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社会的流行现象都可以从其中探讨、研究这个社会的本质。在一个专权、舆论不自由的社会,每一个统治者上台后,他都习惯在历史中寻找与自己相同类的统治者,并加以歌颂和宣传,一是证明自己道路的正确,二是让社会更多认同他的统治行为。毛泽东走的是极度的个人集权专制政策,因此他找的同类统治者是秦始皇之类的。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所看的一本小人书《秦始皇》,便将秦始皇无限歌颂,英明神武,从不犯错,焚书坑儒威震了无数的牛鬼蛇神。 一、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的共通点 不过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极度集权的毛时代,慈禧、李鸿章、袁世凯都是被一致认为是卖国贼大肆批评。而到了近代,这一论点却被不断的翻案,这是为何了,其时我们剖析一下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的共通点便可得知。 记得原来《走向共和》给慈禧翻案时,一位历史学家站出来说:一般人印象因慈禧扼杀了百日维新,是守旧派,实际上慈禧作了不少对改革有益的事,她是改革派。我看到这里时,真是感到,人不要脸,真正无敌。任何一位精研历史的人都知道,慈禧不是改革派,也不是守旧派,她是权力享受派。她对改革与守旧的看法是,改革也好,守旧也好,都不能有一丝一毫影响到她手中的权力,更能不影响到她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婪享受,因此改革与守旧派谁的势力大,她就打击谁。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是权力享受派。他们三人的第一个共通点是:掌握权力为什么?第一是为个人享受,第二才是履行权力的义务,即治理好国家。 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三人的第二个共通点是,他们三人都是权谋、关系学的高手。他们三人是通过权谋、关系构建一个团体分赃的上层统治网络。他们三人就是这个网络中的最上层统治者,巧妙的利用权力平衡学、行礼受贿学、拉拢打击学建立一个个分赃团队。 看了这三人的共通点,是不是感觉与当前中国社会极其相象。当然,他们三人都梦想治理好国家,威服世界,万国来朝。但是,治理好国家需要更公平、更公正、更公开的起用人才,与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益相冲突时,他们又翻脸无情,坚决拒绝把手中的权力那怕释放出一丝一毫,更怕影响到他们的享受与安乐。 甲午战争时,当时的湘军大臣刘坤一在湘军增援小败的情况下,仍然请战,并清楚的提出了对日决策:“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当时的日本,并没有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极为贫弱,对中国作战,消耗最大的就是弹药。这些弹药需要从欧洲进口来,然后翻山越海运送到前方士兵的手中,士兵再开枪开炮将弹药打出去,这是一笔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损耗。日本史学家腾村道生的日清战争一书中提到日军在进攻平壤时若连续激战三四天,便会弹药打光,不得不撤退。这充分的说明了日本当时军费的紧张,持久作战的困难。日军就算有人有枪有炮有吃有喝,没有子弹炮弹如何作战? 但慈禧不愿前线的战争和败仗影响到她过六十大寿的心情,坚决的支持求和停战,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甲午战争这一巨大的耻辱。连日本后来也承认,他们特选在慈禧过六十大寿这一年发动甲午战争,是将慈禧过六十大寿列为战争的一个有利条件的。再到百日维新,慈禧也想变法使国家强大,但她看到变法将使维新派彻底掌握权力,压倒守旧派时,有可能打破权力平衡影响到威胁到她的统治地位,便立即镇压了维新派,并无耻的对六君子发动屠杀。 二、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与当今社会之怪象 当今中国公认的一点是,没有权谋、关系傍身,便寸步难行。细看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他们三人手中的权力,即不是世袭得来的,也不是公推公选得来的。而是他们三人靠各种权谋、关系和贿赂的手段而得来的。他们三人另一特质就是贡献受贿享受论,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三人执掌中国大权几十年,你要说他们光做坏事,不做好事也不对。用放大镜看他们三人,还是为中国的发展做了一些事的,但他们三人认为,我用手中的权力为国家做了一些好事,也应该用特权让自己享受一下。就好象一个医生,用手术救了人,他认为我即然救了人,收取红包,享受回扣是正常的;一位教师,他认为我辛苦教育别人的子女,因此我收礼改善一下个人生活也是正常的;一位高官,他认为我天天都是在为普通民众做好事,有了时机利用特权让自己享受一下也是正常的。 再来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他们三人的共通点,就是手中的权力决不可动摇,那怕出卖下国家的利益和团队的利益也行。因此才有了近代一众卖国条约。 他们三人的这些共通,一般老百姓能认同吗?我所认识的多数老百姓都不认同,但国内的社会精英们却多数认同。无他,因为他们也主要是靠权谋、关系和贿赂得来的权力,他们在用权力做事付出的同时,也在拼命的利用权力贪婪、享受、专权。在这种社会乱象下,无数精英们要找一个与他们道德观、价值观基本共通的偶像。因此,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三人的大肆翻案与歌颂,只是中国社会主流精英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集中体现。这种现象,或者是有意为之,或者是无意识的共鸣现象。 如果社会继续鼓吹他们三人会带来什么结果了?让我们看一看他们三人在历史上的下场便可得知。历史上,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三人不光自己受到惨重的失败,还一并带累国家受到无数的耻辱与失败。这就是信奉他们三人的下场,但在近代,无数文人翻案之文大兴,纷纷说中国的失败与他们三人无关,是全国人的责任,也是中国人的集体愚昧。不知何时,这些文人把我们全体人都代表了。 有无耻的社会,便有无耻的文人,更有无耻的精神偶像。 (感谢维梁先生的留言,看了他的:谁才是辛亥革命后国家民族痛苦的真正祸根,特地为了回应他而写一篇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