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黨產問題的由來和處理 （摘自《楊尚昆回憶錄》）
黨產問題，是一個特殊歷史條件所留下的問題，它是在革命困難時期為維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共產黨全面執政的前夕自動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即楊尚昆）到延安時，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情況十分困難，原因有三個：一是抗戰初期，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時，國民政府按4．5萬人的編制撥發經費，3年後，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經費卻分文沒有增加，連外來的援助也常被國民黨扣發；二是陝甘寧邊區140多萬人口，要供給7萬脫離生產的幹部和戰士，本來已是魚大水小，困難很大，加上這年入夏以後，水災、旱災、風災和雹災並發，以致有數萬災民生活沒有着落；三是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加緊“限制異黨活動”，竟停發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經費，又命令胡宗南對邊區實行“經濟作戰”，不讓糧食、棉布進入邊區。所以毛主席說：這是“最大的一次困難”。怎麼辦呢？朱老總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務”，每一個單位都要有一點“家務”。
那時說的“家務”就是種菜種糧食，做生意的單位很少。任弼時同志作了一番調查，向政治局提出一個方案：一是軍隊實行屯田制，生產自給；二是開荒；三是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朱老總又親自踏勘南泥灣，金盆灣。王震率領三五九旅屯墾南泥灣，王維舟率領三五八旅去隴東開荒種水稻。鹽的產運銷由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負責，邊區政府出資，“官督民運”。延安所有機關、學校，人人動手，開荒種糧種菜紡線，連毛主席也有生產任務。
3年後，邊區糧食自給有餘，棉花能自給一半。三五九旅能生產自給。邊區財政開支的64％依靠自給。毛主席稱讚：“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黨的“家務”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民黨統治區甚至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把邊區的土特產外銷，換取法幣和美元，採辦根據地不能生產的電訊器材、醫藥用品等。這件事，當時主要由任弼時、朱老總和（李）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盧緒章，後來他在新中國擔任外貿部副部長，在香港搞了個華潤公司。華東區也派曾山搞了個五豐商行。北平這攤由賴祖烈經營。
當時有那麼一批人，深入敵區，為黨籌措經費。後來邯鄲解放，楊立三（時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編者）被派去搞貿易公司，沒有搞成。這件事還鬧出個笑話：有一次，華東來的人經過邯鄲，看到楊立三穿着長袍馬褂，戴着禮帽，大吃一驚，回來報告說，楊立三叛變了！黨產中還有一個來源，是抗戰爆發後在大後方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其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參政員，每個月可領取600元法幣，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他們把這些錢繳黨費，也歸入黨產。
這批黨產，在關鍵時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說，日軍投降後，蔣介石為了打開軍隊出川的大門，派30萬大軍將6萬中原部隊壓縮在鄂東宣化店為中心的狹小地區，五師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財經給養有朝不保夕之慮”，“年關在即，無米為炊，萬萬形勢，生活危險之至。”為了救急，任弼時屢電各解放區多方籌款接濟。毛主席也出面指定華中、山東、晉冀魯豫、晉察冀4區“負擔五師一個月經費”。五師才度過難關。
1946年夏，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也要遷往南京，還要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在平、津、滬創辦報紙，都需要籌款支持。1948年，為了籌備新政協，請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需要租賃外國的輪船。如果沒有黨產，這些開支簡直難於應付。
經營黨產，那時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考慮，就是全國勝利後，共產黨就不領國家的錢，自己吃自己的。進北平前，要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任弼時同志和朱老總提出一個問題：你共產黨不用國家的錢，其他那麼多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這個問題受到大家重視。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在會議中明確作了結論：我們應該公開地坦誠地和民主人士合作，統統吃國家的。黨產的問題，以不搞為好，有飯大家吃，向他們說明就是。
中央決定黨不搞貿易和商業活動的方針既定，經營多年的黨產完成了歷史任務，作了如下處理：比如鄧潔在北平經營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帶中直機關的商店，還有現在建為北京音樂廳的電影院、東郊的木材廠，還曾準備在密雲開挖的金礦，這些全部移交給北平市。賴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條銀元，記得還有幾方古印，當時存放在東交民巷中國銀行保險庫里，折價賣給人民銀行，錢存在中央的特別會計室。至於香港的華潤公司和五豐商行等，因為當時香港還是英國人控制的地區，只能交給香港工委管理。
經過這樣處理，黨產中凡是同商貿有關的部分都脫了鈎。特別會計室只留下折價出賣所得的款項、黨員上交的黨費和毛主席的稿費，繼續由賴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這些錢幹什麼用呢？根據朱老總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體上有這樣幾種開支：
一是補助黨的活動經費。那時財政部的撥款有限，不足時從中開支。黨的八大的費用是國家開支的，上海工作會議是華東出的錢，政治局會議就從特會室支付，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有些也從這裡開支。
二是照顧一些老幹部的遺屬。許多老同志，為革命奮鬥一生，長期以來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畢生沒有什麼積蓄。去世以後，遺屬需要照顧。原來的中央委員去世後，繼續發放一年工資，像彭濤、黃敬的夫人都是從這個款項中支付的。
三是支付在蘇聯養病的王明的工資。建國後，王明長期住在蘇聯，他的工資我們用人民幣換成盧布請蘇聯駐華使館轉交。
四是向蘇共對外聯絡部交過幾次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基金，因為共產國際早已解散了，沒有執政的共產黨有的需要資助。我們建黨初期，曾受過共產國際的資助。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執政黨，我們也有義務每年向蘇共的聯絡部提供一定數量的美元，大概交過兩三次。
至於毛主席的稿費，特會室是代管。他的親戚故舊在生活上需要資助的，由他提出來，交特會室支付。比如楊開慧家屬、賀子珍以及毛的舊友等。中辦信訪局裡有個“舊誼組”，專門處理毛主席親戚故舊的來信，歸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經濟資助的，由毛主席簽字，賴祖烈的特會室支付。其他凡是要從特會室開支的，都由我簽字支付。
我們黨從執政開始，毛主席就決定停止以商貿活動來搞黨產，這有深遠的意義。因為執政的黨，手握大權，如果和商貿活動結合，必然會形成一批享有特權的經營單位和部門，而又無人敢於監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為腐敗現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當時這個決斷對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有着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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