不多。明哲保身，讓別人去做烈士，自己坐收魚翁之利的事，這次可能性也很小。因為要封的是你家的小區，你以為是別人家的啊？是你家的。站起來吧，齊聲說NO比集體大逃亡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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